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方面军为何西渡黄河——蒋介石指挥国民党军围剿陕北根据地——中共中央开展统战工作——宁夏战役计划——四方面军强渡黄河——毛泽东命令阻击南线敌军——张国焘总部未能渡河——四方面军打算西进开辟新根据地——宁夏战役无法进行——山城堡战斗——朱德、张国焘到达保安与中央会合

    一、四方面军会宁会师后，四方面军还没来得及休整补充，双方领导人也没见面，四方面军主力便匆匆向西北方向黄河岸边开进，伐木造船，准备渡河西进。

    长征刚刚结束，按理说红军主力应当一致行动，巩固陕北根据地。为什么要急于分开呢？确实有些难以理解。过去的说法是：张国焘不愿意与中央会合，坚持其机会主义的逃跑路线，擅自决定四方面军西进。彭德怀回忆：1936年10月23日，他与张国焘在打拉池会面。“徐（向前）、陈（昌浩）第三天还未见到。拂晓，我到张国焘处质问：徐陈为什么还未见到？张说：已令徐陈率四方面军之主力及一方面军之第五军团从兰州附近渡过黄河北岸，向武威（凉州）前进了。他下达这个命令，也正是他电告我时。我把毛主席1935年12月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起的作用，当时东北军、西北军同我们的统战关系同他谈，他完全不听。王宏坤之陈锡联、谢富治师和张国焘司令部，大概是由于西北马家军和王均军的阻拦，未来得及过河。”彭德怀愤怒地说：“如果没有张国焘这个反革命捣乱，使四方面军主力进到凉州这个死胡同里，后又被青海马步芳军全部歼灭，把红四方面军主力两万多人送掉，则一、二、四方面军还可保存六、七万人，红军是可能完全控制西北地区的。那么，我们对抗日战争的领导地位就要优越得多。东北军、西北军也就不致被蒋介石各个宰割，那样就会形成抗日联军控制大西北。”他认为西路军的渡河和最后失败，完全是张国焘个人的责任。

    历史是否如此简单？我们查阅一下军事历史著作的说法。《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条写道：“1936年10月25日，按照中共中央和军委的部署，红四方面军第30军渡过黄河。随后，第9军和红四方面军总部及第5军亦渡过黄河，准备执行宁夏战役计划。11月5日，红军总部电令红四方面军河西部队：目前主要任务是消灭马步芳部，首先占领大靖、古浪、永登地区，必要时应迅速占领凉州地区。”权威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和《第四方面军战史》中有更具体详细的记载。这样看来，四方面军西渡的行动并非张国焘个人决定，是由当时的多种因素造成的。

    如前所述，蒋介石为了“攘外必先安内”，决心乘红军立足未稳，调集重兵将红军围歼于陕甘宁的通渭、固原地区。三大红军主力会师时，国民党的合围也将形成。东北军将领张学良不愿打红军，又不能违抗命令，非常着急。他向毛泽东等通报消息，表示他将尽量拖延，并建议红四方面军迅速通过西兰大道与一方面军会合，执行宁夏战役。10月9日，毛泽东、周恩来将这些情况向二、四方面军领导人作了通报。

    国民党大兵压境，毛泽东心情格外沉重。红军又面临生死关头，他派彭德怀指挥西征战役，能否占领宁夏，打通苏联，并无很大把握。拿现有的红军力量去和蒋介石硬拼，不是毛泽东的作风。在那些日子里，毛泽东殚精竭虑。一是想方设法延迟国民党军的进攻，二是为红军考虑新的出路。

    从1936年8月到12月“西安事变”前，毛泽东不停地写信给国民党各方大员和社会知名人士，做统一战线工作。8月13日毛泽东派张文彬去西北军，随身携带给杨虎城和总参议杜斌丞的信。给杨虎城的信中说：“先生如以诚意参加联合战线，则先生之一切顾虑与困难，敝方均愿代为设计，务使先生及贵军全部立于无损有益之地位。”给杜斌丞的信中说：“正抗日救国切实负责之时，先生一言兴邦，甚望加速推动之力，西北各部亦望大力斡旋。”8月14日，毛泽东派张经武往华北联络宋哲元、傅作义，在致二人的信中赞扬他们的抗日行动，表示红军愿与他们建立联系，做他们的后援。同日，毛泽东还写信给南京的宋子文，托董健吾牧师向宋转达希望南京当局转变反共立场，恢复国共合作和孙中山先生三大政策的愿望。

    8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致中国国民党书》，向蒋介石伸出和解之手。明确表示“在任何地方与任何时候派出自己的全权代表，同贵党的全权代表一道，开始具体实际的谈判，以期迅速订立抗日救国的具体协定”。

    8月26日，毛泽东致电潘汉年，指出：“南京已开始有了切实转变，我们政策重心在联蒋抗日。”要潘充当密使，去南京、上海与国民党上层人士接触。9月8日潘汉年启程时，携带毛泽东致宋庆龄、章乃器、沈钧儒等民主人士的信件。在给宋庆龄的信中，表达了中国共产党愿意建立统一战线的态度，并请她将潘介绍给孔祥熙、孙科等国民党要人，打通上层路线。

    9月8日，毛泽东又写了三封信。一封致国民党陕西省主席邵力子。当时邵在报纸上发表剿共言论，毛泽东指责他“斤斤于剿匪，无一言及御寇，何贤者所见不广也！开发西北，建设西北，先生之志则大矣，先生之办法则不可。云：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弟与先生分十年矣。今又有合的机会，先生其有意乎”？另一封信给围困红军的国民党将领王均，说：“从井冈山就同先生打起，打了十年，也可以休息了！我们致国民党书，为了共同抗日，实全国一致之要求，先生爱国健儿，对此谅有同感。朱玉阶（德）同志极愿与先生合作，如能与之互通声气，自己元气少消耗一分，则抗日力量多保存一分。”第三封信致国民党甘肃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劝他“抛嫌释怨，以对付共同之敌。夫剿匪非特无期徒刑也，且是一种死刑。先生同意统一战线，则鄙人竭诚以迎。惟事宜急办，迁延则利在长驱而入之寇。尚祈致意蒋先生，立即决策，国事犹可为也。”

    以上仅是毛泽东在这个时期所写的部分信件。从信中恳切急迫而又委婉谦恭的语言中，不难体会到他的良苦用心。总而言之就是三个字：打不得。后来毛泽东也承认，他干的是“买空卖空”的事。真与国民党军打起来，长征保存下来的红军是寡不敌众。如果陕北站不住脚，红军还能到哪里去？当时共产党和红军真是处在千钧一发的危急关头，毛泽东希望能找到求和的机会，从逆境中渡过难关。

    不仅毛泽东积极统战，中央其他领导人也纷纷行动。9月初周恩来致函陈果夫、陈立夫兄弟，希望他们劝说蒋介石停止对红军的围剿，一致抗日，红军愿意随时谈判。他还致函胡宗南：“兄在黄埔为先进，亦为蒋先生所最信赖之人。果能力排浮议，立停内战，则颂之者将遍于国人。”

    为了把统战声势造得更大，10月18日毛泽东致电二、四方面军领导人，要朱德、徐向前、贺龙利用旧日关系，做国民党将领的工作。电报说：“我党致国民党书已在全国各地及国民党军队中发生极大影响，得到国民党中及各阶层中广大同情。”“总观各方情况，目前时局正处在转变交点，我应不失时机，善于运用，争取国内和平，转向对日抗战。请照昨电意旨由朱总司令致书王均、毛炳文，向前同志致书胡宗南及其他黄埔生，贺龙同志致书何柱国各部及胡部，发展我们影响。书中一本诚恳相劝之意，不作任何自夸语，自能发生效力。一面严整壁垒，提高士气，立于不败之地。办理情形望复。”毛泽东还代徐向前起草了致胡宗南的信，信中说：“敝部已奉苏维埃政府与红军军事委员会命令，对与贵军及其他国民党军队停止攻击，仅在贵军攻击时取自卫手段。一切问题均函商洽，总以和平方法达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之目的。”

    煞费苦心的游说和努力，虽然得到国民党内部尤其是东北军、西北军将领的同情和赞许，但并未解除陕北苏区面临的军事威胁。因为蒋介石不会改变立场。蒋介石积十年之反共经验，深知共产党的厉害。尽管日军入侵，国难当头，他还是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先消灭红军再去对付日本人。现在好不容易把红军困在陕北，他决不放弃这个机会。对此，毛泽东是铭记在心的。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即将渡过长江前，蒋介石向毛泽东求和。毛泽东以“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气概，断然拒绝。正是“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求和既然无望，毛泽东就要为红军寻找出路。1936年10月7日一、四方面军会宁会师后，未及休整，毛泽东便与朱德、张国焘频繁往来电报，交换意见。得知蒋介石即将发起围剿红军的“通渭会战”后，中共中央决定提前执行宁夏战役计划。10月11日，中央和军委发布《十月份作战纲领》，要点是：

    四方面军以一个军率造船技术部迅速进至靖远、中卫地段，选择利于攻击中卫与定远营之渡河点，以加速的努力造船，十一月十号前完成一切渡河准备。四方面军主力在通马静会地区就粮休整，派多数支队形成扇形运动防御，直逼定西、陇西、武山、甘谷、秦安、庄浪、静宁各地敌军附近，与之保持接触，敌不进我不退，敌进节节抵抗，迟滞其前进时间，以期可能在十月份保持西兰大道于我手中。

    攻宁部队准备以一方面军西方野战军全部及定盐一部、四方面军之三个军组成之，其余二个军及二方面军全部、一方面军之独四师组成向南防御部队，可能与必要时，抽一部参加攻宁。

    接到中央指示，四方面军上上下下立即行动起来。朱、张、徐、陈分析了情况，决定以主力红30军为渡河先锋，抓紧时间造船。徐向前把30军政委李先念找来交代了任务。李先念接受了任务，站起来就走，徐向前留他吃饭都推辞了。

    四方面军从四川出来时，带了一支百余人的造船队。李先念当过木匠，能够内行地指挥造船。他们来到靖远黄河边一个隐蔽的地方，开始了昼夜不停的紧张工作。30军军长程世才回忆：“当时造船是一件非常艰苦的工作，在离黄河50里的隐蔽地秘密造船，以防敌悉。大船每只可坐一小班（8～9）人，计划要造40只。造船所需一切器材，都是自己临时找的。布置造船地点及人员的配备，是一极细致工作，同时要严守秘密。假使不注意，过早暴露自己的企图，会妨碍行动甚至会导致计划的失败。造船地点离黄河有几十里，每只船都要经过上山下山，过许多山沟小路，抬到河边。因造船地点是隐蔽在崎岖山沟里，所以抬船到河边是一件艰苦的工作。”

    这期间，中央不断来电催促，还让彭德怀派人送来造船用的木板、铁钉等材料。同时，30军开始侦察黄河沿岸渡口，做好强渡的准备。按李先念的估计，到11月10日可造船40只，大军渡河当无问题。10月18日朱德、张国焘电告毛泽东、周恩来：“30军谓：30日晚即可偷渡。”但是毛泽东等不及，次日复电：“30军渡河以至少备足十个船开始渡为宜，恐船过少载兵不多，不能一举成功。二十号开始渡河问题，是否推迟数日，请依具体情况斟酌。”毛泽东之所以催促四方面军尽快做好渡河准备，是因为得到张学良的秘密通报：蒋介石已命令各部队向红军发起攻击。张学良虽然同情共产党，但军令如山，他也不能按兵不动了。

    10月21日，各路国民党军向红军发起攻击。蒋介石坐镇西安督战，胡宗南的1军、毛炳文的37军和王均的3军由静宁、通渭一线向北进攻。与红四方面军的后卫部队4军、5军、31军在界石铺、华家岭、马营等地的丘陵地带展开激战。国民党军出动7架飞机轮番轰炸，这里地势开阔，光秃秃的黄土地几乎无处藏身。红军的一举一动国民党军都能观察到，集中炮火猛轰红军阵地。红四方面军长征后弹药缺乏，武器也差，尽管坚决抵抗，还是处于不利局面。华家岭战斗中，红5军损失惨重，副军长罗南辉遭敌机轰炸牺牲。部队伤亡和打散失去联络的有800余人。4军和31军也被迫节节后退，10月23日，在国民党军猛烈攻击下，红军被迫放弃会宁城。

    局势顿时紧张起来。如果国民党军不停顿地向北进攻，很快就会把红军逼到黄河边上，使红军处于背水作战的不利境地。幸亏国民党军未敢冒进，给了红军填补防线的机会。徐向前从红军总部匆匆赶到前线，稳定防御。

    在严峻形势下，渡河成了刻不容缓的大事。只要渡过黄河，就能跳出国民党军包围圈，才能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开辟新根据地。如果渡不过去，就可能被国民党军压缩在陕甘的狭小地区，后果极为严重。24日，张国焘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命令30军开始渡河：

    甲、如30军今晚渡河不成，应在靖远上游至营房滩之线继续佯渡河吸引敌人注意该方，同时速移一部兵力在靖远下游东面陡城堡秘密造船渡河。靖远下游及打拉池榆树甚多。

    乙、今晚渡河如成功，请速开一个船工分队配足工匠到打拉池来，以便即开去助一方面军渡河。

    丙、我们今与德怀、海东已会面。

    红30军接到命令后立即出动。20天来，李先念带领造船队日夜辛劳，造了十几条船。他们24日黄昏出发，夜间22时到达虎豹口的黄河渡口。程世才回忆：“军队出动时，将船抬上前进到河边上。虽然军队抬上船走，运动是非常迅速的。这段路有50里地，是很紧张的行军。我们初到河边上，敌人据点不晓得。河南岸有许多村子，临时做政治工作动员老乡不要出门。正值我军渡河时，有一家老乡的狗狂吠不已。为了不暴露我之行动，用钱将老乡的狗买下，将狗嘴堵塞住。”

    半夜，30军开始强渡。这段黄河宽约500米，20分钟就到达对岸。接近岸边时，敌军才发觉，慌乱打枪。勇敢善战的30军战士猛冲上岸，集中火力打垮敌军河防，占领了对岸阵地，渡河成功了。

    红30军强渡黄河时，朱德、张国焘正在打拉池与彭德怀、徐海东会晤。彭德怀向朱、张通报了形势和中央宁夏战役计划，朱、张立即电告中央：“关于根据新任务由德怀同志提出之战役计划要旨，我们完全同意。正根据今日情况研究具体化之方案。”但是毛泽东此时有些犹豫，尚未收到朱张来电，24日就给彭德怀发了一封电报让他与朱张商量：“30军迅速渡河控制西岸，9军拟以暂不渡河为宜，尔后北进到海靖线防御，4、5两军主力是否足够？二方面军将来必要时须准备转至海固线防御，固隆海靖线及其以南地形条件是否利于敌之进攻抑或利于我之防御，商量结果速告。”

    毛泽东这封电报，后来被历史学家引用为他反对四方面军西渡黄河的重要依据。如果阅读那几天的全部往来电报，就可以看出这封电报并非毛泽东的最后决策。当时战局一日数变，毛泽东担心西渡黄河万一不成，红军南线又顶不住，就会被国民党军挤压到背水作战的危险境地。所以他希望先巩固南线，再设法渡河。红30军渡河成功，拉开了宁夏战役的序幕。25日上午，消息传到打拉池红军总部，引起一片欢呼，全军精神振奋。下午彭德怀致电毛泽东：

    甲、30军昨晚渡河已得手，本日黄昏前可渡毕。第9军继续，估计蒋敌在我军既已渡河集中兰州一部占永登，可能一部仍向郭城驿、靖远追击前进。

    1．四方面军主力以三个军渡河，两个军抗击会宁之敌。

    2．二方面军应逐渐向沛干池抗退一部敌六营、七营以北。

    3．一方面军主力仍集中王家团子、高崖子、同心城、在金积、灵武之线为主渡点，中宁、中卫为次渡点。

    4．已渡河四方面军主力，渡河后应向兰州北岸永登、景泰扩大占领区。

    同日，朱德、张国焘、彭德怀联名致电中央，鉴于渡河成功，建议四方面军主力迅速渡河，抢占一条山、永登、古浪地区，在黄河西岸站稳脚跟。然后“留出一部分机动部队，与一条山、五佛寺之线，以便适时协助一方面军从中卫、灵武段渡河”。这些电报充分说明，彭德怀与朱张完全一致，准备全军渡河，占领宁夏。

    然而毛泽东却另有打算，25日他与周恩来致电朱张彭，提出“第一步重点应集注意力于击破南敌”，“第二步重点集注意力与向北”。要四方面军以一个军随30军渡河，然后向中卫方向延伸，以一个军去攻占定远营。黄河东岸的四方面军三个军和二方面军在打拉池南构筑工事，防御胡宗南的进攻。这两步做好之后，“一方面军之主力与四方面军两个军控制河西枢纽地带后开始行动，以突然手段占领金积、灵武地带，徐陈拨造船技术队二分之一或更多些附属之，迅速造船准备渡河。”

    此刻红9军已经跟随红30军来到黄河边上，准备渡河。接到中央命令，9军只好在河边待命。徐向前、陈昌浩不知中央究竟打算怎样，只好安排方面军指挥部和直属队先过河。这样，徐向前、陈昌浩于10月27日渡过黄河，与朱德、张国焘的红军总部分开了。

    10月26日战局又有新变化，胡宗南部向红军猛攻，防御的4军、5军、31军抵挡不住，节节后退。当天深夜，中央发来电报，指示9军渡河：

    甲、30军、9军过河后，可以30军占领永登，9军必须强占红水以北之枢纽地带，并准备袭取定远营，此是极重要一着。

    乙、等二、三日后如真实胡敌无北进之意，再以一个军渡河不迟，目前瞬南村敌应取击破手段，仅取抗击手段不够。

    朱德、张国焘根据这个命令，指示徐陈：“毛、周电令目前作战重点，系注重击破南敌，停止追击。我各部应遵照这一指示执行。”“四方面军除30、9两军及指挥部已过河外，其余各部应停止过河。”

    这时，9军才开始渡河。别看耽搁了不到两天，情况就恶劣了许多。徐向前在对岸目睹9军渡河的情况：“敌机白天轮番前来轰炸扫射，封锁河面，给我军造成很大困难。部队渡河主要在黄昏后至日出前，滔滔黄河，奔腾咆哮，小船驶渡，颠簸飘摇。往返一次至少需要一个多小时。至28日拂晓，我30军、9军及方面军指挥部，渡河完毕。”

    9军渡河之后，4军、5军、31军三个军在胡宗南部压迫之下，也向黄河边上转移。形势紧急，朱张28日致电毛、周，建议31军渡河。29日毛、周复电：“为迅取宁夏起见，31军可以立即渡河，在9军、30军后跟进。”31军在军长萧克、政委周纯全率领下急行军到黄河边，军直属队当天就开始渡河。第二天中央又改变命令：“为战胜胡敌，31军即照德怀29日20时电令部署执行任务，胜利后直由中卫渡河。”过河的31军直属队又一船一船返回东岸。这时，国民党军已经追上来，关麟征师向靖远前进。看守渡口的5军抵挡不住，又无力向打拉池的红军总部靠拢，只得在三角城一带仓促渡河。国民党飞机轰炸了靖远渡口，炸断了红军修的浮桥。朱德、张国焘见靖远失守，渡河已不可能，4军、31军如果还在河边徘徊，必定凶多吉少。于是朱张下令4军、31军向打拉池、同心城靠拢，会合彭德怀的部队牵制敌军。同时通知河西的徐向前、陈昌浩，要他们独立行动，去打开河西局面。

    在执行宁夏战役过程中，中央指示几经反复，让徐向前、陈昌浩这些前线指挥员搞不明白。西路军失败后，陈昌浩回到延安，写了一个长篇报告，作为向中央的交代。谈到渡河问题，他说：30军渡河成功后，“9军、5军急向北开进，4军、31军扼阻大路。敌人急进之下，指挥部本总部命令，随9军、5军渡河，31军亦准备渡河（直属队大部已渡河，随后又开返河东）。我们渡河后，在中和堡约停住了一天一夜，中间接到毛主席电报：‘河西只要一个军，指挥部带两个军仍过河东准备夹击敌人。’这时4军、31军正向打拉池前进，毛（炳文）部先头已抵靖远，事实上已不好东返。加以总部同时来电，又说4军、31军都准备在靖远以下渡河。我们到三角城时，还本总部电：‘已得毛主席同意，4军、31军即在三角城过河，准备迎接。’我们等到下午5时以后，又接到总部说：‘该两军不渡河’的电报后，才向北开走。此时30军先头在击退马禄骑旅及祁明山步旅一部（马步青部）之后，即乘胜向一条山进。9军与指挥部尾后向赵家山、锁罕堡附近集结。5军因会宁损失后，即在靖远河西一带扼守休息。”

    在过不过黄河的问题上，出现这些曲折反复，是有复杂因素的。本来，夺取宁夏、甘肃，开辟西北根据地，是中央政治局沙窝会议决定的。毛泽东不同意张国焘躲在荒凉的少数民族区域，坚持到陕甘建立根据地，主要考虑到与苏联接近，可以得到共产国际的接济。11月3日，在共产国际的王明和陈云曾给中共中央书记处来过电报，表示要从新疆运送物资给红军。电报说：“现已决定目前不采用从外蒙帮助的办法。同时，我们正在研究经过新疆帮助的办法。如果我们将约一千吨货物运到哈（密），你们曾否可能占领甘肃西部来接收？并请告如何接收办法及你们采用何种具体运输。”这个电报，与中央发起宁夏战役的意图正相吻合。

    在进行宁夏战役、打通国际的大方向上，中央与张国焘是一致的。但是由谁去执行这个任务，问题就来了。张国焘是不愿意到陕北与中央会合的，二次北上时他就警告陈昌浩：会合后不但我的总政委当不成了，你的方面军政委也当不成。陈昌浩不相信，与张国焘大吵一场。徐向前等军事指挥员考虑到陕北的情况，也希望能在甘肃另搞一块根据地，与陕北遥相呼应。所以宁夏战役计划一下，四方面军上下都赞成。张国焘更是急于立功赎罪，对中央指示的贯彻是积极的。四方面军在那样短的时间内，克服种种困难，完成渡河任务，就是明证。

    张国焘有没有个人打算呢？当然有。在通渭举行的四方面军干部会上，他就说过：“如果我们停留在甘南，在不利情况下，会被逼退往毛儿盖一带去。而抗日的口号已经叫出，再往南退就会影响士气。如果我们突破敌人的包围，向陕北前进，沿途会受到敌人的截击。而且所有的红军都挤到粮食缺乏的陕北，反而引动敌军集中包围一处，自然更为不利。”所以张国焘力主西进，他说：“我军的西进计划正确而又合时宜。在政治意义上来说，我们如握有河西走廊和新疆地区，可以保障未来西北联合抗日政府的后路，并接通与苏联的关系。从军事意义说来，可以分散蒋的兵力。河西走廊、陕北和延安三点，将使蒋在甘肃的军队处于多面受敌的境地。”

    张国焘的用心，陈昌浩看得很清楚。他后来回忆说：“他（张国焘）是反对会合的，一会合其王国就垮台了。到岷州后他又要西进，到会宁后他又要我们全军渡河。为什么全军过河他一个人留下呢？有他的道理：如果打通了国际路线，取得了援助，军队机械化了是他的，中央对他是无可奈何的。”

    所以，四方面军渡河不仅是为了打仗，而且要在河西找一个安身之地。不仅部队过了河，妇女小孩和伤病员也跟着过去了。陈昌浩说：“会宁编制时，凡总司令部直属部队，除少数战斗部队、红校、党校及小的卫生部随总部走后，其余极庞大笨重人员都与四方指直（即方面军直属队——作者注）合编一处。指直带彩病员1500，小孩子1500，残废400多。再加上各军自己原来以及在甘南扩大的庞大直属部队（其中妇女、小孩、彩病员各军带的也不少）。所以全人数中间战斗人员至多占40％甚至38％之比例，而战斗部队中还有人没有枪的（如新兵、归队者、小孩原可驮枪者）。所以有枪者只能占全人数32％之谱。这是西路军战斗力中及组织中最大弱点。”

    张国焘的想法，也瞒不过毛泽东。10月26日他给彭德怀发了一封绝密电报：

    1．国焘有出凉州不愿出宁夏之意，望注意。

    2．目前以打胡敌、取定远营两着为最重要。

    3．30军占领永登是对的，9军必须占定远营，这是接物攻宁的战略枢纽，不应以一方面军去，不便利不失时机。

    4．4、5、31军、二方面军应以打胡敌为中心，仅抗击不够，打法可采诱敌深入。

    5．一方面军速集结同心城休息。

    10月30日，南线国民党军步步进逼，四方面军主力已经渡河。毛泽东焦急万分，电告朱德、张国焘：“方针先打胡敌，后攻宁夏，否则攻宁不可能。请二兄握住此中心关键而领导之。除9军、30军已过河外，其余一、二方面军全部，四方面军之三个军，统照德怀29日部署使用，一战而胜利，则全局转入佳境矣。”

    中央组织宁夏战役的另一个意图是，在统一指挥时，让彭德怀把四方面军河东部队的指挥权拿过来。29日毛泽东给彭的电报中强调：“全战役须掌握在你一人手里。”但是彭德怀办不到，他指挥不动张国焘。中央要张国焘阻击南线敌军，而张国焘急于率领四方面军渡河西进取得苏联援助的物资。28日张国焘给中央和徐陈的电报中陈述他的部署：“估计敌人必系齐头并进，我军又必须迅速取得定远营和宁夏地区，一方面军此时须集结同心城，准备向金积、灵武进。二方面军此时必须得到休息机会，四方面军主力须迅速取得宁夏定远营。”“若谓目前重心在击破南敌，停止敌之追击，事实上4、31两军亦难有保证的完成任务，恐反多消耗。不如利用天然障碍坚壁清野，以4军牵制敌人，也可得到争取时间之利。”“取得物资后，再以主力回击深入之敌，那就更有把握了。”

    张国焘天真地以为苏联准备了大批武器装备等他去拿，所以他把希望寄托在徐陈身上，盼望他们很快能打回来。另外他也不肯让4军和31军去和国民党军硬拼。彭德怀调不动四方面军，只能向毛泽东报告：“张对打击胡敌始终是动摇的，企图以四方面军先取（远）方（物）资后再说。以一方面军同胡敌周旋，削弱力量，好说话。”

    作战最要求同心协力，两军指挥员貌合神离，这仗肯定打不好。由于红军指挥不统一，国民党军先后占领靖远、打拉池和中卫，截断宁夏通道。过河的四方面军主力与河东红军被隔断，想回也回不来了。

    彭德怀后来谈到宁夏战役时说：“张国焘到了打拉池后，敌王均两个师尾随四方面军被截断部分前进。我与张国焘面商，只要被截断部分在正面阻拦该敌前进，一军团即可从追敌侧后进攻，在打拉池布置伏击阵地。这样，消灭王均部是完全可能的，这样还可与四方面军北渡主力取得联络。张口头同意，却秘密令王宏坤部（4军）向同心城方向撤走，破坏了当时的作战部署。我又与张商，在海原和同心城之间布置伏击阵地，歼灭王均部。他口头又同意，实际上他又令4军东撤了，使伏击计划又被破坏。张国焘多次破坏作战部署，使我们不得不放弃豫旺以西大块土地。”但是指挥4军和31军阻击行动的王宏坤回忆，由于国民党军在飞机配合下向我军猛攻，4军和31军有被分割包围的危险，红军被迫且战且退到打拉池、盐池、定边一带，损失相当大。他说：“有人说，这一仗没有打是因为张国焘发电报秘密命令王宏坤撤退，破坏了作战计划。但事实上我没有接到这样的命令。有电报以来，我也没有单独接到张国焘给我的电报命令。”

    眼看宁夏战役无法实行，中央于11月8日发布作战新计划，改为向东南方向发展，尽量向陕南扩大苏区。如果局势恶化，就筹备新的战略转移。这时胡宗南部占领海原，朱德、张国焘带领4军、31军撤退到同心城，与彭德怀再次会合。毛泽东来电告诉朱张：胡宗南主力正向豫旺堡行动，企图切断红军向陕北的退路。建议红军撤退到山城堡、洪德城、河连湾一带集结，阻击国民党军进攻。毛泽东还说，已经派周恩来前往河连湾迎接朱德、张国焘。

    面对不利形势，彭德怀也很着急。他知道“陕北根据地没有粮食，当时保安全县只有一万多人口，如站不住脚，将被迫放弃陕北，东渡黄河，这种局势是很不利的。无论如何要挽救这种形势”。他致电毛泽东，坚决要求打一仗。毛泽东回电：“朱张来保安后，前线部队统交你指挥，可放手去做。”

    彭德怀得到指挥权，便将一方面军的一军团和徐海东的十五军团调到环县境内的山城堡一带隐蔽，准备伏击胡宗南。在撤退时，沿路坚壁清野。陕北干旱，尤其缺水。河水苦涩不能饮用，老百姓都挖水窖储存雪水。红军所过之处，把水窖的存水都消耗干净，使国民党军处于缺水的困境，无法深入。果然，王均部停止了追击，只有胡宗南部孤军深入到豫旺堡以东。彭德怀估计敌军必然要寻找有水源的地方宿营，附近只有山城堡有水源。这里仅有几户人家，有一股细细的泉水。敌军先头部队已经到了甜水堡，下一站必定要来山城堡。果然，11月21日，胡宗南部第78师232旅在旅长廖昂指挥下，黄昏时来到山城堡宿营。彭德怀一声令下，一方面军的一军团、十五军团，四方面军的4军、31军从各个方向发起攻击。敌军仓促应战，想与红军对峙一夜，到天亮摸清情况再打。谁知红军乘夜猛攻，搞得廖昂不知来了多少红军，部队乱作一团，大部分被红军消灭。第二天天亮后，师长丁德隆派部队前来增援，红军早已不知去向。

    山城堡战斗的胜利鼓舞了红军的士气，原来胡宗南也不是不可战胜的。胡宗南挨了当头一棒，尝到了红军的厉害。以后胡宗南谨慎多了，不敢轻举妄动。直到“西安事变”之前，国民党军没敢再进攻陕北红军。这使中央和红军得到一段休整的机会。

    再说朱德、张国焘由周恩来陪同，由河连湾启程去保安。张国焘不知中央会怎样对待他，心中忐忑不安，见到熟人就打听情况。在会宁，他与徐海东谈了好几天，详细了解中央到陕北后的情况。徐海东谈起刚到陕北时与陕北红军发生的误会，对毛泽东果断处理肃反扩大化和巩固陕北根据地的措施极为钦佩。徐海东是工农干部，性格直爽，张国焘相信他说的是真话。见到周恩来后，张国焘又听他介绍国内外形势，感叹世事变化之快，自己真是孤陋寡闻。谈话之后，张国焘为周恩来的水平和魅力折服，认识到“我须急起学习，赶紧拍去满身游击的征尘，换上知识分子的道袍，以适应城市生活”。

    11月30日，朱德、张国焘率红军总部机关到达保安，受到毛泽东等中共中央负责人和红一方面军指战员的热烈欢迎。中直机关的童小鹏在日记中写道：“朱、张两总今日即入京，每一个人都带着很热烈的希望，望他们早些到来。看见过的，是想早点看看在藏民区艰苦奋斗一年多的他们的面容是消瘦几多？未见过的同志，是想早点看到中国革命的领袖们的姿态是肥是瘦，是高是矮？尤其希望他们早点到来，使党与红军的指挥更求得统一与团结。”大家从早晨7时就在保安街道两边列队等候，直到下午3时，“看见远处泥尘起处，十数匹马跑来，大家都知道来了。一会儿，在欢迎队伍的口号声中，在歌声中，两总，久望到来的领袖，在数千人的先头，随同去迎接的三领袖们并列到来了。他们虽然是在艰苦斗争中身体瘦衰了许多，衣服是穿得单旧，但精神上仍表现出无比的英勇、坚决、喜悦、快乐。从此党更能进一步的团结指挥，更能集中了。争取更大的胜利，开展新的局面，是更加有保证了！这样就达到了大家许久的热望！”这段描写，是当时在场的每个红军战士的真实感受。

    德国人李德也站在欢迎队伍中间。他回忆说：“我是他们到达保安的见证人。看上去他们的情绪相当低落，大多数人的衣服破烂不堪，各种各样的颜色混杂在一起，甚至还能看到穿着喇嘛服和藏族服的人。但是从表面的印象来判断，纪律显得并不涣散。参谋部和警卫部队的武器，简直让人不能再有过多的奢望了。”与一年多以前的两河口会师相比，双方正好换了个位置。

    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共中央负责人和红军学校校长林彪站在欢迎队伍的前列，笑容满面地与张国焘握手致意，亲切的情景与两河口会师没什么两样。毛泽东站在一张桌子上向红军讲话，热烈欢迎朱德、张国焘的到来。张国焘也讲了话，他特别强调了党内的团结。

    此时此刻，朱德的心情是最激动的。当时在场的王平回忆：“朱总司令在队前讲话。他说：‘我回到中央，看到你们很高兴……’说着，他掉下了眼泪。队列里很安静。停了一下，他接着说：‘我这是激动的热泪，人伤心时掉泪，高兴时也掉泪，我这是高兴。是无产阶级的感情。我现在的心情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眼泪才是真挚感情的流露。’队伍里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从井冈山就跟随朱德的人，都很少见到朱德如此动情的场面。只有在这一年间跟随朱德的同志，才明白朱德为了维护红军的团结，避免分裂，受了多少委屈，付出了多少心血。现在朱、毛又站在一起了，酸甜苦辣涌上心头。朱德这样刚强的人，也不免老泪纵横。

    朱德、张国焘到保安与中央会合时，彭德怀率领三个方面军在河东的部队转移到庆阳地区，保卫陕北根据地。徐向前、陈昌浩率领红四方面军的三个军向河西走廊行军，他们根本没有想到，等待西路军的会是什么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