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担任外长十年期间，中国外交所经历的最艰难的时期，莫过于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的那段时间。那时，国际风云突变，西方各国政府纷纷宣布制裁中国，各种政治势力出于各种目的，也在世界上掀起了阵阵反华浪潮。从1989年6月5日至7月15日，短短的一个多月里，美国、日本、欧共体和西方七国首脑会议相继发表声明，中止与中国领导层的互访，停止向中国军售和商业性武器出口，推迟国际金融机构向中国提供新的贷款。一时电闪雷鸣，乌云翻滚，颇有“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味道。在邓小平同志的直接领导下，我们敢于斗争，又善于应对，很快打破了西方的种种制裁，遏制了反华浪潮。
历史证明，中国的长城，坚不可摧。
山雨欲来
1989年4、5月间，北京正是春暖花开的季节。但是，这个春天，空气里似乎弥漫着一种躁动的气息，人们的心里也隐隐有一种不安的感觉，仿佛要发生什么大事。
中国的外交仍然在正常地进行着。5月下旬，在送走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后，我按计划出访，首站是厄瓜多尔，经停墨西哥到古巴，最后一站是美国。
由于中国没有直飞拉丁美洲的航班，5月31日，我乘中国民航班机离京，借道美国，于6月2日转赴厄瓜多尔。在过境美国时，我受到了美方很好的接待。因为每年出席联合国大会，美方的警卫人员都已经很熟悉了，从入境到出境，一直24小时的守护。出境时，美方人员还向我告别，说过几天再见。未曾想到的是，后来事态急转直下，以至取消了那次访美。
抵达厄瓜多尔首都基多的第二天，也就是6月3日下午（即北京时间4日上午），当地电视频道开始反复播放CNN和BBC等媒体提供的所谓“天安门事件”的画面和报道，每隔10分钟就滚动播出一次。而那时，我们却收不到来自国内的任何消息。厄瓜多尔的华侨，一改过去友好热情的态度，都板起脸来，问我们国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气氛变得紧张和凝重起来。
这时，与国内联系已十分困难。经过多次努力，我们终于同周南副外长通了电话，了解基本情况。一天后，才收到了国内发来的有关文告。
6月4日，在厄瓜多尔港口城市瓜亚基尔，我分别举行了临时记者招待会和华侨座谈会，一一回答了各方提出的问题，强调中国各项改革开放政策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当地媒体对此做了大量报道，大多数通讯社也都发了消息，认为中国外长没有回避问题，答复具体明确，阐明了中国的立场。
这时，国际上的形势变得更加严峻了。我决定继续进行对古巴的访问，主动取消了计划中的对美国的访问。
从厄瓜多尔到古巴，我们选择经墨西哥飞往哈瓦那。途经墨西哥城国际机场中转时，已经能够感觉到异样的气氛了。当时，墨西哥外交部声称，墨西哥政府取消了中国外长的访问。6月6日晚上，当我乘坐的航班到达墨西哥城国际机场时，候机大厅挤满了事先得知中国外长将要过境消息的记者。出于安全的考虑，墨西哥政府安排我们走下飞机舷梯后，直接上了汽车，去中国驻墨西哥大使馆。随行人员高树茂等因办理入境手续和提取行李，下机后从旅客出入的廊桥走出来时，等候在门外的记者将他误认为中国外长，一拥而上，围追堵截，纷纷向他提出连珠炮式的问题。高树茂坦然面对，微笑不语，无意中成了当晚电视镜头里的新闻人物。
那天晚上10点左右，一批在墨西哥的中国留学生得知我下榻使馆，便来到使馆，要求见我。他们的情绪似乎很激烈，将使馆的大门叩打得“咚咚”作响。我让使馆的同志将他们都请到使馆接待厅，和他们见面。他们进来后，都安静了下来。我问他们从国内什么学校来的，学习什么专业，并向他们如实地介绍了国内情况。这时，一名学生提出，希望我能够代表人民。我回答说，一个国家的外长当然要代表自己的国家和人民。随后，劝说他们多了解真实情况，不要听风就是雨。最后，大家的情绪都缓和了下来，在平静中离开了使馆。
6月7日，我们一行抵达哈瓦那。作为1960年古巴革命后第一位访古的中国外长，我此行的主要任务，就是改善与古巴的关系，增进相互了解。
多年来，在对待苏联问题上，古巴和中国一直有些隔阂，到那时仍未完全消除。古巴和苏联关系好，对中国存有较大的戒心，也有许多误解。古巴外长在年初访华时，有改善关系的表示。这次我是回访。
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主席对我的来访非常重视。在我抵达古巴第二天晚上，他就在革命宫亲自为我举行欢迎宴会。宴会后，又与我长谈。谈到客人散去后，他意犹未尽，干脆请我到他楼上的办公室里继续交谈，一直到深夜12点钟。
卡斯特罗主席精力旺盛，热情，健谈，又好奇，对中国的一切都充满了兴趣。
谈话中，我向他通报了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不久前的对华访问和中苏关系正常化的情况。卡斯特罗主席听了很高兴。他说，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各国都赞成中苏关系正常化，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
接着，卡斯特罗主席详细介绍了他所了解的“天安门事件”真相及各方面的反应，表示古巴政府全力支持中国政府，并愿为我提供发表任何声明的场所和条件。卡斯特罗主席还对我说，中国需要团结，不能像西方国家希望的那样，出现无政府状态，如果那样，对全世界来说都是悲剧。
关于我取消访问美国的计划，卡斯特罗主席认为是一个正确的决定。他说，如果你去了美国，会有成百名记者向你提出种种挑衅性的问题。我同意卡斯特罗主席的看法，并对他讲，在那样的场合，不管你说什么，甚至你什么都没说，总有一些记者会加以歪曲报道。待到你要去更正时，已经不会有人去注意了。卡斯特罗听后笑了。在世界上，他显然是被西方媒体歪曲得最厉害的人物之一。
卡斯特罗主席对中国兴趣的广泛，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问题一个接着一个，几乎无穷无尽。他问中国南北方的差异，香港收回后怎样管理，以及从中国到古巴要走哪条航线，乘什么样的飞机，等等。对于我的介绍，卡斯特罗主席听得很入神，谈话到了深夜，他仍丝毫没有倦意。后来，有人对此很好奇，问我们的西班牙文翻译，卡斯特罗主席与中国外长都谈了些什么？翻译幽默地回答说：“ 十万个为什么。”
就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制裁中国的喊声甚嚣尘上之时，美国派来了密使。
实际上，制裁中国并不符合美国的全球战略和长远利益。在当时的中美苏大三角关系中，中美两国在抗衡苏联扩张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合作。美国孤立中国，未必对其自身有利。对此，美国认识得很清楚。
那一段时间里，布什总统几次私下向中国传递口信，表明他重视中美关系，解释说，目前对中国的制裁，是在美国国会和社会的压力下采取的行动，希望中国领导人能够谅解。
1989年6月21日，布什总统秘密致函邓小平同志，要求派特使秘密访华，与小平同志进行完全坦率的谈话。
第二天，小平同志就复信布什总统，指出中美关系目前面临严峻的挑战，他对此感到担心，因为这种关系是双方多年共同培养起来的。为了避免中美关系继续下滑，小平同志表示同意布什总统的建议，在双方绝对保密的情况下，欢迎美国总统特使访华，并愿亲自同他进行真诚坦率的交谈。
布什总统接到回信后十分高兴，决定派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将军作为总统特使于7月1日访华，随行人员只有副国务卿伊格尔伯格和一名秘书，不带警卫和其他人员。
关于这次特使的人选，美方内部进行了反复研究。美国方面私下透露，曾考虑过派前总统尼克松或前国务卿基辛格作为特使访华，但担心树大招风，不利于保密，最后选定了斯考克罗夫特担当此任。斯考克罗夫特处事稳妥，又担任要职，派他来华，既显示美国重视中美关系，又不易引起外界的注意。
至于陪同官员的人选，美方意见也不一致。据美国国务卿贝克在他所著的《外交政治》一书中透露，最初布什总统决定只派斯考克罗夫特一人访华，不带陪同人员。贝克国务卿认为这样不妥。他说，如果只有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员前去访问，而没有国务院官员随行，美国外交体制难以运行。实际上，贝克提出这一问题的真实目的，是他本人想承担这项秘密访华的使命。对此，他在书中倒也毫不隐讳。他说，他自己很想来，但考虑到作为国务卿，外事活动频繁，很难保密，因此，建议布什总统派副国务卿伊格尔伯格陪同斯考克罗夫特访问。
为了避免泄露斯考克罗夫特秘密访华的消息，美方可谓是煞费苦心。斯考克罗夫特抵京后，不同美国驻华大使馆发生任何联系，在华的各项活动均不通知美国驻华大使馆，当时李洁明大使已奉命离开北京。在美国国内，除布什总统外，只有国务卿贝克知道这件事。至于选择7月1日抵达北京，美方也有考虑。这一天，临近美国国庆日，斯考克罗夫特此时离开华盛顿不会引人注目。同时，美国在通讯和专机问题上也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斯考克罗夫特不使用美国驻华使馆通讯设备，而是自带两名报务人员；所乘坐的C—141型美军运输机，外部经过伪装，涂掉了标记，使其看起来像一架普通的商用运输飞机。在宽大的机舱内，临时吊装了一个载人的客舱，里面设施齐全，舒适方便。飞机连续飞行22个小时，空中加油，中途不在任何地方着陆，以免引起地勤人员注意。美国方面对这次访问所采取的保密措施，程度之高，超过了70年代初基辛格博士的秘密访华。当时基辛格博士从巴基斯坦乘飞机来华，保密措施也很严格，但并未达到对美国驻巴基斯坦大使也要瞒着的地步。80年代末，中美关系的复杂与敏感，从中可窥见一斑。
有趣的是，在与布什总统合著的《变革中的世界》一书中，斯考克罗夫特描述了这段历史的某些情节。他在书中是这样描述的：他当时所乘坐的C—141型美军运输机进入中国时，由于中国只有极少数人知道这件事，以至于没有人想到要通知空防部门，因此中国军方打电话请示杨尚昆主席，报告发现了一架不明国籍的飞机，进入了上海附近的中国领空，请示要不要把它打下来。斯考克罗夫特说，算他们走运，这个电话直接通到了杨主席的办公室。杨主席告诉部下，不要开火。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飞行使命。
故事听起来十分“惊险”。不过，据我所知，中美两国就斯考克罗夫特专机进入中国领空的路线和时间事先进行了充分的磋商，中方为此做了周密的安排。当时，美方曾要求美机不必飞经上海空中走廊，以节省时间。我国有关部门考虑到如不经上海空中走廊，则手续复杂，且省时不多，没有同意美方的这一要求。出于保密的考虑，中方同意美国专机涂掉标记，成为“不明国籍”的飞机。后来，美国专机正是在中方规定的路线和时间，进入中国领空的。在这种情况下，斯考克罗夫特所说的 “险情”是不可能发生的。
斯考克罗夫特是在7月1日下午抵达北京的，专机停在首都机场。中方的保密措施也很严格，所有的会见、会谈和宴请场所及斯考克罗夫特乘坐的汽车、下榻的宾馆，均不悬挂国旗，美方代表团抵达和离京均不发消息。有关活动的摄影事先征得斯考克罗夫特的同意，所拍资料一律封存。
由于斯考克罗夫特在华只停留20多个小时，日程安排得很紧。先由小平同志见他，然后，再由李鹏总理和我同他会谈。这是一次极为重要的访问，关系到当时中美关系向何处去。小平同志对此非常重视，亲自参与并定下了会谈的基调。
7月2日上午，小平同志在会见斯考克罗夫特前，对陪同的李鹏总理和我讲：“今天只谈原则，不谈具体问题。制裁措施我们不在意，吓不倒我们。”
我对小平同志说，不久将举行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不知又会宣布对中国采取什么制裁措施。
小平同志语气坚定地说：“不要说七国，70国也没有用。”又指出，中美关系要搞好，但不能怕，怕是没有用的。中国人应该有中国人的气概和志气。我们什么时候怕过人？解放后，我们同美国打了一仗，那时我们处于绝对劣势，制空权一点没有，但我们没有怕过。中国的形象就是不怕鬼，不信邪。接着，小平同志语重心长地说，做外事工作的人要注意这个问题。
同我们讲了这席话后，小平同志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了斯考克罗夫特。小平同志首先对他说：“我知道你一直关心中美关系的发展，1972年尼克松总统和基辛格博士的那次行动，你是参与的，像你这样的美国朋友还有很多。”接着，小平同志指出，目前中美关系处在一个很微妙，甚至可以说相当危险的境地。对于导致中美关系向着危险的，甚至破裂方向发展的行动，在美国方面，我们没有看到任何停止的迹象，反而还在加紧步伐。三天前，美国众议院又通过了一个进一步制裁中国的修正案。这种行动还在继续。小平同志又说，好在双方领导层中，都还有比较冷静的人，在美国方面，有布什总统；在我们方面，有我本人和其他中国领导人。但是，这个问题不是从两个朋友的角度能解决的。布什总统要站在美国的利益上讲话，我和中国其他领导人，也只能站在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利益的立场上讲话和做出决定。
随后，小平同志进一步指出，问题出在美国。中国没有触犯美国，而美国在很大范围内，直接触犯了中国的利益和尊严。中国有一句话：“解铃还需系铃人”，希望美国今后能采取实际行动，取信于中国人民，而不要火上浇油了。
小平同志还特别反驳了美国对中国司法事务的干预，明确告诉斯考克罗夫特，中国的内政决不允许任何人加以干涉，不管后果如何，中国都不会让步。中国领导人不会轻率采取和发表处理两国关系的行动或言论，现在不会，今后也不会。但是，在捍卫中国的独立、主权和国家尊严方面，中国的立场是坚定的。
听了小平同志的话后，斯考克罗夫特强调，布什总统是小平同志和中国人民的真正朋友，同伟大的中国和中国人民有直接和密切接触的经历，这在多年来历届美国总统中是独一无二的。
小平同志笑着接过这句话说，他（布什）在北京骑自行车逛街。
大家笑了起来。气氛才松弛下来。
斯考克罗夫特赶紧说：“是的，正是由于上述原因，布什总统最近亲笔写信给您，并派我来华转达他的口信。”
对于美国制裁中国，斯考克罗夫特做了辩解，说他这次来华，不是谈判解决目前中美关系中困难的具体方案，而是解释布什总统所面临的困境和他要努力维护、恢复和加强中美关系的立场。由于两国内部情况的原因，中美关系出现了尼克松总统第一次访华以来从未遇到过的风波。布什总统对此深感不安，派他作为特使，直飞上万公里秘密访华，没有其他含义，就是要同中国领导人取得联系，维护中美关系。
斯考克罗夫特又说，目前，美国国会要求布什政府采取更加严厉的措施。布什总统反对这种议案，今后还将继续反对，但在国会一致通过制裁中国的情况下，布什总统如使用否决权，将遇到极大困难。总统在控制事态发展方面，并不是万能的。
听了斯考克罗夫特这番“解释”后，小平同志神情严峻地表示，他希望美国政治家和人民了解一个事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了22年仗，如果算上抗美援朝，则是打了25年仗，牺牲了两千多万人，才赢得了胜利。中国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执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中国的内政不容任何外人干涉。中国不会跟着人家的指挥棒走。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中国都能顶得住。中国没有任何力量能取代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不是空话，这是经过几十年考验证明了的。任何国家同中国打交道，都应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包括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不干涉内政的原则。我们希望中美关系能在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妥善处理各种问题。否则，关系变化到什么地步，责任不在中国。
小平同志最后强调：“阁下刚才讲的话，有些我们同意，相当一部分我们看法不一样，但这没关系。结束这场不愉快的事，要看美国的言行。”
讲完这席话后，小平同志就向客人告退，并请斯考克罗夫特继续与李鹏总理谈。斯考克罗夫特在小平同志离开前，客气地说：“邓主席身体很好。”小平同志反应敏捷，马上幽默地回答道：“老了，85岁了。《美国之音》放出谣言，说我病重，死了，可见谣言不可信。”这样既回答了对方的客套问候，又不动声色地批评了美国媒体的不实报道，还巧妙地指出，美国政府在谣言基础上制定对华制裁政策，是极不明智的。
在接下来与李鹏总理和我的会谈中，斯考克罗夫特一方面说，中国政府的行动完全是中国的内部事务；另一方面又说，中国的事务会在美国国内产生影响，变成美国内部的政治问题，这是事情的核心。
李鹏总理向他强调，不论哪个国家的政府和领导人，在制定政策时，都以事实为依据，而不能依据不确切的情报和社会上的谣言来确定自己的方针、政策和行动。中国还有一句话：不能以感情代替政策。在这段时间里，美国政府的决策者，包括国会和领导人，并没有把中国最近发生的事情完全搞得很清楚、很准确，其情绪是由一些不确切的情报和社会的谣言煽动起来的。
斯考克罗夫特回国后，向布什总统汇报了访华，尤其是与小平同志会见的情况。7月28日，布什总统秘密致函小平同志，一方面感谢小平同志接见斯考克罗夫特，同时通报了在不久前举行的西方七国集团首脑会议上，美国和日本曾把一些非常令人激怒的措辞从指责中国的公报中删去；另一方面又为美国干涉中国内政进行辩护，并试图把中美关系发生困难的责任推给中方。
布什在信中说：“您在接见斯考克罗夫特时提到一句中国的成语：‘解铃还需系铃人。这正是我们的难题。您认为我们的行动是‘系铃。而我们认为，正是后来发生的事情才是‘系铃。我非常尊重中国关于不干涉内政的一贯立场。因此，我也知道当我建议现在可能采取何种行动时，我在冒损害我们友谊的风险。但是，我们双方曾竭力加强的美中友谊要求一种只有朋友才能表达的坦率。目前，美国国会继续试图压我断绝与中国的经济关系，但我将尽力防止这条船摇摆过度。”
布什总统在信中还说：“请理解这是一封亲笔信，它来自一个希望看到我们共同前进的人。如果我跨越了建设性的建议与‘干涉内政之间无形的门槛，请不要对我生气。在我们上次会面时，您告诉我，您已将更多的日常事务交给其他人。但我出于尊敬，出于一种亲密和友谊的感情向您求教。您几经起伏，经历了所有这些事件。现在我请求您同我一起展望未来。这是一个具有戏剧性变化的未来。美国和中国对这个令人激动的未来都能做出很大贡献。如果我们能够使我们的友谊重新回到正轨，那么，我们都能为世界的和平和我们两国人民的幸福做更多的事。”
8月11日，小平同志给布什总统复信，首先赞赏他对保持和发展中美关系的重视以及为此做出的努力，然后，就“解铃”、 “系铃”的含义，特别做了解释。
小平同志指出，“我说过‘解铃、‘系铃的话，意思是：美国深深地卷入了中国的内政，其后又带头对中国进行制裁，在很大范围内触犯了中国的利益和尊严，由此引起的中美关系的困难，责任完全在美国方面，应由美国来解决。美国对华采取的制裁措施还在继续，干涉中国内政的事件仍时有发生。我希望这种情况早日改变，相信布什总统在这方面是可以有所作为的”。
中美双方领导人就“解铃”、“系铃”的争论，不是一般的词义之争，而是反映出当时两国关系问题的症结所在。
在中国看来，是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给中美关系打上了难解的结。只有美国采取主动，解开这个结，才能推动中美关系向前发展。而美方对此却不愿承认，反而将责任推给中方。在打破美国对华制裁的过程中，双方围绕这个关键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较量。
斯考克罗夫特秘密访华，是美国宣布制裁中国后双方高层之间的首次接触。这次秘密访问对防止两国关系继续恶化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由于美国继续制裁中国，双方关系仍然处于僵持状态。中美关系的“结”并没有因此解开。
这时，美国与苏联的关系倒是有所改善。两国首脑即将于12月初在马耳他会晤。中、美、苏之间的三角关系，出现了调整趋势。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担心中国会重新与苏联接近，于是决定派特使再次访华。
11月6日，布什总统给小平同志来信，表示美国与苏联即将举行的首脑会晤不会损害中国的利益，当初尼克松访华的地缘政治原因依然存在，今天，中美两国在许多重要领域有着相似的利益。为此，布什总统建议，在同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会见后，美国将派特使访华，向小平同志通报会晤情况，并探讨如何使中美关系正常化。
收到布什总统来信时，小平同志也在考虑如何解决中美关系中的关键问题。当时，恰好基辛格博士来访。基辛格博士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对发展中美关系做出过很大贡献。小平同志在接见他时，提出了一揽子解决中美关系纠葛的建议，并请他回到美国后向布什总统转达。
小平同志一揽子解决的建议内容包括：（一）在一定前提条件下，解决方励之问题，让方励之夫妇离开美国驻华使馆，到美国或某第三国去。（二）美国采取适当方式，明确宣布取消对华制裁。（三）双方共同努力，争取在较近期内落实几项较大的中美经济合作项目。（四）建议美方邀请江泽民总书记于第二年适当时间正式访美。
这项建议的主要目的是，解决困扰中美关系的棘手问题，使两国关系重新回到正常轨道。
基辛格博士回到美国后，很快向布什总统汇报，同时，小平同志于11月15日回复了布什总统11月6日的来信。
小平同志在信中说：“我一直把你看做中国的朋友，并非常希望在你任期内中美关系得到发展，而不是倒退。在我退休的时候，改变中美关系目前恶化的局面是我的心愿。读了你的信后，我对中美关系如何共同采取步骤恢复和发展友好关系问题，产生了一些想法。我已委托基辛格博士向你当面转达。我希望并相信将能得到你的积极响应。我本人和中国政府欢迎你派私人特使访华。”
美方很快做出反应。12月1日，美国总统布什给小平同志写信，提出在马耳他美苏首脑会晤后一周内，将派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作为特使公开访华，向中方领导人通报美苏首脑马耳他会晤情况。信中还要求中方对小平同志提出的结束中美关系纠葛的一揽子建议，做出进一步的澄清，表示希望并相信可以找到恢复两国关系的途径。
布什总统在信中表示，他正在为“解铃”而做出努力，请中方也予以协助，共同做出努力。
12月9日，斯考克罗夫特再访北京，主要陪同人员依然是副国务卿伊格尔伯格。
与半年前秘密访华不同，这次访问是公开的，进行了两 天。小平同志、江泽民总书记和李鹏总理都分别会见了他，我与他进行了会谈。
我与斯考克罗夫特共举行了两次会谈。第一次是计划内的，第二次则是应他要求而增加的。
斯考克罗夫特在介绍了美苏首脑在马耳他会晤的情况后，话题很快转向中方的一揽子解决方案。
我向他说明，小平同志提出一揽子方案的考虑是：第一，从两国的根本利益出发，尽快结束纠葛，开辟未来。第二，中美间达成的解决办法，必须同步或基本同步实现。第三，将来两国之间如果发生纠纷和争执，双方都应该采取克制的态度，保持接触，解决问题。
我接着说，小平同志提出的这个一揽子建议，充分表明了中方解决中美纠葛的诚意，也充分考虑了美方的反应及布什总统来信中的想法。中方考虑的后续行动是：（一）建议双方共同努力，争取在较近期内落实几项较大的经济合作项目。（二）建议美方邀请江泽民总书记于明年恰当时间正式访美，届时应当有一个中美关系比较好的环境。
我特别强调，中美之间不能做相互伤害的事。中国从来不做伤害美国的事，也希望美国不做伤害中国的事。中美之间要友好相处，并要相互支持，这样才有利于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我希望美方对我们的建议予以认真考虑，做出反应。如果来不及，也可以在以后答复。如果美方希望以后继续就这些问题同中方讨论的话，我本人愿意在明年初中国的春节（1月下旬）前后去美国访问，继续我们的讨论。
斯考克罗夫特表示，中方的建议很重要，他将带回去仔细研究。随后，他谈了一些初步的想法，主要是用美国国内情况的复杂性来进行辩解，要求中方理解美国国内的情况。他说，布什总统在这些问题上不是一个不受约束的人。6月宣布的对华制裁措施，是为了照顾所谓美国人民感情上的需要而采取的行动。在目前情况下，如果布什总统实际取消制裁措施，很可能导致国会以总统无法否决的多数票通过立法。对于方励之问题，斯考克罗夫特说，双方确实需要进行仔细的谈判。这最好在北京谈。如果有些对美国非常敏感的问题，可以在美国进行谈判。
我对他说，这个问题有一定的复杂性，希望美方认真研究后，提出自己的方案。问题的解决，当然必须经过双方共同的努力。你们有你们的困难，我们有我们的困难。你们在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我们也在寻求解决的方法。
斯考克罗夫特此次公开访华，实际上打破了美国不与中方高层官员互访的禁令。在会谈中，双方同意尽快结束纠葛，开辟未来，中美关系一度取得一些进展。
几天后，美国副国务卿伊格尔伯格就中方的建议提出了反建议，表示美方原则上接受中方提出的一揽子建议中四个组成部分的每一部分，同时有以下相应的考虑：第一，为了满足所有有关方面的共同利益，美国驻华大使李洁明和中方代表在北京讨论解决方励之的问题。第二，中美关系的其他方面应由中国驻美大使和美方代表在华盛顿讨论。第三，美方原则同意做出认真的努力，就合作项目达成协议，并欢迎中方就这些项目提出建议。第四，美方原则同意邀请江泽民总书记在明年合适的时间访问美国，以完成关系正常化进程。第五，美方愿提出一个双方采取有利于关系正常化的行动计划的建议。
斯考克罗夫特的此次访华，尽管在中美双边关系方面取得了进展，但在美国国内却为他引来了一些“小麻烦”，特别是在我为他举行的欢迎宴会上，新闻媒体将双方举杯祝酒的场面拍摄下来，在报纸上登出，又在电视上反复播放，西方媒体一片喧哗。在他自己著的《变革中的世界》一书中，斯考克罗夫特说，那个双方举杯祝酒的场面弄得他在美国十分狼狈。2002年，我到美国访问又见到他时，斯考克罗夫特还特别提到这件事，向我开玩笑地抱怨说：“你们可把我整苦了。”
美国特使是公开访华，中国方面设宴招待，是尽地主之谊，本是正常的外交礼节，而斯考克罗夫特访华之行，完全是维护美国利益的外交行动。美国有些媒体和部分人士大肆炒作，实际上，是向当时主张维护对华关系的布什政府施压，显然有项庄舞剑之意。
斯考克罗夫特返回美国后不久，中美关系出现了改善的趋势，就在此时，东欧局势发生巨变。
先是罗马尼亚政局动荡，一夜突变，共产党执政的政府被推翻，其领导人齐奥塞斯库于当年12月25日被枪杀。
东欧一变，国际格局也随之而变。美国开始重新评估世界的整个形势，突然变得又不急于与中国改善关系了。
刚刚缓解的中美关系退回到“一揽子解决方案”提出之前的状态了。一揽子方案被放在一边，不再提及。
对此，斯考克罗夫特后来在《变革中的世界》一书中，做了相反的解释。他认为齐奥塞斯库倒台，导致了中国在中美关系改善方面采取了向后转的态度。实际情况恰恰相反，中国没有向后转，而是美国在看到东欧巨变后，大概不知中国能否抗得住此番风浪，因此采取了向后转的态度。
1990年4月，中方曾提出派特使秘密访问美国，一方面通报李鹏总理访问苏联的情况，一方面就两国关系中的问题交换意见。美方则以目前美国国内气氛不适合来访为由，加以婉拒。不久，美方提出，两国官员可以在第三国会面，并听取通报情况。中方认为，特使访美通报情况是中美两国之间的事情，完全没有必要在第三国进行，因此，没有接受美方的提议。特使访美一事，由于美方的消极态度而不了了之。
对于美方的短视行为，小平同志于5月14日托来华访问的埃及总统穆巴拉克转告布什总统，提醒他不要因东欧事情过分兴奋，也不要用同样的方式来处理中国问题和中美关系。否则，双方很难不发生摩擦，甚至导致冲突。这对两国都不利。
当时，美苏关系经历了从雅尔塔到马耳他的重大变化，对抗因素正在弱化，合作因素正在增长。同时，东欧巨变，加上苏联国内局势的动荡，使得中美合作的战略基础发生深刻变化。美国国内有人认为美国不再需要与中国合作了，开始鼓吹“遏制中国”。
在这种背景下，美方对小平同志的这番忠告置若罔闻。中美关系重新陷入了僵持阶段。
正在此时，也就是1990年夏季，伊拉克突然出兵入侵并吞并科威特，海湾危机爆发。
海湾危机直接影响了美国的切身利益。海湾地区石油储量占世界三分之二，是美国和西方国家经济的“生命线”。美国知道，如果不及时制止伊拉克的扩张，美国和西方国家在中东的利益将会受到严重损害。
在处理这一地区危机时，美国马上意识到，它非但不是不需要与中国打交道，而是更需要同中国合作了。
美国为了获得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使用武力将伊拉克军队赶出科威特，必须得到中国的支持。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美在解决重大国际问题和地区冲突上肩负着重要使命。应付世界上各种随时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需要中美两国的协商。两国关系长期陷入僵局不仅不符合双方的利益，也不利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美国不得不重新估价中美关系，并又开始试探改善两国关系。中美关系由此峰回路转，柳暗花明。
8月31日下午，美国驻华大使馆向中方转交了布什总统致小平同志的信。布什在信中表示，美国不会缩小或降低具有重要战略性的中美关系。美国对中国就伊拉克占领科威特所采取的原则立场表示赞赏。
那一年的11月，我计划访问伊拉克。美国国务卿贝克听说后，就表示他那时正好也在中东地区访问，希望双方能在途经开罗时，与我在开罗会面，交换对伊拉克问题的意见。
11月6日下午，我在开罗国际机场的候机厅里与贝克会见。
贝克国务卿表示，希望中国不要阻拦联合国安理会有关授权对伊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包括军事行动的决议。为了换取中国的支持，他承诺美方将寻求机会取消对华制裁，美国也不反对晚些时候世界银行向中国“星火计划”项目贷款1.1亿美元的计划。
我对他说，在经济合作方面，美国的行动已经显得缓慢了，中国与日本、欧共体的合作，都已有了进展。至于海湾危机问题，中方并未将其与中美关系挂钩，无论中美关系如何发展，中国都将坚持一贯的立场，主张和平解决争端。
随着海湾局势越来越紧张，美国决心对伊拉克动武。为此，能否得到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成为美国外交上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中国如何投票，又成为美国能否合法出兵海湾的关键。
贝克国务卿办起外交来，一如经商做买卖。在谈判桌上，他的口头禅是：“让我们做个交易。”这次也不例外。从开罗机场会晤到后来11月28日深夜在纽约会见，又一直到11月29日安理会投票，他总是把与布什总统会见作为“做交易”的筹码。
此事后来的发展，在本书“飞往巴格达”一章里详有记叙，这里不再赘述。
1991年10月10日，布什总统约见中国驻美大使朱启祯，表示他决定派国务卿贝克访华，且不附加任何条件。这是他作为总统做出的决定。
布什总统还对朱大使说，尽早恢复中美关系对双方都至关重要，这既符合美国的最大利益，也符合中国的最大利益，希望贝克国务卿访华将成为两国关系的转折点。布什总统特别强调，鉴于目前美国国内政治气候，这次访问只能成功。明年是美国的大选年，美国国内政治气候将会对中美关系产生影响，双方应尽快采取行动，否则，在维护两国关系方面，他将难以有所作为。
同年11月15日，贝克国务卿抵达北京。这是美国自1989年中止与中国高层接触和互访以后，美国国务卿首次访华。
当时，中美关系有所缓和，但两国的接触仍是十分敏感的问题，而美国国内的气氛更是微妙。
也许是有了斯考克罗夫特的“前车之鉴”，贝克一再向中方表示，他访华是为了讨论和解决问题，希望新闻媒体最好播发他与中国领导人进行会谈的照片，而不要拍摄宴会上碰杯的镜头。
我与贝克举行了多轮会谈。在会谈中，贝克说，此次来华访问本身，实际上意味着禁止高层往来的禁令的解除，这在美国是一个极不受欢迎的政治行动，许多人不理解。美国国会正急不可待地要接管对华政策，而那对美中关系来说，将是一场灾难。如果他这次访问无功而返，两国关系的维持将会更加困难。因此，他的访华本身，就是已经“装满了中国的篮子”，现在需要中国给他的“篮子”里装满东西，让他带回去。
我问他，篮子里想装什么东西呢？
他倒直截了当，说他有三只空篮子，一个想装防止武器扩散，一个想装经贸合作，一个想装人权。总之，访问结束之后，他不能空手而归。
李鹏总理在会见时对他说，中方不反对就这三方面问题与美方进行讨论，也希望在这三只篮子里都装些东西。但是，中方也有几只篮子，最大的一只，就是希望美国支持恢复中国在关贸总协定中的缔约国地位。
于是，双方就围绕如何装满对方“篮子”的问题，展开了艰苦的谈判。
在15日晚宴上，贝克主动约我单独会谈。在单独会谈中，他反复强调，现在最关键的问题，是访问结束后如何向新闻界介绍情况，以显示访问的成果。
我对他说，对此可以理解。但是，如果中方没有获得成果，在国内同样也会产生强烈反响。对中国而言，美方能做些什么非常重要。斯考克罗夫特将军前年年底访华时，双方达成了协议，中方采取了行动，但美方没有跟上，有些方面没有落实。这也许与东欧形势的变化有关，美方采取了“等着瞧”的态度。因此，双方在一些方面达成一致，就必须付诸实施；如果达不成一致，也要加以说明。
贝克表示，如果现在中方要求布什总统采取的步骤，远远超过中方可以采取的行动，这将在美国国内招致更大的不满。目前紧要的是，要让此次访问有成果，使美国人感到这次访问的重要性。
17日中午，我和贝克举行了最后一轮谈判。这次谈判异常艰苦。从中午一直谈到下午五点半，以至于美方专机离京时间不得不七次推迟，原有的安排完全被打乱。双方激烈较量，包括两国外长在内的双方谈判人员，都连续工作，不离谈判现场。
最后，谈判终于取得了进展。
美方承诺支持中国入关，以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模式来解决台湾入关的时间问题；美方同意取消当年6月16日宣布的中止向我国出口卫星等三项制裁措施，以及取消对中国实施的特殊“三○一”条款；美方还表示，将积极考虑中美间关于设立贸易、经济和科技合作的三个联委会，在明年的适当时候，恢复部长级会议。
我方承诺，在美国取消中止向我出口卫星等制裁措施的条件下，遵守导弹及其相关技术控制体系（MtCR）的准则和参数；在美国取消对中国实施的特殊“三○一”条款的基础上，加大保护知识产权的力度。
在人权问题上，中方坚持内政不得干涉的原则，同时通报了一些美方“关切”的情况。美方拿出了一份长长的所谓被拘押的“不同政见者”的名单，其中，以讹传讹，错误百出，有的只有拼音，没有汉字，常常不知所指。名单中有“吴建民”其 人，我向贝克说，我们的新闻司司长叫吴建民，正在现场。此时，吴建民答道：“在。”贝克见状，反应还算机敏，马上说：“噢，你放出来了。” 引起哄堂大笑。
访问结束后，贝克国务卿满意，感到不虚此行；布什总统认为，贝克访华富有成果，对中美关系有着积极意义；国际舆论对贝克访华也给予了正面评价，普遍认为，贝克访华本身就是中国外交的胜利。
至此，美国和西方各国对中国持续了两年多的制裁，开始被打破。
在联合制裁中国的各国中，日本一直扮演着一个不太情愿的角色，只是为了维护西方各国立场的一致，才勉强同意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制裁中国的决议。
1989年8月1日，我在巴黎出席柬埔寨问题国际会议时，见到日本外相三冢博。他对我说，在半个月前举行的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上，日本为中国做了解释，劝告西方不要使对华制裁升级。随着中国恢复稳定，日本在1990年就恢复了对华第三批日元贷款。
当然，日本这样做是为了它自身的利益。但是，日本作为西方制裁中国的联合战线中薄弱的一环，自然成为中国突破西方制裁的最佳突破口。
当时，我们推动日本在这方面先行一步，不仅仅是为了打破西方的制裁，而是有更多的战略考虑，即通过实现双方的高层往来，进而促成日本天皇首次访华，使中日关系的发展得以进入新的阶段。
在中日两千年的交往史上，日本天皇从未来过中国。实现天皇访华，不仅可打破西方各国中止与中国高层互访的禁令，而且对中日关系还有更加深远的意义，会使日本民众更加支持日中睦邻友好的政策。
实现天皇访华，需要做大量细致的工作。首先要从加强两国外长接触开始，为两国元首互访营造良好的氛围。
1991年4月5日至7日，日本外相中山太郎应邀访华。我在同他会谈时表示，尽管两国关系出现过一些困难和曲折，但去年下半年以来，经过双方努力，两国关系不断得到恢复和改善。今年以来，继大藏大臣桥本龙太郎、通产大臣中尾荣一访华后，中山太郎外相又首次访华。我对日方所做的努力表示赞赏，并高度评价日本在主要西方国家中率先恢复和改善对华关系的做法。中山太郎外相则希望我在海部俊树首相访华前访问日本，并在我访日时，确定海部首相访华的日程。
在谈到明年将是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时，中山太郎建议两国各举行各种活动，包括两国领导人互访。我表示完全同意，并进一步提出，如能在邦交正常化20周年时实现日本天皇访华，将是中日关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活动，一定能受到中国人民的欢迎，也将使中日睦邻友好关系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期。
对中方的这一建议，中山太郎外相表示，日本将在政府内部认真研究。
两个多月后，也就是6月25日至28日，我对日本进行了回访。在与中山太郎外相会谈时，我们再次谈到邦交正常化20周年的纪念活动。
我对他说，20年在中日关系史上是短暂的一瞬，重要的是我们双方应该利用这个机会更好地总结过去，开辟未来，认真探讨如何在中日邦交正常化的第三个十年，推动两国关系进一步向前发展。为此，我建议明年还可举行一轮高层互访，再次表示，中方欢迎天皇访华。
中山太郎赞成我的意见。双方确定了海部俊树首相8月访华的日期。对于天皇访华，中山太郎外相表示，日本政府内部正给予积极的考虑。
1991年8月10日，日本首相海部俊树来到北京，成为西方对中国实行制裁后第一位访华的西方政府首脑，标志着日本名副其实地解除了对华制裁，完成了两国关系的修复工作。
由于日本是惟一遭受原子弹伤害的国家，中国理解日本人民对防止核扩散的关切，所以，在海部俊树首相访问期间，中国宣布原则上加入《核不扩散条约》。海部俊树首相则正式通知中方，日本政府已决定，作为第三批日元贷款，日方将向中国一次性提供1991年度22个项目的1296亿日元贷款。
1992年4月6日至10日，江泽民总书记访问日本，广泛与日方各阶层接触，强调中日友好，以及天皇访华对发展两国关系的重要意义，进一步消除了日方的疑虑。
10月22日至27日，日本天皇明仁和皇后美智子对中国进行了正式访问。
在杨尚昆主席举行的欢迎宴会上，明仁天皇发表了讲话。在谈到历史问题时，他说：“在两国关系悠久的历史上，曾经有过一段我们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苦难的不幸时期。我对此深感痛心。战争结束后，我国国民基于不再重演这种战争的深刻反省，下定决心，一定要走和平国家的道路。”
明仁天皇此次有关历史问题的表态，比此前日本领导人有明显进步，虽无“谢罪”之词，但有较强的反省之意。
日本天皇访华，这在中日两千年交往史上还是第一次，使中日邦交关系由此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同时，日本天皇在这一时刻访华，对打破西方对华制裁起了积极作用，其意义显然超出了中日双边关系的范围。
随着中日关系的修复与突破，西方制裁中国的另一组成部分——欧洲共同体，这时也开始松动立场了。
作为西欧一体化的组织机构，欧洲共同体不仅在欧洲经济一体化方面，而且在对外政策上，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主要代表形式是“三驾马车”，即欧洲共同体上任、现任和下任主席国，每半年轮换一次。
按照惯例，每年9月的联合国大会期间，欧共体“三驾马车”的外长都要与中国外长举行会晤，交换对国际形势和欧共体与中国关系的看法。自1989年西方实行对华制裁后，欧共体国家外长当年中断了在联合国与我们的会晤。后来，欧洲发觉美国虽带头实行对中国的制裁，私底下却与中国接触不断，而日本在改善与中国关系方面捷足先登，相比之下，倒是欧洲落在了后面。由于担心今后失去在中国市场的份额，欧共体“三驾马车”决定急起直追，由三国外长出面，恢复与中国的接触。
1990年6月28日，意大利外交部通知中国驻意使馆：欧共体都柏林首脑会议决定，“三驾马车”外长希望在当年联大会议期间与中国外长会晤。
我认为这是一个积极的姿态，于是，在当年9月28日上午，与欧共体“三驾马车”外长，即意大利外长德米凯利斯、爱尔兰外长柯林斯和卢森堡外长普斯，在纽约举行了会晤。
意大利当时是欧共体主席国，因此，会谈主要是在德米凯利斯外长与我之间进行。会谈的气氛比较融洽。德米凯利斯外长对我说，尽管过去的事件使双边关系出现了问题，但世界局势发生重大变化，欧洲同中国在许多国际问题上的看法趋于一致。冷战后的国际新秩序，没有中国参加是难以建立的。欧共体希望尽快实现双方关系正常化。
他还表示，曾以为西方可以影响中国的制度，现在认识到，适合欧洲的制度不一定适合中国。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也能够进行良好的合作。
德米凯利斯外长向我透露，作为欧共体理事会主席，他将在 10月份召开的欧共体理事会会议上正式提出建议，“完全恢复”欧中关系。
我向他们介绍了中国在国际问题上的立场，告诉他们中国改革、开放的政策不变，并表示赞赏意大利外长关于每个国家情况有所不同的观点，强调人权应从各国的法律来体现，并得到各国法律的保护。
这次欧共体“三驾马车”外长与我在纽约的会晤，实际上意味着欧洲与中国高层官员接触禁令的结束。
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外交面临严峻考验的艰难时刻，许多西方国家仍然对中国保持了友善的态度，其中令我记忆深刻的是西班牙。在当时一片反华声浪中，西方国家中没有随波逐流的是西班牙。西班牙对中国的情况表示理解，并一直执行中西两国已签约的贷款协议和经济合作项目，积极恢复与中国的政治交往。
1990年10月1日，西班牙外交大臣奥多涅斯在纽约主动约见我。会见中，他对我说，西班牙一直支持与中国保持友好关系，对中国与欧共体国家外长在联大会谈的良好气氛感到高兴。他还告诉我，现在欧共体内对华强硬国家的态度有所改变，下周欧共体外长将开会，会就尽快恢复对华关系做出决定。
在这次会见中，他与我达成了两国外长互访的共识。1990年11月，奥多涅斯访华，成为欧共体取消对华制裁后第一个访华的西方国家外长。3个月后，我回访了西班牙。
不幸的是，奥多涅斯先生后来患上了癌症。他曾在中国买过蜂王精，回去服用后，觉得很有疗效，体力增强。我听说后，曾专门托人给他带去蜂王精，希望中国的药品能帮助他提高抵抗力，最终战胜病魔。
在西方对中国制裁不断被打破的形势下，欧共体外长终于在1990年10月23日卢森堡会议后宣布，除政府首脑以上交往和军事往来、合作及军品贸易外，取消1989年6月以来实行的针对中国所采取的其他限制性措施，立即恢复同中国的正常关系。
欧共体会议能够做出这一决定，西班牙和意大利等南欧国家，不能不说是发挥了积极作用。
这是欧共体在改善关系方面采取的关键步骤，也是中国在打破西方制裁上取得的又一重大胜利。
回首打破西方制裁的历程，不能不提及发展中国家的声援。在那段艰难的日子里，他们坚定地站在中国一边。
发展中国家虽然不可能在经济上弥补西方大国对华制裁给中国造成的损失，但在政治上，他们却给予我们极大的支持，尤其是在联合国大会期间，这些亚、非、拉各国的领导人或外长，对中国的热情友好一如既往，与他们的紧密接触，成为每年我在联合国会外活动的重要内容。这在当时中国受到西方孤立的情况下，尤为难能可贵。
联合国大会一般每年9月在纽约举行，会议日程总是安排得很紧。尽管如此，我总是挤出时间，在会下与尽可能多的亚、非、拉各国的领导人或外长会晤，每年会议期间，大约要见三四十位。其中，与东盟、海湾国家和里约集团国家外长的会晤，更是年年举行。
非洲国家外长在谈话中总是赞誉中国的外交政策，希望和中国加强团结，为发展经济和维护世界和平共同努力。我感谢他们对中国的赞扬，表示至关重要的还是要发展经济，加强国力，只有这样，才能在国际事务中有更大的发言权，才能在维护世界和平方面发挥更大和更为关键的作用。
海湾国家对中国如何看待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一事十分关切。我在与海湾国家外长会见时，着重阐明中国一向反对侵略，要求伊拉克撤军的原则立场。那时，海湾局势十分紧张，成为联合国内外谈论的焦点。我的阐述有助于海湾国家对中国立场的理解。会谈中，大家刚入座时，往往都很严肃，但谈了一会儿后，气氛就会活跃起来。
拉丁美洲国家外长对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政策很感兴趣，我曾专门就这一问题向他们做过简明扼要的介绍。
东盟国家与中国的关系，这时已有了长足的进展。继印尼与中国恢复外交关系后，中国与新加坡和文莱都建立了外交关系，双方的建交公报就是由我和新、文两国外长于联合国大会期间在纽约签署的。
国与国之间，有时就像人与人之间一样，患难之中才见真情。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经受住了暴风雨的考验。这些老朋友在关键时刻的支持，大大缓解了中国外交所面临的困难局面，壮大了中国打破西方制裁的声势，使中国像长城一样，能够屹立于东方而不倒。
作为大国，中国在国际上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又有潜力巨大的广阔市场，在经济全球化迅猛浪潮中，各国相互依存、共同发展成为了新的趋势。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离不开世界，世界也离不开中国。
西方大国主导的对华制裁行动，违背了历史潮流和国际关系准则，损人害己，维持了两年，最终彻底瓦解了。
西方的制裁行动虽告失败，但国际间的外交斗争仍未有穷期。
以中美关系为例，两国关系的发展就从来没有平稳过，各种事端总是不断被制造出来，真可谓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人们可能还会记得所谓“银河”号事件。当时美国根据所谓情报，一口咬定：中国“银河”号货船载有化学武器原料，正驶往某个国家。中方做了负责的调查，发现这种指控并非事实，并将调查结论正式通知了美方。对此，中国领导人也明确表了态。美方则坚信自己掌握的所谓“情报”不会有错，死活不肯罢休。待到“银河”号靠港，把船上的所有集装箱都送到岸上，美方派出专家翻箱倒柜，结果什么也没查出，自找没趣，只好以闹了一场丑剧了事。
1997年和1998年，江主席和克林顿总统实现互访，中美关系顺利发展。正在此时，1999年5月7日，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突然受到美国五枚导弹的袭击，造成三名中国记者身亡，20多人受伤。消息传来，举国愤怒，世界震惊！美国飞机从本土飞来，按照指挥中心所制定的目标、确定的路线，进行精确打击，五枚导弹相继击中，怎能说是“误炸”呢？
2001年，在美国共和党赢得大选执政之初，我曾奉命访问华盛顿，与布什总统、切尼副总统、鲍威尔国务卿、拉姆斯菲尔德国防部长、赖斯安全事务助理等一一会见，就双边关系和国际问题进行了商谈。当时，谈得不错，双方都期望中美关系有一个平稳的发展。不想，一个星期后发生了南海撞机事件。这次事件虽带有偶然性，但美国侦察机不断在我国南海地区贴近飞行，进行侦察活动，在这种情况下，就不那么“偶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