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的许多事情似乎都是有预兆的。
“9·13”事件后，周恩来处理林彪出逃事件，干净利落，有章法有策略，迅速稳定了形势。就在这期间，毛泽东的身体健康状况发生了一次突变。
事情的起因是为了游泳。这年夏天，毛泽东南行，为庐山会议后他与林彪的斗争作思想和组织上的安排。他曾带着护士长吴旭君及身边工作人员，驱车“跃上葱英四百旋”，来到庐山上的游泳池。他大汗淋漓，却出人意外地发出号召：“我们游泳吧，大家都游。”
当时吴旭君已经由于长期劳累过度而患了心脏病。据她回忆，上庐山后她的心跳已达每分钟130下左右。她说：“哎呀，主席，出这么一身汗，马上游泳不行。”
“怎么不行？我这么大年纪了都行，你们怎么不行？”毛泽东坚持说：“大家都得下水。”
吴旭君说：“我心跳得厉害，主席，我真不敢马上游啊。”
毛泽东认真望住他的护士长：“怎么，你怕死？”他接着指指自己的鼻子：“我这个人不伯死。”
无疑，在毛泽东的胸中又一次激荡起“大决战”的慷慨激烈之情。这种壮怀激烈，曾令历史生辉地表现在与国民党蒋介石，与日本人和美国人，以及抗衡“两霸”的决战与斗争中。遗憾的是，也曾表现在第一次“庐山会议”与彭德怀的“斗争”中。那时他曾激烈地说：“如果解放军跟你彭德怀走，我毛泽东就上山打游击！”
这一次“庐山会议”同林彪的斗争，远不象上次与彭德怀的“斗争”。毛泽东深明这一点。他公开不点林彪，但点了他的总参谋长：我就不信你黄永胜调得动军队去跟你干坏事！
毛泽东这一次的游泳，实在是与政治上的风浪有关，那一腔激烈之情借游泳喷涌而出。
吴旭君妥协了：“主席，我不是怕死。我身体确实不适，要游，我得套救生圈。”
“那好，你就用救生圈。”毛泽东点头认可。双方互作妥协而形成“协议”。就这样，带着一身大汗，毛泽东和他身边的工作人员都跳进了游泳池。
这次游泳后，毛泽东有点感冒，他像过去一样，小病小灾不肯用药，锻炼抵抗力，挺挺就可以过去。然而，年龄不饶人。感冒似乎挺过去了，长期吸烟造成的气管炎却因此发作，拖下来始终不愈。气管炎对60岁以上人是很具威胁性的，入秋后往往会诱发各种大病。轻则高烧不退，重则引起其他器官发生毛病。
偏偏这年一入秋，失败了的林彪不肯改错而选择了出逃。这件事对毛泽东打击很大，几天睡不好觉，大量吸烟又大量吃安眠，药，本来久病未愈的身体受到了“雪上加霜”
的损坏。在尼克松访华前夕，突然休克；虽然很快唤醒．但身体明显垮下来，抢救中使用了大量的抗生素。
值得庆幸的是有出类拔萃又忠心耿耿的周恩来，全国照样“抓革命，促生产”，政府机构照样继续运转。至此，毛泽东不得不把周恩来作为他首先倚重和必须依靠的同事战友。
从表面看，周恩来现在的位置仅仅是在毛泽东之下了，这同位居林彪之后的情形就大不相同。林彪作副统帅时，可以假传“圣旨”向周恩来提出这样那样的建议和要求，而总理有什么大事向主席汇报也不能绕过林彪。现在似乎情况大改观，办各种事要简单多了。
其实不然。“中央文革”仍在，并且参与一切重大决策。况且，毛泽东对“中央文革”—帮人，总的来说还是保护的态度；有批评有支持，基本态度是不许否定。
总理处境的艰难很快便明显化了。尼克松访华，为《中美联合公报》一事，“中央文革”一帮人在中南海批了总理12天，说他没及时向主席汇报，“是李鸿章”，“卖国主义”。
那段时间，总理心情很不好；神情郁悒，落落寡欢。但以他一贯的精神和作风，从不肯发泄一点怨懑或牢骚，默默地全闷回心里去。为了顾全党和国家的大局，委屈、忧郁和愤懑全留给自己去悄悄“消化”，这种无声的消化是最容易致癌的“黄曲霉菌”。
当时，康生已经患了膀胱癌。他是党中央副主席，所有主治医生会诊、治疗以及生活安排，都须周恩来亲自主持过问。每当忙完国家的大事小事，周恩来总要设法抽出点时间，拖着疲惫的身子去看望他。
在周恩来的真诚和热情面前，康生不得不表示一定的礼貌。但是。他的思想、性格、品质以及经历都与周恩来完全不同，这就决定了他们之间不可弥合的感情距离。
每次见面．康生那莫测高深的毫无生气的平板面孔，他那阴森森的目光总使人产生一种不舒服的感觉。这个人大概一生没有什么真正的知心朋友。秦桧比他坏，但据说秦桧也有仨朋友；他没像秦桧那样卖国，但谁也无法跟他亲近。他那瘦长的皮包骨头的身体，整个给人一种棒子的感觉。他喜欢自诩为一把剑，但人们都感觉他是很大马棒。
他有许多同党和爪牙，但同党爪牙不是朋友；或者趋炎附势，或者投机钻营，或者利害关系一致。正像人们常说的：只有一致的利益，没有不变的友谊。
他一生造了多少冤狱，迫害了多少好干部？没有哪个能讲清。就是对林彪、江青、陈伯达、张春桥这样的“战友”，他的态度也不例外。比如1975年8月，病入膏肓的康生把替毛泽东作联络工作的王海蓉、唐闻生叫到病床前，要她们向毛泽东报告：江青、张春桥历史上都是叛徒。并提出证明人。之后4个月不到，康生死去。有些《传记》作品认为这是他“灵机一动”的最后“投机”，是因为发现毛泽东已经警惕江青一伙手伸得太长，而江青注定要完蛋。这种说法还不准确全面，甚至牵强。也许有这种因素？但不该忘记，康生本质上就是怀疑狂，偏执狂，迫害狂。他早不说晚不说，临死留下“江青和张春桥历史上都是叛徒”的话，有其策略上的考虑。整个“文化大革命”他是高级“顾问”，他明白在打倒“刘邓陶”及一大批老干部的时候，出于策略不能动江青、张春桥。就是同林彪“斗争”时，这些人的力量也须借重。临死时，他自然不愿留下“历史的遗憾”，敌对的“分子”他已费尽心机全打倒，没什么对手要打了，他的最后一棒就毫不犹豫毫不客气地打在同党的头上。
他希望历史为他重重写一笔“剑与火的化身”，希望留个“战斗的一生，不妥协的一生”。结果呢？留下的只是“棒子与血水”的魔鬼形象，是怀疑狂、偏执狂、迫害狂的化身。
生活中这样的病态人物不是绝无仅有，康生不过是集大成的典型而已。
这样一个“狂”人，对总理能为善吗？俗话说，没有不透风的墙。有次医务人员悄悄对我说：“卫士长，叫总理少来看他吧。”
“怎么了？”我问。
“每次总理前脚走，康生就在后面骂……”小护士像个受惊的兔子一样朝身后左右瞄了几眼。
“骂什么？”我也朝四周警惕张望，声音压得很低。
“他、他，”小护士那副紧张害怕又按捺不住的复杂表情至今还活灵活现在我脑中，“他说……周恩来政治上跟我是不一致的。还说……这个人就是右。”
我当时又气愤又担忧，周恩来刚从康生病房里出来，我就跟上去小声说；“总理，有个情况必须向你汇报……上车我再说。”
坐上“红旗”车，总理按起隔音的玻璃板，然后问：“什么情况？”
“总理，康生在背后乱议论你呢，说你政治上跟他不一致，就是右。”我愤愤地报告，“你每天去看望，人家并不欢迎你，还理他干什么？不去了！”
周恩来坦然一笑，把身体仰靠到座椅上，淡淡地关照一句：“你们不许乱议论，搞自由主义不好。”
他仍然坚持去看康生，好象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并且一句议论康生的话也没讲过。
就在这件事后的一个月，就是1972年的5月，周恩来也被查出患了膀胱癌。
康生的膀胱癌，对中央各首长的保健医生们或大或小都是个警惕的信号。因为膀肮癌比较特殊，如果肿瘤不是长在膀胱的进出口处，患者没有感觉，很难早期发现。所有保健工作人员，一般都要注意保健对象的饮食起居有何变化，捕捉可疑的蛛丝马迹。
由于膀胱癌早期患者无感觉，不会在饮食起居上发生变化，所以全靠化验数据来判断了。
按照保健工作的常规，对中央领导要每月化验一次便尿及痰。
年5月11日，我将总理的尿样通过护士交给了保健医生张佐良。他是总理的第三任保健医生。第一任是周尚珏，后来调到北京医院任内科主任，第二任叫卞志强，后任中日友好医院院长。张佐良是1965年8月调到周恩来身边工作，来了不到一年就赶上“文化大革命”；总理忙得不可开交，他也忙得废寝忘食。
尿样一拿到，张医生马上化验，发现了三四个红血球。据说男性老人，尿里有一两个红血球还算正常的，但三四个显然就多了。
也许是血管硬化或尿道畸形造成的？也许是膀胱结石，小便时滚动磨出了血？可万一是肿瘤……康生的例子摆在那里，不能大意。两天后，张医生慎重措词地对周恩来说：“总理，前两天化验尿样结果有些不正常。也许是尿道出现了畸形或结石，也许是泌尿系统血管硬化，也许有其他原因，有必要再查一次。因为前两天做的只是常规化验，没做细胞学检查，万一是长了什么东西……还是再化验一下保险。”
“你呀，说了这半天都是废话。”周恩来豁达开朗地一笑：“说穿了，不就是怕长瘤么？明天留。”
第二次化验，在做常规化验的同时，赶紧做了细胞检查。检查结果请北京医院、协和医院、301医院和肿瘤医院的专家都看了，一致认为是膀胱移行上皮细胞癌。
知情者都惊呆了。似乎无法接受这一残酷的现实，又把样本拿到天津，拿到上海……月18日，无情的结论终于完全确定下来：是膀胱癌。
于是，“总理医疗小组”成立了，由吴阶平任组长。遵循中国的俗例，所有人都统一口径。保健医生可以比专家小组多讲几句，但也不能离谱，这其实只是瞒自己。总理从一开始治疗就知道自己是膀胱癌，“只不过是个拖时间问题”，为了体谅大家的苦心，他也从不点破。医者和患者就这么心照不宣地留给对方一个朦胧的安慰。
总理心中有数，不仅在于有医疗方面的基本知识，更在于他长期以来对生病干部的关心而积累的经验和常识。在职在位的中央领导患病后，医疗小组的成立和对小组的领导过问，基本都是总理担负起责任。就是被打倒或靠边站的干部，也莫不如此。不管是陶铸的胰腺癌还是陈毅的肠癌或是彭德怀的治疗与手术，总理都是亲自过问，亲自指定安排医疗和手术人员，亲自听取医疗汇报。这些老同志无疑都是受到了严重政治迫害以及人身摧残，但要说医疗和手术有什么“故意拖延和破坏”，这是不恰当的。我们亲眼目睹了总理那个操心尽力，确实敢向死者亲属及全国人民证明，总理的一片真诚可对天地，可昭日月！他对国际友人也是一片爱心，胡志明、阮良明、霍查、斯诺……都是他亲自过问医疗组的工作。
年底，总理曾给我们讲了件事。说陶铸病了，怀疑是癌。大家都瞒着陶铸，只有贺老总听说以后，马上去看陶铸，见面就说：“听说你得了癌症？”陶铸正搞不清自己的病，听贺龙一说就愣住了。贺老总又说：“你听我一句。如果最后确诊不是癌，那就赶紧去休息疗养一下，别把身体全拖垮了，这可是革命的本钱。如果确诊是癌，我劝你别在这里躺着了。日子不多了，得抓紧时间多于些工作啊……”
贺龙对待生命、疾病、工作三者关系的态度，无疑是有启发的。本来就被公认为“世界上最忙的一个人”的周恩来，开始了“抓紧时间多干些工作”的最后努力。
这种努力在发现尿中红血球增多到确诊为癌症的一星期里就开始了。保健医生很负责任，每天查红血球，曲线没有下降的趋势。医生劝周恩来借此休息一下，做全面体检；我们劝他借此出去疗养一段，调理一下身体和精神。
周恩来不干。他望着医生时，目光阴郁、镇定，带着沉思和一种淡淡的哀凉，低声恳求：“你们先不要忙，先让我忙过这一段。再说，查出癌症又有什么办法？我这么大岁数了，能多忙几天，多处理几件事就可以了。”
总理的这个态度并不只是一贯忘我工作精神的必然，也不只是受贺老总那套“理论”
的启示，这里还有形势和历史的要求。为了努力减轻和消除“文化大革命”带来的种种混乱及恶果，他必须抓住林彪叛国事件后历史出现的转机。这种机会稍纵即逝，若不及时抓紧，又不知要付出多久时间多大代价才能再得一次这样的转机。他必须借此举起批判极左思潮的旗帜，尽可能使党和国家从危难困窘中摆脱出来。
许多人，甚至曾经在总理身边工作人员中的部分同志，在过去相当一段时间里喜欢说“四人帮”拖延干扰了对总理的治疗，使总理没有及时住院，没有及时手术，没有及时……作为仇恨的情绪可以理解，在政治斗争中为了进一步激起民众对“四人帮”的愤恨而这样讲也无可非议。但从历史角度来看，这种说法站不住脚。“四人帮”再坏也没有这么大本事。比如在筹备召开四届人大的过程中，周恩来抱病飞赴长沙，向毛泽东汇报人事安排等问题。临行前，医务人员发现他的大便有潜血，需要立即进行检查治疗。之所以没有“立即检查治疗”，并非“四人帮”故意拖延．“谋害总理”，而是叶剑英为了党和国家的最高利益，为了在筹备召开四届人大的关键时刻不让“四人帮”趁机抓权而表示“现在不能提及此事”，“并反复叮嘱医务人员要想尽一切办法无论如何也要保证周恩来安全回来”。总理对自己的病也始终是采取治疗要配合工作．以工作为主的态度。他对医务人员明确要求：“你们一定要把我的病情随时如实地告诉我，因为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个交代”。
就“四人帮”而言，如果总理放弃权力和工作，彻底去休养治病反而更符合他们的政治利益，是他们求之不得的。因为周恩来已成为他们谋取政府权力的“最大障碍”。
在苏联，赫鲁晓夫等人即便没病也都曾以“健康原因”而被迫离开权力中心，周恩来虽然确实“重病缠身”，“四人帮”却无法以“健康原因”迫其离开，这是党心民心所向，也是直接取决于毛泽东和周恩来本人的态度。
早在1965年，发现周恩来患心脏病时，毛泽东即关心地请他“工作量减少一点，少看一点儿文件”。总理患癌症后，毛泽东又多次劝他“安心养病”，“节劳，不可大意”，并一而再地提议邓小平为第一副总理、党的副主席、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就我所知的情况和现在所能看到的证明，首先提出请邓小平重新出山的，正是毛泽东本人，而不是其他人的“推荐”，也不是周恩来的推荐。尽管周思来希望邓小平出山，但这种敏感的重大人事决策，除了毛泽东，没有哪个敢首先提出。周恩来只是写信向毛泽东表示：“积极支持主席提议的小平同志为第一副总理，还兼总参谋长。”
周恩来在信中对自己病体的态度是；“我的身体情况比七月十七日见主席时好多了，只是弱了些，如果十二月能开人大，定能吃得消。”
我跟随总理去长沙，向主席汇报四届人大筹备情况时，毛泽东充分支持了周思来。
在长沙住了5天，总理心情非常愉快，前面讲过，虽然一直便血，仍然为毛主席过了生日，干了一杯酒。后来才知道，毛主席在谈话中有三条重要内容。一是劝总理“安心养病”；二是再次肯定邓小平“人材难得，政治思想强”；三是批评“江青有野心”。
如果说“四人帮”恼怒周思来病重仍然不肯离开政治权力中心，采取了“既然你抓权不放，那就把事情推给你办”的态度，这还说得通。但是，在两大政治力量的较量和决战中，不能简单地把复杂的矛盾和斗争只说成“四人帮”“无端干扰”“拖延破坏”
对周恩来的治疗工作。这种简单的说法不能反映总理坚持工作的忘我精神；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主动精神和为了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而坚持斗争到最后一刻的顽强精神。
总理逝世前的奋斗与治疗过程，我觉得可分三个阶段。这是我为了叙述的方便，而不是什么自以为是的客观“标准”。
第一阶段是林彪叛逃事件后到1974年6月1日，总理不得不告别工作了25年的西花厅，住进305医院，并在当天作了第一次手术。
第二阶段是从1974年6月1日到1975年10月下旬，这是他在事实上担任总理职务的最后1年零5个月，把自己全部身心最后献给党、国家和人民的1年零5个月。
第三阶段从1975年10月下旬到1976年1月8日，这是他再也无法离开病床站起来的个多月；这期间他不允许人再叫他总理。他这期间所能做的只是叮嘱后来人并与自己的癌痛作最后的斗争……吾貌虽瘦，天下必肥确定总理患膀胱癌是1972年5月18日；实际患癌自然早于此。林彪事件对毛泽东的刺激是巨大的，对周恩来的刺激同样是巨大的。在他们以大政治家的沉着镇定面对现实，有条不紊地处理这一事件，稳定局势，安定人心之际，他们的身体和精神状态都起了微妙的变化。我猜测，在主席发生突然的休克时，总理膀胱里很可能已经有细胞发生了癌变。
向来谨慎小心的周恩来，在那段时间变得多疑；不仅是谨慎小心，甚至可以说是谨小慎微了。这方面连专机组的同志们也有了感觉。
林彪事件发生不到一个月，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一世访问我国。10月10日，总理陪他去南方参观访问。
以往专机起飞，由机长向总理报告航线、时间、天气、机况后，总理同机组同志们握握手，问候一声就放心地上飞机了。
这次不同。听完报告，他不放心地问：“飞机检查了吗？”
“都检查过了。”
“正常吗？”
“正常。”
“没发现问题？”
“没问题，都正常。”
“试飞过吗？”
“试飞过。”
“也检查也试飞过了？”总理反复叮问。
“我亲自检查试飞过了。”机长张瑞霭从1954年起就为总理飞专机，从未见过总理这样不放心。我自己跟随总理乘飞机，何止百次，空中遇险就有过七八次，更不曾见过他这样不放心。又问一句：“你们都是党员吗？”得到肯定的回答才登上飞机。
专机飞越长江时，张瑞霭报告说：“总理，要过长江了。”
总理一直在朝航线下方张望。以往遇险，都是我不放心，我紧张。我总想找机长去问个清楚，而总理都是一百二十个信任地稳坐不动。记得两年前总理跟叶帅去河内吊唁胡志明，专机升空不久就进入雷雨区，电光雷火映得天空一片红，飞机像燃烧的火团一般。我不安地想去前边提醒张瑞霭几句，总理马上挥手制止：“别去打搅人家，瑞霭他们会有办法的。”
这一次却颠倒了。飞得四平八稳，我一百二十个大放心，总理却狐疑地朝下方望个不止。
“是过长江吗？”总理朝下望，朝张瑞霭凝视：“我怎么没看见长江呢？”
“那里，看到了吗？在那儿！”张瑞霭帮助总理找到下方宽阔的长江入海那一段，几个人都跟着说看到了。
“瑞霭呀，这是长江吗？”总理脸上的狐疑之色使我也疑惑了，该不是海湾或外国的什么河吧？总理的声音充满了不安：“我看不像呀！”
“没错，总理，是长江。”张瑞霭忙拿出地图递给总理：“你对照一下，现在看到的就是这一段……”
总理拿着地图，在张瑞霭的指点下，对照半天才多少放下心地点点头：“哦，是长江……”
常听医生讲，身体的变化会反映到精神上；精神的变化也会影响身体变化。我相信这个说法。
这件事发生不到半年，医生便在总理的尿中查到了癌细胞。这种发现若是在另外一个人身上，也许会带来沮丧；但是在总理身上，却像注入了一针兴奋剂，他以前所未有的忘我精神投入了工作中。
从1972年5月18日确诊癌症，到1974年6月1日住进305医院手术，周恩来是怎样完全忘我地拼命工作呢？
年6月上旬的一天，周恩来已是30多个小时没合眼。究竟处理了多少文件，接待了多少人？恐怕秘书也算不清楚。
夜里一点多，似乎他老人家该歇口气了，秘书却看着手表提醒：“总理，还有14分钟。”
“唔，你们做准备，我刮个胡子。”我看到周恩来往起站时，已经十分吃力，用双臂撑着才站起来；他的手抖颤不止，身体晃了晃才站稳，然后竭力用平时惯有的那种快步朝卫生间走去。
那时，总理查出癌细胞的情况还只限于很小范围的人知道，连我们身边工作人员多数也不清楚；只知道有病，不明确究竟是什么病？更不曾有“不治之症”的任何念头和预感。对于总理每天的活动安排，仍像过去几十年一样严密紧凑，以分秒来计算时间。
总理要刮胡子，说明又是外事活动。他注意仪表整洁，前面章节专文谈过，是几十年如一日，因为这是代表着中国人的脸孔和精神状态。以往修面，或者是请北京饭店的理发师朱师傅，或者是他自己用安全刀片刮脸。进入七十年代后，总理由于手越来越抖的厉害，不大用刀片了，多用电动刮胡子刀。我见时间所剩不多，看来总理又顾不上吃饭了，便去给负责招待工作的李维信打电话。
以往，总理一旦顾不上吃饭，我们就给李维信打电话，请他准备一杯玉米面糊糊或是几个素馅包子，拿在路上吃。这次考虑总理的身体状况，30多小时没休息，胃口肯定不好。我就请李维信准备一碗素汤面。估计汤汤水水的吃着可以舒服些。
给李维信打完电话；接着又调车。到办公室请总理出发时，屋里屋外正在乱纷纷找人：“总理呢？谁见总理了？”
总理“失踪”了！正有些慌乱，忽然有人说：“哎呀，总理不是说要刮胡子吗？”
总理要是用电动刮胡子刀，不会耽误这么久，因为他常是拿着刀上车，在车上顺便就刮了胡子。想到总理的胡子又多又硬，稍长点电动剃须刀就刮不动丁，我就忙朝卫生间找。他也许见电动剃须刀刮不动又用了安全刀片呢……我在前面走，后面跟了几个人。进门的一刹那，所有人都怔住了；不会说，不会动，甚至停止了呼吸。唉，我们的总理哟！他垂落的左手下，有一条面巾；他微屈的右臂，手里仍虚握着沾有肥皂沫和胡子茬的刮脸刀，他就歪在镜子前边睡着了！他英俊的面孔曾使所有的中国人为之骄傲，现在却变得那么瘦削灰黄；他的眉毛依然威武，双唇仍然露出善良和慈爱，可是他的眼窝却是深深地，深深地沉陷下去……我们面面相觑，用颤抖的目光互相提醒：别出声，也不要动，让总理睡几分钟，哪怕是多睡几秒……可是，心血翻呀翻，翻上了壅塞的喉咙。有人用手捂住了脸，有人不停地朝上眨眼睛；我们只能让泪水在眼圈里悄悄地转，让泪水往心里默默地流。
就这么一屋子人静悄悄地停滞了那么片刻，周恩来双肩一颤，腿失去支撑地猛然一弯，我忙抢上一步扶住他不要摔倒。
“哎呀，”周恩来一声轻唤，掀起了眼皮。他与其说看到一屋子人不如说感觉到一屋子人，一边用毛巾擦去脸上的肥皂，用力揉着双眼，一边喃喃：“糟糕，我怎么睡着了呢……”他看一眼表，匆匆向外走：“迟到了，迟到了，这次怪我。”
“总理！”我们小声叫着追上去，又不敢追到他面前，尾巴一样跟在他身后。
因为我们在流泪……来到新6所，韩念龙等同志已经等侯在那里，迎上总理汇报情况。这时，周恩来用力揉搓一下脸，灰黄的脸孔便奇迹般地恢复了片刻青春的红晕和光彩。我早就发现了这个秘密：只有工作能够使总理显出年轻。
李维信轻轻走到周恩来身边：“总理，吃碗面条吧？已经给您准备好了。”
“不吃了。”总理声音沉重地说，带着叹息一般的疲倦。他那威武的眉毛耸了耸。
小声说：“你帮我想想法子，看能不能买两块咖啡糖？”
“是，总理。”李维信匆匆走开，工夫不大便取来两块咖啡糖。
总理剥糖纸时，我清楚地看到总理的手指抖得厉害，差点把糖掉地。我要帮忙时，他终于剥下糖纸，把糖放进嘴里。我清楚地看到韩念龙在对面嘴角一阵抽搐，眼圈刷地红了，流水也似地扭开了头。
我也低下了头，伯总理看到我夺眶而出的泪水。我知道总理从来不曾吃什么糖块．这次连吃两块，是因为咖啡可以提神。
会谈开始了，是与越南总理范文同谈。越南劳动党中央第一书记黎笋和范文同总理从1973年6月4日开始访问我国，一边要援助一边闹矛盾；我们一边不借作出最大的民族牺牲支援他们的抗美救国战争，一边还得听他们的抱怨。这就是胡志明逝世后的中越关系现状。外电当时评论说，黎笋是“亲苏派”。
会谈中，越方不停地提条件，刚达成一致，他们又出尔反尔地加码，好象我们援助他们不但要无条件，而且应该是无限制地满足一切。
会谈十分艰难。周恩来不停地喝茶，但他越来越掩饰不住耗尽血汗之后的极度疲惫，借李维信上水的机会，他小声吩咐：“给我送条湿毛巾。”
女服务员很快就用托盘送来了湿毛巾。周恩来拿过毛巾，轻轻抖开，垫在右手上，用力擦脸，在额头和眼窝的部位反复擦拭按摩，然后放回托盘上，哑声说：“谢谢。”
女服务员的目光从周恩来的脸孔上一掠而过，她不敢多看。周恩来刚刚擦拭过的脸孔又恢复了光彩，但那湿漉漉的光彩有多少是水，又有多少是汗？当他用力按摩额头时，他是怎样艰难地从全身每一个细胞里挤压搜索聚集残剩的最后一些血液和热力啊1女服务员嘴角一抿，迅速垂下眼帘退出来，她是在强忍住自己的泪水。
不到10分钟，周恩来又用眼色讨毛巾。他常常用眼色指挥调动工作人员，早已形成默契。女服务员再次上毛巾时，他小声请求：“要热的，热一点。”
第三次上来了热毛巾。周恩来一边倾听范文同的喋喋不休，一边将热毛巾用力按在额头上，片刻，迅速而有力地在脸上搓几下，将毛巾还给服务员，小声嘱咐：“再热些，要烫的。”
女服务员退下不远，便听到了周恩来的声音。他与范文同会谈的声音始终那么清朗流利，句句反应敏捷，字字切中问题实质。
可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都越来越不安，心里抱怨范文同没完没了，不看看我们的总理累成了什么样子？但凡有点精神，何至于10分钟一次热毛巾擦脸？但我们不能议论，只是互相传递忧虑不安的目光。偏偏这时，女服务员过来了，向李维信小声报告：“总理要烫毛巾……”
李维信牙齿咬一咬下唇，山东大汉那种铜钟般的嗓门竟变得像姑娘的声音一样温柔：
“那就用，用开水……用开水涮毛巾……啊？”
女服务员始终不曾抬头，望着自己的鞋尖喃喃；“再、再找一个人上毛巾吧。”
“怎么了？”
“我，我受不了了……”女服务员哭了。四周围顿时响起一片唏嘘声。
李维信抽响鼻子，用力眨着泛红的两眼，驱散泪水，喉结滚动着，终于喘上一口气，用一种鼻音喃喃的极温和极富感情的口气说：“再说，再说我打你……快去吧。”
服务室里，两名女服务员用滚开的水为周恩来涮毛巾，腾腾的蒸汽凝聚在睫毛上，眼圈里又有珠泪，端了毛巾望会议室，灯光下便显得五彩斑澜。周恩来在倾听范文同讲话时，将热气逼人的毛巾抖开，灼自己的额头、眼窝、脸颊、脖颈……放下毛巾后，便又开始回答问题，解释情况，阐明道理。
会谈从夜里2点一直进行到旭日东升。其间，每隔10分钟便由服务员送上一次开水涮过的毛巾，这是当时在场十几位同志看着表掌握，亲眼目睹，可以完全作证的一次工作场面。
“好了，不要涮了。”李维信朝服务室里吩咐：“总理马上要走，你们……怎么了，你们，怎么了？”
两位女服务员没有像往常那样丢下手里的活儿，追出去送周总理离开。她们俩丢下毛巾，放下开水瓶，面对面垂了头站立，各自捧了双手怔怔地出神。
“什么毛病，你们这是……”李维信走近两步，突然住了嘴。两位少女笋一般嫩的手，如今红得像他家乡出产的那种小水萝卜，手指和掌缘烫起一串晶明透亮的小水泡，并且闪闪地泛出光来。
“哎呀，烫这么多泡，”李维信皱一皱眉，他不善于跟女孩子讲什么体贴话，有些结巴：“你，你们辛苦了，也，也是为工作么……”
两位女服务员仍然是一动不动地捧着手，手在颤，眼角在颤，嘴唇也在颤。
“总理……”
一声哀哀地轻唤，两名女服务员压抑已久的哭声便挣脱喉咙的束缚，一下子灌满服务室，传入空荡荡的会议室，久久不息地回荡着。于是，李维信这位170斤重的山东汉子也垂下头哭了，在场的人没有一个不是泪流满面……月12日，中越联合公报发表。
越南党政代表团走后，总理的工作情况被毛泽东得知。6月20日，邓大姐向我们全体工作人员传达了那条“最高指示”：
请恩来同志节劳，不可大意；周恩来是怎样“节劳”的呢？那情景写三本书也写不完。从总理的工作日历和我们的日记就可以看出基本情况。
从1974年1月1日到6月1日，这住院前夕的5个月，除了到医院检查病情和治疗外，他总共抱病工作139天。这139天中，工作达18小时以上的有130天2剩余的9天无一不超过10小时以上。
如果以小时论，总理抱病工作的5个月，比实行8小时工作制的一般干部工人在一年里的全部工作时间还要长。
正是这个原因，我们的日记不能以大自然的一天记，只能以“周恩来的一天”记。
周恩来的一天有多长？说不准。随便举他住院前的3个例子：1974年2月9日凌晨4点至2月12日凌晨4点三刻：
……到了11日夜，他还是不能休息，晚上又安排了几个会。第二个会议开始时，他终于累得犯了病，就站起来用椅背顶住腹部继续听汇报。大家不知道他已连续工作近小时，请他坐下听。他低声说：“我不能坐，一坐下就会睡着……”1974年3月6日下午点至1974年3月7日中午12点半：
……他工作12小时后，发生缺氧病状，体力实在支撑不住了，躺到床上吸氧，边吸氧边批看文件达9个半小时……1974年5月6日下午4点至8日凌晨4点半：
他连续工作18小时后，刚睡下40分钟就被叫到钓鱼台……以后又工作10多个小时，一直到8日凌晨4点半。
他又出现严重的缺氧病状，这已经是第4次了……周恩来的一生可以说都是在这种连续的大工作量中度过，本不足为奇。但是1974年这5个月不同，他的病情已相当严重，每日大量便血，多的时候能达到上百cc，就像直接便血水似的，看着惊心动魄，忍不住泪。他以古稀之年就是这样一边输血吸氧一边便血坚持着健康人无法负担的工作量。当时卫士和医务人员累病三四个，都是比他年轻二三十岁的健康同志，又是轮班跟随他他怎么能不累倒呢？
从这个意义上讲，总理确实是累死的。
总理也曾讲过伤感的话，我听到过3次：
他曾望着整日辛劳的花工老周师傅，用一种苦涩的声音感叹：“唉，咱们西花厅就是我们两个姓周的人最辛苦了……”
他曾坐在马桶上批阅文电急件，一小时完不了，终于叹口气说：“我成了一个语文教员，天天在那里改卷子……”
有一次开会后，坐车回西花厅。车停好后，他几次动不了身，钻不出车，内我们把他扶出车。下车离办公室只有30几米的路，他自己都走不了，需要我们架着他走。
“我太疲乏，”总理歉意地望望我们，身体虚软地下坠着，我们不得不尽力架住他。
他脸上掠过一丝凄凉的笑：“让我喘息一下……”
“总理！”我轻轻叫一声，赶紧扭开脸。我实在无法忍住流淌的泪。记得每位新到总理身边工作的同志，都要听到邓大姐——声：嘱咐：“总理走路很快，你们要跟紧，不要跟丢了。”
那个走路生风，行动敏捷洒脱的总理哪里去了？现在他已经无法独自走完30米……“好了，我们走。”总理喘息片刻之后，小声吩咐。我们架着他进屋，要扶他去卧室，他坠着身体不肯去，气虚地说：“到办公室，去办公室。”
我不再掩饰泪水，两眼湿漉漉地望着总理灰白色的脸孔哭道：“总理，求求你了，休息休息吧，恢复一下体力……”
“你叫我什么？总理。”我们那亲敬可爱的好总理，他一句一喘地望着我说：“总理、总理。我是这个国家我是全体人民的总理啊，现在国家这个样子我不管谁管？我怎么休息得了啊……”
就这样，我们把总理架到了办公桌前。他两手抖抖地拿起办公袖套，我们忙帮他套好，然后扶他在办公椅上坐下来……总理这样拼命操劳，首先是为了维护国家使之免遭覆灭；同时为了不使领导权落入江青一伙人手中，为了遏止来势凶猛的“批林批孔”运动不要再度演变成“文化大革命”
初期那样动乱不堪的局面。
从1973年冬开始，由于大量便血，总理每半月或一月就要接受一次输血。有一天下午6点多钟，王洪文让秘书来电话说，晚上要开政治局会，要总理确定时间，“以便江青同志那里好安排其他事情”。当时总理正在输血，电话是秘书纪东同志接的，他说：
“总理正在治疗，可否半个小时后再商量？”
片刻，那边请示了王洪文，回答说：“必须立刻定下来。”
连毛主席找总理还要问问总理是否休息？如果休息就过两个小时再找。可是这些“得志便猖狂”的“爆发户”，就是这样狂妄不可一世。我们只好悲愤地看着医护人员为总理拔下了输血的针头……到1974年的5月底，周恩来身体已经极度虚弱，随时可能发生休克。在办公桌前只要一坐就站不起身了，非有人搀扶不可。
但他仍然坚持按原定计划于5月29日与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举行正式会谈，讨论两国建交问题。当时医务人员就守候在门外，随时准备抢救。31日，他又同拉扎克分别代表本国政府签署了中马建交公报。人们见到的周恩来仍然是那么安详稳重，从容不迫。
可谁能知道，他是接受输血后才进行了这次重大活动。
签字后，总理向秘书口授了“6月1日后对送批文件的处理意见”，将各项工作都责任到位地作了具体安排。
年6月1日，周恩来把桌上所有文件都清理完毕，交待清楚，然后在我们的搀扶下立起身，摘下了套在小臂上的蓝布工作袖套。这两头缝有松紧带的袖套曾伴他度过无数不眠之夜，批阅过多少文件，已经深有感情。我见他把袖套放在桌面上，再用手轻轻地，轻轻地抚平，小心翼翼叠整齐，目头在上边停留几秒，眼圈忽然一红，胸脯猛地起伏一下，将头迅速扭向了一边。
于是，我们都伤心地低下了头。
周恩来离开了那把坐了20多年的办公椅，我们追随着左右扶持；他在屋中站住脚，环顾一圈，默默地向这里的一切告别。他的目光在办公用具上留恋地往返，终于转向墙壁上的图表，目光忽然闪烁一下，随即又黯淡下来。我随他的目光望去，心战栗着抽缩起来。
我看到了那张食管癌高发区发病分布图。
于是，一种难忍的痛楚从我心头绞出一滴滴的泪珠，盈满眼眶，朦胧了我的视线。
多少往事闪烁着从那膘陇中浮出……“李冰，李冰同志来了没有？”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一个会议厅的主席台上朗声问。
“来了。”前排站起一位朴素端庄的女同志。她是日坛医院的负责人。
“李冰同志，你们日坛医院那么多病人，你长期搞肿瘤防治，找没找出原因？”
也许是太激动了，也许是这个问题很复杂，不是几句话能讲清的，李冰张一张嘴，声音有些犹豫：“这里原因很多……”但她心情是激动的，脸上泛出红光。
“癌症不是地方病，而是一种常见病。”周恩来脸上是那种既亲切又严肃的微笑，做了一个摆手动作：“不单是林县食管癌多，西北也多。你说肿瘤的原因很多，要找出主要矛盾来嘛。”
李冰激动地点点头。
“吴桓兴，”周恩来又点日坛医院的另一位负责人，“你这辈子找不出肿瘤的原因来？要树雄心，立壮志，在这一生中攻克癌症么。我看，你们还是到下边去调查好……”
于是，医学科学院的科研人员下到河南林县走村串户调查食管癌的发病情况，后来又查遍太行山周围。181个县，那张食管癌高发区发病分布图就是这次调查研究的成果之一。然而谁又料想到，事隔不到一年，癌症竞侵害到总理自己身上。
现在，他也不得不离开他工作25年的西花厅，离开他的办公室了……不要叫我总理了应该说，总理的膀胱癌发现还是比较早。听医生讲(也许是为了安慰我们这些总理的身边人)，这个病重要的是必须治疗及时。又听说这种癌是在膀胱上鼓起个小包，一般不流血，但总理的有些特殊，鼓起小包就流血了，小便一有血就知道出来鼓包了。我不是医生，说不出那些科学词，我只能用这种老百姓的话来讲。出来鼓包就要做手术的，用什么仪器从尿道探入膀胱，一烧就把那个鼓包烧掉了。不需要动刀子。
那时每天给总理化验尿，见有血就要动手术，用那种仪器去烧膀肮上的鼓包。按规律差不多是3个月作一次手术。可是周恩来外事活动太多，又要总理天下大事，总是一拖再拖，医生专家真是尽了一切努力，挡不住他老人家肩上的担子压得太多大重啊。这一拖，本来很好做的烧一下就行的手术，现在非得动刀不可了。说实话，我当时丝毫没想到这已是不治之症，拖不了很久，我只是难过地想：唉，这一动刀，可就要伤身伤元气了！
位于文津街的解放军305医院，病房大楼底层有两套宽敞的病房。一套是为毛泽东准备的，他没有住。另一套住进了人，就是我跟随已久的周恩来。
年6月1日，总理住进医院就作了第一次手术。时间对他老人家就是这么宝贵，不能像一般住院者那样先在病房里观察检查一下，身体状况好时才动手术。
这次手术进行得非常顺利，医生们出了手术室都面带轻松喜色，都说作得好。医生们的信心也给了我们信心和喜悦。都以为经过一段休息，总理又可以恢复如初，还是我们所熟悉的健康、机敏、潇洒的总理。我甚至想到了在重庆那次总理的住院手术，想到他提前出院为父守灵……但是这次完全不同了。还不曾出院，到8月间病情就又出现了反复，不得不进行第二次手术。
中国的老百姓已经习惯了从报纸、电台、电视里天天看到总理的活动，都爱说“总理和我们在一起”。如今突然失去消息，不用多，一周就会引起思想混乱和情绪波动。
于是，中央决定将周恩来住院的消息在报纸上披露出来。
于是，阴影笼罩了全国人民的心头。
生活中有这样一种现象或是规律；当人们所热爱的人遇到不幸时，人们对他的爱会十倍地进发出来；当人们仇恨某个人又无法完全彻底地表达这种愤怒与仇恨时，就会转而以百倍的热烈去表示对自己所热爱的人的强烈感情。
年9月30日晚，做过第二次大手术的周恩来，以国务院总理的身份抱病举行盛大国庆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5周年。记得我们跟随总理来到大会堂时，所有工作人员都激动万分，热泪流淌。当总理步入宴会大厅时，大厅顿时沸腾起来，出现了从未有过的震撼人心的热烈场面。掌声轰鸣，如雷吼潮涌，经久不息。坐在前面的中外来宾一拥而上，紧紧地围簇在总理身边，争相向他问候致意。四周围一片轰响，听不清问候什么，但那一双双泪花迷离的眼睛，争相朝总理伸出的手臂和无数欢呼的嘴巴，张大着连成一气，宛然是流动的汪洋。坐在后面的同志纷纷站上椅子，高高举着双手鼓掌，向总理遥望祝愿。总理只讲了几分钟的祝酒词，却被暴风雨般的狂烈的掌声打断十多次！我长期压抑的心情在这一晚上获得了解放，流下的不再是悲伤怨懑的泪，而是激动喜悦的泪。我明白，这种热烈不仅来自对总理最深挚的爱，而且来自对“中央文革”
那帮人的愤恨和对现行政策的强烈不满。
人心思定，人民希望改善生活，人民需要总理这样为人民办实事的领导，人民渴望友爱祥和，民富国强！
所以后来粉碎“四人帮”时，我说不要讲这是某些人的胜利。这其实是人民的选择。
所以后来邓小平出山，我也说这是人民的选择，历史的选择。
生活使我懂得了人民“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的道理。
总理住院后，一天也没停止工作。他在医院里的工作日历和我们的日记，都可证明以下几个数字：
住院后，总理从1974年6月1日始，动手术14次；大手术6次，小手术8次，平均每天要动一次手术。
同人谈话233次。其中，同中央领导谈话161次，同各地区及部门负责人谈话55次，同我们身边工作人员谈话17次。
会见外宾63次。
召开及参加会议40余次。其中，在医院召开会议20余次，离开医院开会20次。
年的国庆节后，有两件大事费了总理大心血。
国庆招待会上所显示的民心、党心、军心所向，令“四人帮”揣揣不安。而这时，毛泽东提出了筹备四届人大，酝酿国家机构人事安排的意见，并亲自提议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
毛泽东在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时，借重的主要是“中央文革”一班人马，但他心里明白，这些人“打家劫舍”可以，“放火烧人”可以，但是无德无才无资历，不懂“设计”，不会建设也不肯任劳任怨去干实事。这些人“破坏有余，建设没有”，真是天怒人怨，若用来当继承人，无疑是一班掘墓者。毛泽东需要的是一个抗衡两霸，延续并富强共和国的能力极强又经验丰富的人；刘少奇已经打倒并去世，周恩来身患绝症不久人世，他在莫斯科所讲的三位接班人，只剩了邓小平。纵观全国再没有比邓小平更好更出色的继承人。尽管他未必相信邓小平在“以阶级斗争为纲”和“坚持无产阶级继续革命”方面能心口一致地向自己靠拢，但他还是决定给邓小平一个机会。这是他身处矛盾所不得不作出的选择。
如果说周恩来反“四人帮”还要照顾主席的面子，讲节制、调和、含蓄、耐心，给他们一条活路，那么邓小平却是咄咄逼人的抗衡者和战斗者，只认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不给面子不搞调和。“四人帮”意识到有邓小平就没有他们的“活路”，反邓自然也不会像反周那么含蓄、节制。
年10月17日，江青利用“风庆轮问题”带头发难，大闹政治局，围攻邓小平。
邓小平毫不“含蓄”，毫不“耐心”，毫不“节制”，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地顶了他们一伙。由于邓小平恢复工作不久，搞“文化大革命”搞乱了干部队伍也搞乱了思想，他要想顶住“四人帮”等人，非有周恩来的支持不可。
在这关键时刻，周恩来坚决支持了邓小平，向邓小平了解情况后，把当时担任毛泽东联络员的同志找到医院，向她们明确指出：“风庆轮事件”并不像江青他们所说的那样，恰恰是他们预先策划好了要整小平同志，小平同志已经忍耐很久了。最后，以他一贯的节制、耐心、讲求团结的作风表示：“还要继续做工作，慢慢解决这一问题。”
江青一伙派王洪文赶到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说周恩来“虽然有重病，但昼夜都忙着找人谈话。经常去总理那儿的有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
月20日，毛泽东对汇报上来的两种意见表了态：“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由总理主持安排”，再次“提议邓小平为第一副总理、党的副主席、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
毛主席讲话后，总理在10多天的时间里，分别与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王洪文、江青5个人谈话，又约政治局成员分三批开会，医院成了毫不弱于过去6个办公室的第个办公室。到12月，更是昼夜工作，完成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包括政府工作报告的审定和最关键的人事安排问题。
最后决策还得毛泽东说了算。毛泽东晚年重病缠身，深居简出，对情况的了解全靠身边人的反映和报告，这就不可避免地要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判断和决策上的失误。总理和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谈话时，都有一种共识：必须由总理当面向主席汇报，把问题讲清、讲准、讲透，这样才能得到毛泽东的支持。
年12月23日，我们跟随总理飞赴长沙向毛泽东汇报。临行前，医院发现总理大便里有潜血，必须立刻进行检查治疗。后来事实证明，这确实是必须马上治疗的肿瘤，长在靠近肝部的大肠内。
然而，四届人大定于1975年1月13日召开，所剩时间只有20天，必须马上向毛泽东汇报，这样才能把关系到国家和人民命运的四届人大会议顺利如期开好。
两个“必须”选哪个？当然是以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重。
叶帅亲自同我们有关几个人谈话。医生反映病情，叶帅沉重痛苦地说：“为了党和国家的最高利益，现在不能提及此事”。这个“事”就是指给总理作胃肠镜检查，以便及时找到出血的肿瘤，尽快切除。
叶帅下这个决心确实痛苦，他两眼潮湿地命令我们：“要想尽一切办法，无论如何也要保证总理安全回来。”并且确定说：“卫士长作这次护送的总领队。”
出发前，我们研究了各种防范措施。我作总领队，同行还有卫士高振普和一个医疗小组，小组成员包括心血管病专家方圻，泌尿科专家吴德诚，总理保健医生张佐良和护士徐奉生。大家都高度重视这次任务，决心保证总理安全回北京。
月23日中午，我们来到西郊机场。总理原计划与王洪文同机飞赴长沙，可是我们到了机场，王洪文还没到。当时我就火了。王洪文是个小年轻，本该他提前到机场等总理，现在却让总理以古稀之年，重病之身，冰天雪地在机场等他？岂有此理：万一出了事谁负得起责？
我给王洪文那边挂电话，原来他是睡过了头，还没起床。这是决不能等的了。我就含糊对总理说：“王洪文坐另一架飞机走。”
这样，总理不再等，由我们护送上飞机，于下午2点左右到达长沙。
一下飞机，总理就问前来迎接的干部：“王洪文到了吗？”
“在北京，还没起飞。”这位干部回答。
“他睡觉睡过了时间。”我到这时才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