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零年八月二十日、二十三日，已届七十六岁高龄的邓小平同志在回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的提问时说：“周总理是一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工作的人。他一天的工作时间总超过十二小时，有时在十六小时以上，一生如此。我们认识很早，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住在一起。对我来说他始终是一个兄长。我们差不多同时期走上革命的道路。他是同志们和人民很尊敬的人。”

    邓小平又谈到“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的困难处境：“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

    “路遥知马力，患难见情真”。

    周恩来和邓小平这两位无产阶级革命家，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同舟共济，结下了纯真的亲如手足般的战斗友情。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惊涛骇浪中，他们的这种情谊得到了新的升华。

    周恩来反对打倒和揪斗刘少奇、邓小平

    早在一九六五年，在“文化大革命”前召开的一次小型会议上，周恩来同其他几位中央领导人谈起毛主席的“接班人”时，他根据毛泽东本人关于接班人的意见，曾毫不迟疑地举出邓小平的名字，认为邓可以接替毛来“掌舵”。因为周恩来对邓小平的品德、才干、为人是最了解不过的。不幸的是，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把矛头错误地指向所谓“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林彪、江青一伙煽动群众打倒刘少奇、邓小平。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则千方百计地关心和保护他们。

    一九六六年八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原定从一日开到五日，开五天。到八月四日，突然决定会期延长，开政治局生活会。江青在底下布置要大家批刘少奇、邓小平。生活会一开始，打头阵的是谢富治。几次会上只有周恩来、陶铸不发言，即使是那种为应付场面的“违心”的话也没有说过。十一月，中央政法学院群众组织开会批斗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妄图从他身上追挖“黑线头目”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得知后通知新华社：刘、邓的问题中央已经解决，不要在群众中搞，中央不支持他们开这样的会，新华社、人民日报、广播电台都不准派人去参加。周恩来向邓小平打招呼，要他尽量少出中南海。一九六七年一月，在江青的怂恿下，北京“造反派”在中南海门外用高音喇叭日夜狂吼要揪斗刘少奇、邓小平等，被周恩来断然阻止。他说：“即使是犯了路线错误的同志，也不能说他是不革命的，更不能说他是反革命的。”他多次指出：“对刘、邓不能采取揪斗办法！”

    念念不忘“下放”中的邓小平的安全

    一九六九年秋，党的九大开过不久，党中央对在京的老同志作出“战备疏散”的安排，决定将“党内第二号走资派”邓小平及其家人安置在江西，让邓在有限的范围内半劳动、半休息。

    十月十八日、十九日，就在林彪下达“一号命令”企图迫害邓小平的同时，周恩来接连从北京打电话给江西省革委会核心领导小组，对邓小平一家的安排作出特别指示和交待，明确要求当地加以照顾，具体到地点、住房、安全、生活和医疗条件等。当周恩来了解到江西省革委会负责人原先将邓小平安置赣州的意见后，当即予以否定，并提出“赣州离南昌较远，交通不便，且又是山区，生活条件较差，故将邓一家安排在这里不妥”。

    随后，周恩来又提出具体建议：应选择南昌市郊为宜，所住房子也应是一栋两层的楼房，楼上是邓小平夫妇居住，楼下为工作人员住，并且最好是独门独院，即能出来散步，又能保证安全。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意见，江西省核心领导小组撤回了原来的安排，最后将邓小平一家安置在位于南昌市郊新建县望城岗的一套某步兵学校校长（少将）的住宅（通称“将军楼”），其条件基本符合周恩来提出的要求；而邓小平“下放劳动”的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也离其住处不远。该厂负责人罗明表态说：“保护邓小平绝对安全的问题，是周总理指示的，我们要不打折扣地执行总理的指示。”

    尽管如此，周恩来还不放心，直到江西省核心领导小组的“修改方案”完全落实，久悬在周恩来心中的“石头”才算落了地。同年十月二十日，邓小平夫妇等乘飞机离京直飞南昌。从此开始了半劳动、半读书的“谪居”生活。打这以后，为国内外纷繁事务缠身的周恩来，便一直念念不忘“下放”到千里之外的邓小平一家。

    一年后的一九七零年秋，党中央在江西庐山召开九届二中全会。就在这次会议上，林彪一伙为抢班夺权而大闹庐山。会议期间，周恩来终因过度疲劳导致心脏病发作，在场医务人员立即进行抢救。一天，躺在病床上的周恩来对身边的保健医生张佐良说：“这里（指江西）现有我两个熟人呢！一个是你的同行，她叫郑淑云（即周总理保健护士，当时在卫生部江西‘五七’干校劳动）；另一个是我的同行，叫邓小平，现在南昌附近住。一个‘郑’，一个‘邓’，两个‘耳刀’嘛！”在林彪、江青两个集团羽翼丰满、权力炙手的一九七零年秋天，周恩来竟直呼戴着“党内第二号走资派”帽子的邓小平是“我的同行”！可见邓在周心目中所占有的位置。

    周恩来力促邓小平“复出”，为彻底落实干部政策竖起“标杆”

    一九七一年九月，周恩来以其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特有胆略、魄力和智慧，全力辅佐毛泽东，果断地处置了“九·一三”林彪反革命叛逃事件。同年十一月五日上午，邓小平夫妇在他们“下放劳动”的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内，“享受”了一次“革命群众”的政治待遇——和该厂全体工人一起听中央《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的文件传达。“九·一三”事件后，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抓住时机，毅然举起批判极左思潮旗帜，实际上是对经历了五年多劫难的党和国家的“创伤”做某些“愈合”工作，是一次对“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初步纠正。就在领导这场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中，周恩来对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打击、迫害的广大老干部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千方百计为他们的“解放”和重新工作创造条件。

    一月十日，陈毅追悼大会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隆重举行。毛泽东亲临追悼大会。在同陈毅亲属张茜的谈话中，毛泽东连声称陈毅“是一个好人”，“是一个好同志”。他还指着在座的周恩来、叶剑英等说道：“林彪的阴谋搞成了，是要把我们这些老人都搞掉的。”就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也提到邓小平，并且是把邓和时任第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刘伯承并列在一起的，说邓是人民内部矛盾。显然，毛泽东是将邓小平划出了自己的“对立面”。对在场的周恩来来说，毛泽东对邓小平问题的“定性”正是他期待已久的一个信号。他深知，“党内第二号走资派”一旦被“摘帽”，乃至被“解放”，势必会带动一大批“文革”中犯“错误”的老干部重新出来工作。此时，他多么希望这些老同志早些得到“解放”啊！于是，周恩来便当场示意陈毅的子女，将毛泽东对邓小平的评价传出来，为邓小平早日“复出”广造舆论。与此同时，周恩来自己也充分利用各种场合，将毛泽东谈话的内容“捅”出去。同年一月下旬，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外地一个会议的代表时，当着江青、姚文元等人的面，明确谈了邓小平的问题。他提出：在揭批林彪的过程中，一定不能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林彪这伙人就是要把邓小平搞成敌我矛盾，这是不符合主席的意思的。

    邓小平极其敏感高层政治气候的变化，于这年八月三日亲笔致信毛泽东，向中央提出愿为党和人民做一点工作的请求。八月十四日，毛泽东就该信批示周恩来，着重指出了邓小平的历史功绩。和邓小平关系甚笃的周恩来，得到“尚方宝剑”，深感邓小平“复出”有望。他及时把握这个“契机”，立即把毛泽东的批示和邓小平的信件印若干份送中央政治局委员传阅。十五日，他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了这一批示，又以中央的名义通知江西省委，宣布邓小平立即解除监督劳动，恢复党组织生活，参与一些调查研究活动，并指示将原来的公务员、秘书调到邓小平身边帮助工作，批准邓小平提出的关于让其子邓朴方回京治病的请求。

    然而，就在这时，周恩来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遇到了来自江青一伙的巨大阻力，邓小平“复出”的问题也被“四人帮”刮起的政治风沙遮盖起来，致使毛泽东关于邓小平问题的指示被“束之高阁”长达四个月之久，直到当年十二月十七日，毛主席再次就邓小平等老同志的问题找周恩来谈话。

    十八日，周恩来致信纪登奎、汪东兴二人：

    昨晚主席面示，谭震林同志虽有一时错误（现在看来。当时大闹怀仁堂是林彪故意造成打倒一批老同志的局势激成的），但还是好同志，应该让他回来。此事情你们二人商办，他在桂林棒伤了骨头，曾请韦国清同志注意帮他治好。王良恩同志了解其情况，可问他关于震林同志一家的近情。邓小平同志一家曾要求做点工作，请你们也考虑一下，主席也曾提过几次。

    为使这件事真正落到实处，周恩来还约纪、汪二人来面谈，指示他们根据毛主席谈话精神，提出邓小平仍任副总理的建议。由于周恩来不遗余力的周旋，终于叩开了邓小平“第二次复出”的大门。一九七三年二月，年近七旬的邓小平接到中央的通知，要他于近期返回北京。几天后，邓小平偕全家登上回京的火车，离开伴他度过了整整三年多时光的江西南昌郊外的那座“将军楼”。与此同时，在北京的周恩来正式告知中央办公厅负责人汪东兴，要他安排好邓小平回京后的住处，并要通知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开会，专门讨论中共中央关于邓小平复职问题的《决定》稿。

    自二月下旬至三月初，周恩来连续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题讨论邓小平问题。尽管政治局里充满了斗争，然而，最终的结果是，一九七三年三月十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就在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邓小平复职的《决定》的当天，周恩来正式向中央政治局请假，要求“病休”两周，中央的日常工作交给叶剑英主持。周恩来的这个举措充分说明解决邓小平问题在周恩来心中占有多么重要的位置。同年三月二十八日，周恩来身体稍有康复，便与李先念等会见邓小平。次日周恩来约邓小平到毛泽东那里开会。四月九日，周恩来、邓颖超在玉泉山与邓小平夫妇长谈，并共进晚餐。四月十二日，周恩来、邓小平两人同时出现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热烈欢迎刚从柬埔寨解放区返回北京的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一行，这是邓小平以“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复出”后首次公开露面。这以后，邓小平开始参加国务院业务会议，行使国务院副总理之职。周恩来还不断地提出让邓小平参加党和国家的重要活动。同年八月，邓小平当选为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十二月中旬，毛泽东同意周恩来的建议，拍板定案：决定由邓小平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军委委员，同时还是国务院副总理。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当着全体政治局委员的面，高声说道：“小平同志是中央政治局请回来的，不是我一个人请回来的。小平同志进政治局，是给政治局添了一位‘秘书长’。”毛泽东还当场送给邓小平八个字：“柔中有刚，绵里藏针”。十二月二十二日病疴日重的周恩来，用他那不很灵便的右手，逐字逐句地写下了中共中央关于小平任职的通知，当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

    至此，邓小平集中央党、政、军三要职于一身，由他接替周恩来的格局已初步形成。这对于在“文化大革命”中抱病苦撑了整整八年的周恩来来说，是可以如释重负地松下一口气的时候了。一九七三年周恩来在会见加拿大友好人士朗宁等人时，特意让外宾见了邓小平，说：“我要你们会见一位将成为重要人物的人——邓小平副总理。”旨在提高邓小平在国内外的声望，让国际社会了解“复出”后的邓小平。

    周恩来妥善安排邓小平的实际权力，决不让党政大权旁落“四人帮”手中

    一九七四年初，周恩来的健康状况日益恶化，正值癌症发展、病情日趋加重之际。从一月下旬起，他连日便血，不得不施行癌细胞的控制治疗。但是“四人帮”灭绝人性，一次次掀起反总理的恶浪。一九七三年秋冬，江青攻击周恩来解放邓小平等一大批老干部，是“迫不及待”地要夺权，说什么同周恩来的斗争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一九七四年，周恩来刚施行第一项大手术，江青就急忙授意他的写作班子“要批现代的儒”，“批党内的大儒”，并窜到天津，别有用心地给一个女社员改名“周克周”，露骨地说要“用我们这个周去克他那个周”，一九七四年一月十八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提议成立由叶剑英牵头，有王洪文、张春桥、邓小平、陈锡联等参加的中央军委五人小组，全权处理军委日常事务及紧急作战事项，得到毛泽东的赞同。邓小平由此进入军队领导核心。这样，便走出了邓小平接替周恩来格局的第一步棋。同年五月十九日，邓小平陪同毛泽东、周恩来会见塞浦路斯共和国总统马卡里奥斯大主教。这是邓小平“复出”一年多时间首次走进毛泽东书房。周恩来特意安排邓小平坐在毛泽东右侧原先自己一贯陪客的位置上，试图通过摄影师的特有敏感和新闻传媒，告诉外界：周恩来身患重病，权力将由邓小平接替。

    这一系列的举措当然触动了江青一伙敏感的神经。早在一九七四年三月份，在讨论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人选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就公开把目标指向邓小平，以种种理由不同意外交部提出的（实为毛泽东、周恩来的意见）由邓小平率团出席联大会议，并代表中国政府作大会发言的建议。这是自邓小平复职后，“四人帮”第一次直接向邓小平发难。由于江青的反对，政治局第一次讨论议而未决。第二天，周恩来不顾江青阻挠，提笔在外交部报告上批示，同意外交部所提方案，并将该件送毛泽东及各政治局成员传阅。江青见批件后勃然大怒，竟“勒令”外交部必须撤回其原报告。在中央政治局第二次讨论出席联大会议人选时，由于周恩来事前努力，政治局成员中除江青外均一致同意邓小平率团出席联大特别会议。为此，江青歇斯底里，大闹政治局。实践表明，邓小平此次率团出席联大特别会议，无论从国内或国际方面看，都意义重大，对于迅速提高刚复职不久的邓小平的威望，巩固和加强他已经取得的中央领导工作地位，都具有关键性的作用。为此，周恩来对邓小平这次出行亦给予高度重视，对飞行安全问题，也亲自过问、把关，不容有丝毫疏忽。三月底，周恩来致信毛泽东：小平同志出国一事，已从各方面加强布置；四月六日代表团离京时，准备举行盛大欢送仪式，以壮行色。获准后，周恩来又告诉民航负责人和有关部门：“邓小平同志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席联合国大会，我们要为他圆满完成任务打通道路，增添光彩，并为他铺上红地毯。”这是当时中国外交礼仪上的最高规格。四月六日清晨七时许，周恩来虽通宵未眠，却精神抖擞，毫无倦意，驱车亲自往首都机场为邓小平一行送行。机场上彩旗飘扬，数千名群众身着鲜艳服装，载歌载舞，热烈欢送。四月十日，邓小平在联大第六届特别会议上代表中国政府发言，全面阐述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的理论及中国政府对外政策，引起世界舆论的普遍关注，一些有识之士认为，邓小平代表着新中国的形象，且无疑也是周恩来总理的一位“最好的代理人”。四月十九日，邓小平率团载誉而归。周恩来再度赴机场并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为老战友“接风洗尘”。此时此刻，周恩来已被确诊是癌症复发。但这时周恩来仍表示还不能马上住院治疗。他每天工作仍夜以继日，超负荷运转。有关周恩来一再推迟住院治疗时间的缘由，直至周恩来去世数年之后，邓颖超才向身边工作人员作了“透露”。她说：在那段时间里，恩来一直对小平的事情放心不下，他担心江青那些人乘他住院时对小平同志下手。所以他不能离开工作岗位……

    十月四日，正在武汉的毛泽东向中央提出建议：由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毛泽东同时还提出了关于召开四届人大的意见。毛泽东经过反复考虑作出的这个重要决定，成为邓小平即将全面接替病重的周恩来总理的最具体、最有效的步骤。十月六日晚上，已得知毛泽东人事安排意见的江青迫不及待地赶到医院，向刚接待完外宾尚未恢复疲劳的周恩来一连串地提出她对四届人大人事安排及军队总参谋长人选的“意见”。病中的周恩来这时虽然身体虚弱，却头脑清楚。他以极大的克制和耐心与江青周旋了整整两个钟头，对所有实质性问题未作一定表态。此时江青还不知道，就在她赶到医院之前，邓小平已经同周恩来作了一次单独谈话。两天之后，邓小平又再次与周恩来在病室长谈。十月十七日晚，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早有预谋的江青等人联合向邓小平发起突然袭击，把攻击的矛头直指周恩来、邓小平领导下的国务院。会上，江青在一阵撒泼之后，又用泼妇式的语言攻击、谩骂邓小平。邓小平忍无可忍，愤然起身，退出会场。当夜，“四人帮”在江青处碰头。经过一番策划，决定派王洪文去长沙，向正在那里养病的毛泽东告邓小平及周恩来的“状”。听了王洪文汇报后，毛泽东当即对王进行严厉批评，指出：有意见当面谈，这么搞不好！要跟小平同志搞好团结。又说：你回去后，要多找总理和剑英同志谈，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你要注意她。毛泽东郑重提出建议：邓小平任党中央副主席、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十一月初，周恩来在病室伏案疾书，向在长沙的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各项准备工作情况，表示：坚决拥护和执行主席提议的小平同志为第一副总理，还兼总参谋长的指示。周恩来还在同叶剑英、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同志的谈话中表示：衷心拥护毛主席的指示，要继续支持小平同志的工作。十一月十二日，邓小平陪同外宾再赴长沙，会见毛泽东。当天下午，毛泽东向邓提及十月十七日政治局会议上的“风波”，对邓小平公开抵制江青一事十分赞赏，高声说道：“你开了一个‘钢铁公司’，好，我赞成你！”最后，毛泽东提出，由邓小平主持起草周恩来总理在四届人大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的草稿。十二月十八日下午，周恩来在医院里同邓小平作一九七四年的最后一次单独谈话，定下有关四届人大的各项重要方案。十二月二十三日中午，周恩来飞往长沙向毛泽东当面汇报四届人大筹备情况。毛泽东在严词批评“四人帮”的同时，又高度评价了邓小平。他说：“他（指邓）政治思想强。”毛泽东边说边用手指指脑袋。“politics（英语‘政治’）比他强。”毛泽东的手又指向王洪文：“他（指王）没有邓小平强。”为强调言中之意，毛泽东抓起一支铅笔，在纸上写下一个很大的“强”字。周恩来见状，十分赞同地重重地点头。谈话中，当周恩来向毛泽东报告根据商定的人事安排，由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兼军委总参谋长时，毛泽东再次明确表示：“就这样。让小平同志做军委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说着，他又在纸上写下“人才难”三个字。周恩来深解其意，脱口说道：“人才难得。”毛泽东含笑搁笔。毛泽东转过头来对王洪文说：“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并关照周恩来：“你身体不好，四届人大会后，你安心养病吧！国务院的工作可以让小平同志来顶。”周恩来再次郑重地点头。半个月以后，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了以周恩来、邓小平为代表的新的国务院领导核心，“长沙决策”终于成为现实。

    周恩来鼓励和支持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全面整顿

    一九七四年底“长沙决策”之后，重病中的周恩来便把希望寄托在复出后的邓小平身上。一九七五年一月五日，中共中央发出第一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此前，邓小平已增补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恢复了国务院副总理职务。邓小平面对被“文革”的飓风横扫得满目疮痍的零落景象，当机立断，运用毛主席赋予他的权力，凭着对灾难深重的国家的前途命运所担负的责任感，义无反顾地在周恩来的支持下，开始了对“文化革命”的全面整顿。

    一月二十五日，四届人大会议刚闭会一周。新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邓小平来到总参谋部机关，向团职以上干部发表荣鑫根据邓小平的意见，对教育系统进行整顿。四月十六日凌晨，周恩来亲约由中央派往浙江帮助整顿工作的纪登奎谈话，他向纪提出，应按小平同志要求，制订出切实可行的整顿措施，解决好浙江问题。

    邓小平领导的全面整顿，引起了“四人帮”一伙的极大恐慌和刻骨仇恨。他们施展种种伎俩，一次又一次地把矛头对准邓小平以及支持邓的周恩来总理。五月三日晚，在京中央政治局委员接到在中南海毛泽东住处召开会议的通知。毛泽东在会上加重语气，打着手势讲道：“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这是毛泽东继一九七四年多次批评江青一伙以后，又一次指出“四人帮”及其宗派活动问题。第二天，周恩来在医院同正式开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邓小平商议，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需要政治局内进一步批评“四人帮”。随即，他伏案写下书面意见，表示“同意邓小平意见”，支持由邓主持政治局会议批评“四人帮”。

    在毛泽东、周恩来的支持下，从这一年下半年起，邓小平领导的整顿在农业、商业、教育、科技、文艺等各个领域全面、迅速地展开。邓小平的全面整顿，迅速、系统地纠正着“文化大革命”以来的种种错误，使各方面工作在短时间内出现明显好转，这次全面整顿，深得党心、民心。一九八七年十月，在谈到改革问题时，邓小平又提出：“说到改革，其实在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五年我们已经试验过一段。一九七三年，周恩来总理病重，把我从江西‘牛棚’接回来，开始时我接替周总理管一部分国务院的工作，一九七五年我主持中央常务工作。那时的改革，用的名称是整顿，强调把经济搞上去，首先是恢复生产秩序。凡是这样做的地方都见效。不久，我又被‘四人帮’打倒了。我是‘三起三落’。一九七六年‘四·五’运动，人民怀念周总理，支持我的也不少。这证明，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五年的改革是很得人心的，反映了人民的愿望。”

    周恩来逝世后，清明节北京天安门广场人民自发的悼念活动，将周恩来、邓小平这两位无产阶级革命家紧紧联系在一起。由于周恩来病重住院，邓小平自一九七五年初起就主持中央的党政日常工作。邓小平着手的全面整顿工作，不能不涉及“文化大革命”中所实行的许多错误政策，不能不逐渐发展成为对这些错误政策的比较系统的纠正。而一九七五年经济战线上所发生的明显的良好变化，又有力地证明了所谓“批林批孔”运动的错误，也开始启发广大干部、群众认真考虑“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这个变化，既触怒了“四人帮”，也为毛泽东所不能容忍。

    一九七五年下半年周恩来病情日趋严重，当时邓小平的工作担子沉重，和“四人帮”的斗争也进入“白热化”阶段，但每星期总要到周恩来的病室来一两次。常来周恩来病榻旁问候的还有叶剑英、李先念等。

    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七十八岁的周恩来总理不幸在北京病逝。噩耗传来，“顿时九州寂，无语皆泪水。相告不成声，欲言泪复垂。听时不敢信，信时心已碎！”当时身为党中央副主席的邓小平强烈克制着自己的感情，含悲送走了最敬爱的“兄长”和战友周恩来，并在周恩来追悼大会上代表中共中央致悼词，给周恩来战斗的一生予以崇高评价。广大群众以各种方式寄托自己的哀思。“四人帮”一伙竭力压制群众的悼念活动。并且借一九七五年十月以后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政治运动，对邓小平以及其他一些中央领导同志的正确领导进行批判，使一度好转的政治、经济形势急剧恶化。这年四月四日是丙辰清明节，首都人民的悼念活动达到高潮。上百万革命群众不顾当时重重禁令，涌向天安门广场，声讨“四人帮”，革命义愤愈益高涨。“四人帮”利用窃取的权力，对革命群众疯狂镇压，对革命诗词追查销毁；并且一手遮天，造谣惑众，胡说邓小平是煽动“天安门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总后台。当时重病中的毛泽东听信谗言，错误地作出表示：开除邓的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从而，使邓小平同志蒙受了“第三次被打倒”的不白之冤。然而，正如周恩来临终前说过的那样：人民是公道的，相信党和人民的大多数，常言说“风物长宜放眼量”，历史会有公断。

    一九七六年十月，粉碎了“四人帮”，结束了长达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灾难。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指引下，平反了“文革”中的冤假错案，对“天安门事件”也作了彻底平反。

    如今，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全党和全国人民正在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沿着邓小平开拓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为继承周恩来在“四届人大”报告中提出的政治遗嘱，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强国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