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四方面军的亲密情谊——张国焘改变了态度——矛盾的萌芽——“统一组织”的压力——毛泽东决定让出总政委——芦花会议调整组织——张国焘还要解决“路线问题”——第二次芦花会议——通南巴问题的由来——反六路围攻——张国焘在通南巴继续肃反——统一战线方面的失策——红四方面军被迫退出通南巴

    两河口会议之后，红一、四方面军开始联合行动。从表面看，会师后的蜜月还在继续，但在双方的领导层内，一些莫名其妙的猜疑和误解在暗中发展着，并且越来越表面化，令广大红军战士和基层指挥员迷惑不解。

    矛盾是从哪里开始产生的，谁也说不清楚。一方面军和四方面军会合后，广大指战员们亲密无间，和睦相处，好比两个久别的兄弟重逢，高兴都来不及，怎么可能一见面就互相算计呢？

    当时任红五军团保卫局局长的欧阳毅回忆会师后的那段日子说：“我们红五军团与9军的驻地紧挨着。两支部队经常在一起组织联欢，参观访问，交流战斗经验，互相检查对方执行群众纪律的情况，开展体育活动等友谊竞赛。9军的同志们见我们穿的比较破烂，物资十分缺乏，便主动给我们送来了酥油、炒面，还有几百套灰布军衣。我们也回赠了一些枪支弹药。那种亲密无间的战友情谊，既感动人，又鼓舞人，使大家心里都热烘烘的。”

    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邓小平也亲身感受到四方面军战友的情谊。过雪山的时候，他的马死了。邓小平只好与普通战士一样，靠自己的两条腿一步步翻过大雪山。与四方面军会师后，他见到了留法勤工俭学时的老战友、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傅钟。傅钟看到邓小平连一匹马都没有，非常同情，便慷慨地送给邓小平一匹马，还有衣服食品。这些东西不多，但对邓小平来说却是雪中送炭。邓小平深受感动，几十年后还念念不忘，对子女说：“过了雪山后，傅钟送了我三件宝：一匹马、一件皮大衣、一包牛肉干。这三样东西可真是顶了大事呀！”

    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绝大多数是淳朴的农民，他们热情、直爽，打起仗来十分勇猛。但是文化水平低，头脑比较简单，常常干出一些幼稚可笑的事情，在政治上不如一方面军的同志成熟。四方面军的人从心里是把一方面军当大哥看待的，虚心向他们学习。原红四军的侦察参谋许昌同志回忆：“四方面军向一方面军学了不少东西。如保密，原来四方面军下至连上至军都有大旗，驻到哪里，大旗门口一插，一行动前面扛起来走。人家不要问就知道哪一军哪一师，以至哪一连。再如号谱，通讯联络，原来四方面军使用的与国民党的一样。会合后，这些都改进了。”

    会合以后，双方指挥员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现在两大主力会师了，就应该迅速地联合起来，形成统一的力量，而不应该各行其是。懋功会师后，徐向前就建议一、四方面军的部队和干部相互调剂补充。刘瑞龙回忆：“会师后，徐向前同志看到一方面军减员太大，亟需补充，又考虑向一方面军学习，主动向中央建议，请一方面军调几位得力干部到四方面军各军任参谋长，四方面军抽调建制部队补充一方面军。张国焘开始不同意，经徐向前同志做工作，并经中央批准，这一建议才得以实现。一方面军派来担任各军参谋长的有陈伯钧、张宗逊、李聚奎、郭天民等同志，对四方面军部队建设，起了积极作用。四方面军抽调给三军团的部队是90师的270团和89师直属队共2600余人；抽调给一军团的部队是98师的294团共2000余人和11师32团1200余人。后来，这些编入一方面军的部队在战斗中都发挥了他们的重大作用。”

    四方面军在会师初期，给一方面军的支援和帮助是真诚的，实实在在的。他们对一方面军是尊重的。但是张国焘认为中央犯了路线错误，所以打了败仗，丢掉了苏区，一路逃到这里。如果不是他的接济，很快就会被消灭。所以，中央现在应该听他的，让他来领导。部分红四方面军的干部对一方面军尊敬好奇的心理，在会合后不久便渐渐淡化了。在他们看来，一方面军也没有想象的那么不得了。这支长途跋涉的队伍，衣衫褴褛，军容不整。对比之下，四方面军的精神面貌要强得多。在会合之后，四方面军的干部很少向一方面军讲张国焘的坏话。相反，令聂荣臻极为不快的是，“在两个方面军会合以后，一方面军中也确有人从一种不正确的动机出发，歪曲地把一方面军的情况和遵义会议的情况，偷偷地告诉了张国焘。也使张国焘起了歹心，认为中央红军不团结，他有机可乘”。当时中央的一些举动，也激化了一、四方面军之间的矛盾。30军领导向张国焘报告：“中央曾派遣一些调查人员到30军中去调查实况。这些调查者往往夸大第四方面军的缺点，特别是找到几个军官骂士兵的例子，就泛指第四方面军中有浓厚的军阀习气。那些调查者往往利用四方面军一般干部只知道毛泽东、朱德等人的名字，而不知所有政治局委员的名字这一事实，硬说第四方面军不尊重中央。”30军政治部把中央调查人员与他们的谈话都记录下来，交给张国焘。一方面军的各种文件，也通过各种渠道送到了张国焘的手里。所以，张国焘与中央的关系迅速恶化，想当领袖的欲望急剧膨胀，绝非偶然。而当时发生的一些事情和政治气候，确实产生了对他有利的因素。

    徐向前回忆说：“从这以后，我们耳闻目睹的一些不利于两军团结的现象，就日见增多起来。有些话很难听。张国焘对下面散布：‘中央政治路线有问题’，‘中央红军的损失应由中央负责’，‘军事指挥不统一’，据说还派人找一方面军的同志了解会理会议、遵义会议的情况等，实际上是进行反中央的活动。在此同时，凯丰、博古他们则指责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和退出通南巴是‘逃跑主义’，还有什么‘军阀主义’啦，‘土匪作风’啦，‘政治落后’啦，甚至公开写文章抨击。他们这种‘左’的做法，与当初刚到中央苏区时，对待毛主席和一、三军团差不多。只能激起四方面军干部的反感。许多指战员想不通，憋着一肚子气。这也给了张国焘以挑拨的借口。……再往后，教条主义者对红四方面军的那些指责就听的多了，不少干部向我反映。我虽然教育干部不要向底下散布这些东西，但说老实话，心里是不痛快的。四方面军这支部队，是从鄂豫皖的一支三百来人的游击队发展起来的，打了那么多硬仗、恶仗，是党领导的队伍，发展到八万多人，很不容易。尽管部队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点，但本质是好的，是坚决打蒋介石的。是实行土地革命的，是拥护第三国际的，是听党的话的，是和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是竭诚拥护同中央红军会合的。怎么又是军阀，又是土匪，又是落后，又是逃跑的？！不看主流，把四方面军说的漆黑一团，对两军团结对敌，没有任何好处，我确实想不通。”事隔多年之后，徐帅回忆起来还这样恼火，可见当时四方面军的干部对中央的一些左倾机会主义领导人的反感和气愤。

    张国焘回到理县红四方面军总部，连续召开会议和与干部谈话，把大家的火都激起来了。于是他开始鼓动上上下下向中央伸手要权，理由是要“统一指挥”。7月1日，张国焘在致中央的电报中谈毛儿盖战役实施的部队调遣和部署时，强调指出：“我军宜速解决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反对右倾。”暗示如果不这样做，就会引起部队调动的混乱，给敌军以可乘之机。几天后，张国焘向中央慰问团的成员、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李富春提出改组充实总司令部的建议，推荐徐向前担任红军副总司令，陈昌浩任总政委。李富春感到事关重大，便给中革军委领导人朱德、周恩来、王稼祥、毛泽东发了一封电报：

    张国焘来此见徐、陈，大家意见均以总指挥迅速行动，坚决打胡（宗南）为急图，尤关心于统一组织问题，商说明白具体意见，则为建议充实总司令部，徐、陈参加总司令部工作，以徐为副总司令，陈为总政委。军委设常委，决定战略问题。我以此事重大，先望考虑。立复。

    中革军委对此保持沉默，没有答复。几天后，四方面军的电报纷纷传来，口气也越来越不客气。毛泽东后来愤怒地说：“各种燕雀们都打电报来了。”就是指这些事。

    7月9日，在张国焘授意下，中共川陕省委领导成员联名致电党中央：“依据目前情况，省委有下列建议：为统一指挥，迅速行动，进攻敌人起见，必须加强总司令部。向前同志任副总司令，昌浩同志任总政委，恩来同志任参谋长。军委设主席一人，仍由朱德同志兼任，下设常委，决定军事策略问题。请中央政治局速决速行。并希立复。”一个川陕省委居然对中央说三道四，插手最高领导层的人事安排，显然是张国焘在当后台老板。中央依然没有反应。

    7月16日，陈昌浩出面了。他没有那样直截了当，而是委婉地致电中革军委朱德、张国焘、周恩来、徐向前：“阿坝应速取。浩甚望指挥统一，大振士气，提高军纪、党纪，坚决反右、肃反，争此大胜。一切可见代呈。惟浩只在中央及军委领导下坚决工作，但决不敢问，且无能另当大任也。如何？盼复。”

    7月18日，陈昌浩在致张国焘、徐向前转朱德的电报中再次恳求：“全局应速决，勿待职到。职坚决主张集中军事领导，不然无法顺利灭敌。职意仍请焘任军委主席，朱德任敌前总指挥，周副主席兼参谋长，中政局决大方针后，给军委独断决行。……浩连日不得指示，现在决亲来面报。”

    在红四方面军领导人的再三催促下，中央无法再保持沉默。形势很明显：红四方面军人多势众，没有他们的配合，一方面军是孤掌难鸣。中央急于北上，摆脱在藏区缺衣少食和到处挨打的被动局面。但是张国焘按兵不动，非要先解决权力分配的问题才肯行动，看来不让步是不行了。于是，毛泽东和张闻天认真地商量这个重大问题。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回忆：

    毛泽东、张闻天等同志一直商量怎样使一、四方面军团结一致，统一行动，认为关键就在张国焘。恩来同志发高烧，病中仍为此事烦心。我听到毛主席和闻天反复商量，谈得很具体。毛主席说：“张国焘是个实力派，他有野心，我看不给他一个相当的职位，一、四方面军很难合成一股绳。”毛主席分析，张国焘想当军委主席，这个职务现在由朱总司令担任，他没法取代。但只当副主席，同恩来、稼祥平起平坐，他不甘心。闻天跟毛主席说：“我这个总书记的位子让给他好了。”毛主席说：“不行，他要抓军权，你给他做总书记，他说不定还不满意。但真让他坐上这个宝座，可又麻烦了。”考虑来考虑去，毛主席说：“让他当总政委吧。”毛主席的意思是尽量考虑他的要求，但军权又不能让他全抓去，同担任总政委的恩来商量，恩来一点也不计较个人地位，表示赞同。

    当时彭德怀等人都不明白毛泽东“宁可让出总政委，不能让出总书记”策略的奥秘，后来形势的变化，彭德怀对毛泽东的远见佩服不已：“如果当时让掉总书记，他以总书记名义召集会议，成立以后的伪中央，就是合法的了。这是原则问题。”

    7月18日，中共中央在黑水县的芦花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朱德、洛甫（张闻天）、张国焘、周恩来、毛泽东、博古、王稼祥、凯丰、邓发共九人。会议只有一项议题：研究解决统一指挥和组织领导问题。

    张闻天首先发言，他提出：中革军委设总司令，由朱德兼任。张国焘任红军总政委，是军委的总负责者。军委下设小军委（军委常委），过去是四人，现增为五人，陈昌浩同志参加进来，主要负责人还是张国焘。周恩来调到中央常委工作，在国焘尚未熟悉前，恩来暂帮助工作。这是军委的分工。关于总政治部，本是王稼祥任主任，因病实际是博古。现决定博古任主任，设副主任两个：富春和四方面军一个。昌浩、向前两同志仍任原职，更扩大权力，前面部队都归他们指挥。

    张闻天讲完后，张国焘、毛泽东等相继发言。张国焘提出要向中央委员会增补人员。毛泽东说：提拔干部是需要的，但不需要这么多人集中在中央，下面也需要人。婉转地拒绝了张国焘的要求。与会人员一致表示同意张闻天的意见。最后张闻天说：大家一致意见，很好，张国焘任总政委，徐向前、陈昌浩任前敌部队指挥，博古任总政治部主任。权力分配的第一次会议就这样结束了。

    根据会议的决议，当天军委向各部队发出通知：

    奉苏维埃中央政府命令：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一切军队均由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总政委直接统率指挥。仍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同志兼总司令，并任张国焘同志任总政治委员，特电全体知照。

    7月21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对一、四方面军组织番号和干部任免作相应的调整。命令如下：

    我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各军组织番号及其首长均有变更，军委现决定：组织前敌总指挥部，即以四方面军首长徐向前兼总指挥，陈昌浩兼政委，叶剑英任参谋长。

    原一军团改为一军。军长林彪，政委聂荣臻，参谋长左权。

    三军团改为三军。军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参谋长萧劲光。

    五军团改为五军。军长董振堂，代政委曾日三，参谋长曹里怀（代）。

    九军团改为三十二军。军长罗炳辉，政委何长工，参谋长郭天民。

    原第四、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三等五个军番号仍旧。

    四军以许世友为军长，王建安为政委，张宗逊为参谋长。

    九军以孙玉清为军长，陈海松为政委，陈伯钧为参谋长。

    三十军以程世才为军长，李先念为政委，李天佑为参谋长。

    三十一军以余天云为军长，詹才芳为政委，李聚奎为参谋长。

    三十三军以罗南辉为军长，张广才为政委，李荣为参谋长。

    同日，军委还发布《关于松潘战役军队部署的决定》，宣布：“任徐向前为前敌总指挥，陈昌浩为政委，前方一切作战部队均归其统率指挥。并即以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兼前敌总指挥部。”

    这一次大幅度的调整，张国焘得到了红军的指挥大权。前方作战也由红四方面军负责指挥，红一方面军退居次要地位。中央作了很大让步，尤其是周恩来，为顾全大局，把红军总政委的位子让给张国焘，自己只剩下一个军委副主席的名义。张国焘占了上风，应该满意了。但是张国焘不算完，他还要和中央算政治路线账。在张国焘授意下，以凯丰批评“西北联邦政府”的文章为突破口，7月8日，中共川陕省委致电中央，对凯丰的文章进行反击。

    （甲）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联邦政府。是在两大主力未会合以前，适应客观环境的需要成立起来的。在理论上，在组织上都是正确的。事实上现在已团结了广大的群众在联邦政府的旗帜下而斗争。最近看到前进报上凯丰同志对联邦政府的批评，据云并未经过组织局正式计划。这一批评，我们认为是不正确的。在目前，苏区必须建立政权，才便利于实际领导群众。仍用西北联邦政府名义或改名，究用何名义及如何组织，请指示。

    （乙）自两大主力会合后，整个革命形势有新的发展与推动。要求中央作一决议，估计目前的形势，并指示各级党部的工作。同时建议在全党要大大发展反倾向斗争，反对对创造苏区失掉前途的情绪，对会合意义的估计不足，失败情绪，夸大敌人的力量，集中火力反对这种失败的情绪。同时要反对自寻的主观主义，不实际进行战斗动员的“左”倾，对红军中的反革命活动要发动斗争，来巩固红军工作情绪。有书面报告中央。

    这真是“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遵义会议虽然解决了军事路线问题，但毛泽东为了顾全大局，挽救中央红军，暂时搁置了政治路线问题，没有批判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如今红四方面军川陕省委的电报反而给凯丰扣上一大堆“右倾”、“失败”、“主观”的帽子，要对他进行斗争。面对人多势众的四方面军干部，凯丰第一次沉默了。其实，张国焘是要中央承认自己的路线完全错了，只有张国焘才是唯一正确的。

    中央眼看给张国焘让位和调整红军领导机构都没使他满意，他又要解决政治路线问题。7月21日和22日又在芦花召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红四方面军的工作，对前一段的斗争作出评价。出席会议的有：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周恩来、朱德、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博古、邓发、凯丰、李富春、刘伯承。

    21日的会议是由红四方面军负责人作汇报。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相继发言，报告了红四方面军自鄂豫皖苏区第四次反围剿以来的军事、政治工作情况。他们充分肯定了红四方面军在创建鄂豫皖和通南巴苏区进行的英勇斗争，也谈到了退出这些苏区的原因和教训。徐向前指出：红四方面军的优点是工农干部多，对党忠诚。服从命令听指挥，纪律较好；作战勇敢，打起仗来各级干部层层下放，指挥靠前，兵力运动迅速敏捷，长于夜战。平时注意军事训练，战后注意总结经验。缺点是文化程度低，军事理论水平及战略战术的素养不够，参谋业务薄弱。陈昌浩汇报了四方面军政治工作的情况。汇报之后，徐、陈二人回前线指挥战斗，未出席第二天的会议。

    22日进行讨论。朱德发言肯定了张国焘到鄂豫皖后，“发动了广大群众，扩大了十倍以上的红军，都是对的”。缺点是战役计划有不对的地方，打了许多仗，但未很好地武装群众，牵制敌人。用全力注意发展红军是对的，对地方工作不够。他说：红四方面军要变成钢铁红军是有基础的，把战术素养加强，交通联络搞好，是有把握的。

    凯丰发言批评说：四方面军不应退出通南巴苏区，中央苏区是不得已才退出，通南巴是打了胜仗，顺利条件下退出的。任意放弃苏区是应考虑的。

    周恩来的发言比较了中央苏区与鄂豫皖苏区的情况。他说，中央苏区由于战略战术错误退出，鄂豫皖是完全不同的，不是像中央苏区采取完全防御战造成的。退出鄂豫皖预先没有很好准备，对发动群众动员不够，有些忽视敌人。并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说那一次反围剿一定不能胜利，一定要退出苏区。到通南巴，克服了疲劳，建立了根据地，这是对的。一方面军长途行军，有些表现右倾，在遵义会议后改变了军事领导，已有纠正，但是还须注意。周对四方面军的政权建设提出批评说：建立的联邦政府，并没有多少少数民族，联邦没有东西联。关于宣传鼓动，周恩来认为有些超过事实。如对敌人力量的估计，说敌人是“残余”。有些口号提法有问题，如“打下松潘，直下成都坝子”。又如说十万中央红军，说得过火，使人失望。在组织工作上，周建议应科学化，有条理，有计划，这更有利上下级关系。

    毛泽东在发言中说：从鄂豫皖起，国焘领导下总的是没有问题的。过去与中央不很密切时，有自称中央代表在那里批评，因此有同志认为或许路线有问题。今天看，认为路线是正确的。红军的扩大巩固，两个苏区的发展巩固，与中央苏区的配合，无数次击破敌人，都证明路线是正确的。对红四方面军的工作，毛的结论是：总的路线正确，其他个别问题不正确。

    张闻天说：关于通南巴问题，使它成了苏区，总的路线是正确的。放弃通南巴，这是个严重的错误，找不出理由为何要放弃。在鄂豫皖苏区几次没有打下敌人，因没有准备打，又打得不好，那时退出是正确的。但通南巴是打退了刘湘，胜利后放弃苏区，是不对的。关于民族问题，张说：凯丰上次草案（指批判西北联邦政府文章后附的民族政策草案），我是不大同意的。提出的基本问题是同意的。联邦政府在组织上程序上是错误的，我们应着重自决方面，联邦是要自由结合的，为什么要采取联邦？不能承认川陕省委所说联邦在组织上理论上正确，这样说不对。

    最后，张闻天强调了根据地问题。他说：通南巴地区有相当多的群众，地方相当大，但现在放弃了。并不是被敌迫出，而是胜利局面下放弃。如果说中央有电报要放弃，可以不放弃，我们不会因电报放弃苏区。原因是没有深入工作，加强党和地方武装，深入的土地革命，全靠红军支持。通南巴的教训，使我们对建立新的根据地，要有决心派好的干部去建立政权，彻底解决土地问题。建立和巩固革命根据地，对革命发展有很大意义。

    会议结束前，张国焘作了补充发言，代替会议的结论。他承认鄂豫皖苏区第四次反围剿的失败是因为对蒋介石军队的力量估计不足，打得不够坚决。当时考虑保存红军是主要的，对游击队的作用重视不够。张国焘讲完，就散会了。两天的会议没有形成文字的决议。

    这次会议是一次非正式的交锋。中央领导人发言的调子并不一致。朱德、毛泽东、周恩来、邓发都以肯定为主，善意地提些意见。凯丰则是措辞严厉，大有批判的味道。

    凯丰的批判是否有道理？红四方面军退出通南巴苏区究竟是怎样一回事？这里面有各种复杂的原因，需要回顾一下红四方面军的战斗历史。

    通江、南江、巴中地处大巴山、米仓山南麓，山川纵横，险峰林立，只有崎岖的小路蜿蜒穿行于茂密的原始森林之中。这里人口稀少，封闭落后，属于穷乡僻壤，与四川盆地的富饶形成强烈的反差。但是这里与井冈山、大别山有相似之处：地处偏远，军阀的统治比较薄弱；山高路险，易守难攻，适合红军的休养生息；经济落后，人民贫苦，适宜发动群众革命，建立根据地。红四方面军从鄂豫皖西行千里，能在这里落脚生根，与上述条件有直接关系。

    1933年红四方面军到达通江后，徐向前把总部建在县城里。他描述当地的情况说：“通江县城不大，约千余户人家。三面临山，一面傍水，四周环有相当坚固的城墙。主街道两旁有些店铺，经营日用百杂、山货土产、饭菜小吃之类。白木耳甚多，一块光洋能买一大堆。部队不知道那是高级营养品，买回来成锅煮，当稀饭吃。而盐巴、布匹、医药，则极为短缺。民房一般为木质结构，大都年久失修，破旧不堪。最令人瞩目的建筑，要算一座宽敞的孔庙和一座坚固的天主教堂了。方面军总部和西北军委机关，临时设在这两座建筑里。”他看到这里的老百姓“贫困到令人吃惊的地步。不论县城或乡村，我们见到的多是些‘打精巴子’的男女老少，衣不蔽体，面黄肌瘦，佝偻着身子缩成一团。十七、八岁的大姑娘没有裤子穿，围着块棕片遮身。而且这里鸦片肆虐，男人多是大烟鬼，骨瘦如柴，不成人样”。

    红四方面军初到通南巴，干得轰轰烈烈。打土豪、分田地，扩大红军。不但男青年争先恐后，女青年也积极参加红军。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当地男人烟鬼太多，招到部队来要先集中戒掉大烟瘾，实在是一件很艰难的工作。当地的妇女倒是身强力壮，吃苦耐劳，无论田头家里，都是主力军。于是红军招了不少女青年，组成妇女团。战地勤务、后方工作杂务由她们主要承担，发挥了很大作用。

    在通南巴站住了脚，红军首先打退了四川军阀田颂尧的围攻。尔后，红四方面军开始向外出击，扩大川陕根据地。先后打败杨森、刘存厚的川军部队，把根据地由三个县发展到八个县，活动范围扩大到二十二个县，红军发展到八万多人，红旗漫卷大巴山。红军的胜利使得四川军阀胆战心惊，他们终于联起手来，为了自身的地盘和利益，与红军决一死战。

    1933年10月，四川军阀首领刘湘纠集各路军阀势力，组织一百二十个团，二十多万兵力，对川陕苏区发动六路围攻。这场较量长达十个月，是红四方面军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最残酷的战役。1934年7月，川军八十个团分路进攻川北重镇万源，企图切断川陕交通线，把红军挤出川北。这是一场生死攸关的战斗，红四方面军的4军、9军在许世友、陈海松的指挥下，开始了惊心动魄的万源保卫战。徐向前到前线视察时看到：“部队真是杀红了眼，每天要对付敌人五、六次以上的冲锋。从天亮打到天黑，大刀砍卷了，刺刀捅弯了，阵前敌人尸首一堆一堆的，臭不可闻。这是关系川陕革命根据地生死存亡的一场血战，不拼命不行啊！”徐向前激动地称赞红军战士说：“部队真顽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不仅要战胜优势敌人的进攻，还要经受其他困难的考验：白天，烈日、硝烟、战火，把阵地烤得象蒸笼似的。夜晚是蚊虫、小咬的天下，成群成群地围着堑壕、工事飞舞，咬得人们满脸满身的疙瘩，痛痒难忍。暴雨天，泥水灌满堑壕，指战员泡在齐腰深的水里坚守阵地。烂脚病象瘟疫一样地蔓延，许多人的腿脚溃烂红肿，行动艰难，又缺乏药物治疗，照样坚持战斗，不下火线。敌人的尸体横七竖八，密密层层地堆在阵地前沿，来不及处理，两三天就发腐发臭，熏得人恶心呕吐。粮食供应不上，指战员靠挖洋芋野菜充饥。所有这一切，都吓不倒我们的钢铁战士。”

    多年以后，许世友上将回忆起万源保卫战，还是感慨不已。他说：“保卫万源这个战争打得是很大的，打得很恶劣，打的时间很久，整整四个半月。这一带老百姓是很可怜的，死的太多了。三十里路以内的老百姓都得瘟疫死掉了。我以后去看了，都躺在床上死掉了。大人小孩都完了。死尸味比什么都臭，老百姓中了毒，得了瘟疫。时间久，残酷，死人多。我们也伤亡不小，我们师伤亡也是七八千。每次攻击，敌人丢尸七八千。我们的伤亡一般是二比一；死一个，伤两个，那是轻的，有时伤亡还要多。”

    刘湘等四川军阀的“六路围攻”终于被红军粉碎了。但是此后不久，红四方面军却退出了川陕根据地，向嘉陵江以西转移。打了胜仗为什么还要走呢？当然是有原因的。徐向前说：“十个月的反六路围攻，固然以我军的胜利和敌人的失败而告终，但川陕根据地的元气，却受到了严重损伤。我们的面前，废墟一片，困难重重。战争结束后，我从前线回到后方。沿途所见，皆为战争破坏带来的灾难景象。良田久荒，十室半毁，新冢满目，哀鸿遍野。令人惊心惨目！红军士兵的来源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物质短缺，补给困难。南部和通江的盐井，被敌破坏殆尽，短期难以恢复。敌人的经济封锁日甚一日。根据地急需的食盐、粮食、衣被、药物等无法解决。随着饥饿现象的日趋严重，伤寒、痢疾等传染病猖狂蔓延，夺去了不少人的生命。根据地的秩序大不如前，逃难的、抢东西的、当土匪的屡有发生。”加上春荒的到来，红四方面军这样一支大军想再坚持下去几乎是不可能的了。

    战争不仅是战场上的军事斗争，而且要有雄厚的人力财力做后盾。没有人就无法补充部队，没有饭吃就无法打仗，这是基本常识。通南巴地区的深山老林，在军事上适合红军据险而守。可一旦受到经济封锁，它就显现出脆弱的一面。然而，通南巴苏区的放弃，敌人的围剿是外因，张国焘的“左”的政策，则是根据地垮台的内因。

    张国焘在通南巴苏区仍然继续他那一套“左”的方针政策。大搞肃反，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滥杀无辜。他重新清算小河口会议的老账，软禁曾中生，杀害红4军指挥员旷继勋和师、团级干部余笃三、舒玉章等同志，又掀起一场肃反的浪潮。

    徐以新回忆在川陕苏区被逮捕的经历说：“1933年的‘八一’，我就被抓了。‘八一’这一天后方检阅，前方开来两个师，我还是检阅总指挥。张国焘、陈昌浩在后方，徐向前同志没有在。他们检阅了部队，阅兵完后我就休息，夜里派人来说总政治委员有请，结果一请就请到保卫局去了。陈昌浩在那里一本正经地说：你知道自己犯了错误吗？另外，今天还请了曾中生和张琴秋，但你们不能见面。不过张琴秋的错误比你们轻，没有抓她，她已经承认了错误。你们三个人反对张国焘是最主要的，但是现在还不晚，只要你承认错误，我可以担保马上放你出去。后来我哭了一番，发了脾气，质问陈昌浩说：岂有此理，为什么把我送到保卫局？保卫局是对待反革命的。陈昌浩说：不一定都是反革命，犯了错误也可以蹲。又说：你的错误不简单哪，你是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呀！半夜，把我送到一个单人房间，一出来四个人跟着。过几天后，曾传六（保卫局局长）叫我写材料，我就写了对张国焘有什么意见，至于右倾，我也不知道右在哪里。后来就分配我在保卫局讲课，问案子。结果在问犯人中，发觉好多都是自己的同志。人家有根有据，有名有姓，有关系的，都是陕南和四川省委派来的。还有一部分是四川农民，公报私仇的，不是反革命都抓来了。当时审案子是逼供信。我看了这个情况，曾建议要把情况调查清楚，但无结果。以后，我鼓足了勇气，写了一封信给张国焘，说肃反不能这样肃，这样下去将来要造成农民暴动。从保卫局的情况看，地方乱肃反，乱杀人，军队里面有许多不该肃的被肃了。‘条陈’上去不到三天，张国焘来了，训我一个钟头，拍桌子说：你和曾中生等在四方面军对我不满意，反对我，谁不知道的？我对你们宽大，张琴秋悔过，对她就更宽大。我叫陈昌浩跟你谈话，希望你在保卫局很好表现，好好检查错误。分配了你工作，叫你讲课、问犯人。你在问犯人里面不相信工农干部，擅自作主，跟反革命打成一片。你在保卫局还不转变，还在顽固抵抗，你这个人已经到了不可挽救的地步！此后，就把我送到朱光、李成林集体住的地方罚苦工。在那个地方我们刻石印、写东西，直搞了两年，到二、四方面军会合北上，才把我放出来。”

    徐以新还算是幸运的，当时红4军12师是肃反的重点，从师长旷继勋起，实行层层清洗。当年在保卫局工作的张仁初中将回忆说：“在川陕时12师最严重，从旷继勋起被捉了不少。韩继祖是12师政治部主任（理发的出身），杀的干部也不少。12师团以上的干部就是34团团长许世友、36团团长余天云和35团团长没捉起来。旷是最先捉的，从通江送往10师所在地，那时听说是张国焘让他到四军当军长，实际是用这个办法将他杀了。杀得很机密，原因不知道，估计一定是他反对张国焘。”

    张国焘在通南巴地区把肃反范围扩大，直到地方党组织和普遍群众。徐以新回忆：“我们的方针是打土豪分田地，分衣物，对地主是‘左’的，差不多都是扫地出门。后来富农也是扫地出门，中农也连带着，这是‘左’的政策。这些跟肃反结合起来，搞得中农也不满意，说几句怪话，就抓起来当反革命。所以通南巴肃反继承了鄂豫皖肃反的‘左’的政策，在部队里，干部中，只要对张国焘有意见，就抓起来。在地方也是这样，除地、富外，有些干部也抓起来当反革命肃了。后来在苏区蹲不下去，恐怕就是这样。我当时在保卫局看到一份报告，大概是县保卫局送来的报告，一个县一杀就是几千，没有口供，只是很简单的名单，说杀多少，一个个圈起来，送上来叫保卫局审查。一个县就有杀人的权力，有的乡开公审大会就杀了。所以乱杀人、乱抓人、乱用刑，造成了人民的不满。”

    徐向前元帅也证实：“张国焘在川陕根据地，推行的还是王明那一套，许多东西是‘左’的。如对地方政策，只要当过保长的，多要杀掉。认定是地主、富农的，也要杀掉。其实，有些保长是穷人，大家推举他出来干这份差事的。有些地主、富农虽有剥削，但民愤不大，可以改造，不同于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不问青红皂白，把他们通通杀掉。只能扩大敌对势力，吓跑中立者，孤立自己。土地改革、经济政策也‘左’，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侵犯中农利益，甚至将一些中农划成地富成份，无条件地剥夺，使他们失去了生产积极性；把小经纪人当资本家打倒，搞得根据地商业凋敝，连日用生活物资都很难买到。俘虏政策上，要兵不要官，放兵不放官，尤其是对营以上被俘军官，杀掉不少，增强了敌军的对抗、报复心理。这些‘左’的政策和在鄂豫皖时期差不多。”

    据当年老红军回忆，“左”的政策到了荒唐可笑的地步。打土豪拿来的法币、茶叶都当成反动的东西烧掉了。后来到了松理茂地区，许多战士不服水土，拉肚子，才后悔不该烧掉茶叶。“左”的政策把川陕根据地搞得民穷财尽，要粮没粮，要衣没衣。农村开个会，参加者大多是妇女，男的都当红军去了。当时扩大红军，贫下中农出身的年轻人都参加了红军。如果你看到年轻人没当红军的，那就是地主富农出身的。这样的结果就是待不下去，只好放弃川陕根据地，再次转移。

    张国焘的“左”还表现在他对川陕地方党组织和游击队的打击迫害。张国焘生性多疑，对川陕党的同志根本不信任。当时活跃在川东地区的是王维舟同志领导的川东游击军。1933年10月，王维舟率领部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奉命改编为红33军。以王维舟为军长，原达县中心县委书记杨克明为政委，四方面军来的罗南辉为副军长。但是会合的欢庆刚过去不久，张国焘就以其当地人多，社会关系复杂为借口，在33军内部大搞肃反和清洗。王维舟回忆说：“最不幸和最令我痛心疾首的，是经过党多年培养出来的三百余青年革命干部，遭受了无辜的杀害。这些同志几年来在地下艰苦的环境中，与敌人进行了殊死的斗争，未遭反动派杀害，却在自己内部，在叛徒张国焘‘左’倾路线的毒手下牺牲了。游击军和红四方面军刚会合，张国焘派人在宣汉双河场以开会名义杀害了地下党的干部百余名。在巴中县，张国焘把我们33军的两个师长（98师、99师）蒋群林、冉南轩从前线调去，也被暗中杀害。又在宣汉属之清溪乡三弯崖，于点验时杀了三个团的团级干部（其罪状是他们过去当过保甲长）。又在黄中铺前线正当同敌人在激烈战斗中（当时我在虹口养病），把正在火线上指挥作战的军政委杨克明同志撤职调离前方，又将排级干部以上五十余人都调到后方，大部分被杀害了。未被害的只有少数几个人。”

    张国焘对川东地方革命同志的屠杀和连根拔的政策，被人们称之为“拔萝卜”，引起了党内强烈的义愤。在后来延安清算张国焘错误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朱德痛心地说：“对于肃反，错误是很严重的。四川同志谈：红军不来，我们还发展了一些党员；红军来了，把我们杀光了。同志们带武装来，不慢待罢了，我们总不该要他们的命！把这些革命同志当反革命，是罪恶。有些地方把整个地方肃光。”

    张国焘把川陕根据地当作他的独立王国，不仅对地方同志不信任，甚至对中央派来的干部也随便怀疑打击。党中央把廖承志同志从上海调到川陕根据地参加领导工作，任省总工会秘书长和红四方面军政治部秘书长。1934年10月，廖承志参加川陕根据地第四次党代表大会时，张国焘借口有人提出廖承志的父亲廖仲恺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母亲何香凝是国民党中央妇女部长，就把廖承志关起来审查。老共产党员谁不知道廖仲恺、何香凝是孙中山先生的亲密战友、中国共产党人尊敬的朋友。这居然成为关押廖承志同志的理由，还有比这更荒唐的事情吗？廖承志因为能写会画，宣传工作上有一技之长，才没被杀掉，以犯人的身份参加了长征。与廖承志命运相同的还有中央派来的朱光、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等同志。

    在对敌斗争上，张国焘更是以极“左”的面目处理战略和政策等问题。在他眼里，敌人就是敌人，没有任何区别。他不会利用军阀阵营的内部矛盾来分化瓦解、各个击破敌人，更不知统一战线为何物。其实，当时无论是国民党军队各派系还是四川军阀内部，都存在大大小小的矛盾和利益冲突，他们一开始也并未想要和红军死拼。1933年红四方面军离开鄂豫皖向川陕地区转移时，陕西的西北军杨虎城、孙蔚如与蒋介石有矛盾。在西北军内的地下党员劝杨、孙与共产党合作，共同对付蒋介石。于是孙蔚如派人来联系谈判。红军派徐以新前往汉中，孙热情款待，与红军约定：以巴山为界。你不过来，我不过去。大家一起对付胡宗南。协议达成后，孙蔚如很高兴，给红军提供了不少方便。例如给红军送去无线电通讯器材、四川省地图，为红军在汉中建立交通站运送物资。孙蔚如的合作，使红军免除了后顾之忧，可以集中兵力对付四川军阀的进攻。但是1935年2月，红四方面军准备西渡嘉陵江，与中央红军会合时，为了出其不意，红军突然攻击陕南的宁强、阳平关。尽管徐向前说这次战役是有节制的，“不过是虚晃一枪罢了”。但是红军战士们打起来却是真刀真枪，一家伙干掉孙蔚如六个团，叫孙吃了大亏。直到解放后，做了民主人士的孙蔚如还对此耿耿于怀，向周恩来总理告状。说张国焘不守信用，打了他。周总理说：张国焘的事，当时我们也管不了。陈昌浩回忆此事，也承认陕南这一仗从军事上说是达到了迷惑敌人的目的，在政治上的影响是好是坏，值得研究。

    四川军阀更非铁板一块，他们之间的矛盾错综复杂。军阀信奉的第一原则是：只要你不侵犯我的地盘，一切都好商量。对蒋介石，他们是不相信的，很怕蒋把他们一个个收拾掉。因此，红军入川后，杨森、刘存厚、刘湘都派人来联系过，希望与红军和睦相处。陈昌浩回忆，1933年9月，张国焘对他说杨森派人来谈判，叫他去一趟。张对陈说：杨森要保存实力打刘湘，他想利用我们。我们也要利用他打刘湘，利用矛盾是第一。这时，张国焘的头脑倒是很清醒的。

    陈昌浩奉命来到巴中县境内的一个小村镇，这里是红军与杨森的川军对阵的地方。黄昏时，杨森的代表夏炯应约来到。他们谈了一夜。夏炯三杯酒下肚，就骂起了老蒋。他说：蒋把你们（红军）整走，还不是要整我们。夏还提出要和红军平分四川，成都、重庆等好地方归他们，川北归红军。陈昌浩乘夏炯谈得起劲，便向他了解了许多刘存厚、刘湘方面的军事情报，夏炯有问必答，毫无保留。

    陈昌浩说：“正谈的高兴时，夏的一个团长派人送来一份电报，字不多纸不大。夏炯把电报还拿给我看，这份电报是用夏给我们的密码本译出的。一般说在敌我谈判中，这样的电报是应对对方保守秘密的，他给我看是有一定诚意的。到天将破晓，会谈才圆满结束。当天我就赶到巴中，我回来后和张研究，张国焘一下就变了，态度很冷。感到我的估计太乐观了，他要趁我们和杨森正在谈判期间不及防备的情况下打杨森，来一个声东击西。我提出这样做会树敌过多，在统一战线上失策，使各小军阀不相信我们。这也会影响到和孙蔚如的关系，应该利用敌人的矛盾中立某些敌人等道理和张国焘争。张说，军事上的胜利是主要的胜利，我们胜利了他们就相信我们了。我执行了他的决定。后来我们打下了营山，杨森还不相信他前方部队的电报，及至弄清了我们确实向他进攻了之后，非常气愤（解放后陈锡联同志当重庆市长时，邓锡侯还向他谈过这个问题，邓也有意见）。后经证明，杨森供给我们的情报大多是真实的。后来打刘湘前或是打刘湘时，杨森还派人来过。我们打得很苦的时候，杨始终没有打我巴州。”

    无论出于何种动机，杨森当时对红军是有过帮助的。他把川军通讯密码交给了红军，使刘湘军队的一举一动都为红军总部所掌握，在反六路围攻战斗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底下的红军战士当然不了解其中奥秘，他们把张主席当成活神仙，张说敌人几时到哪里，果然敌人到那时就来了。但是张国焘用政客手段对待杨森，究竟是聪明还是愚蠢？从四川军阀后来齐心协力进攻川陕苏区，与红军死拼，就足以说明问题了。

    陈昌浩当时是忠实追随张国焘的，明知不对也坚决执行。但是红军中有头脑清醒的干部，例如总部的参谋主任舒玉章同志就反对张国焘的错误政策。徐向前回忆：“打完杨森，发生过一场争论。我们的参谋主任舒玉章，与陈昌浩吵起来了。舒玉章不同意打杨森，认为红军和人家的代表谈判过，无论如何不该进攻人家。争来争去，陈昌浩的意思无非是说，我们消灭了杨森那么多部队，缴了那么多枪，取得了那么大的胜利，不对吗？舒玉章说，不管你们怎么说，我们和人家代表说的是互不侵犯，你们打杨森，犯了错误，是‘立三路线’，官司打到中央去，我也保留意见。这下陈昌浩可炸了，拍着桌子说，你是个‘日本特务’，在这里搞煽动，反政治委员！下令：‘马上给我把他捆起来！’结果硬是把舒玉章关进了班房。政治委员决定一切，能随便抓人、杀人，搬的是苏联那一套，害死人哪！后来听说是以‘反革命’的罪名，把舒玉章杀掉了。这是个好同志，死得冤枉，令人惋惜。”

    张国焘在通南巴苏区，对内对外都是在执行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不过两三年时间，把苏区搞得民穷财尽，又受到四川军阀的多方围攻。尽管取得了一些胜利，也无力再坚持下去了。当红四方面军向嘉陵江以西转移时，收到中央来电。张国焘决定放弃通南巴苏区，到川西北去。这时，他的左倾达到了偏执狂的地步。他下令“坚壁清野”，所过之处无论村庄城镇，房子统统烧光。当时的红4军政委王建安回忆：“突围时我在后边掩护，烧了不少房子。因张国焘说一方面军有三十万人，与一方面军会合就是胜利，要把房子都烧掉。敌人来了让他们没地方住，睡不好，赶不上我们。我担任后卫，烧了一些，不忍心，又留了一些。”

    张国焘的这种野蛮行为，是完全地损害人民群众的利益，不要苏区，断绝后路的行为。广大红军战士对烧老百姓的房子是极不赞成的，这样做的结果不仅失掉了民心，也伤了红军战士的心。原四方面军干部柯常青悔恨地说：“过岷江我负责烧的茂州，过江后把桥撤掉，红军家属、孩子、地方干部都隔在江对岸，我的爱人也在那次被扔掉了。”

    由此可见，红四方面军退出通南巴苏区，虽然是为了与中央红军会合而进行的转移。但张国焘在政治上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自己的干部；在军事上搞阵地防御，与敌人拼消耗，其结果是早晚要被迫退出苏区根据地。而张国焘认为：四方面军是为了与中央会合才放弃通南巴的，责任在中央。芦花会议在没有决议的情况下结束了，中央领导人与张国焘之间不但没有统一认识，统一思想，反而矛盾更加激化。张国焘依仗人多枪多，向中央争夺权力的行动日趋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