虽然孟加拉人口有一亿两千万之多，但它完全被一小撮人掌控，他们彼此大多是大学时期的朋友。孟加拉的这种社会政治方面的不幸特色常常能帮助格莱珉克服一些否则简直不可逾越的官僚障碍。举A.M.A.穆希思为例，我在美国教书时，他是巴基斯坦驻华盛顿大使馆的商务参赞，解放战争时期我们配合进行游说美国政府的工作，并努力争取赢得美国公众对我们事业的支持。我们是朋友。
1982年，我们又在库米拉的孟加拉乡村发展学院（Banglades）见面了。我到那里是要提交一份有关格莱珉银行未来发展规划的报告。当我们在会议厅聚齐时，得到了消息：一场军事政变颠覆了平民政府，军队首领侯赛因·穆罕默德·阿萨德将军（hussain Muhammad Ershad）夺取了政权并宣布戒严。由于不许我们离开那栋大楼并且禁止任何会议，穆希思和我与所有其他代表都坐在学院的食堂里聊天。
当穆希思还是一名行政人员的时候就很仰慕格莱珉，甚至希望在他自己的村里也开展格莱珉试验。困在会议室里，我用了大半天时间向他解释将格莱珉办成一个独立银行的理想，还讲到那些政府里的公仆们与中央银行的官僚体制如何与我作对。这天结束时，军方解除了对公众活动的限制，我们回到了达卡。
几天之后，穆希思出人意料地被新政府提名为财务大臣。于是，我在学院“浪费”的那一天工夫就对格莱珉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几个月以后，我见到了穆希思并请求帮助。他主动建议将格莱珉事宜放在中央银行下个月度会议的日程上。那是个很艰难的会议，穆希思面对的是自所有国有银行的董事经理们暴风雨般的反对意见，他们提出一打理由说明将格莱珉转变为一个独立银行是不明智的。
会后，穆希思把我拉到一边，问我:“尤努斯，你有耐心吗?”
“有，我也只剩下耐心了。”我说。
“那好，那就让我来用我的方法处理这件事吧。”
两个月以后，穆希思又召开了一次由七名董事经理参加的会议，格莱珉试验就是通过这七位经理所在银行的分行进行的。他又一次提出有关格莱珉未来的那个有争议的问题，所有的人又都说，格莱珉的作为使人印象深刻，但如果要将其转变成独立银行就将会是一场灾难。
一位董事经理说:“尤努斯将不得不负担许多现在是由我们所承担的管理费用。他还没有意识到他那种贫困银行需要的时间和开销会有多大。”
另一位经理说:“尤努斯，您为什么不就在我们银行建立一个部门，通过我们来工作呢?那对于您不是更合适吗?”
“不，那不合适，”我说,“那样我就不得不采用贵行的规章与程序了。在坦盖尔我们已经看到那是极为困难、近乎不可能的。”
“你们会赔钱的。”另一位董事经理警告说。
“它绝对不会成功的。”另一位说。
“那些工作人员会欺骗您的。您不知道内部控制是怎么回事，您不是个银行家，从没掌管过一个银行。您是个教授。”
幸运的是，财政部长赛义德扎曼（Syeduzzaman）先生也是格莱珉的朋友。穆希思赢得了他的支持，将我的提案直接呈交总统。作为军事独裁者的总统没有政治合法性，也许他从格莱珉看到了一个获取政治资本的机会。无论他是怎么想的，情况的发展对我们有利。有总统的支持，将提案呈送内阁不过就是走走形式而已了。内阁没有提出任何新问题就批准了提案，并责成财政部实施这一规划。
我希望新的格莱珉银行百分之百地由贷款者所拥有，在提案中我也始终是如此表达的。但是财政大臣穆希思确信，如果我提出给政府一部分股权的话，提案获得通过的可能性就会更大。为了寻求帮助，我去找卡马尔·侯赛因（Kamal hossain）博士，他是前外交大臣，孟加拉首位总统的高级助手，在孟加拉宪法的起草过程中扮演核心角色。
侯赛因非常欣赏格莱珉，马上接手了为我们起草法律构架的所有细节工作。他建议，我们主动提出将40％股份给政府，60％留给我们的借贷者。我们经过无数稿的反复，没完没了地详细讨论每一段，每一行，每一个字。最后我们将文稿送呈财政部。
穷人的银行家1983年9月末，我正在伦格布尔旅行时接到电话，被告知总统已经签署了公告书，格莱珉银行诞生了。那是欢欣鼓舞的一天。我在乔布拉的小小试验成长为一个正式的金融机构了!但是当我终于回到达卡看到公告书的全文时，我震惊地看到，拥有权的比例被颠倒了——政府保留60％所有权，而只批给贷款者40％。事实上，格莱珉成了一家政府拥有的银行。我感到被出卖了。
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财政大臣打电话。穆希思是个很有耐心的人，他很同情我的立场。“尤努斯，我知道你生我的气，”他开始说,“但是你想要建立一个银行，是不是?这是我能为你做到这件事的唯一途径。”
“但是这违背了我所为之奋斗的一切。”我说。
“不，并不违背。我为你的银行有一个非常清楚的计划，我不想它被毙掉。如果我用你的方法呈送那份提议，它根本就不会被内阁通过，所以我把它做了变动以便得到内阁的批准。现在你就去着手把这家银行建立起来吧。一旦它建立起来，你可以再来财政部变更所有权的结构。那会容易得多的。我向你保证，一定在两年之内把所有权的比例颠倒过来。我向你承诺。”
我不是十分确信，回去和同事们讨论，大家都感到别无选择，不管喜不喜欢，格莱珉银行已经诞生了。我们最好随遇而安，导引它向正确的方向前进。格莱珉立即展开了作为独立银行的全面运作。我们与所有的商业银行签署了贷款协议，接管我们在其间的债权债务，于1983年10月1日生效。第一个工作日就落在10月2日，我们决定举行一个开业典礼。
我们邀请财政大臣穆希思作为我们开业典礼的首要嘉宾，但是，当我们告知财政部官员开业典礼将设在一个村子里的一家分行举行时，他们的答复是那个地点不合适，庆祝活动应该在达卡举行，那样，政要们就能参加了。我努力向他们解释，格莱珉不是开在城市地区的，在一个没有贷款者的地方举行典礼是讲不通的。
“如果那个庆典在达卡举行，那就会将我们的贷款者排除在外，而那些人拥有银行40％股份。”我说,“不能只因为政府官员们不想到村子里去就把他们都运送到城里来!”
我们立场坚定。我们想要庆典在一个乡村背景中举行——在我们的地方，在我们的借贷者之中，在他们的家的近旁，在他们的村子里。我们是一家乡下人的银行，是为乡下人服务的，我们开业地点的象征性是不会为了任何人迷失的。
财政部负责格莱珉银行的官员警告我们说，如果我们坚持在村子里举行开业典礼的话，部长可能不出席。我告诉他，是不是能找到时间，那得由部长决定，但我们的庆典将会如计划进行。僵持不下之际，我给穆希思打了电话，把时间、地点与庆典日程安排告诉了他。他立即表明会出席，并给了我几个也应受到邀请的朋友的名字。现在，我心里很清楚了，根本就不是部长本人，而是一个部里的官员认为庆典应该在城里举行。我向穆希思提起这件事时，他说:“他有毛病。格莱珉（‘乡村的’）银行为什么要在城里举行开业典礼呢?我简直无法想象如此荒谬的事情。”
在为银行起草法律构架时，我同时也在努力构想一个格莱珉的专用标识。开会时我经常在笔记本上胡乱涂写，而现在所有的乱涂乱画都与专用标识有关。有三个主题占据了我的心思，它们都和乡村有关。一个涉及编织，特别是竹藤编织，我认为那是一个美丽的象征，因为编织能够将一些很散碎的东西汇编成一个有力的整体。我尝试过许多编织图案的设计，但没有一个真正达到我期望的效果。另一个主题是“五”这个数字，因为我们所有的小组都是由五个借贷者组成的。我用五根棍，五个人，五只手，五张脸，尝试过许多组合。第三个主题是一个乡村茅草屋。它设计简单而能充分地体现乡村的含义。
这段时间里，每当我去一个格莱珉的村子都要仔细地注意观察：未完成的竹编，脱粒，各类农活，住所，用具与装饰品等等，看是否能挑出某些细节性的东西，用在我们新的专用标识中。正在曼谷出席一个研讨会时，我脑海里突然有了一个专用标识的轮廓。我不关注研讨会了，仔细琢磨那个茅草屋的主题，突然间产生了一种设计。我把它画了几个版本，立即就喜欢上了其中的一个。我知道，我找到了我的专用标识，我甚至把它的配色写了下来。
一回到达卡，我就让人把这个专用标识画出来，并上了颜色，拿给穆扎梅尔（Muzammel）、迪帕尔、努加罕和戴杨看。他们的反应很谨慎，问了许多问题。它象征什么?这些颜色是什么意思?我做出我的解释：这个专用标识的茅草屋代表乡村，但也可被读解为一支向上射的箭，箭的红颜色象征速度。茅草屋中央的绿色代表新的生活，那就是箭所瞄准的目标。
一开始，我的同事们并不十分热情。我争辩说，我们应该马上采用这个专用标识，把它放在所有的地方——我们的信纸抬头，信封，小册子和所有其他文具上，使它成为整个规划的有机组成部分，被这个新的银行继承下来。为了使这个专用标识与格莱珉更加密切而不可分割，我提议，在我们的开业典礼上使用它。我们可以用竹子和彩纸做出一个出色的专用标识来。把它作为一道大门，人们通过它走进格莱珉银行。
我们在坦盖尔的贾莫基村（Jamurki）的一大片空地上举行了开业典礼。我们邀请了一些借贷小组和几个分行的所有工作人员来观礼，还有其他来自达卡的来宾，人们挤满了那片空地。穆希思大臣、贷款者代表，还有我坐在讲台上，那天天气好极了，阳光灿烂。如典礼场合的惯例，我们背诵神圣的作为庆典的开始，然后是妇女贷款者们充满感情的发言。对于为此目标奋斗了这么久的所有人来说，这是一个成真的梦想。我望着身着各色纱丽的妇女，红、绿、橙、粉构成了一片纱丽的海洋。所有这些前来参加庆典的成百上千赤脚的借贷者们，他们用自己的脚投了票，他们想要摆脱贫困的决心无可置疑。那真是美丽的景象，充溢着能量和力量。
格莱珉从一个在充满敌意的银行体系中运作的试验项目，转变为一家为穷人服务的独立银行，这一挑战使我和我的同事们，还有我们的借贷者都非常激动。我们继续遭遇着孟加拉银行家们的怀疑，但是从1983年10月2日起，我们就可以一个同等机构——而且其金融运作绩效超过传统的商业银行——的身份来坚持我们的立场了。最重要的是，独立使我们得以成长。我们惊人的速度急速增加着新的支行。我对我们的培训手段以及小额贷款方法的质量充满自信，我看不出此时有任何降低速度的必要。
在20世纪80年代的后五年中，我们不仅经历了数量上的增长，而且对整套方法做了许多改进。截至那时，我们招募的员工都是临时工，他们不由得经常忧虑这个试验是不是会终止，那样他们就会失业。格莱珉成为一家独立的银行之后，他们都自动成为这个新机构的正式员工，他们所有人都是大赢家。我们还普及推广了十六项决议，那些决议产生于借贷者们的一个全国性工作会议（见第八章）。我们的规划加入了住房贷款，在社会开发方面的努力得以扩展，并进行了灌溉贷款与其他季节性贷款的试验。虽然遇到一些挫折，如1987年、1988年的洪灾与坦盖尔地区的还贷危机（我们的第一次危机），这仍是一个成长、革新与充满信心的时期。但是我们意识到了，要使我们的成长可持续，我们需要解决向独立银行转型过程中遗留下来的一些治理方面的问题，其中最紧迫的就是要将格莱珉从一家国有银行转变为一家主要由其借贷者拥有的银行。我们指望着穆希思的引领来完成这件事。
不幸的是，还没有机会完成他要改变格莱珉股权结构的承诺，穆希思财政大臣就在1985年辞职了。所幸的是，穆希思的好友，财政部终身部长赛义德扎曼也对格莱珉十分热情。赛义德扎曼了解穆希思对我的许诺，当我提醒他这件没了之事时，他向我保证，他会支持穆希思的决定。
他说话算话，悄悄地变动了格莱珉的股权结构，将75％的股权授予贷款者，25％留给政府、国有的索纳里银行（Sonali Bank）和孟加拉农业银行。
但是，随着我们治理状态的变化又出现了另一些复杂因素。1986年，董事会构成变更，大多数成员来自贷款者股东，于是我们的境况变得很奇怪，格莱珉成了一家由一名“政府官员”掌管的非国有银行。根据我们的法律构架，我是一名由政府指派的董事经理，因此，我必须遵守一名公务员须遵守的所有规章，包括我出国参加任何会议之前，都要得到总统的批准。一件尤其令人恼怒的事发生在1985年，我因出国申请被总统驳回而无法出席在内罗毕召开的联合国妇女大会，他的问题是:“一个男人为什么要出席联合国的妇女大会呢?”
我的任命也是悬于游丝之上，官方委任书上说，我“担任董事经理，直至发出进一步的指令”。换言之，只要政府没有对我的工作感到不快，我就可以坐在这个位子上。很可能我哪天早晨醒来会在报纸上看到，已任命别人取代我在格莱珉的董事经理职位。政府无须解释将我解职的理由，也无须解释接下来我该怎么办。
这种组织上的安排没有稳定的保证，我一直在担忧，这届或下届政府会突然把我取而代之，从而使格莱珉陷入危机之中。于是我去咨询帮助我们建立起银行的律师卡马尔·侯赛因博士，草拟一份要求国会批准修改格莱珉银行法律构架的提案。提案须经由财政部递交到国会，但部里的官员们根本不想让这个条款得到修改，他们干吗要去变更那个赋予他们变更董事经理的无限权力的条款呢?我送去了我的修改提案，财政部果然对它不予一顾。我又将它呈送给一个更高级机构，是由部长们组成的名为全国经济理事会执行委员会。他们推荐采用我的建议，而财政部的终身部长仍不予理会，当我亲自向他提出这个问题时，他争辩说那个委员会不是政府，财政部无须听取其指令。这是我从迟钝的政府机器中得到的一个无法忘记的教训。
我继续不断地去敲各种各样的门。最后，我向阿萨德总统本人提出了这个问题。他命令他的财政部长在下一次内阁会议上提交审议我的提案，但是那位财政部长给总统的建议是不要修改那一条款。我没有放弃。我向总统的秘书长说明了情况，这位高级官僚恰巧是我在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教书时我的数学班的一个学生。我请求他的帮助，他答应将尽全力。他组织了一个高级别的专题会议，邀请了副总统、中央银行行长、财政大臣、财政部长、计划大臣和我本人参加，由总统担任会议主席。
我竭尽全力为我的提案力争，除财政部长以外的所有与会者都表示了对我的支持。财政部长的反对理由是，他担心政府会失去对这家银行进行必要监管的能力。尽管他提出了警告，会议还是批准了修改提议。提案终于被送呈国会，就在阿萨德政府被一次人民起义赶下台及国会被解散之前，提案得到了批准。根据新的条款，一名董事经理必须由董事会而不是政府任命。经过一些法律程序之后，董事会任命我为格莱珉的董事经理，我不再是一名公务员，而是银行的一个雇员了。更重要的是，格莱珉银行现在可以自由地选择一位为其股东利益服务的总裁，而不必听从政府的吩咐了。
这一修正，是格莱珉银行的法律构架中一项关键性的转变。但为了更加确保格莱珉银行的未来，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需要解决，那就是董事会主席的任命，它目前是由政府指派的。如政府的一贯作风，这一任命的有效期是“至发出进一步的指令”，那就是说，这位主席随时可以被政府撤换。这种安排对银行的稳定性构成威胁。董事会主席的作用至关重要，尤其是对我们而言：十三人董事会中的九位贷款者代表们一般都是文盲。
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格莱珉银行积极进取的扩展规划使我们每年大约新增100个分行。从乔布拉与坦盖尔进行的六年试验中学到的许多经验，使我们得以对整套方法加以完善，这些新的分行质量都非常高。到1985年，我们拥有了一支由年轻的专业人员组成的出色的骨干队伍，他们都拥有好几年乡村工作的经验，能够指导并管理数以百计乃至数以千计的新进员工。我们在吉大港和坦盖尔的一些最老的分行碰到了一些问题，我们在那里运行检测与纠错的程序时，贷款者受到许多政策变更的影响。但是，在1983年之后建立起来的分行的运作都非常好。
起初我们将全国总部设在达卡郊区的夏莫里（Shymoli），地处城市金融区的外围。我试图推迟至首都的搬迁——在那里，有权势的官僚们看起来难免会脱离乡村现实，但是到1983年，我们别无选择了。但我仍坚持所有人都要庄严承诺，保持我们源于乡村的草根本色。我们决定，只有在乡村支行工作过几年的人员才有资格在总部工作，在过去十五年里，这个规矩只被打破了屈指可数的几次。
伴随着自身的扩展，我们眼看着贷款者通过接踵往复的贷款周期而进步着。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会随着业务与自信的增长而增加贷款的数额。一些最精干的贷款者用他们的利润造起新房子或修缮了现有的家。我下村走访时，每次看到一栋用格莱珉贷款资助的业务挣来的利润建起的新房子，我都会感到震撼，但我仍因更多的贷款者无力承担如此大的投资而深感遗憾。我开始考虑如何创立一个新的规划，向具有良好偿付记录的可靠的贷款者们提供建房与修房的长期贷款。我想象，这项新的贷款规划应该以奖励突出的贷款者作为启动。但是我并不清楚应该如何着手。之后，在1984年，我注意到孟加拉中央银行发布的一个广告：乡村地区住房贷款的新的再资助计划。格莱珉银行对此做出响应，向中央银行提出申请，请其帮助格莱珉为其贷款者推出的住房贷款规划。我们解释说，由于我们的贷款者的朴素境况所限，他们无力偿还中央银行广告中所提到的大额贷款，我们的贷款者贷不起75000塔卡（大约两千美元），但是我们确实想贷给他们5000塔卡（125美元）的住房贷款。
中央银行驳回了我们的申请，央行的专家和顾问们断定，用125美元建立的无论什么东西都不会符合对一座房子的建筑学方面的定义。他们特别指出，这样的房子不会被计入“国家住房累计”中去。
我提出抗议。“谁又在意这个‘国家住房累计’呢?”我说,“我们只是想要我们的成员有个不漏雨的屋顶和干燥的住处。”
我们试图使中央银行的顾问们理解，即使如此微不足道的居住条件，对于我们贷款者的现状都将意味着多么重大的改善。但是我们的争辩徒劳无功，他们不为所动。
我们又想出了另一个主意。我们送去第二份申请，解释说，我们不再想做住房贷款了，而是想做“遮蔽之所贷款”。我们指望着他们没有一个对“遮蔽之所累计”的定义或数据，也就不会说我们不符合资格了。然而，尽管负责那个项目的顾问们没有对我们的遮蔽之所贷款提出反对，小组里的经济学家还是争辩说，我们的贷款者承担不起根本不产生收入的贷款。格莱珉能做得好的，是利用贷款产生收入，用他们的话说是“有生产力的活动”，但“遮蔽之所贷款”是消费项目，不能产生收入帮助偿还贷款，所以我们的贷款者无力承担。
于是我们又从头开始。这次我们说，我们想向贷款者提供“工厂贷款”。我解释说，我们的贷款者中绝大多数是妇女,“她们在家里工作时还得照看孩子们，所以她们的家就是工作地点，我们宁愿称之为工厂。再者，季风雨每年要使她们遭灾五个月，在那段时间，由于没有结实的屋顶她们无法工作。为了持续工作保证收入，需要保护她们不受风雨的侵袭，所以我们想向她们提供工厂贷款。的确，这个‘工厂’也是家，但更重要的是，由于它能使她们得到长年工作的条件，因而对她们产生收入的能力具有直接的影响。”
那些顾问第二次驳回了我们的申请。我安排了一次与央行行长本人的会面，请他否决他的官僚们的决定。
“你肯定那些穷人会偿还贷款吗?”行长问道。
“是的，他们会还的，他们一定会。这些穷人不像有钱人，他们不敢冒不还贷款的风险。这是他们唯一的机会。”
行长看着我，说:“你在我们的官员那里碰到了一些困难，对不起。我会允许格莱珉推行一个试验性的住房贷款规划，祝你们好运。”
到今天，我们已经发放了总额1.9亿美元的贷款，用于建造了56万栋房子，每周的分期付款记录近乎完美。商业银行的惯例住房贷款项目是无法取得如此成功的。他们的贷款者很少有人偿还贷款，过上三年那个贷款项目也就中止了。我们的住房贷款项目持续至今，而且仍在扩展。
1989年，由世界上一些顶级建筑师组成的评审团选中了格莱珉的住房项目，授予它阿加·汗（Aga Khan）国际建筑奖，这也是对我们的承认与表扬。在开罗举行的颁奖仪式上，一些卓越的建筑师不断地问我，我们的原型设计——一座花费了300美元的小房子——的设计师是谁。我回答说，根本就没有专业建筑师为我们的贷款者做建房设计，那些贷款者是自己房子的建筑师——正如他们是自己命运的建筑师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