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克里支持者的聚会，就在附近的一家酒吧。聚会原定晚上7点钟开始，我按照参加自由党活动的经验，7点半的时候到了酒吧，结果发现那里已满是人了，分成几张桌子坐开，至少也有40人。这阵势让我吓了一跳，不愧是大党，轻轻松松地就纠集起这么多人来。
我签了到，拿了张贴纸写了名字，贴到了胸前，便找了张桌子坐下。桌子上的人讨论得正起劲，我先向边上的人打听了一下情况，她告诉，这张桌子上的人都是筹款组的，主要讨论筹款的事情，另外还有宣传组、媒体组、义工组。我决定还是加入到义工组去。
义工组的桌子是最长的一张，坐了20多个人，看来大多数人还是和我一样，没啥特长，只有点傻力气可卖。义工组的组织者是一个很年青的小伙子马修，他为我找到个座位，我挤了进去。那个地方正好是两组讨论的人的分界处，大家都背对着我，朝着另一个方向说话。我只好先点了杯饮料，听听他们都在说什么。
坐在我左边的，是一个叫劳拉的30多岁的女士，眉清目秀。她是属于“媒体观察（mediaresponse）组”。这不同于媒体组，媒体组是管把大家的活动在媒体上进行报道的，而这个组的主要工作是关注媒体动向，注意媒体是否对克里有负面或失实报道，然后进行反击。劳拉问我是否对这个感兴趣。我说：“关注媒体动向，写文章进行澄清，我都是很喜欢的。但英文读写实在让我头大，我还是去参加那个义工组算了。”她说，其实她也是一不小心坐到这个地方，被拉进来的，她也是对做义工更感兴趣。
在劳拉左边，坐在桌子尽头的，是一个大学生模样的男孩。他自己办了个网站（
坐在我对面的，是一位叫维尔的女士。我问她，是否也是第一次来这里活动。她说：“是，不过我以前参加过几次迪恩支持者的活动。”维尔认为，迪恩才是真正代表民主党的人物，也是她全心支持的候选人，不过既然他已经退出了初选，她就改为支持克里，反正迪恩也已经正式支持克里了。
这让我想起了另一个问题。我问大家：“你们支持克里，是因为他的主张，还是因为他反对布什？”她们几乎毫不犹豫地一起说：“都有。”
这个回答有点出乎我的意料。长期以来，媒体给我的印象，就是支持克里的人当中，大多数人只不过是因为他的当选可能性比较高，所有讨厌布什的人都不管与克里的主张有什么歧见，都来支持他。这就是所谓的ABBA(AnyoneButBushAgain，除了布什谁都行），我就是这样的人（我家里还有一张ABBA的CD呢，下回可以拿去播放），所以才以一个自由党人之身，来支持民主党的候选人。
这时，斜对面的一位女士苏插话说：“这没什么，我还是登记的共和党人呢。”大家都吃了一惊。我说：“那您一定是被布什真正地激怒了。”她笑着说：“那倒不是。我一向投票支持民主党。不过我登记为共和党人，这样他们初选的时候，我就可以去投票反对那些我最讨厌的共和党人。比如这次，我就不投布什，去投其他人。”
大家这才舒了口气。这种情况我倒听说过，某些人登记为对方的党员，然后在初选时，故意投票给那些最不可能当选的候选人，以帮助本党在正式的大选中取胜。反正在美国，登记为党员是政党求之不得的事情，而且又免费（自由党这种小党才收费，不然无法维持）。我常怀疑布什在2000年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身份就是这么给内奸投出来的。
苏以前是住在新泽西的，那里的初选是开放式的，非党员也可以去初选投票，所以这套把戏她在新泽西就已经玩得轻车熟路了。搬到宾州后，这里只有党员才可以在本党的初选里投票，所以她只好特地去登记为共和党人，继续进行地下斗争。她的丈夫还是登记为民主党人，这样他们两边的信息都不会错过。“另外，如果有什么事，我们可以同时向两党的人呼吁。”当然，这样平时她就常会收到共和党的宣传资料，以及要求捐款的信件。她笑着说：“我从来都把他们直接扔到垃圾箱。”
闲聊中，我发现维尔也是住在普王市。她又把我介绍给了琳达和戴安——两位坐在我右边的女士，她的邻居。今晚从普王市来的就是我们四个，其中戴安是民主党的积极分子，曾经为其他候选人助选过，所以对义工活动很熟悉。基本上，义工的职责就是去动员人们投票。据她介绍，大概只有一半的公民会去投票。如果能把大众动员起来，就能获得压倒性的优势。
但问题是，共和党也在行动，这里本就是共和党占优势的地区，布什又非常重视宾州，上任以来已经访问过宾州28次，在美国所有州里是最多的。“他简直就是住在宾州了。”有个人忿忿不平地说。这里的人对布什不用说都是深恶痛绝。很多人连他的名字都不愿意提，直接说“他”。只要一开口，听到批评了，肯定就是冲着布什去的。
她们对我的自由党人和国际主义战士的身份也很感兴趣。维尔问我，为什么会成为自由党人。我说，就个人事务而言，自由党和民主党的观点基本类似，就是反对国家干预个人生活，个人不论性别、种族、国籍、性取向，都应当享有完全平等的权利。就经济事务而言，我认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往往适得其反。在这方面，她们显然不同意。于是我祭出了一样法宝：我是从中国来的，成长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换的年代，我亲眼目睹了国家干预对经济所造成的束缚和损坏，也亲眼目睹了个人在为自己的经济前途奋斗时所能迸发出来的巨大潜力。因此，我主张由市场来主导经济，国家的干预越少越好。至于社会福利、医疗保险等方面，大概是由于我来自中国吧，我怎么看都怎么觉得美国已经做得非常好了（哪位民主党人不服，请赞助我一张去瑞典的机票，也许我去参观学习后就又皈依左派了），尤其在媒体上，更几乎是三分天下有其二，所以不觉得平等是个紧迫的话题。
8点45分左右，活动的主持人凯丽站起来说：“时间已经不早了，我想请各组的协调人来总结一下今晚的讨论结果，然后大家可以继续在这里讨论，也可以回家。”
第一个发言的是宣传组。英文名叫propagandateam，我对这个名字有些吃惊，因为我记得以前在网上看到过，propaganda在英文里是个不好的词，主要是用来指别有用心的、经常扭曲事实的宣传，常用于纳粹德国、前苏联等。这个组的协调人站起来的第一句话也是这个
调调：“印象即真相（perceptionisreality）。”顿时让我对他们的印象（perception）很差。还好，他们的主张没有那么不择手段，主要的一条，是希望给本地的民众造成一个印象：民主党人仍然在活动，克里可以赢得选举！因为这里是共和党人占优势的地区，为了防止一些选民习惯性地投票给共和党人，他们要求大家广泛活动，多在公众场面出现，多在媒体发出自己的声音，多佩戴使用克里的宣传徽章、汽车贴纸之类，使人们相信，民主党将在这一带压倒共和党。另外，他们鼓励大家多读书，并列举了一些连我都没听说过的大书，希望大家读后互相交流，用理论来武装自己。
随后发言的就是我们义工组了。那个看上去非常年青的小伙子马修站起来说：“今年我只有16岁，但我从小就是个忠心的民主党人。我还不能投票，但我可以做义工。4年前，布什从戈尔手里偷走了选举，今年，是该他偿还的时候了！我们必须为此努力工作，劝说你的朋友、你的邻居出来登记，出来投票。我们可以给周围的人发Email，每个人发给30个人，这30个人中，每人再发给30个人，4轮下来，就是8万人！不要小看你自己的力量，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出贡献！”
他不像是在总结工作，倒像是在演讲，不但声音铿锵激昂，而且手势坚决，在说到“你”的时候还伸出右手食指来用力地点向听众。现在正好是影片《阿拉莫》的档期，这是一部爱国影片，讲的是19世纪美国人和墨西哥人在阿拉莫的一场血战，相当于中国的台儿庄战役吧。马修继续说道：“现在，人们都在说：要记住阿拉莫。那么，我要说，要记住佛罗里达。4年前，布什让我们记住了佛罗里达。今年，我们不会让佛罗里达的事情再重演！”
大家纷纷鼓掌，互相说，16岁的小孩，有如此表现，真是令人惊异。有人喊：“你应该去选总统！”马修兴奋地说：“yeah！也许在2024年，我将出来竞选美国总统！”
不过我不喜欢他的表现。也许和我的中国背景有关吧，我不欣赏过激的言论和举止。这些我已经见得多了。政治并不崇高，只不过是老百姓的衣食住行的最佳方案而已。安上个崇高的目的，做慷慨激昂的演讲，号召民众为了某个伟大目标而奋斗，这都让我敬而远之。这大概也是我成为自由党人的最主要的心理原因吧。我认为，政治应当是平和的、妥协的、切实的。
劳拉也代表媒体应对组发了言，不过她们这个组很弱，只有“两个半到三个半”人，其中的“半个人”就是她自己，因为她其实对做义工更感兴趣。她更多地是在介绍本组的工作，希望能从其他组挖上几个人过来。可惜却没有任何反应。凯丽说，那看来我们这个组必须和其他组合并。
接下来是媒体组和筹款组的发言，很快就变成了这两个组的聊天，我没有听到什么要点。
总结完毕后，我和维尔、琳达、戴安互相留了电话和Email，简单地谈了些以后的计划，便各自回家了。
总的来说，参加这个活动的感觉和在自由党内是很不相同的。首先，他们的人可真多，让我这个习惯于小党活动的人大开眼界，这下算见识到大党的场面了。其次，他们的人口构成和自由党完全不同，大部分是妇女，占了三分之二以上，其中又有一半以上是老年退休妇女或家庭主妇，还在工作的好像不多。男性中也是小的小（除了马修外，还有个18岁的小孩），老的老，像我这个年纪的不多。自由党每次开会，都是清一色的青壮年工作男性，而且大多从事工程类或其他需要受过高等教育的工作。两党唯一相似的是，都是满眼的白人，一个黑人、西班牙裔都没有，我在两处都是唯一的非白人，可能是因为这个地方的居民本来就是以白人为主吧。
因此，自由党开会，有一种小范围交流的感觉，所有的人我都认识，感觉比较放松，而且大都逻辑清晰、筹事周密。这次民主党的聚会我觉得就有些闹哄哄的，可能是人太多了，而且很多人说不到要点，让我听了半天不知所云。希望以后大家变熟了，能够好些。
11月14日附记
“你为什么会成为自由党人？”这个问题，不光是你想知道，在我参加克里竞选活动的过程中，也不断地有人问我。我想很多读者大概也有此疑问，在这里简单地说一下我成为一个自由党人的过程，也就是如何自我思想解放的过程。
自由党的英文是Libertarian，词根是Liberty（自由）。我当初看到这个词时，第一反应却是“解放党”，因为我在初中最先学到的单词之一就是“解放（Liberation）”。显然，“解放”和“自由”密切相关，尤其在思想上，一个人只有从各种束缚中解放出来后，才能达到自由。美国人有句半开玩笑的话：大学里学到的错误观念，要在毕业后花五年才能完全消除。从出生开始，我们就被铺天盖地的主流舆论和传统思想重重包围。小时候，我相信书本和教师说的一切。我还记得在上初中时，一次广播里放国际新闻，我听了之后为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而忧心忡忡。
到了高三，我班上有个同学要出国了，拿了个同学录请大家留言，其中有一项是偶像。我前面的人填了里杰卡尔德，我想了半天，不知道自己的偶像是谁，最后大笔一挥，填了“毛泽东”。高中毕业的那个暑假，我去一个亲戚家做客，在他家的书橱上看到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拿起来一翻，居然就津津有味地看完了。那时我已经比初中有进步，知道其社会科学部分的不足之处，不过自然哲学部分却仍然令我大为折服。大学一年级时，我在日记里写下：我这辈子的奋斗目标，依次是祖国、真理、我。
到大学毕业时，祖国已经被排在真理之后了。这个转变很容易，一方面，我见闻日多，自然就看出以往所受的爱国主义教育有愚民之嫌。我依然爱国，但不是出于课本上的那些可笑的爱国理由，而是出于对个人价值的确信。很显然，一个人如果爱自己，也就会爱国，如此自然的情感，竟然也会被拿来大做文章，不能不让我倒胃。
另一方面，如果一个人的爱国主义不是建立狭隘的民族诉求上，而是建立在个人价值的基础上，那么一个顺理成章的结论就是，全世界人类福祗相连，各国的国家利益，归根到底是一致的。凡欲通过对外扩张、打击别国来为本国谋利益的，最终无不反受其害。夺取生存空间的德国、输出革命的苏联、在中东翻云覆雨的美国，皆为明证。二战时谋刺希特勒的德国军官，比沙场捐躯的党卫军更懂得爱国的真义。祖国这个奋斗目标可以被真理所容纳——这个真理，已不仅指世界的客观规律，而是包括社会公义的泛称。
真理观的动摇，发生在出国后。美国有很多华人基督徒，我也被拉去参加过很多次他们的聚会。甫一接触耶稣，我便大为倾倒：不意世上竟有此等人！立刻成了个“文化基督徒”，即认同基督教的思想，却不接受其中关于神的部分。在我看来，无神论能自圆其说，凡是现在还不能解释的，可以推给未来科学的发展。基督教也能自圆其说，凡是我们不能理解的，可以推给上帝的高深莫测。成为一个基督徒或无神论者都需要相当大的信心。是否有神的问题显然超过了我的智识和胆量所能达到的范围，我从一个无神论者变成了疑神论者。
我的真理观当然也跟着变化。宗教信仰是人类道德准则的基础，如果我连是否有神都无法确认，那么一切真理也都在可怀疑之列。疑神论的立场让我不再仰视那些从前认为是不容置疑的道理，而可以从容地推测，这条道理是如何从对神的崇拜推出来的，如果没有神的话，它是否还能成立。
历史上道德观的演变，已经非常清楚地说明，道德不是上帝颁发的诫命，也不是宋儒所称的“天理”，而不过是人们在组成社会时所约定俗成的规则。由于它们确实有助于维系社会稳定，人们给它们编出了崇高的理由，披上了光芒万丈的外衣，但其实它们绝非天经地义，而且在很多情况下，对个人的弊大于利。如果仔细追究的话，道德观念其实自相矛盾、无法解释之处甚多，因为它们不是从“神”或者某个绝对理念那里严谨地推导出来的，而是人为总结出来的，还常被强权者任意打扮，自然会漏洞百出。比如中国传统的忠孝难两全，如果不是被道德唬住了的话，根本就不是问题。
由此，我不相信道德审判，甚至反对一切道德评价，主张只要不违反法律的，就可以做。当然，前提是你自己的满足感。由于环境影响，很多人的满足感其实有一大部分是来自自我的道德评价，那么，你为了使自己更快乐而遵守道德，乃至于牺牲掉一些较次要的快乐，也完全符合人的本性。
参加自由党后，自由党人在毒品问题上的立场，让我开始思考人是否有吸毒的自由。这个问题很方便地就转为另一个更重大的问题：人是否有自杀权？
从理论上讲，人当然有自杀权。这由信仰自由可以直接推导出来。有些印度教教徒认为朝拜扎格纳特神可以免除轮回之劫，便投身于放置神像的巨车之下，以一死求彼岸的永生。一个人怎样才快乐，只有她自己知道，也只有她自己才有权决定，别人无权干涉，任何宗教或政府都无权把某一种人生观强加给其他人。因此，当一个人决定活着比死去更痛苦时，我们有什么权利强留她在这个世界受苦？
这个道理极为简单明了，然而在现实中却完全行不通。基督教相信人不可以自杀，除了上帝外，谁也没有剥夺别人或自己生命的权力。由于基督教在当今世界所处的强势地位，他们提出的人道主义也被全世界所普遍接受，甚至连安乐死都可以拿这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来反对。
对道义的稍加推导，就会陷入尴尬的境地，因为道义不是从神那里降下来的旨意，而只是层漂亮的外衣，其实质是实力对比后总结出来的约定。不同的环境会产生不同的道义，说得都很义正词严，其实都是根据实际需要编出来的。或者，可以让我们稍减羞愧的说法是，各种道义都有人在真诚地传教，但只有那些最符合实际需要的才会占据主流地位。宗教自由并非来自于人们的互相尊重，而来自于各教派的势均力敌，正好这时大家手边有个“天赋人权”的说法，就拿出来作为遮羞布了，因为“君子喻于义”，我们的让步可不是因为吃不掉对方，而是因为尊重对方。
想通了这一点后，所有的道德规范、真理公义都不能再让我心存敬畏。仿佛《黑客帝国（trix）》里的尼奥（Neo），在别人看来确实存在的世界，在他眼中不过是虚构出来的矩阵；制约着别人行为的客观规律，他却可以随意打破。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尼奥。只要看穿那里其实空无一物，所有束缚只是横竖排列的虚线，我们就可以把自己从表面的假相中解放出来，如同尼奥那样自由地飞翔在精神世界。
然而，在精神自由后也会有精神困境：尼奥无法只生存在虚拟世界，无论精神多自由的人，也必须生活在现实世界。这其中的冲突是显而易见的。更糟糕的是，完全的自由带来的是混乱和失落，如同飞翔在天上的风筝，一旦挣脱了系在大地上的绳子，它会暂时飞得更高，但最终却必将落下。破除了旧有的迷信后，我陷入了新的茫然，放眼望去，皆是虚空，无觅岸处。
子曰：“思而不学则殆。”我认识到，独想狂奔可以解放自己的思想，但马上得天下，却不能马上治天下，下面应该去看些书，从老庄到释耶，从波普、哈耶克到兰德、弗里德曼。新圣人胡适则说：“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也是至理。参加自由党和克里阵营的草根政治，就让我对很多问题有了更深的看法。我希望以后我可以有机会做更多的实事，在精神解放之后，再建立起一个精神新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