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初期，已在台湾、香港、东南亚各国华人社会中拥有巨星地位的邓丽君，开始接受新的挑战。
当时的日本是亚洲最大的流行音乐市场，多少歌手抱着从此登上国际舞台的玫瑰之梦来到了这个繁华的岛国，可是又有多少人在经历了严酷的竞争后不得不默然离去。当时在亚洲的音乐中心——日本歌坛走红的华人歌星屈指可数，能得到日本认可的仅有翁倩玉、欧阳菲菲和陈美龄。其中翁倩玉、欧阳菲菲是邓丽君的前辈。在日本出生、成长的翁倩玉最先成名，她随父旅居日本，虽未入日本籍，但受成长环境的影响，已算是半个日本人了。随后来自台湾的动感歌星欧阳菲菲走红日本，后来就嫁作日本媳妇，与日本也有渊源。与邓丽君同期出道、来自香港的陈美龄，以当时日本流行的青春偶像路线走红，她算是第一位以华人身份成功打入日本歌坛的女星。邓丽君虽是负着台湾、香港、东南亚的盛名而来，但进入日本这一陌生的地域，一切还得从头再来。
当时由德国人投资的日本宝丽多公司（Polydor）对亚洲的流行音乐保持高度敏感，其德籍董事希望将亚洲实力派歌星推上日本舞台，这是鉴于容貌清纯可爱、歌声甜蜜动人的陈美龄及以前的翁倩玉、欧阳菲菲在日本走红的激励，这位董事一直想再找一位偶像。1973年，欧阳菲菲和陈美龄双双在日本拿下唱片大奖，引起不少日本唱片公司对华人歌手的兴趣。日本宝丽多唱片派出星探，寻求偶像型华人歌手。三个月后，制作部的工作人员在了解董事的想法后立刻放眼香港，希望能找到兼具实力与魅力的歌星。他们先是试听香港宝丽多推荐的歌手的试音带，参观他们的舞台表演，展开了一系列寻访活动。
为了寻找偶像歌星，宝丽多公司于1973年派员到香港的大小歌厅、夜总会寻觅。派去的两位星探，访遍全港九，终于在东方歌剧院发现了一张清纯的面孔，这正是他们所要找的那种具有青春气息的少女歌手。于是，他们便马上跟宝丽多在香港的负责人郑东海联系，一起去拜访这个女孩。这个刚满20岁的邓丽君，她清新的外形和甜美的歌声立即让星探们打道回日本，报告好消息。
宝丽多制作部经理，也就是后来任金牛宫唱片公司总经理的舟木稔立刻飞到台北，来说服邓丽君及其家人跟他签约。
尽管港台乐坛出现了令人惊喜的一幕，但国语歌在形式上依旧没有突破。各类夜总会、酒吧和俱乐部的兴起曾经带动了音乐的发展，但随之而来无不是以太平盛世、浪子心声、酒廊怨曲等为绝对主题的音乐，尤其是台湾流行音乐正逐渐失去了对人们的吸引力。一些年轻的歌迷在厌倦了日式哭调发展来的台语歌和旧上海式的灯红酒绿后，转而便在西洋音乐中释放各自的情感。此外，唱片业、版权法的不健全，也使得台湾歌手纷纷寻求海外发展。留在本土的邓丽君、青山、姚苏蓉等也不得不频频到香港等地演出。
邓丽君也隐隐感到了一种危机感，在舞台上唱的歌曲越来越定型化，没有新的歌路可继、没有新的唱腔可用。在疲惫劳顿的一场又一场的演出之后，邓丽君也有些倦怠，随着观众的要求和品味越来越高，演出时的掌声也没有16岁那年初到香港时那么热烈了。无论如何，需要推陈出新。虽然自己出道早是一种优势，但同时也是一种缺陷，根基太浅了，很容易昙花一现。邓丽君得到的那些零星的歌唱训练毕竟不能与正规系统的训练相比，虽然她有绝好的天赋。但长此以往呢？
宝丽多的出现无疑是一个重要的机遇，既可以走上国际歌坛之路，又可以接受长期的正规系统的音乐教育。于是，邓丽君和邓妈妈亲赴日本考察了一番后，邓丽君才决定和宝丽多签下了五年的契约。
宝丽多制作部经理舟木稔忆及当时签约时说：“她自己跃跃欲试，不过她父亲却不赞成。我请他放心，告诉他我们的方针与计划，并且说明了一下日本乐界的情况，不过事情还是没有结论。她父亲认为既然在台湾与香港已走红，就不必在日本从头开始。”
邓丽君曾表示，之所以到日本发展，是自觉在东南亚的歌唱事业已达到高峰，想另辟战场。“其实，我并不喜欢生活在异乡。但是，日本完善的歌唱条件和环境，难找的好乐队，能够使我在每一次大型演唱会之后，针对自己的缺点与不足，不断改进，精益求精。”邓丽君的弟弟邓长禧也说，邓丽君到日本发展完全在计划之外，因为这等于要暂时放下东南亚市场，但在唱片公司主动与她联系后，她对这突如其来的邀约仔细考虑了一阵子，认为日本市场更大，才毅然赴日。
对于邓丽君赴日发展，她的老师姚厚笙说：“日本音乐界当时比台湾进步许多，所以我觉得是个很好的学习机会。台湾的乐队只有简单的吉他、鼓、键盘等乐器，日本却有大型的乐团，乐器种类繁多。
光这点，音乐就丰富许多。唱歌时有时候还有管弦乐团伴奏。她的声音之所以更奔放，唱歌的感情之所以更丰富，可能就是这个缘故。”
香港RthK的制作人张文新则是如此看待她进军日本的结果：“我觉得她唱歌的技巧进步许多，在日本可能吃了不少苦，不过现在终于看到成果了。她可以唱得非常有感情。还有一点就是她可以说是以国语介绍日本歌曲的文化交流者。日本的曲风、感性与传统的中国式唱法已在她的体内合而为一。这在香港而言是一种全新的感受。”
当时台湾方面对邓丽君进军日本，多少有点不满，不过随着她在日本闯出名气，也就以她为荣了。
1973年，邓丽君以“香港最受欢迎的歌手”身份踏上了日本的国土。在一个女性周刊的策划下，她从羽田机场直赴日本歌手森进一举行的聚会。在聚会上，邓丽君献上了幼时常唱的歌曲《爱你入骨》。
她那婉转清脆的歌声，一下子让日本人喜欢上了这个明媚的女孩。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邓丽君的歌曲就被严格的日本音乐界所接受。初到日本，邓丽君到宝丽多公司面试时很不顺利。那一天，在宝丽多公司总部电视塔（NhK） 的录音大楼里，邓丽君录制的是她十分熟悉的歌曲《无论今宵或明宵》，但在这个陌生的国土上，在宝丽多现代化的录音厅里，在这个大牌公司权威人士的注视下，一向从从容容、歌喉清亮、吟唱自如的邓丽君却临场发挥得很不好。也许是因为她向往日本，羡慕像宝丽多这样的名牌唱片公司，使她精神压力太大了。录制的唱片更不尽如人意，录了三遍才录成。折腾了几个小时，录制的歌曲当众播放出来的时候，录音厅内所有前来观看的公司董事们都大失所望，叹息连连。他们交头接耳、议论纷纷，有的连连摇头，不以为然，有的心灰意冷，已经离座。这位就是他们访遍港九、不惜重金请来的歌坛新秀？如此的实力怎么在歌坛立足呢？
邓丽君急得一时不知如何是好。正在这时，在一旁观看的渡边娱乐公司的总经理渡边正一却看到了邓丽君的潜质。渡边娱乐公司与宝丽多唱片公司颇有渊源，但却并不隶属与宝丽多，不过渡边娱乐公司正一欠宝丽多一个很大的人情。基于邓丽君的可造之材以及还宝丽多人情，渡边正一力排众议，将邓丽君接到了自己的公司，并安排她学习日语，接受正规系统的音乐训练。
1973年，邓丽君正式与日本渡边娱乐公司签约，并与宝丽多合作发行唱片，赴日接受密集训练。
邓丽君在日本完全是一个新人，于是渡边娱乐公司努力从各方面来全力打造她，从训练、宣传、灌唱片、上电视到登台演唱、巡回演出。他们还针对邓丽君的歌路，专门为她谱写新歌，有专门的作词家和作曲家为邓丽君服务。作词家荒木丰久、作曲家三木刚几乎写了邓丽君在日本所有最受欢迎的歌曲。
这种专业化和专门化的训练，收效甚好。在渡边娱乐公司和宝丽多的密集培植和力捧之下，邓丽君完全变成了一个成熟的歌星，为迈向“国际巨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为了能在日本立足，邓丽君必须演唱日文歌曲。她虽然确立了国语歌星的地位，但现在却是以华人歌手的身份闯进日本市场，这对邓丽君来说是一次极大的冒险。
未到日本前，邓丽君对日语可以说是一窍不通，签约后，渡边娱乐公司才安排她学习日语。公司为她请来的是日籍华侨，可是华侨虽然日语流利，国语却忘得差不多了。两个人讲起话来，还得比手划脚。结果，邓丽君还得自己多加努力，从字母学起，不到一年的时间，她就能说会写了。她曾经笑称，她最先学会的日语好些是“粗话”，但一句话也不敢说，只能备而不用。
据一位著名的音乐评家说，邓丽君学习语言的能力是相当惊人，比如她第一次前往香港发展，刚开始还不会说粤语，第二天就会说几句，第三天就能以粤语在电视上与主持人简单交谈，同时在夜总会也能演唱粤语时代曲。这种表现和能力自然很快就打开了当地乐迷的心扉。其他的语言如日语、英语、法语，只要给她一段时间，邓丽君就能准确使用而不需要翻译，这也让邓丽君在海外的发展颇为顺利。
邓丽君在台湾所唱的歌曲，有很多是翻唱的日本歌曲，因此，她对日本歌曲在旋律和风格等方面都比较熟悉。但是，学唱日文歌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邓丽君就说：“注音字母、汉字、英文音标、罗马拼音全部都用上了，整个歌谱全部都是注解，光是念都很吃力，还得配合音乐唱出来，况且歌词的内涵、感情还要了解，最后再揣摩出表情和动作，好辛苦！”
为了能唱好日文歌曲，邓丽君苦练日语，甚至不放过吃饭的机会。翻译以及身边的人都成了她的老师。她像个缠人的小女孩，一有空闲时间，她就不厌其烦地问他们这个词怎么发音，那个词怎么念，这些句子又怎么说。她走在路上的时候，看到路边的商店招牌、广告牌子，也向人家讨教怎么读。
极高的悟性加上不懈的努力，邓丽君在不出一年的时间内便能说一口流利的日语。在此后的岁月中，邓丽君几乎走遍了世界各地，曾到英国进行声乐深造，去法国吸收绘画与摄影等方面的艺术精华……每到一地，她总是先解决语言障碍。而这一切，只能在繁忙的演出活动中挤出时间进行，其中的滋味与辛劳，岂是坐在课堂里按部就班学习语言的人所能体会吗？而邓丽君卓尔不凡的语言成就，对普通人而言，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况且，邓丽君在充满浮华与喧闹的演艺界，能有这份质朴与执著，更是难能可贵的。
学习一直是邓丽君至死不渝的情结，也许因为小小年纪离开学校的遗憾，也许是娱乐界竞争的切实需要，在那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五光十色的舞台生涯中，她却坚守着一种寂寞，在寂寞中汲取知识的力量。虽被掌声托起来，却不为盛名飘（漂）起来，这就是邓丽君非凡的品质，而正是这注定了她不会成为歌坛的流星。
“我对俺老姊还有一份别人不易体会的尊敬，在甜美的歌声和笑容后面还能看到她那满腔力争上游的志气。……平心而论，老姊不是一个平步青云、一夕成名的明星，当然在表演事业这一行，老天的眷顾和运道十分重要，可是十余年不是一个短暂的日子，我深深地相信，没有平常一点一滴的努力，我老姊在歌唱方面不会有今天的成就。很多事情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邓丽君的小弟邓长禧说。
多年后，日本的一位歌谣乐评家指出，邓丽君去世后，一直很难找到像她这样的亚洲巨星。他说：
“以前，音乐的选择性较小，大人小孩喜欢的可以是同一种，但现在选择性多，大家兴趣不一样，地区性的巨星会有，但要成为全亚洲的巨星就很难了。”“邓丽君为了打入市场，花很多时间学习广东话、日语、英语，以获得当地观众的认同，但现在已经不再有这样努力的歌手了！”
在接受了系统的歌唱技巧的训练之后，邓丽君才发现，以前自己只懂得唱，演出对她而言就是一个“唱”字，对于歌曲感情表达，不敢逾越半步；可是现在她才知道什么是表演，她意识到原来一首歌还可以用另一种方式唱出来，原来自己的嗓子还可以进一步开拓。这种认识方面的转变把邓丽君带入了演艺生涯的另一个更加成熟的阶段。
每天除了工作、演出外，邓丽君就在专业人士的指导下学日文、练嗓子，琢磨日文歌曲的内涵，力争把词和曲最浓、最醇的“味道”表达出来。
邓丽君为了在刚刚进入的日本歌坛确立自己的新形象，便采用了“泰丽莎·邓”（teresa teng）的艺名。据说邓丽君是因为宗教情结才选取这个艺名。邓丽君从小就加入了基督教，虽然她并不像许多教徒那样虔诚地每周到教堂做礼拜，但她却在内心深处有一种宁静的信仰。在阅读圣经和宗教书籍时，邓丽君深深地敬仰并喜欢第十代基督教徒玛加·泰丽莎修女。因此，她才有了这样的艺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