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五年春节前的一个黄昏，繁忙中的周恩来总理，把在空军某部当飞行员准备回乡探亲的侄儿尔萃叫到跟前，郑重地嘱咐说：你是共产党员，回家过年，要带头破旧立新，移风易俗，带动全家过一个革命化春节。我现在布置你一个“特殊任务”：你这次回去，要把家里的祖坟平掉，坟地交给集体耕种。办完这件事再过年。

    与对待故居一样，周恩来总理对于祖坟也曾经多次发表明确的处理意见。早在一九五三年春，周恩来就曾在北京做过婶母周八太的思想工作，然后派警卫员王雨波护送八婶母回淮安时，又顺便让王雨波向县委传达他处理祖坟地的意见：“老家有几亩老坟地，让当地集体耕种，如果那些坟丘有碍种地，可以平掉。”后来，县委又收到过周恩来总理的来信，重申对其祖坟棺柩“请即采用深葬法了之”，然后坟地交公。一九五八年副县长王汝祥去北京，一九六零年县委常委刘秉衡去北京，在向周恩来总理汇报家乡工作时，周总理又都提出过平祖坟的事。周总理每次的意见都拿到县委常委会上议论过，几乎每次都是一致的意见：这样做，不但群众通不过，党员通不过，就是县委一班人也想不通。难道淮安县农业增产，就差那么一点坟地？不能平！吃批评也心甘；这是人民的心愿。周恩来总理深知平掉祖坟这件事“阻力”很大，在一九六四年秋，曾对在京亲属强调“坟地问题一定要解决”。因此，这次他要对尔萃耐心地讲清道理：我们国家耕地面积太少。人死了，不做事了，还占一块地盘，这是私有观念的一种表现。平掉祖坟，不但扩大了耕地面积，也是破旧俗、立新风的一场革命。要做好这件事，也不能简单化，要做好你母亲的工作，做好县委的工作，还要做好当地群众的工作。接着，周恩来总理又向尔萃交代了一些具体要求：棺木要就地下沉到一米以下，以不影响机耕；坟地交集体使用；坟地长的树木交给生产队绿化。周尔萃深知伯伯交给他这个“特殊任务”的分量，毫不犹豫地向伯伯表态：“保证完成任务！”

    尔萃回到淮安后，首先和兄嫂一道说服了自己的母亲陶华，在家庭里统一了思想认识，然后向县委书记、常委汇报了周恩来总理讲述的处理意见。为了说服县委的同志，周尔萃还特地提到周总理过去派人去重庆处理他父亲墓地的详情：周恩来的父亲周劭纲，在旧社会里是个小公务员，一九四二年因病在重庆逝世。解放后，重庆市委把他的棺木葬到革命烈士公墓。周恩来知道后，要求他们立即把棺木迁出。重庆市委考虑到周恩来父亲生前曾做过有益于革命的工作，既然已经葬入公墓，就没有再迁出。为了监督重庆市委切实按照自己的意图办妥此事，一九六四年，周恩来派国务院办公室一位负责同志专程去重庆，把周劭纲的棺木从革命烈士公墓迁出，葬到一个荒僻的小山腰上。根据周恩来一而再再而三的指示，没有树立墓碑。后来，周恩来还带头火化了他父亲和邓颖超母亲的遗体，把骨灰放在坛子里深埋了。当周尔萃介绍了这些细节以后，县委书记、常委们的眼中，个个噙满了泪花，他们深深为周总理带头移风易俗，实行殡葬制度改革的革命精神所感动，最终做出决议：遵照周总理指示办，派干部协助尔萃下乡说服动员群众，在春节前把这件事办好。旧历除夕，周尔萃和嫂子孙桂云，由县委一位干部偕同，约请三十多位乡邻，携带着“油葫芦”和挖土工具，一起赶到坟茔地平坟埋棺。

    周氏祖坟地位于淮安县城东郊闸口村夏庄组，占地不足一亩。这块祖坟地是周恩来祖父周攀龙十九世纪中叶从绍兴迁到苏北一带做官时购得的。这里有七座坟墓，安葬着周恩来的祖父母、过继父母、生母、八婶母等十三位亲属的遗骨。

    埋棺平坟的特殊任务在春节前不折不扣地完成了，周恩来总理非常满意。没过几天，他就给生产队寄来了七十元钱，这是用以支付平坟劳力的工资和被践踏的一小片青苗的赔偿费。在这以后，由于周恩来的一再坚持，费了更大的周折，做了更多的思想工作，终于把远在绍兴祖藉的曾祖父周樵水的坟墓也平掉了。

    周恩来在处理祖坟地问题上的光辉事迹，是与他那种博大无私的革命胸怀及无产阶级的生死观联系在一起的。早在一九二二年，青年时期的周恩来就曾写过一首《生别死离》的白话诗，其中写道：“壮烈的死，苟且的生。贪生怕死，何如重死轻生！……生死参透了，努力为生，还要努力为死，便永别了，又算什么？”到了六十年代，周恩来多次说过：中国在对死人的处理上，都是土葬，盘坟立碑。五十年代，在毛主席、党中央的倡议下，才实行了火葬。从土葬到火葬，这是一场革命，是对中国几千年旧风习的革命；从火葬保留骨灰，到不保留骨灰，这又是一场革命，是同旧传统观念彻底决裂的革命！他不但这样说，而且和邓颖超同志共立誓约，相互监督实行。遵照周恩来同志生前遗言，他的骨灰被撤到了祖国的江河和大地上。这种“真能参透生死关。生为民尽瘁，死有重于山”的周恩来的精神，在新时期得到了弘扬。周恩来在生死丧葬问题上所表现的与传统习俗彻底决裂的精神，开一代新风，为万众楷模。周恩来故乡淮安市自一九八四年在全省率先实行殡葬改革以来，已连续十二年保持百分之百的火化率，成为江苏省殡葬改革先进县（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