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的张国焘与毛泽东——革命的两大山头：井冈山与大别山——张国焘对中央的态度发生变化——“联邦”问题的争论——张国焘与共产国际的积怨——张国焘在四方面军中的肃反和专制
张国焘与毛泽东的关系，可以追溯到“五四”运动时期。
民国初年的北京城，是一个光怪陆离的世界。紫禁城、中南海金碧辉煌的巍峨宫殿，显示出当年的皇家气派。虽然清朝廷已经被辛亥革命的大炮轰垮了，但是每月初一、十五云集神武门前，穿着朝服戴着红顶子朝拜逊位的宣统皇帝的前清遗老，背后拖着一条条长辫子，表现着顽固的守旧。紫禁城南面的东交民巷，又是洋人的天下。扛着洋枪的外国士兵，在中国人面前显得骄横不可一世。挂着民国招牌的总统府、国务院、国会等各部门，虽然出入的人员或西装革履，或长袍马褂，却依然保留着满清时代的衙门习气。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特色，在北京到处都可以看到它的缩影。
相比之下，位于沙滩的北京大学却显示出一股青春的活力。自从蔡元培先生就任校长以来，他以兼容并包、学术自由的方针，招聘来一批最优秀的学者。李大钊、陈独秀倡导社会主义学说，并与鲁迅、胡适、钱玄同等共同倡导的新文化运动，使北大名扬四海，吸引着全国的进步青年。张国焘和毛泽东都从遥远的南方慕名而来。
张国焘出身于江西萍乡的一个世宦之家。祖上几代都是读书人，通过科举走上仕途。丰厚的田租收入，给他以优裕的生活和读书的机会。在中学里，张国焘与多数同学一样，在时代潮流的冲击下产生了强烈的爱国心。一次到上海的机会，他结识了一位革命党人，听其讲述辛亥革命的传奇故事，不由大为动心，萌发了投身革命的念头。为了实现他的抱负，张国焘考上了北大理工预科班，于1916年秋天来到北京。
进入北大后，张国焘很快就成了一个活跃分子。文科学长陈独秀和图书馆主任李大钊是他最崇拜的师长。受他们的影响，张国焘接受了社会主义理论。尽管当时还很幼稚，张国焘却以救国和革命为己任。他先与许德珩等组织国民杂志社，又与罗章龙、邓中夏等组织了平民教育会。繁忙的社会活动使张国焘从课堂转移到图书馆，在那里他有时向李大钊先生请教，有时与同学高谈阔论。可能他没有意识到，在屋子角落的图书管理员办公桌旁，一位身材颀长的湖南青年在饶有兴趣地听他们讲话，这位青年就是毛泽东。
毛泽东是从另一条道路走到北大来的。他出身于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由于家乡的闭塞，他最初的生活是在私塾和农田中度过的。直到18岁才有机会进入正规小学，接受新式教育。毛泽东如饥似渴地从新知识中汲取营养，由湘潭到长沙，毕业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在恩师杨昌济指点下，他与蔡和森、何叔衡等组织新民学会，探索真理，寻求发展机会。1918年8月，他与蔡和森、萧子升等二十多个湖南同学来到北京，办理赴法国勤工俭学。因为没有钱，毛泽东与朋友们在北京过着清苦的生活。八个人挤一个大通铺，吃最便宜的饭，但是北京的开销使毛泽东手头日渐拮据。肚皮填不饱，求学亦不可能，好在杨昌济先生此时在北大任教，把毛泽东介绍给李大钊，在北大图书馆当了一名助理员。
这份工作虽然使毛泽东有机会接触更多的书和人，但毕竟太委屈他了。他的月薪只有8元，不抵胡适、陈独秀等大教授的二十分之一。薪水也是地位的象征，毛泽东在北大师生眼中，不过是个小职员。除了李大钊有时和他谈谈话，很少有人理会他。这使毛泽东的自尊心极受打击。直到他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他还用一种凄凉的口气对斯诺讲述他在北大的经历说：“我职位低微，无人理我。我的一项任务是登记来读报纸的人的姓名，但对他们大部分人来说，我这个大活人是不存在的。从这些来阅读的人中，我认出了启蒙运动的著名领袖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他们怀着浓厚的兴趣。我试图与他们就政治和文化的问题开始交谈，但他们都是大忙人，无暇去听一个图书管理员说南方话。”毛泽东对斯诺说：他认得张国焘，张当时是一个很激进的青年学生。而张对毛却没有留下任何印象。正是由于这种失落感，不到半年，毛泽东便辞去北大的工作，离开北京，回湖南家乡去了。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北京代表张国焘，湖南代表毛泽东等出席了这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会议。由于陈独秀、李大钊的缺席，张国焘受他们的委托，成了这次会议的主持人。当时他对毛的印象是“他是一位比较活跃的白面书生，穿着一件布长衫。他的常识相当丰富，但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并不比王尽美、邓恩铭等高明多少。他在大会前和大会中，都没有提出过具体主张；可是他健谈好辩，在与人闲谈的时候常爱设计陷阱，如果对方不留神而堕如其中，发生了自我矛盾的窘迫，他便得意地笑了起来”。从建党之初，张国焘就没把毛泽东放在眼里。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张国焘一直处于最高领导层。他起初分管工人运动。曾领导过京汉铁路“二七”大罢工和上海“五卅”运动。大革命时期，他多次作为陈独秀的代表，周旋于国共两党的上层。他代表中共出席过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代表大会，见过列宁。但是他也屡犯错误。在周恩来等筹划南昌起义前夕，他以中央代表名义去传达国际的指示，阻止暴动。在周恩来、恽代英的强烈抗争下，他才被迫服从大家的决定。为此，他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受到严厉批评。
而毛泽东却没有这般的风光，他一直扎根在中国的土地上，扎根在中国的最底层——广大的农村之中。从井冈山开始，依靠自己的努力，打出一个中央苏区来。但他却一直受到那些留苏派的讥笑，被认为是“山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自从上海中央迁到中央苏区后，毛泽东便屡受排斥和打击，终于在1932年10月的宁都会议上被苏区中央局的负责人赶下了台。直到遵义会议前的三年中，毛泽东都是在郁闷孤独的痛苦中度过的。他曾流着眼泪对来访的老部下龚楚说：“现在我们井冈山的同志吃不开了，只好慢慢忍耐了。”在遵义会议上，博古等留苏派领导人已经受到大多数红军将领的批判，毛泽东重新掌权已成定局时，凯丰还轻蔑地对毛说：“你懂什么马列主义？你顶多是看了些《孙子兵法》。”所以，毛泽东对那些只懂得夸夸其谈马列教条，动辄挥舞棍子打人的左倾教条主义者是深恶痛绝的。
张国焘自1931年到鄂豫皖苏区任中央分局书记，在红四方面军徐向前等将领的鼎力相助下，革命形势发展很快。有人形象地比喻说：当时中国革命的中心就是两个山头：一个是井冈山，一个是大别山。前者的领导者是毛泽东，后者就是张国焘。张国焘虽然到鄂豫皖苏区时间不长，但他资格老、口才好，有组织能力。这两大苏区都曾发展到十万红军。无论是在鄂豫皖，还是在通南巴，张国焘都是说一不二。他已经习惯于发号施令，不习惯屈居他人之下。现在与中央会合了，党内论资历没有一个人比得上他张国焘。在两河口他与毛泽东会面，虽然相敬如宾，却没有什么心里话好谈。为了摸中央的底，他特地问周恩来：中央红军有多少人？周恩来故意往多里说：有三万（实际不足两万）。张国焘脸上显露出得意的神态，说：我们有八万。从这时起，张国焘的热情，就已经大大降了温。
两河口会议结束后，张国焘与中央慰问团一行返回红四方面军总部。到达杂谷脑镇（今理县城关），张国焘找了个借口，把刘伯承、李富春等都留在那里（当地是张创建的“西北联邦政府”驻地），自己则快马加鞭地赶回茂县红四方面军总部，同徐向前、陈昌浩商量。
此时，留在总部的徐、陈二人正满怀希望地盼着张国焘回来，听听中央对下一步战略行动的指示精神。徐向前回忆说：“张国焘从两河口返回茂县途中，经下东门见到了我。他对会见中央领导及两河口会议的情况，不愿多谈。只是说中央红军一路很辛苦，减员很大，和我们刚到通南巴时的情况差不多。我最关心的是下一步向哪个方向打？他说：中央的意见，要北出平武、松潘，扣住甘南，徐图发展。我看还是先取川西南比较好，否则两河口会议结束后，粮食给养都不好办。”徐向前当即向张分析了南下与北上的利弊得失，委婉地劝说张国焘还是北上为好。“张国焘沉思良久，最后表示同意先打松潘，但仍坚持南取邛崃山脉地区的意见。”
陈昌浩回忆：“张国焘在前面开了两河口会议，打回来个电报，内容大意是情况不妙，可能是说中央红军留下不多了，埋藏好久的篡党思想可以公开了。会后中央派刘伯承和张国焘回来传达，但张国焘在路上把刘伯承留下了，只是他一个人回来，完全用他自己的观点来解释，好多都是他臆造的。张国焘走之前我内心对毛主席还是钦佩的，感到中央红军发展很大。但张国焘回来后谈的一切都是为了攻击党中央以毛主席为首的领导，曲解遵义会议，好象中央都不对，遵义会议前是错了，遵义会议后也不行，唯一的证明是部队垮了，只剩下几千人。并以此为其脱离通南巴苏区做辩护（当时有些干部对离开有意见）。证明他的领导正确，保存了力量，成了红军的主力，一方面军是不行了。中央好的东西一点也没谈，谈的都是攻击中央特别是攻击毛主席的东西，把遵义会议之前的错误领导和遵义会议之后毛主席的正确领导混为一谈。我的思想除右倾有共同点外，他回来的宣传使我成为了他的俘虏。对中央领导发生怀疑，拿军事上暂时的挫折来证明领导有问题，以红军的多少来决定领导是否正确。”
短短的几天会议，张国焘的思想为何发生这么大的变化？一、四方面军之间人数和实力的差距确是张国焘野心膨胀的一个原因，但如果简单地把长征中的这场大破裂归咎于此，未免把错综复杂的党内矛盾和斗争看得过于简单化了。必须指出，在一、四方面军会师之前，张国焘和四方面军的指挥员们，都真诚地盼望中央红军的到来，能扭转不利局面，使革命摆脱困境。陈昌浩回忆：“大概在（1934年）8、9月里，当时领导上知道敌人已在进攻中央苏区。我到后方以后，和张国焘、向前同志常谈这件事，天天晚上注意收听中央的消息，注意打到了哪里，以决定自己的行动。确实心里有些不安，沉不住气了。那时中央红军有十三万人，搞了那么多年，结果还是离开了。我们怎样办？这个思想一直没有说明过。商量的结果，大家认为不能死守川陕（通南巴）苏区。与其等敌人压过来被迫退出，不如主动退出。找一个有利地区保存实力，等待时机。”所以当一方面军接近懋功，与四方面军即将会师的消息传来，大家都极其兴奋。陈昌浩亲自在墙上写大标语：“庆祝三十万红军大会师”。徐向前在旁边冷笑，说：“哪有这么多红军？你这样宣传还兑现不兑现？”当张国焘在两河口见到一支疲惫不堪、装备破烂的中央红军时，原来的希望几乎破灭了，其言谈口气也从一个朝拜者转为收容中央的东道主。
两河口会议刚刚结束，张国焘本打算和中央负责人谈谈话再回茂县总部。这天中午，秘书黄超—— 一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把一份刚出版的中共中央机关报《前进》第2期递给张国焘。黄超原来在上海读书，从事地下学生运动。30年代初被上海中央派往鄂豫皖苏区。当时他只是一个毛头小伙子，中共中央却举荐他可以担任要职。黄超在四方面军总部做了张的秘书。1933年1月，鄂豫皖苏区进行大规模肃反，黄超被沈泽民（川陕省委书记，著名作家茅盾的弟弟）等领导人怀疑为“第三党”和“取消派”，揭发他有小组织活动。在那个“左”倾的时代，戴上这些帽子足够杀头了。但张国焘并未怀疑黄超，仍然信任他，保护他。黄超对张国焘当然感激涕零，誓死效忠。这份《前进》是黄超通过关系从一方面军干部手中偷偷要来的，他告诉张国焘：这是一方面军内部传阅的，规定不得让四方面军知道。
张国焘翻开一看，上面刊登了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凯丰的一篇长文—— 《番民工作中的几个问题》。张国焘对此人颇为熟悉。他是江西萍乡人，与张国焘同是江西老乡。凯丰原来在党内默默无闻，自从去了莫斯科，回国后便青云直上。1934年中央在江西瑞金召开六届五中全会，靠博古等留苏派的提携，凯丰一跃而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宣传部长。张国焘耐着性子往下看，凯丰的这篇文章先是引了一大堆列宁斯大林的民族自决理论，而后话题一转说：“在目前我们所经过的松、理、茂一带的地区内，常是少数民族占多数。在这些区域内的政权形式，不是一开始就组织苏维埃。为着能够包括更广大的群众，我们可以组织一种临时革命委员会。而且从革命委员会转变到苏维埃的政权的时期，可以比在一般的区域内长一些。”
文章后面还附了一份《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告康藏西番民众书》。其中有号召康藏民族自决建立人民革命政权，有信仰宗教自由等内容。最后特别注明：“这一纲领还是草案。”
张国焘看完凯丰的文章，心中大怒。一、四方面军刚刚会合，中央刊物上发表这篇文章，显然是在批评他搞的西北联邦政府。“西北联邦政府”是1935年5月底张国焘到理番后不久建立的。虽然张国焘按照川陕苏维埃政府的模式，在西北联邦政府中设置了几个部门、法院和基层区、乡人民革命政府，搞得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仿佛要在这个少数民族地区扎根创建根据地。但是四方面军的人自己都明白，西北联邦政府只不过是张国焘搞的一个形式，一个空架子。政府中的成员都是红四方面军的干部，既没有当地党组织的人，更没有少数民族代表参加。但是张国焘把声势造得很大，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联邦临时政府布告》第1号中声称：“本政府自成立日起，坚决率领红四方面军三十万健儿，陕北红26军，陕南红25军，川南红93军，并团结领导西北一万万五千万民众配合中央红军六十万西征大军，以钢铁力量贯彻下列主张。”这显然把徐海东、刘志丹等陕北红军力量并入他的势力范围。在《西北特区委员会庆祝西北联邦政府成立祝辞》中，口气更大：“这一旗帜的树起，统一了西北各民族解放战争的领导，奠定了中国革命西北后方的大本营，西可收复西藏、西康；北可抵至新疆、青海；南可进取云南、贵州，以与陕甘川黔苏区打成一片。围绕这一旗帜的周围，有中央六十万西征大军，有陕南红25军，陕北红26军，有萧、贺红二、六军团，有古宋、叙永的川南红93军，有无数的陕甘回民暴动，有邛大赤区，有安绵的农民斗争，有广安革命兵变区域，有黑水、芦花、理番的番民暴动。”按照这个说法，中央也成了西北联邦的一部分了。
中央领导人在会师后看到这些文件，反感和不满的心情可以想见。张国焘不请示中央，擅自成立政府，已经是目无组织纪律。更刺眼的是那个“联邦”，和谁联？和中央联吗？当时毛泽东与张国焘谈起西北联邦，毛故意问：“我归你吧？”张国焘也半开玩笑半当真地说：“你归我呀。” 这句话深深刺激了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他们对张国焘的傲慢和野心已经有所警觉。
张国焘立即作出了反应。张闻天来找他商量事情，张国焘愤愤地把凯丰的文章拿给他看，质问他这篇文章是不是根据中央的决定写的，为何不进行讨论就在中央机关报上对一位政治局委员随意公开批评？张闻天没想到会出这种事，一时无法作答。只好安慰张国焘，说当前一、四方面军急需一致行动，不宜讨论这些有争议的问题。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第二天，博古来找张国焘谈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一些问题，两人又争论起来。张国焘已经了解到遵义会议的情况，根本没把博古放在眼里。他后来回忆当时的情景说：“他（博古）虽然做过三年多中央的书记，也遭受过遵义会议的贬斥，看来历练似仍不多，说话直率倒是他的可爱之处。他是中共中央的一个小伙子，喜欢玩弄小聪明，仍不改当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那种神气。他说起话来，满口这个同志那个同志，充分流露出莫斯科的气味。”他对张国焘称兄道弟的口头语感到很不习惯，认为这是国民党军阀习气，与中共的布尔什维克化极不相称。博古又谈到几天来他观察到的一些现象，认为红四方面军中有严重的等级观念和打骂现象，这些都是军阀残余的表现。张国焘虽然对此进行了解释，但口气强硬地拒绝了博古的批评。
张国焘与博古的积怨，需要追溯到张国焘与共产国际的关系。1928年6月，张国焘和中共中央的主要负责人都被召到莫斯科，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是一次完全由共产国际操纵的会议，更确切地说，是由共产国际中国部部长米夫操纵的会议。会议主要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教训，追究有关领导人的责任。瞿秋白和张国焘是被批判对象，他两人分别被扣上“盲动主义”和“机会主义”的帽子，被迫作深刻检查。张国焘心里不服，但却不敢反抗。他说：“我们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认为是下级服从上级的应有义务。我们信仰共产国际，认为共产国际的老革命家比我们见多识广。每当我们的看法与共产国际的指示发生参差的时候，我们总以为自己不过是一些学生，对于自己的见解，不敢自信，而认为共产国际的指示必然深谋远虑。因此，也就牺牲自己的主张，来迁就共产国际的指示。甚至对于共产国际代表的任何指示，也奉若神明，无不言听计从。这种情形，简直已经到了迷信共产国际的程度，这就是事态的真相。”
中共六大结束后，周恩来、向忠发回国主持领导工作，张国焘与瞿秋白、邓中夏等作为中共常驻共产国际的代表留在莫斯科。实际上，张和瞿是徒有虚名，在别人眼中，他们是犯有错误的人，处于受冷落的地位。那时中国共产党的太上皇是米夫，在他兼任校长的莫斯科中山大学里，宗派活动极为严重。米夫任人唯亲，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引起了广大留苏中共党员的不满。紧跟米夫的王明（陈绍禹）、博古（秦邦宪）等人是极少数。他们在米夫的庇护下，以极左的面目出现，动辄整人，并不断在中山大学挑起事端。1928年11月，中大学生与王明、博古等人发生纠纷，张国焘前往调解。他在讲话时认为这些问题都可通过内部协商妥善解决，不赞成米夫等人把革命同志一棍子打死那套做法。博古跳出来用俄语讲话，痛骂张国焘是机会主义者，攻击他的机会主义立场妨碍了在中大开展的阶级斗争。张国焘是党内元老，却受到这么一个小青年的辱骂，不禁大怒。 现在博古、凯丰等仍在中央掌权，张国焘自然不会与他们亲近。
更令张国焘不能容忍的是，中央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找他商量在四方面军中建立保卫局工作系统的事，要求张国焘介绍保卫局的干部到四方面军中去，建立独立的政治保卫局工作系统，并调四方面军中的警卫员交他培训，然后再回到原职。张国焘大为反感，这岂不是要对他和四方面军的高级干部进行监视吗！他一口拒绝了邓发的意见，等于告诉中央：四方面军的内部事务，中央不得干涉。
实际上，四方面军中不但有严密完整的政治保卫局系统，而且是张国焘亲自控制的。张国焘在鄂豫皖苏区担任领导期间，为了建立他的个人权威，不惜用残酷无情的镇压手段清除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或他认为可能对自己构成威胁的同志。红四方面军内部的肃反与滥杀，达到非常严重的地步。1931年4月，张国焘、陈昌浩来到鄂豫皖苏区后不久，为了配合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斗争，红4军领导人决定南下进攻蕲春、黄梅等地区。在红4军军长徐向前、政委曾中生的指挥下，红4军勇猛进攻，一连打了好几个大胜仗，攻克英山、蕲水、罗田、广济四个县城，开辟了以英山为中心的大片红色区域。这时，张国焘硬要红军去攻打长江沿岸的潜山、太湖、安庆等城市，将鄂豫皖苏区与中央苏区连成一片。曾中生考虑到攻打安庆要经过宽阔的白区，红4军虽然打了一些胜仗，但还不具备向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地区发动大规模进攻的能力。如果冒险进攻，有可能把红军的力量消耗殆尽。他与徐向前、许继慎、周维炯等人经过慎重的考虑与商讨，决定不执行张国焘的命令，带领红4军仍在蕲水、黄冈、广济地区作战。并写了一封信给张国焘，说明情况。
张国焘在后方得知曾中生没按他的命令去打安庆，勃然大怒。这是鄂豫皖的干部没把他这个中央派来的大员放在眼里，这样下去，张国焘在红军中还有什么威信？他立即以苏区中央分局的名义给曾中生等写信，指责他们“公开抗拒分局命令”，严令部队“立即北返，不得丝毫停留”。曾中生是一个原则性很强的人，不服张国焘家长式的统治，在率领部队返回途中，召开干部会议。大家对张国焘的命令表示强烈不满，曾中生起草了一封给中央的申诉信，派人送往上海。这一下更被张国焘抓住把柄，他认定红4军中有“反革命分子”，立即下令免去曾中生的职务，派陈昌浩接任红4军政委，开展肃反。陈昌浩不等部队回到苏区，便开始了大规模的逮捕，先后把许继慎、周维炯两个师长抓了起来。9月底部队到达白雀园，张国焘亲自主持肃反。肃反的对象主要是三种人：一是白军过来的，无论是起义、投诚还是俘虏来的一律审查；二是地主富农出身的；三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一时间恐怖之风大盛。在张国焘指挥下，陈昌浩和保卫局局长周纯全带领保卫局的人天天抓人审讯。为了抓出“AB团”和“改组派”，对革命同志严刑逼供。被捕和被杀的人越来越多，形成肃反扩大化。王建安上将回忆说：“肃反时，杀了不少人。留分头的、戴眼镜的、AB团、第三党，还有吃喝委员会的都要杀掉。那时说知识分子不可靠，地方干部也杀了不少，军队中爱提意见的都杀掉了，最后在部队中找个当文书的都找不到了。”总指挥徐向前在前方打仗，妻子程训宣却被保卫局抓起来严刑逼供，在没有任何罪名的情况下被杀。徐向前都不能过问，一直到了延安，徐向前才悲愤地质问周纯全：“为什么把我老婆抓去杀了？她究竟有什么罪？”周回答：“她没有什么罪，当时抓她就是为了搞你的材料。”据当年的知情人说，保卫局把程训宣同志抓去拷问，是想把徐向前整垮。没想到程训宣被打得体无完肤，却坚决不肯说一句诬陷丈夫的话。保卫局的人眼看无法交代，怕徐总打完仗回来追查，干脆把程训宣杀了。
白雀园肃反，张国焘使用铁腕和屠杀建立起自己在红四方面军中至高无上的地位。但是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却受了致命的内伤。一大批忠诚的共产党人，具有较高军事和文化素质的红军指挥员被杀害了。活着的人也胆战心惊，今天不知明天的命运。大家宁可牺牲在战场上，也不愿背着“反革命”的罪名被自己的同志砍头。连许世友这样出身贫苦，作战勇猛的战将都心里发虚。他回忆道：“那时一说反党就不得了，杀人不敢作声。他以中央名义杀人，谁敢作声？谁作声，马上就被杀掉了。”
肃反造成的恐怖和人心的恐慌，大大削弱了红军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不久，当国民党军队对鄂豫皖苏区进行第四次“围剿”，红军终于顶不住了，被迫离开了鄂豫皖苏区，向川陕边区千里转移。在转移中，红军干部中对张国焘的怀疑和不满终于爆发了。12月初，部队翻越秦岭后，曾中生、旷继勋、余笃三、张琴秋等高级干部就酝酿与张国焘的错误路线进行斗争。12月7日，在小河口召开了师以上干部会议，曾中生向张国焘递交了一份书面意见。大家也都建议停止转移，争取迅速创建新的根据地。面对大家的意见，张国焘表示接受，并委任曾中生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张琴秋为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大家出于善良的愿望，张国焘是中央代表，只要他承认错误，大家仍然拥护他的领导。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们太天真了。当张国焘在川北通南巴地区站稳了脚，便又大开杀戒了。1933年6月间，他再次主持肃反，秘密逮捕处死了旷继勋、余笃三、舒玉章等高级指挥员，逮捕了朱光、王振华，斗争了张琴秋。红四方面军成了张国焘个人统治的天下。
当然，肃反不是张国焘个人的行为，是和当时统治中央的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密切相关的。张国焘通过在四方面军中的肃反，确立了自己巩固的地位。以张国焘在党内的资历，加上红四方面军强大的实力，党中央也不被他放在眼里。从他个人的性格来说，也不甘屈居别人之下。现在，毛泽东和张国焘这两位党内最强有力的政治领导人走到一起来了。他们能够同心协力吗？两河口初次会见，已经留下了争斗的阴影。张国焘的心中已经开始盘算：现在应该由他来执掌党和红军的最高权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