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路军准备北上——左路军噶曲河受阻——张国焘改变主意——徐陈劝说张国焘北上——张国焘下达南下命令——中央据理力争——陈昌浩转向——彭德怀担心毛泽东的安全——“密电”之谜——毛泽东决定单独北上——叶剑英夜里脱身——“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李特追赶中央——一、四方面军分离——毛泽东心情沉重

    右路军走出草地后，在巴西、班佑地区进行休整。这里是半农半牧区，虽然人口不多，但有粮食和牛羊，为饥饿的红军解了燃眉之急，部队的情绪有了明显的提高。因为村子小，容不下很多人，各部分开居住。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和中央机关驻在巴西的牙弄村，徐向前、陈昌浩、叶剑英和前敌总指挥部驻在巴西的潘州村。两村相距约三里地，往来便利。其余部队分散在附近的大小村落里，红一军团作为先头部队，向包座以北的俄界开进。

    包座战斗结束后，红军北上的道路打通了，大家都盼望左路军早日前来会合，共同北上。那些天，毛泽东每天都要请陈昌浩到中央驻地来商量事情。因为他是政治局委员，也是红四方面军中有决定权的领导人。毛泽东着意做他的工作，想把陈昌浩拉到与中央一致的立场上来。

    徐向前回忆：“右路军出了草地，占领包座，已是8月底。左路军那边不见动静，令人焦急。毛主席找我和陈昌浩去，研究如何做张国焘的工作，催他带左路军上来。我说：如果他们过草地有困难，我们可以派出一个团，带上马匹、牦牛、粮食，去接应他们。毛主席说：这个办法好，一发电报催，二派部队接，就这么办。接着，即以毛泽东、陈昌浩和我三人的名义，发出电报。我们又令4军31团准备粮食，待命出动。”

    徐帅说的是9月1日的事。在此之前，8月24日，徐、陈就给张国焘、朱德发出一电，建议左路军向右路军靠拢。电报先通报了敌情，然后说：

    目前箭已在弦，非进不可，西路主力端出岷（县）哈（达铺），抑出夏（河）洮（河）？前者则主力向包座岷州大路进，主要至洮河东打；后者则主力出郎木寺、双岔、班佑。此方必在集中包座或郎木寺待命。

    弟意右路军单独行动不能彻底灭敌，必须左路马上向右路靠近，或速走班佑，以便两路集中向夏洮岷进。主力合而后分，兵家大忌。前途所关，助立决立复，迟疑则误尽中国革命大事。

    8月29日，陈昌浩又致电张国焘，通报过草地的路线和准备进行包座之战的计划，并再次催促说：“左路宜很快向此方进，不然前进道路必为敌阻。”

    接到徐、陈的电报后，8月30日，朱德、张国焘致电左路军后方的倪志亮、周纯全，通知他们：“我左路军以集中班佑与右路军靠拢北进之目的。”命令9军为第一梯队，向班佑前进。后方部队的主力为第二梯队，于9月12日到查理寺集中，准备向班佑前进。但是“川康省委以阿坝为中心，（刘）瑞龙在阿坝，将来31军政治部亦开阿坝大大开展工作，使阿坝成为苏区一部”。

    左路军虽然同意北上，但是毛泽东感到他们行动太慢。按计划要半个月才到班佑，到那时胡宗南又布下新防线了。9月1日，徐、陈、毛联名致电张国焘，陈述北上建议。电报指出：“目前形势极有利于向前发展。……右路军须以主力向前推进。以不突出西固、岷州线为度，第一步以一、三两军（团）控制罗达地区，4军、30军主力控制白骨寺地区，其一部控制包座。这样控制了两条平行东向路，并随时可与胡敌五个旅有把握的决战，决不会被敌截断，更不是从间隙偷出封锁线。候左路到达，即以一支队向南坪方向，又一支队向文县方向佯攻胁敌，集中主力从武都、西固、岷州间打出。必能争取伟大胜利。”“目前蒋、胡注意力集中西固以东方向。毛儿盖通班佑，路短棚多。提议以三至四个团掩护能行之伤病员及资材，从卓克基经毛儿盖缓缓前进，免致抛弃。”

    接到电报，左路军开始行动了。但是很不顺利。据张国焘回忆：“我们在刷金寺停留了两三天，积极查明北进道路。这一带地形，我们是十分陌生的，原有的地图又错误百出，一切须重新考察研究。刘伯承参谋长费了很大力气，广询当地的人民和喇嘛，才拟定了一个北进略图。”“我们总司令部率部按照计划，由刷金寺向上下包抄前进，不料走了一天之后就遇着大雨，我们深恐为水所阻，积极冒雨前进，夜晚支起军毡作帐篷，露宿在水地上。果然，第三天下午，玛楚河上游的一个支流，横阻在我们的面前，它原不过是一条小河沟，深不过膝，现在河水陡涨，深逾一丈，宽达三百米，我们无法通过。看形势几天之内河水没有退落的可能，附近百里地区以内，又找不出任何渡河工具，而我们的干粮又吃了大半，我们无计可施，乃决定回师刷金寺。”

    如果说张国焘与中共中央的分裂是必然的，那么这条噶曲河则是促成分裂的一个偶然因素。张国焘的回忆有夸大成分，但也是事实。草地的河流没有固定河道，雨季洪水往往横冲直撞，形成乱流或一片汪洋。朱德、刘伯承和五军团是坚决主张前进的，但是没有一支部队渡过了噶曲河，说明当时确有洪水。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宁都起义的领导人，在河边与张国焘冲突起来。在场的刘伯承回忆说：“（张国焘）说不过河了，要转回去。董振堂同志是个好人，当时就说：‘小河嘛，可以过去的。’张说不行，要转回阿坝，并当即缴了五军团一排人的枪。董振堂气愤地和他吵起来：‘国焘同志，你是用冯玉祥那一套对付我们。冯玉祥把我们当儿子，你又用这一套。冯玉祥已经垮了，你这样做也是要垮的！’”然而张国焘一意孤行，下令返回阿坝。朱德、刘伯承也没办法。因为中央规定：红军总政委有最后决定之权。

    在调头回去时，张国焘给徐、陈去了一个电报：

    （甲）上游侦察七十里，亦不能徒涉和架桥，各部粮只能吃三天，25师只两天，电台已绝粮，茫茫草地，前进不能，坐待自毙，无向导，结果痛苦如此，决于明晨分三天全部赶回阿坝。

    （乙）如此影响整个战局，上次毛儿盖绝粮，部队受大损；这次又强向班佑前进，结果如此。再北进，不但时机已失，恐亦多阻碍。

    （丙）拟乘势诱敌北进，右路军即乘胜回击松潘敌，左路备粮后藉亦向松潘进。时机迫切，须即决执行。

    徐向前、陈昌浩接到电报，大吃一惊。张国焘不但掉头回了阿坝，现在连北进方针也不同意了。徐向前认为张国焘的理由是不成立的。“一是所谓噶曲河涨水，无法徒涉和架桥。其实四方面军有支一百多人的造船队，就在左路军，就地取材，营造简便渡河工具，不成问题。二是所谓粮食缺乏。其实阿坝那带，粮米较毛儿盖地区要多，张国焘以前来电也说过。我们从毛儿盖出发，每人只带了供两、三天食用的炒青稞，还不是通过了草地？他们的粮食绝不会比我们少，过草地有什么不行？更何况我们还要派部队与粮去接应他们呢！所以，张国焘这是找借口，与中央的北进方针相抗衡。”

    张国焘当然不会因为一条小河过不去而改变战略方针，对全局形势，他有自己的考虑。当时他没有对任何人讲，在和中央分裂后，1935年10月10日他在卓木碉的一次会议上作了说明：

    右路军打胜仗，我们想胡宗南有二十七团，打坍了三团，还有二十四团。于学忠、张钫、鲁大昌共八十余个团，洮河、夏河都有阻碍，马（步芳）又集中二万骑在夏河。就是我们到了哈达铺，经过大量减员，能不能打坍敌人是个问题。假使我们打不好，西南是黄河，不能过。即使左路军费了一切力量去会合右路军，而又不能战胜敌人，在洮河、黄河间敌人更容易封锁。同时左右两路是不能分开行动，如果经过十天草地，掉队每团以二、三百人计，必定要减员七千人。而上万数病号丢掉了，皮衣没有，打骑兵没准备，飞机易活动，政治纪律不好，回人不易解决，如拖到陕北，红军可以拖成小游击队。虽然地方宽大，而天寒人少等条件，前进困难。

    这一段话反映了张国焘的真实思想，他认为北上是凶多吉少，对于荒凉的陕北地区他更不感兴趣。摆在他面前的道路有两条：一条是留在这里，建立川、康根据地。他曾对刘伯承说：“革命要有靠山，有接济，然后一突出来就能争取革命胜利。”意思是现在中国革命处于低潮，要找一个偏僻的地方保存实力。刘伯承说：“群众要求抗日，你不走（老在少数民族区），怎么能搞革命呢？”反驳了他的“理论”。 第二条路就是南下回四川。红四方面军战士中四川人居多，愿意打回老家去。用张国焘自己的话说，是“耍回马枪”。

    决心已定，张国焘于9月5日10时致电后方的周纯全、倪志亮和王宏坤，告诉他们：“我左路军先头兵团决转移阿坝补粮，改道灭敌。”要他们各部队“就现地筹粮待命”，并要他们将这一决定转告徐向前、陈昌浩。

    收到张国焘返回阿坝的电报，右路军这里的形势顿时紧张起来。陈昌浩天天跑中央驻地和毛泽东等商量，至少到9月8日上午，陈昌浩的态度还是愿意北上的。但是毛泽东已经在暗中布置。包座之战后，走在右路军最后的红三军团在彭德怀率领下到达巴西，离前敌总指挥部约15里。彭德怀回忆：“我到宿营地时，立即到前敌总部和毛主席处，其实我是为了到毛主席处去，才去前总的。这时周恩来、王稼蔷（祥）均害病住在三军团部。在巴西住了四、五天，我每天都去前总，秘密派第11团隐蔽在毛主席住处不远，以备万一。”在红军实行统一指挥后，各部队的电报密码全被总参谋部收缴，只能与红军总司令部和前敌总指挥部联系，各部队之间则无法互通消息。彭德怀找到前敌参谋长叶剑英，“得知一军团到了俄界地区，找不到向导，问不到路。没有地图，茫茫草原，何处是俄界呢？这时杨尚昆已调其他工作，三军团政委是李富春。三军团准备了电台，另编了密本，也只能说是要与一军团联络，而未说是为了防止突然事变。派武亭同志（朝鲜同志）带着指北针寻找一军团走过的行踪，务把电台密本送给林、聂。正好送到林彪处，这天，事情就发作了”。

    林彪、聂荣臻率一军团到达俄界，几天不见中央和后续部队上来，心里着急。9月5日，他们给前敌总指挥部去电：

    左路西回，于整个行动方针路线方向及行进有无变动，请告。我们正在草地待命并找救济寺向导中。

    徐、陈回电为一军团制定了七天的休整计划，无非是学习、操练、筹粮那一套，他们关心的问题未作答复。第二天，三军团的武亭送来了密码，双方立即接通联络。6日15时，林、聂收到周恩来、彭德怀、李富春发来的电报，告诉他们：“一军主力应集结俄界，派队向罗达侦察前进。”

    林、聂不明白为什么前敌总部的指示和三军团的电报不同，再用新密码问彭德怀，彭回电说：

    内情复杂，一军应在原地集结休整，特别注重体力恢复。

    按照正常情况，彭德怀是不可能自己作主给林彪下指示的。这些无疑得到了毛泽东的同意。这几天，毛泽东等中央政治局委员几乎天天紧张地开会，一方面是如何让张国焘重新北上，另一方面是做陈昌浩的工作，使他与中央立场一致。据陈昌浩回忆，毛泽东多次找他谈话，对他说：“张国焘带一部队伍另找路，不要紧，让他在那里，我们先走，我们走了他非来不可。”但陈昌浩无论如何不同意，坚持要等左路军来一起走。此时，陈昌浩也是忧心如焚，再这样争论下去，北上的通路就会被国民党军队堵上，想走也走不了了。8日9时，他和徐向前给张国焘、朱德发了一封言辞恳切的电报：

    胡（宗南）不开岷，目前突击南、岷时间甚易。总的行动究竟如何？一军是否速占罗达？三军是否跟进？敌人是否快打？飞示，再延实令人痛心。

    中政局正考虑是否南进，毛、张（闻天）皆言只有（要）南进便有利，可以交换意见；周意北进便有出路；我们意不分散主力为原则，左路速来北进为上策，右路南去南进为下策。万一左路若无法北进，只有实行下策。如能乘向北调时，松潘、南坪仍为上策。请即明电中央局商议，我们决执行。

    此时，张国焘不会再改变决策了，他已经向31军政委詹才芳下达命令：“九十一师两团即经梭磨直到马尔康、卓克基待命，须经之桥则修复之。望梭磨、康猫寺路，飞令军委纵队政委蔡树藩将所率人员移到马尔康待命。如其（不）听则将其扣留，电复处置。”接到徐、陈来电后，张国焘正式下达了要右路军南下的命令：

    一、三军暂停向罗达进，右路即准备南下，立即设法解决南下的具体问题。右路皮衣已备否？即复。

    中央的北上与张国焘的南下之争，终于发展到了针锋相对的地步。看来是无法调和了。（历史留下了一个疑问：张国焘的电报究竟是几时收到的？从徐向前的回忆看，显然不是夜间，而应该是8日中午——作者注）徐向前回忆：“这份电令是陈昌浩先看到的，拿来和我商量。事情发展到这般地步，我们夹在中间，感到很为难。我说：这样重大的问题，不向中央报告不行，你还是跑一趟吧！陈昌浩同意，马上带上电报去找张闻天、博古他们。晚上，陈昌浩来电话通知我去周恩来驻地开会。周副主席当时患病未愈，身体很虚弱，起不了床。我到那里时，毛主席、张闻天、博古、王稼祥、陈昌浩都在，说：就等你来了。在座的都是政治局委员，只有我不是，所以我是个听会的态度。会前，毛主席他们已经拟好了一份要张国焘执行中央北进指示的电文，会上念了一下，要陈昌浩和我表态。陈昌浩表示，同意电报的内容，建议力争左右两路军一道北上；如果不成，是否可以考虑南下。我同意中央的意见，对南下问题考虑不成熟，没有表态。”

    这天夜里，中央和右路军以七人名义致电左路军：

    目前红军行动是处在最严重关头，须要我们慎重而又迅速地考虑与决定这个问题。弟等仔细考虑的结果认为：

    （一）左路军如果向南行动，则前途将极端不利，因为：

    （甲）地形利于敌封锁，而不利于我攻击，丹巴南千余里，懋功南七百余里均雪山、老林、隘路。康泸天芦雅名大直至懋抚一带，敌垒已成，我军绝无攻取可能。

    （乙）经济条件，绝不能供养大军，大渡河流域千余里间，求如毛儿盖者，仅一磨西面而已，绥崇人口八千余，粮本极少，懋抚粮已尽，大军处此有绝食之虞。

    （丙）阿坝南至冕宁，均少数民族，我军处此区域，有消耗无补充，此事目前已极严重，决难继续下去。

    （丁）北面被敌封锁，无战略退路。

    （二）因此务望兄等熟思深虑，立下决心，在阿坝、卓克基补充粮食后，改道北进，行军中即有较大之减员，然甘南富庶之区，补充有望。在地形上、经济上、居民上、战略退路上，均有胜利前途。即以往青宁新说，已远胜西康地区。

    （三）目前胡敌不敢动，周、王两部到达需时，北面仍空虚，弟等并拟于右路军抽出一部，先行出动，与廿五、六军配合行动，吸引敌人追随他们，以利我左路军进入甘肃，开展新局（面）。

    以上所陈，纯从大局前途及利害关系上着想，万望兄等当机立断，则革命之福。

    恩来、洛甫、博古、向前、昌浩、泽东、稼祥

    9月8日这一天在紧张的气氛中度过了。毛泽东和中央领导人都焦虑不安，他们察觉到四方面军领导人的立场起了变化。陈昌浩已经明显倾向南下，徐向前虽不反对北上，但也没反对南下，留有余地。右路军内部发生了分歧，局势一下变得微妙起来。

    1935年9月9日是一个晴朗的日子，太阳从草地的东边升起来了。红军的宿营地像往常一样平静，就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红军战士照常在出操、整理内务，几天的休息和吃上了饱饭，过草地的疲劳逐渐得到了恢复。

    毛泽东已经几天没有睡好觉了，长长的头发更衬托出疲倦的面容。这几天为了与徐向前、陈昌浩保持密切的联系，他与张闻天、博古等人就住在离前敌指挥部不远的一个小院子里。为了劝说张国焘回心转意，毛泽东、张闻天又给张国焘发了电报，作最后的努力：

    陈谈右路军南下电令，中央认为是完全不适宜的。中央现恳切的指出，目前方针只有向北是出路，向南则敌情、地形、居民、给养都对我极端不利，将要使红军受空前未有之困难环境。中央认为：北上方针绝对不应改变，左路军应迅即北上，在东出不利时，可以西渡黄河占领甘、青交通新地区，再行向东发展，如何速复。

    彭德怀不放心毛泽东的安全，天天往潘州村子里跑，活动于中央和前总之间，观察动静。这天上午他来到前总，见徐、陈还在商量北进的事。但是“午饭后再去，陈昌浩完全改变了腔调，说阿坝比通南巴还好。一个基本的游牧区，比农业区还好，这谁相信呢？全国政治形势需要红军北上抗日的事，一句也不谈了。我没吭声，只是听了就是。这无疑是张国焘来了电报，改变了行动方针。我即到毛主席处告知此事。并问毛主席，我们坚持北进，拥护中央，他们拥护张国焘南进方针，一军团已前走了两天，四方面军如解散三军团怎么办？为了避免红军打红军的不幸事，在这种被迫的情况下，可不可以扣押人质？主席想了一会，答曰：不可。当时我难过：如强制三军团南进，一军团不能单独北进了；中央不能去，一军团单独北进也起不了作用。一同南进，张国焘就可能仗着优势军力，采用阴谋手段，将中央搞掉。扣押人质的意见是不对的，可是，我没有向第三者讲过，只是在处境危急的时刻，向毛主席提出供考虑，以便求得一个脱身之计”。

    彭德怀的猜测没有错，张国焘9日夜里发来的一封电报，与中央作了完全不同的形势分析：

    徐、陈并转恩、洛、博、泽、稼：

    （甲）时至今日，请你们平心估计敌力和位置，我军减员、弹药和被服等情形，能否一举破敌，或与敌作持久战而击破之；敌是否有续增可能。

    （乙）左路二十五、九十三两师，每团不到千人，每师至多千五百战斗员，内中脚病者占三分之二。再北进，右路经过继续十天行军，左路二十天，减员将在半数以上。

    1．向东突出岷西封锁线，是否将成无止境的运动战，冬天不停留行军，前途如何？

    2．若停夏、洮，是否能立稳脚跟？

    3．若向东非停夏、洮不可，再无南返之机。背靠黄河，能不受阻碍否？上三项诸兄熟思明告。

    4．川敌弱，不善守碉，山地隘路战为我特长。懋、丹、绥一带地形少岩，不如通南巴地形险。南方粮不缺。弟亲详问二十五、九十三等师各级干部，均言之甚确。阿坝沿大金川河东岸到松岗，约六天路程，沿途有二千户人家，每日都有房宿营。河西四大坝、卓木碉粮、房较多，绥、崇有六千户口，包谷已熟。据可靠向导称：丹巴、甘孜、道孚、天、芦均优于洮、夏，邛、大更好。北进，则阿坝以南彩病号均需抛弃；南打，尽能照顾。若不图战胜敌人，空言鄙弃少数民族区，亦甚无益。

    5．现宜以一部向东北佯动，诱敌北进，我则乘势南下。如此对二、六军团为绝好配合。我看蒋与川敌间矛盾极多，南打又为真正进攻，决不会做瓮中之鳖。

    6．左右两路决不可分开行动，弟忠诚为党、为革命，自信不会胡说。如何？立候示遵。

    张国焘的电报列举了一大堆南下有利的理由，说明他南下决策的正确。我们今天来看，张国焘列举的理由似乎很实际。四川是他们的老根据地，甘肃、陕北则是一个陌生的地区，凶吉未卜。相比之下，张国焘是不愿意冒险的。他在胆略和魄力上显然不是毛泽东的对手。在长征就要胜利在望时，他却要倒退回老路上去。但是这封电报拍发时，党中央和红三军团正在秘密向北开进，徐、陈正在熟睡之中，接到这封电报时，党中央与右路军已经分开了。

    再说9日下午，陈昌浩去向毛泽东和中央领导人报告准备执行张总政委的南下命令时，对中央来说是一个极坏的消息。这就是说中央以前作的一切北上的决议，现在完全被张国焘推翻了。毛泽东很清楚：南下对一方面军来说，是死路一条。因此，毛泽东严厉地批评了陈昌浩。陈昌浩是奉张国焘的命令，虽然一肚子委屈，也不敢发作，沉着脸走了。

    陈昌浩的转向，使毛泽东不仅指挥不动右路军的四方面军部队，在左路军的五、九军团也被张国焘卡住过不来了。还有朱德、刘伯承等一大批干部，会是什么命运？正当毛泽东焦虑不安时，前敌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秘密的报告，促使毛泽东下了单独北上的决心。关于此事的经过，叶剑英本人的回忆说：

    当时，我们到了巴西一带的一个村子里。我和徐向前、陈昌浩同住在一间喇嘛寺里。中央机关和毛主席他们也住在附近。张国焘率左路军到了阿坝，就不走了，不愿意再北进。中央多次催他北上，他就是不干。他还阻止陈昌浩等人北上。我们在巴西那一带等他。

    那天，前敌总指挥部开会，新任总政治部主任陈昌浩讲话。他正讲得兴高采烈的时候，译电员进来，把一份电报交给了我。我一看电报报头是给陈昌浩的，便递给了他，他讲话正在兴头上，没顾得上看，又顺手给了我。我一看，才知道是张国焘发来的，语气很强硬。我看到这个电报后，觉得这是大事情，应该马上报告毛主席。我心里很着急，但表面上仍很沉着，把电报装进口袋里。过了一个时候，我出去拉尿，就趁这个机会，飞跑去找毛主席。他看完电报后很紧张，从口袋里拿出一根很短的铅笔和一张卷烟纸，迅速把电报内容记了下来。然后对我说：“你赶紧先回去，不要让他们发现你到这里来了。”我赶忙跑回去，会还没有开完，陈昌浩还在讲话，我把电报交回给他，没有出漏子。那个时候，中央要赶快离开，否则会出危险。到哪里去呢？离开四方面军到三军团去，依靠彭德怀。

    当时彭德怀也在毛泽东那里，他回忆说：

    向毛主席报告后不到两小时，叶剑英秘密报告：张国焘来电南进，毛主席亲到徐、陈处商谈行动方针。陈谈，张总政委（国焘）来电要南进。毛主席即说：“既然要南进嘛，中央书记处要开一个会。周恩来、王稼蔷同志病在三军团部，我和张闻天、博古去三军团司令部就周、王开会吧。”陈昌浩同意了，他们未想到是脱身之计。我和叶剑英商量，如何偷出地图和二局，在明晨拂晓前到达三军团司令部北进，叶示意想办法。毛主席脱险来到三军团司令部，发了电给林、聂，说行动方针有变，叫一军团在原地等着。天明还未见到叶，我以为出了问题。正怀疑之际，叶率二局（局长曾希圣）连地图都拿来了。陈昌浩布置的监视，全被叶摆脱了，幸甚！

    就这样，中央和一方面军三军团与四方面军在9月9日夜里不辞而别，两大主力红军在会合两个多月后，便发生了如此令人痛心的分裂。其责任主要在张国焘，其次是陈昌浩。在当事人均已作古的今天，我们回头研究一下当时的情景，可能有些令人深思的地方。

    首先，叶剑英拿给毛泽东的电报内容是什么？使得毛泽东如此紧张，感到中央和一方面军处在危急关头，非走不可。据毛泽东在1937年3月30日延安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批判张国焘的发言中说，电报上有“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的话。多年来人们一直在寻找这份事关重大的“密电”原件，长征期间所有的往来电报都完好地保存在中央档案馆里，尤其是1935年9月间的电报，每天都有明确的记录。但是唯独没有找到这封9月9日张国焘致陈昌浩的“密电”。

    其次，从上面引用的电报、回忆，我们很难指出陈昌浩搞了哪些阴谋。张国焘来的每份电报，他都向中央作了汇报。所以，中央对张国焘的每一个变化，都是很了解的。即使是徐向前、陈昌浩表示同意南下决定，也是等待中央一起行动，并未以前敌总指挥部的名义向右路军各部队下达具体的行动命令。

    得到叶剑英的报告之后，毛泽东考虑再三，决定对徐、陈做最后的争取。傍晚时，毛泽东独自来到前敌指挥部。他没有进屋，在院子里问徐向前：“向前同志，你的意见怎么样？”徐向前回答：“两军既然已经会合，就不宜再分开，四方面军如分成两半恐怕不好。”毛泽东没有再说别的，辞别徐向前走了。而徐向前则完全没有体会到毛泽东来访的含义，更不会想到夜里会发生什么大事。

    这天晚上，党中央和三军团秘密而紧张地行动起来。我们看一看叶剑英元帅的回忆：

    毛主席提议上三军团开政治局会议，他们临走的时候，张闻天和秦邦宪找到我，对我说：“老叶，你要走啊，这里危险。”我知道有危险。但是我想，军委直属队还在这里，我一走，整个直属队就带不出来了。我要等直属队走后才能走。我对他们说，我不能走，你们先走吧。如果我一走，恐怕大家都走不了啦。我以后会来的。

    究竟怎样带直属队走？我一时没有想好。忽然，我想起了张国焘要南下的电报，决定利用他要南下的电报做文章。

    我先和徐向前讲：“总指挥，总政委来电要南下，我们应该积极准备。首先是粮食准备。发个通知给各个直属队，让他们自己找地方打粮食去，限十天之内把粮食准备好。”他说：“好。”得到他的同意后，我写了个通知，准备发给各个伙食单位。通知上说，今天晚上二点钟出发，自己找地方去打粮。通知写好以后，给陈昌浩看，他认为很对嘛，应该先准备粮食。接着，我就找直属队负责人开会。参加的有李维汉、杨尚昆、李克农、萧向荣，大概七八个人。我讲了这个事情，我说：中央已经走了，今天晚上两点我们也走。大家对表，早一分钟晚一分钟都不行，整整两点动身。我要求大家严格保密，同时要按规定时间行动。

    会后，我回到喇嘛庙。我和徐、陈住在一个屋子里，一个人住一个角落。中间还有一盏马灯，我们是亮着马灯睡觉的。

    那天晚上我怎么睡得着呢？睡过了两点就完了。我九点钟上的床，心里老在想着时间。十点、十一点、十二点、一点，我躺在床上不敢睡着，大约一点四十五分左右就起来了。我预先曾派了一个小参谋叫吕继熙（即吕黎平——作者注），把甘肃全图拿来。我把它藏在我床底下的藤箱子里。我起来后，把大衣一穿，从床底下把地图拿出来，就往外走。

    我先到萧向荣那里，他也刚起来。我告诉他赶紧把地图藏起来，并说：这张地图你可千万要保管好，这可是要命的东西。当时，全军只有一幅甘肃地图。我交地图给他的时候，离两点还有五分钟。我一摸身上，手枪忘记带了，要回去拿，萧向荣说：“你不要回去，回去危险！”我说：“不要紧的，我是公开出来的。出来检查去打粮的队伍。”我回去拿了手枪，又轻轻推了推睡在门口的警卫员范希贤，他没有醒来，我怕惊动旁的人，就走了。我装作巡视部队出发的样子，因为这是参谋长应该做的工作，不会引起怀疑。

    就这样，叶剑英从容不迫地离开了前敌总指挥部，向阿西的红三军团驻地走去，与中央会合。他的身影很快消失在黑夜的旷野中。但是与他一起在参谋部共事的一方面军干部毕占云、吕继熙、陈茂生等却被留在了那里。为了不惊动徐、陈，叶剑英不可能把所有的一方面军同志都带走。

    出了巴西村子，叶剑英遇见了等待他的杨尚昆，两人夜里一起赶路，来到军委直属队休息的地方。在一个岔路口，彭德怀、张闻天、博古正在焦急地等待他们的到来。互相问候了几句，博古催叶快走。等他们赶上三军团部队，已是拂晓时分。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见到叶剑英，都十分高兴。毛泽东激动地说：“你们可出来了，好！好！我们真为你们担心。”集合齐了队伍，他们便向一军团驻地俄界进发。

    这一夜，住在各个村庄里的一方面军部队，都悄悄地开拔了。德国人李德从博古那里得到通知，让他半夜两点带领红军联合大学（一方面军的红军大学和四方面军的彭杨学校）的学员出发。至于干什么，他也不知道。李德忠实地传达了命令，在夜雾中开始行军。到天亮与中央纵队会合时，他才发现“显然不是右路军的所有部队，而是一方面军的部队接到了命令”。在整个队伍中，只有红军大学把四方面军的人也一起带来了。

    林伯渠的征粮队却相当狼狈。在命令下达前两天，他把部属都派出去征集粮食了。命令突然到来，林老却无法把队伍集合起来。他懊恼地在日记上写道：

    “9月10日：晴。早三时半（得令）开行，先到阿西集中，是日行至拉界宿营，行八十里。行动前二、三日，将运输员全部调出割麦，临时未回。受训实非小。”

    当时一方面军在外执行任务的同志，多数都没有接到紧急命令。其中包括杨尚昆的夫人——红军战士剧团团长李伯钊。包座之战结束后，中央派李伯钊到4军、30军作巡回演出，慰问四方面军的战士们。李伯钊的舞蹈让四方面军将士看得如痴如醉，说什么也不肯放她回来。于是，李伯钊应邀在四方面军待一个月，为他们办文艺训练班。9日晚上，杨尚昆焦急万分，因为他无法把消息通知李伯钊，只好写了一封信托人送去，叫李伯钊马上请假回来。当李伯钊接到信与刘志坚等人赶回前敌总指挥部时，陈昌浩正在为中央的不辞而别大发雷霆。听说剧团回来了，立即下令把他们统统缴械，关进一个小房子里。直到一年之后，她才与杨尚昆在陕北重逢。

    这一夜，徐向前、陈昌浩一直在酣睡。身边发生了这样重大的事变，他们居然丝毫未察觉。如果他们是在监视叶剑英和中央的举动，换句话说，如果陈昌浩真的有意危害中央，中央机关和三军团的大队人马，能否如此顺利地全部开走，是很难说的。所以，关于四方面军“监视”中央和一方面军的说法，事实证明不能成立。

    9月10日早晨，徐向前、陈昌浩刚刚起床，部下就来报告：叶剑英参谋长不见了，指挥部的军用地图也不见了。徐、陈闻讯，都大吃一惊。接着，4军住在前面的部队打电话说：中央红军连夜出走，还放了警戒。红军大学负责人何畏匆匆坐着担架来报告：红大的人都走光了，是不是有命令叫走？陈昌浩说：我们没下命令，叫他们赶紧回来！顿时，前敌总指挥部乱成一团，打电话的、请示报告的。徐向前回忆：“发生了如此重大的意外事件，使我愣了神，坐在床板上，半个钟头说不出话来。心想这是怎么搞的呀，走也不告诉我们一声呀，我们毫无思想准备呀，感到心情沉重，很受刺激，脑袋麻木得很。那天上午，前敌指挥部开了锅，人来人往，乱轰轰的。我心情极坏，躺在床板上，蒙起头来，不想说一句话。陈昌浩十分激动，说了些难听的话，还给张国焘写了报告。”

    中央和三军团的突然北上，使四方面军上上下下都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4军战士宗国治回忆：“突然上级下来了紧急命令，叫部队马上出发。干什么去呢？也未听到动员。部队集合了，我们的营长在队前很简单的讲了几句话，只说我们要追！追什么？我们一点摸不着头脑，并说追回来就行，见到不要打枪。我们走了几里路，就见到前面有部队，我们追得快他跑得也快。”到底没追上。前面的干部打电话问前敌总指挥部：中央红军走了，还对我们警戒，打不打？陈昌浩手拿着电话筒，转过来问徐向前。徐向前果断地回答：“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陈昌浩在这个重要关头，同意了徐向前的意见，下达了命令，避免了红军内部的一场流血冲突。徐向前说：“他是政治委员，有最后决定权，假如他感情用事，下决心打，我是很难阻止的。”

    陈昌浩气还没消，参谋送来刚收到的中央政治局发来的一份《指令》。全文如下：

    （一）目前战略方针之唯一正确的决定，为向北急进，其多方考虑之理由，已详历次决定及电文。

    （二）八日朱、张电令你们南下，显系违背中央累次之决定及电文，中央已另电朱张，取消该电。

    （三）为不失时机的实现自己的战略计划，中央已令一方面军主力向罗达、拉界前进。四、卅军归你们指挥，应于日内尾一、三军后前进，有策应一、三军之任务。以后右路军统归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同志指挥之。

    （四）本指令因张总政治委员不能实行政治委员之责任，违背中央战略方针，中央为贯彻自己之决定，特直接指令前委指挥员（党员）及其政委，并责成实现之。

    在情绪冲动的情况下，陈昌浩不但没有执行中央的指令，还把副参谋长李特喊来，要他率领一队骑兵去追赶中央，要把被他们带走的四方面军同志统统追回来。李特受领了任务，骑马疾驰而去。

    10日上午，中央机关和三军团经过一夜的急行军，来到阿西以北的一个小村庄。毛泽东和彭德怀在一座喇嘛庙前休息，并与叶剑英、杨尚昆、李德一起商量北上的问题，突然，部队后面骚动起来，四方面军副参谋长李特和一队全副武装的骑兵赶来了。李特在马上高喊：“原来四方面军的同志，回头，停止前进！”担任红三军团后卫的10团在团政委杨勇的指挥下，立刻进入戒备状态。空气顿时紧张起来。李特对红军大学的学员喊道：“不要跟机会主义者北上，南下去！”李德看不下去，用俄语训斥李特。李特这位留苏学生毫不示弱，也用俄语和李德大吵起来。还一边回过头来对红大学生喊：“你们跟外国人去，还是跟四方面军去？”这时，红军大学中原属四方面军的人，悄然走到李特身后，与一方面军形成了两条阵线。

    就在这剑拔弩张的时候，毛泽东和彭德怀等赶来了。他和蔼地劝李特到喇嘛庙里谈话，对李特解释北上是中央政治局的决定。李特根本不听，激动地斥责毛说：你们这是退却逃跑的机会主义！李特的态度激怒了一方面军的干部，当李特命令红军大学的人统统回去时，彭德怀大骂李特是“反革命”，要枪毙他。李特待要发作，李德以为他要掏枪，上去把他紧紧抱住。李特挣不开李德那双有力的臂膀，呼呼出气。

    这时，毛泽东表现得十分冷静，叫人放开李特，并对围观的四方面军干部说：你们实在要南下也可以，相信以后总会有重新会合的机会。他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我们都是红军，都是共产党，都是一家人，一家人不打一家人嘛！现在愿意北上的跟党中央走，愿意跟张国焘的可以回去。以后我们还会在一起的。”一方面军干部要教训李特，给他点厉害尝尝。毛泽东劝阻说：“捆绑不成夫妻，他们要走，让他们走吧。以后他们还会回来的。”

    毛泽东说完了话，让部下拿来中央刚刚写好的《共产党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分发给四方面军的同志们。全文如下：

    自从我们翻过了雪山，通过了草地之后，我们一到包座即打胜了仗，消灭了白军49师，目前的形势是完全有利于我们，我们应该根据党中央正确战略方针，继续北进，大量消灭蒋介石、胡宗南的部队，创造川陕甘新苏区。

    我们无论如何不应该再退回原路，再去翻雪山，走草地，到群众完全逃跑的少数民族地区。两个月来，我们在川西北地区所身受的痛苦，是大家所知道的。而且南下的出路在哪里？南下是草地、雪山、老林，南下人口稀少，粮食缺乏，南下是少数民族的地区，红军只有减员，没有补充，敌人在那里的堡垒线已经完成，我们无法突破，南下不能到四川去，南下只能到西藏、西康，南下只能是挨冻挨饿，白白的牺牲生命，对革命没有一点利益，对于红军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南下是绝路。

    同志们，只有中央的战略方针是唯一正确的，中央反对南下，主张北上，为红军为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你们应该坚决拥护中央的战略方针，迅速北上，创造川陕甘新苏区去。

    四方面军的人面面相觑，不知所以。对中央内部斗争，上级是严格保密的，他们对此一无所知。凭着几年来的直觉，他们只知道张国焘的命令是不敢违抗的。所以尽管有人心存疑虑，但没人敢站到一方面军的队伍里来。

    在沉闷的气氛中，一、四方面军干部战士，默默地分手了。没有告别的话，更没有笑容，这支队伍在李特带领下，向南走去，逐渐消失在茫茫荒野中。这边，一方面军重整队伍，继续北上。三军团政治部的炊事员、脚夫、勤杂人员都是四方面军的人，走得一个不剩。政治部副主任杨尚昆只剩下一个饭碗，吃饭成了问题，只好加入中央纵队。伍修权的马夫也走了，他只好自己牵着牲口和部队一起北上。本来就减员很多的三军团，此时更显得势单力薄。

    毛泽东骑在马上，愤怒和忧伤交织于心。现在他手下只有一、三军团不足万人了，党中央孤军北上，等待他们的将会是什么命运，谁也无法预料。想到这里，毛泽东越发感到肩膀压力的沉重。但是，他绝不是一个悲观绝望的人，任何艰难险阻都不能把他压倒。相反，他把逆境当作一种挑战。他要集中精力和智慧，度过这个最艰难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