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因斯坦”

    厦门，美称鹭岛。闻名遐迩的海上花园。位于大海之滨的厦门大学，背靠风光奇秀的五老峰。红墙，廊柱，琉璃瓦，依山傍海的校园建筑，像富丽而清纯的钢琴协奏曲，婉转悠扬，洋洋洒洒，尽情地抒发着南国的浪漫和妩媚。细细看去，不得不叹服校主陈嘉庚先生当年非凡的审美目光，中式的大屋顶，写意的飞檐吊角和西式的瓶形栏杆，和谐地构成它的庄重和飘逸，历经风霜大半个世纪，依然如风姿绰约的丽人，洋溢着迷人的异彩。

    陈景润是幸运的。1949年秋，福州解放，他尚是16岁的高二学生。满目红旗如火，他所在的班级，被命名为“朝阳班”。新中国如灿烂的红日，从地平线上冉冉升起，那斑斓的万道金光同样把他的心照亮了。他对未来充满了期望。1950年春夏之交，他高中尚未毕业，毅然以“同等学力”的资格，报考素有“南方之强”美称的厦门大学。他被录取了。

    当时去念厦大，是颇有点胆量的。因为，抬头便可望见仅一水之隔的国民党控制的金门诸岛。炮声不断。红旗插上了厦门岛，但空中却未完全解放，我空军部队尚未入闽，国民党反动派倚仗他们的几架飞机，常来骚扰。因此陈景润的家里人出于安全和爱护，曾劝陈景润就近在福州念大学，而一心向往厦大的陈景润，却毫不动摇，当家里人委婉地以经济原因挽留他留福州就读时，他倔强地回答：“就是走路，我也要走到厦大去！”莫非，这一片钟灵毓秀之地早已辉映在这位未来大数学家的心中么？

    第一次出现在厦大校园中的陈景润，毫不引人注目，他穿着一身黑色的学生装，头戴黑色的学生帽，脚上是当时被称为万里鞋的一种最普通的胶底鞋子，提着一个已经很破旧的小藤箱，一个小小的被盖卷，外加一件他哥哥送给他的旧大衣。他哥哥是解放前厦大法律系的毕业生，深知秋冬海风的凛冽，特地把自己的大衣给陈景润御寒。对生活一贯毫不在意的陈景润，全部思绪很快就被厦大优裕的学习环境紧紧地吸引住了。

    当时，陈景润念的是数理系，入学时只有3个学生，后来，上一届留下的1个同学编了进来，4个学生一个班，老师几乎是手把手教他们的。学生宿舍在博学楼，也就是当今的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走进由著名画家徐悲鸿先生亲自题写门匾的这座花岗石建筑，仍然可以寻觅到陈景润当年住的宿舍：123号房间。当时，6个学生住一间。陈景润睡的是下铺。神往和钟情数学的陈景润，正如高尔基所描绘的：像一个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一样。他很快就陷入了痴迷的状态。

    早在中学，他就开始涉猎大学课程，如今进了大学，他怎肯轻易罢休。时间，被他分解成一个个已是无法切开的小单元，而他把这一切全用于如饥似渴的学习中了。说来让人难以置信，身居厦大，抬头便可以透过海光岚影看到楚楚动人的世界级风景区鼓浪屿，而陈景润却一次也没有去过。近在咫尺的南国名寺南普陀，一派金碧辉煌，晨钟暮鼓，他也极少涉足，更莫提花花绿绿的厦门市区了。他的生活节俭到令人难以想象的程度，每月只用3—4元钱的伙食费，同学们常看到他只用馒头就咸菜充饥。厦门海鲜多，当时价格也相当便宜，他为了节省，很少挑选这些较好的菜肴。其时，建南大礼堂未建设，学校的东膳厅，每逢周末放电影，门票只须5分钱，三年大学生活，陈景润一次电影也没看过。为了节省衣服，他洗衣服也舍不得用力去搓，往往只是在水里泡一泡，抖一抖就提起来，晒干，再穿在身上。耐得住清贫，是一种可贵的品格，正如方志敏烈士在《清贫》一文中所写的那样：“清贫，正是革命者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解放初期，陈景润的家境，因为父亲没有工作，而显得有些窘迫，但陈景润的节俭并非完全是经济原因。80年代他成名之后，经济条件很不错了，他依然如此，一架小型的收录机，学英语用，也是向数学所借的。到美国、英国讲学，对方付了一笔颇丰的讲学金，他也只用很少一部分，大部分积累起来献给了国家。他不愿意把过多时间和精力放在生活上，觉得愈简单愈好。至今，陈景润的姐姐仍保留着陈景润念大学时用的那个破旧的小藤箱。箱内，一双穿透了的万里鞋和几件破旧的衣服，默默地向世人昭示着这一段耐人回味的岁月。

    陈景润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学习上了。他读书有一套自己暗中制订的“高标准”，每天，他除了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外，自己还要根据学习的课程完成一批作业题，少则几十道，多则上百道。每到傍晚，夕阳映红大海时分，逢到潮汛，海滨上一片欢声笑语，人们前去游泳，尽情领略大自然美好的馈赠。而陈景润却是穿着那双露出脚指的万里鞋，前到老师的住处送作业，请老师予以修改、指教。婆娑的木麻黄已经成林，柔情依依的相思树，更是消融了无数流逝的岁月，一代数学奇才陈景润，却是捏着时间的秒表，为人们留下了永恒的记忆。

    攀登科学的高峰是不容易的，那是一步一步踏踏实实的跋涉，是以青春热血甚至宝贵的生命为代价的悲壮的拼搏。陈景润的身体瘦弱，脸色苍白，带着明显的病容，他害怕看病耽搁时间，结果生了病也不去看。实在坚持不住了，就躺在床上，一边看书，一边算是静养。

    他准备了一个手电筒，那是夜晚读书用的，当时厦大虽然没有熄灯制度，但他也担心影响别人休息，到了深夜，就在被窝中拧亮手电读书。这种特殊的读书方式和习惯，一直延续到他在北京中关村工作时期。“文革”大劫，陈景润被揪到“牛棚”中，备受凌辱折磨。有一回，到处找不到陈景润，人们以为他逃跑了，四处搜寻，皆不见踪影。后来，才发现他就在“牛棚”中的一卷被窝里，瘦小的他躺在被窝中拧着手电看书。一烛亮光如豆，居然照耀着他大半生跋涉征途。清冷也罢，寂寞也罢，只有他独自能够真正地品出其中的甘苦和绵长了。

    他学习真正到忘我的程度，有一回，从食堂回来，厦门的天气多变，一阵海风，忽然吹来了一片雨幕，同学们见状都飞跑起来，只有他独自漫步着，在雨帘中依然是那么地沉稳自在。他的同班同学杨锡安惊奇地问：“你不淋雨么？”他才恍然大悟，说道，他根本没有感觉到下雨，他的心绪全部沉缅到一片书海中去了。一个人痴迷到如此，便必然引起众人的注目，像中学生起绰号一样，他的同学同样毫不客气地称他是“爱因斯坦”。当然，此时的陈景润和以提出相对论改写了一个时代科学史的爱因斯坦难以相提并论，但他那种近似拗相公的执着，那种嗜书如命的忘我精神，却是一脉相承的，每一个成功的科学家，几乎都要经过这段“炼狱”式的旅程。

    陈景润的同乡、校友、知交，中国科学院数学所的林群院士，对于陈景润的成功有一段异常精辟的见解：“科学好比登山，有的人登上一座山，浏览峰顶的风光，就满足而归了。而陈景润却不一样，他同样登山，倘若上山有十条小径，他每一条小径都要去爬一次。他重视的不全是结果，而是贵在过程。直到把上山的所有的路全摸透了，他才会感到满足。功底、基础就是这样一步一个脚印建立起来的。”大学生时代的陈景润，日日解题不息，并且乐在其中，原因便在于此。

    他依然保持着中学时那种沉默并近似孤僻的性格，独自在数学的王国中遨游。有一段时间，被检查出患了肺结核，不得不去住院，身体稍有好转，就回来继续念书。有时，居然连洗脸、刷牙也忘了。解放初期，大学中开展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主要在教师中进行，偶尔也会“烧”到学生头上，陈景润对政治运动是门外汉，这一回却被“烧”着了，他同样到大会上去做“检查”，非常虔诚地检讨自己，并且向大家保证：今后一定讲卫生，天天洗脸刷牙。没有人笑他。这位厦大颇有点名气的“爱因斯坦”能够做到这一点，就很不错了。

    西进龙岩

    绿树如云。松涛。飞泉。山间，一条蜿蜒的小径，飘飘荡荡地系住了深墨似的层峦叠嶂。一支徒步的队伍，正在行军。不是军人，也不是身着杂色服装的游击队，而是厦门大学的师生。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中朝人民同仇敌忾，在“三八线”一带把美国侵略者及其帮凶打得焦头烂额。穷凶极恶的美国好战派居然把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妄图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台湾，并且不断制造紧张局势。位于前线的厦门，已经处处可闻到战争风雨的气息了。为了预防不测，厦门大学理工科奉命西迁龙岩。政治热情高涨的厦大师生，以军人的姿态迎接挑战，他们行军300多里，一路高歌，偶尔还做些宣传工作，一行人马，浩浩荡荡地向目的地进发。

    闽西是中国革命的发祥地之一。毛泽东同志当年率领红军走下井岗山，到赣南闽西开辟中央苏区，龙岩便是苏区的一个重镇。红军时代赫赫有名的邓子恢，解放以后担任过副总理，就是龙岩人。红军长征，有四万闽西子弟随军北上，湘江一役打先锋，大部分是闽西出去的红军。碧血悲歌，二万多闽西子弟兵用自己的鲜血为中央红军杀开一条突围之路。沿着这条红军走过的道路，厦大师生到了龙岩附近一个名叫白土的地方。陈景润已读大学二年级了，他住的地方，还有一个洋溢强烈革命色彩的名字：红场。这是一个镇子，当然不能和莫斯科红场相比。大潮退尽。山里朴实的农民虽然知道当年的红军已经打回来了，但刚刚诞生的共和国一时尚无暇顾及这些饱经劫难的革命老区。新到这里的厦大师生发现，这里物价太便宜，老百姓居然仍用古老的铜板、光洋作为流通货币。一切是那么地陌生，一切又是那么地新鲜。举目回顾，才发现已经置身在一派莽莽苍苍的林海之中。樵风泉韵，绿意斐然，和厦门那种炮声、警报声时而撕裂人心的环境迥然不同。这里好读书，陈景润心中感到从未有过的轻松和闲适。

    临时的教室和学生宿舍都设在罗氏宗祠里，而教师住在一座名叫“乐逸堂”的古式民宅中。乡间质朴的生活，为大学生涯增添了另一种风情和韵味。大家睡通铺，夜深人静，可以闻到丝丝缕缕杉木的清香，如天外飘来的一缕云雾，写意而令人五内如洗。条件虽是简陋，但教学却同样是一丝不苟。到了这里，人们发现，平时沉默寡言的陈景润却和随队伍而来的一位洋教授打得火热。他叫沙鹏，是法国人，不会汉语，对学生讲英语。沙鹏娶了一位福州的姑娘为妻子，奇迹般地向夫人学会了福州话。陈景润从小就开始学英语，功底不错，可以用英语和沙鹏交谈，尽管，有时会结结巴巴，于是，便用福州话补充。他们有时也讲福州话。道地的方言，外地人听起来和外语几乎无异。看到陈景润和沙鹏教授出出进进，形影相随，同学们既羡慕也有点儿忌妒。

    沙鹏是很有学问的。他在数论方面钻研颇深。别以为陈景润是只会一个劲死读书的书呆子，他一点也不呆不傻，他懂得虚心向老师请教和学习的道理。老师指点迷津，传道，授业，解惑，才会有学生的成功。陈景润对时间是最吝啬的，但在龙岩，人们却发现他时常和沙鹏一起在乡间小道上散步。不知道他们窃窃私语的内容，但只发现陈景润经常情不自禁地喜形于色。后来，大家才知道，沙鹏教授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学识传授给这位勤奋好学的弟子。

    教师是蜡烛，燃尽自己，照亮学生。教师也是人梯，让学生踩着自己的肩膀，去攀登人生的高峰。内向的陈景润勤奋有加，在向教师请教方面，同样堪称楷模。

    当时的厦大数理系，学生虽少，但教师中却是人才济济。系主任是方德植教授，他亲自讲授“高等微积分”、“高等几何”等基础课程，并且用我国古代数学家杨辉和出身清寒家庭的德国数学家高斯的奋斗事迹勉励学生。身处乡间野岭之中，不闻厦门迷人的阵阵海涛，但在教学上，这些可敬可佩的教师同样尽心尽职。方先生把自己做学问的经验传授给学生，勤做题是很重要的，但必须掌握两条：一条是要加强对书本中的基本概念和定理的理解，另一条是要训练运算技巧和逻辑推理。离开了这两条数学是学不好的。题海无边，陈景润正是按照方先生讲的这二条原则去做，才避免了重蹈盲目滥做题目的旧辙。方先生对陈景润要求很严格，有一回“高等微积分”考试，发现陈景润的试卷写得混乱，立即把陈景润叫来，问他会不会。虽然陈景润当场重新作答，得了满分，但方先生还是教导陈景润：“字要写清楚，要让人家看懂，以后搞研究出了成果，不会表达，写不清楚，总是个缺点。”陈景润虚心接受了老师的批评，以后把字写得工工整整。这种习惯，一直坚持到他今后一生的道路之中。陈景润留下的不少书信，正式文稿，全部是整整齐齐的。他的字并不算漂亮，但横竖成行，一笔一划，严谨有序。

    龙岩求学的日子是艰苦的，但农村的宁静和清新，为陈景润创造了特殊的学习环境。早上一起床，有些同学跑到晒谷场上简易的篮球架下打篮球，而陈景润只是稍作活动，便带着袖珍英汉字典到田野中去学英语。同学们亲切地喊他：“爱因斯坦，来打球吧！”他只是报以憨厚的笑意，向同学们打个招呼，仍是向前去。岚影晨光，如梦如幻，有早起的鸟儿，婉转动听地唱着山韵浓郁的晨曲。陈景润很快就进入了读书的佳境，和这山里美丽的清晨融为一体了。

    数学上给他影响很深的还有李文清先生，他给陈景润上“高等代数”和“实变函数论”。李先生是留日的，对日本高木贞治的《初等数论》和数论史有特殊的研究。他上课深入浅出，并且常给学生讲东方数学家立志攀登世界科学高峰的动人事迹。他给陈景润他们详细讲过印度数学家拉曼纽让攻克“数的分割”及“合成数的分布”等世界难题的故事，勉励他的学生为祖国争光。他的话给陈景润很大的激励。事情过去已近半个世纪，李文清先生还保留着当年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写的检查，上面赫然写着：“散布资产阶级成名成家的思想，学生陈景润受到了严重的毒害。”当时，是作为“悔过”而写的。历史终于恢复了它的本来面目，无产阶级何曾不需要自己的专家呢？

    无独有偶，李文清先生在上课中，讲到了数论史上三个没有解决的难题，费马问题、孪生素数问题、哥德巴赫猜想问题。谦和风趣的李老师，笑吟吟地对他手下的四位学生说：“我们班上谁要是能解决其中的一个问题，对世界就有了不起的贡献！”有的同学笑了。陈景润没有笑，是想起当年读高中时沈元教授讲哥德巴赫猜想的一幕趣事，还是意识到新中国一代大学生肩膀上沉甸甸的重任？他沉思着。虽然，此时的陈景润并没有确定攻克这一难题的方向，也并不清楚要解决哥德巴赫猜想究竟要付出何等的艰辛和代价，但一道雄关，已经如遥远的珠穆朗玛峰一样，闪烁动人的诱惑。

    勤业斋106室

    “王校长！王校长——”轻声清晰的呼唤，忽地牵住了王亚南校长的脚步。正在福州市大街上行走的这位第一个把马克思的《资本论》译成中文，声名远播的我国著名经济学专家，怎么也不会相信眼前严峻的事实：陈景润正在大街上摆香烟摊和出租小人书摊。

    这真是极富戏剧色彩的巧遇：当年厦大出名的“爱因斯坦”，怎会沦落到如此狼狈的地步呢？1954年，我国已经结束了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到处在呼唤人才，而陈景润却失业了，生活无着，在福州摆小摊度日。

    他的境遇，使王亚南受到强烈的震撼。

    人生的道路并非全是明媚的春光。鲜花、太阳，并不会廉价地钟情于每一个幸运者。1953年，国家急需人才，陈景润他们这一届的学生根据安排，全部提前一年毕业，奔赴百业待兴的各条战线。全班四个同学，三位留在厦门大学工作，陈景润被分配到北京四中任教。当时，能到首都工作，是一种荣耀。然而，习惯于在数学王国中踽踽而行的陈景润，学业精深，且不乏聪明才智，但一站到如鸽子般天真纯洁且吱吱喳喳的中学生面前，便全慌了。他天性不善言辞，木讷有余，毫不活泼。他苦心钻研的数学，如著名作家徐迟所形容的，是天山雪莲，绝世牡丹，而现实却需要他去给中学生讲最简单的一元一次方程。人生严重错位，他不知所措，又不善周旋，更不会如现代人那样去找人通融一下关节，调换一个岗位。于是，陈景润被学校辞退了。一个人灰溜溜地回故乡福州。没有了工资，生存受到了威胁，出于无奈，只好像解放初期那些城里无业的游民那样，靠摆小摊过日子了。

    了解到全部情况的王亚南校长心疼了。说实话，他并非在当时就看到陈景润日后的辉煌，而只是出自于对自己学生的爱护。他热爱学生是有口皆碑的，曾把翻译《资本论》的稿费全部用于给厦门大学学生支付讲义费，给贫困学生买鞋穿，可以说，有千千万万的厦大学生享受过他高尚真挚的慈爱和恩泽。世事不公。“文革”大劫，奉周恩来总理之命回厦大担任革委会主任的王亚南校长，突遭暗算，一夜之间，被打成“走资派”、“黑帮”、“反动学术权威”，惨遭迫害、批斗，终于诱发了绝症，死在上海。对于他的去世，周总理悲愤地给厦大当时处于两派内战的师生发来电报：两派师生应联合起来开追悼会，向王亚南校长的遗像默哀、告别。此时，人们才感到痛失这位德高望重老校长的不幸和哀伤，为时委实太晚了。

    王亚南校长把陈景润带回厦大。他是真正懂得人才价值的。他和数学系的领导商量，让陈景润在系资料室工作，这里书香温馨，很适合陈景润的个性和特长。陈景润获救了。

    这次失业的遭遇，给陈景润心灵留下浓重的阴影。人的第一个基本要素是求生存，当经济来源断绝，三餐吃饭都成为问题的时候，要去搞科研攀登科学高峰同样是不可能的。从此，陈景润更节俭了，尽管身在书斋，他总是担心会再次失业，会再次去摆香烟摊和出租小人书摊，去品味那社会最底层人们生活的苦涩和晦暗。这种特殊的“忧患”意识，几乎陪伴了陈景润的一生。他把节俭下来的钱存下来，通晓数学的他，担心钱会贬值，就把它换成了金戒指等硬通货。他时时防备着，一旦不幸失业，他仍然可以去研究他的数学。

    重回厦大的陈景润，经过这次意外的人生变故，显得更为沉默和孤独了。他百倍珍惜得来不易的机遇，恨不得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他所钟爱的数学研究之中。他分得了一个小房间，勤业斋106室。勤业斋是有点像北京四合院式的旧式建筑，门前，竹影婆娑，推开，是一个宽敞的小院，四周便是房间，只有一层。如今早已拆了，成了一座六层的简易宿舍楼，仍是四面环合，楼名也仍称“勤业”；或许，是出于设计上的疏漏，一眼看去，很像是西方电影中的集中营，于是，被爱戏谑的年轻人起了一个不雅的外号：“集中营”。尽管，朱颜已改，面目全非，但遗落在这里的故事，仍然是美丽动人的。

    陈景润的全部生命，几乎都消融在夜以继日的读书之中。他担心夜晚开灯读书太迟，会影响别人的休息，于是，做了一个巨大的黑色的大灯罩，罩着灯，也罩住了在灯下苦读的陈景润。当时，厦大处于前线，学校彻夜有武装民兵巡逻，警惕性极高的民兵发现这一异常的情况，曾持枪前去看个究竟，待终于了解其中缘由之后，才放心地离开了。对于读书的方法，陈景润在后来成名之后，在一篇文章中有一段十分精彩的自白：

    我读书不只满足于读懂，而是要把读懂的东西背得滚瓜烂熟，熟能生巧嘛！我国著名的文学家鲁迅先生把他搞文学创作的经验总结成四句话：

    “静观默察，烂熟于心，凝思结想，然后一挥而就。”当时我走的就是这样一条路子，真是所见略同！当时我能把数、理、化的许多概念、公式、定理，一一装在自己的脑海里，随时拈来应用。

    不得不佩服陈景润脚踏实地而又不乏机智的做学问本事，居然能把鲁迅先生从事文学创作的神思之功，融入数学王国的艰辛跋涉之旅。他在资料室工作期间，读过多少书，很难计算，也无法计算。知识的积累，需要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科学高峰的攀登，更需要打下坚实而深厚的功底。神游知识的海洋，阅尽浪花、鸥鸟、飞帆、礁石，才能有幸真正领略大海的浩瀚和神秘。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陈景润在这一段时间的刻苦修炼，是奋飞前夕关键性的一搏。

    要把书读到滚瓜烂熟，是需要付出沉重的劳动的，尤其是数学方面的书，没有情节、故事，没有押韵以及情感氛围，抽象的数学符号，编织着深奥、玄妙的特殊世界。只有痴迷其中的陈景润，才能听到鸣泉如诉如泣，才能看到月华如水，才能看到兀立的群峰闪烁着幽远、深邃的异彩。

    不少数学著作又大又厚，携带十分不便，陈景润就把它一页页拆开来，随时带在身上，走到哪里读到哪里。这位可爱的“书痴”奇怪的读书方法，曾引起了一场小小的误会：数学系的老师时常看到陈景润拿着一页页散开的书在苦读，以为他把资料室的书拆掉了。后来，经过查实，陈景润拆的书全是自己的，对于公家的书，他惜之如金，从不去拆。公私分明，数学家的逻辑同样毫不含糊。

    马克思有过一段脍炙人口的格言：“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陈景润正是如此。

    已经不是当穷学生的时候了，参加了工作的陈景润有了固定的工资收入，并且有了一个小巢。大海近在咫尺，春夏之交，火红的凤凰花开遍了厦大校园，游泳、跳舞、恋爱，多少人流连于大海之滨，花前月下，享受着令人羡慕的大学教师生活的丰富多彩，或者，尽情领略大自然的流光溢彩。而这一切，似乎都和陈景润无缘，他除了日常上班以外，就躲进图书馆或自己的那间小屋里，研究、学习他的数学。没有什么人特别注意他，也没有什么人更深地了解他。只有他，默默地，守着寂寞，守着自己那一片境界不凡的圣地。

    历史，请你见证：勤业斋106室。

    初试锋芒

    他终于开始飞翔了。陈景润恰似一个久经修炼的俊杰，携剑下山，一出手，便令人眼花缭乱，惊座四周。

    1956年，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审时度势，酝酿构建了宏伟的社会主义建设纲领《论十大关系》。高瞻远瞩的一代伟人，观四海于一瞬，集智慧于一身，在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艰难道路上初获战绩之后，向全国知识界科技界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向科学进军！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制定了国家科学发展的远景规划。

    天开云绽，中国的蓝天，一片明媚阳光。如火如荼，来自中南海浩荡的春风，在厦门大学激起层层波涛。学校党委闻风而动，根据国家科学发展的远景规划，组织数学系制定自己的科研工作规划。他们雄心不小：提出在12年内赶上或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这并非是吹牛皮放大炮，其时，这里藏龙卧虎，众贤毕集。特别引起人们注意的便是陈景润，根据他的科研方向，系里除了让他在资料室工作外，特地安排他担任“复变函数论”的助教，希望他借此可以得到锻炼，打好坚实的基础。

    此时，陈景润才23岁。别看他几乎日夜是在闭门读书，而那一颗单纯的心，却并不乏年轻人的豪情壮志。他选择数论作为突破口，在老师们的指点下，集中力量，钻研华罗庚的名著《堆垒素数论》、《数论导引》，向科学的高峰发起沉雄有力的进攻。

    这是一种特殊的攻坚途径，《堆垒素数论》是华罗庚大约于1940年，用8个月时间完成的。这本专著，全面论述了三角和估计及其在华林—哥德巴赫问题上的应用。全书12章，除西革尔关于算术数列素数定理未给证明外，所有定理的证明均包含在内。在这本丰碑式巨著中，展示了华罗庚在圆法、三角和估计及其应用上做出的重大贡献，还对世界级的数学大师、苏联的维诺格拉多夫的方法作了改进和简化。据报载，华罗庚在西南联大曾讲授过他的《堆垒素数论》，开始，慕名而来的学生将教室挤得水泄不通，后来一天天减少，减到4个，一星期后，只剩下2个，即后来成为著名数学家的闵嗣鹤和钟开来。教室里只剩下师徒三人，因昆明天天空袭不绝，华罗庚干脆把教室搬到华家附近，租屋而居，进行讲授。华氏的这本书实在是太深了。1941年，华罗庚曾把手稿寄给苏联的维诺格拉多夫，维诺格拉多夫立即以电报回复：“我们收到了你的优秀专著，待战争结束后，立即付印。”因此，这本书最早是1947年以苏联科学院“斯捷克洛夫数学研究所”第22号专著出版的。中国数学界对华罗庚的专著给予崇高的评价。而当时的教育部几乎无人能够评审此书。老一辈数学家何鲁冒着灼人的炎热，曾在重庆的一幢小楼上挥汗审勘，阅稿时不时击案叫绝，一再对人说：“此天才也！”他爱不释手，居然亲笔将《堆垒素数论》抄了一遍，何氏的手抄本曾存于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图书馆中，不幸在“文革”劫难中散失。

    陈景润悉心攻读华罗庚的《堆垒素数论》，其目的，是想将华罗庚的成果向前推进一步。初出茅庐，便向世界级的数学大师华罗庚挑战，木讷寡言看上去有点病恹恹的陈景润，何其大胆，何其气魄！

    当然这不是儿戏，陈景润也曾犹豫过：“这不是有点太不自量力了么？”他的思维是缜密的。知识可以塑造性格，一直遨游在抽象思维王国里的陈景润不乏持重和沉着。他去请教“复变函数”的主讲老师，老师远见卓识，热情鼓励他：“为什么不可推进前人的成果呢？不必顾虑重重了。现在的数学名著，它们的作者当然都是著名的，这些著作是他们的研究成果，但后来的年轻人如果不敢再进一步研究，写出论文来，数学又怎能向前发展呢？”老师的话语重心长，言简意赅，陈景润心里踏实了。

    像一块砖那么厚的华罗庚的数学名著《堆垒素数论》，被陈景润一页页拆开了。他一个字一个字地研究，整整读了30多遍，几乎达到了滚瓜烂熟的地步。华氏的这本专著，是当代数论精萃汇聚的结晶。对于其中的每一个公式、定理，陈景润都进行反复的计算、核实。住在勤业斋的人们，只看到陈景润的门一天到晚都关着，偶尔，看到他出来买饭，人影一闪，又进了那间只有七平方米的小屋。庭院里，竹影和翠森森的芭蕉树相映成趣，光洁的石凳上，人们悠闲地谈天、消闲，领略海滨之夏的无限美意。而有谁能知道，闷在小屋中的陈景润正在进行着一场艰苦的鏖战呢！

    生活被陈景润简化得只剩下二个字：数论。他日夜兼程地驰骋于数论的天地里。睡眠很少。陈景润有一套独特的作息理论，在他的头脑里，没有失眠二字，他多次对人说过：失眠，就意味着不需要睡觉，那就爬起来工作吧！他困了，和衣一躺，一醒来，又继续工作。人们出于关心或好奇，有时也到陈景润的小屋中去看看，遍地都是草稿纸。数论的许多领域，是靠极为抽象的推理演算的，演算了多少道题，连他自己也没法计算了。飞驰的岁月，完全消融在单调、枯燥而又神妙无穷的一次次推理和演算之中。只有陈景润，才能领略其中的苦涩和乐趣。

    一山让过一山拦。偌大的数论世界，似乎化作气象万千的昆仑、天山。草地如茵，雪杉如画，意尽之时，还有潺潺流水，流不尽地老天荒，更流不尽那令无数英雄竞折腰的雪山奇景。小径如梦，断落在奇绝的冰山大川之中。寒意沁人，五内皆凉了。万丈的悬崖，披挂着壁立的冰雪交融的垂帘，如突然凝固的瀑布，写尽了天下的雄奇和壮阔。雪莲盛开在冰峰如刀的寒光凛冽之中，恰似神话中的珍奇瑰宝。它属于尚未进入科学殿堂的无名之辈么？

    没有退缩，更不后悔，认准了一条路，便头也不回地往前奔。诱惑也罢，失败也罢，沮丧也罢，全不理会，也无暇去理会了。攻关，就需要这种近似傻子的执着和顽强精神。

    当时，厦门并不平静。盘踞在金门岛的国民党残兵败将，不甘心自己在大陆的失败，时常无端地向厦门打炮，敌机常来骚扰。当凄厉警报声响起，陈景润往往仍在数学王国中神游，一直到全副武装的民兵，焦急地推开他的窗户，命令他立即撤离到屋后五老峰下的防空洞时，他才恋恋不舍地离开小屋。临走时，还不忘捎上几页书。防空洞中，人声嘈杂，他却可以顷刻沉缅在数论的蓝天里。清人王国维在中有一段精彩的描绘：“古今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用王国维形象的勾画来看陈景润，实在是太确切了。

    阅尽沧海，陈景润以滴水穿石的精神和超凡的韧劲，终于把华罗庚这本极难啃的《堆垒素数论》吃透了。仿佛是灵感突兀而至，壁立千仞的群峰突然天门开启，华光四射。该书的第四章，某些三角和的中值定理是用华罗庚方法来处理低次多项式对应的三角和的中值公式。第五章维诺格拉多夫的中值定理及其推论是用维诺格拉多夫方法来处理高次多项式对应的三角和的中值公式。熟读全书和神游了数论的浩瀚、渊博之后的陈景润发现，用第五章的方法可以用来改进第四章的某些结果。这便是当时数论中的中心问题之一“他利问题”。它跟哥德巴赫问题一样，吸引着数论学者的注意和探讨。华罗庚除了在《堆垒素数论》一书进行探讨之外，还曾在1952年6月份出版的《数学学报》上发表过《等幂和问题解数的研究》一文，专门讨论“他利问题”。这个问题归结为对指数函数积分的估计。文章中，华罗庚满怀期望地写道：“但至善的指数尚未获得，而成为待进一步研讨的问题。”如今，这个问题终于被陈景润攻克了。

    这是了不起的战绩。首战告捷，初试锋芒，便震惊了数学界。陈景润将他几乎耗尽心血的成果，写成了一篇关于“他利问题”的论文。对于这篇论文的水平和价值，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的行家们，至今的评价是：一个数学家一生中能有一个这样的发现，便算幸运了。它是属于教授级的。陈景润把自己这篇论文，激动地交给曾教过他的李文清等老师看，大家仔细审阅，十分满意。李文清老师把这篇论文辗转寄给了华罗庚。华罗庚认真审阅后，交给了数学所数论组的一批年轻人，经过大家反复核审，证明陈景润的想法和结果是正确的。华罗庚感慨万千地对他的弟子说：“你们呆在我的身边，倒让一个跟我素不相识的青年改进了我的工作。”

    命运，向陈景润敞开了一扇洋溢着更有诱惑力的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