璞鼎查（1789~1856），亦称砵甸查、砵甸乍、波廷杰。英国人。年轻时随海军至印度，参加英国在印度的殖民活动，1840年在侵略阿富汗战争中晋升为海军少将，并被封为男爵。1843年4月5日到港正式任职，1844年5月离职，任期一年。是二十八任总督中任期最短的总督。

    璞鼎查港督任期虽短，但在港时间并不短，参与香港事务不少。他1841年即到香港，与香港的关系非同一般。率英军北上，与中国人打了一场“鸦片战争”的主事者，是他；逼迫清政府签订《南京条约》的英方代表，也是他。他被任命为港督后，同时兼任驻华全权代表及商务总监等职务。从他开始，香港成了公开的英商鸦片贸易场所及鸦片的贮藏、转运的主要中转站。璞鼎查离港以后，曾先后任英国在好望角总督、印度马德拉斯总督。1856年死于马耳他。

    璞鼎查是英国侵占香港后的第一任港督，人称“开埠港督”。按照《英皇制诰》和《皇室训令》规定，港督是英国女王在香港的代表，是港英政府的首长。拥有指导香港政务的最高权力，并且是行政局、立法局的当然主席，兼任驻港英国三军总司令，享有港府文武百官均须服从的权威，但是，港督必须完全听命于英国女王和英国政府外交与联邦事务大臣，对香港的管治必须符合英国的利益。

    中国人对义律很熟悉，对璞鼎查比较陌生。因为人们熟悉鸦片战争，敬仰林则徐。义律多次破坏中国的禁烟运动，以至挑起鸦片战争。其实，璞鼎查与义律一样，在鸦片战争中扮演了一样的角色，是他们两人一前一后带领英国军队完成了鸦片战争，实现了英国殖民主义者对中国领土和主权的侵犯。

    第一任璞鼎查璞鼎查是接任义律而来香港的。1836年12月，英国政府任命查理?义律为驻华商务总监督，办理及维护英国商人在中国的鸦片贸易。1839年1月3日林则徐奉命为钦差大臣，到广州查禁鸦片。义律闻讯后通知英国商船开往香港，策划反抗禁烟。7月7日，英国水手在九龙尖沙咀酗酒，打死村民林维喜，中国要求英方交出凶手，义律拒绝。并且阻止英商具结，反抗禁烟。林则徐于是下令驱逐广州和澳门的英商，断绝对英商的食物供应。9月，义律带领英国兵船“倭勒基”号和“多寻资”号袭击外九龙炮台，被中国守卫官兵击退。

    1840年4月，英国政府正式决定发动侵华战争。随后英国女王命令义律率领英军1.5万人向中国进发。6月英国兵船抵达珠江口，封锁广州海面，挑起了鸦片战争。义律绕过林则徐在广东的严密防守，率军北上，7月5日攻占定海；8月9日，英舰迫近天津；8月15日向清政府提出赔偿烟价、割让岛屿、偿还商款等要求。

    1840年9月，清廷下令将林则徐和两广总督邓廷桢革职，由直隶总督琦善接任两广总督，指令琦善拒绝英方提出的要求，要求英军退回广东再继续谈判。琦善抵达广州与英方交涉，拒绝割让香港岛，只讨论赔偿烟价。1841年1月6日，义律发出最后通牒，限清政府次日晨8时回复。7日，义律不等琦善回文，便命令英军占领虎门外的沙角和大角炮台，中国水师在提督关天培率领下，奋勇抵抗，英军遭到沉重打击。

    琦善复照英方，若退还定海、沙角等处，他可奏请道光皇帝在珠江口外给予一所寄寓。1月14日，义律提出割占香港和九龙尖沙咀。琦善答应只能选择一处“寄寓泊船”，待英方选定后，再上奏皇帝。1月20日，义律突然单方面宣布，已经与琦善达成“协定”，将香港岛及港口割让与英国。1月26日，英军强占了香港岛。1月27日~28日，义律为了迫使琦善承认其侵占港岛为合法，又迫不及待地与琦善在莲花山进行会谈，琦善表示对义律所拟定的“穿鼻草约”再行筹思后方能具复。1月30日，英国远征军海军司令伯麦照会清廷，谎称义律已与琦善商定将香港全岛地方让给英国主掌。4月1日，英军在香港岛张贴告示：“现经与钦差大臣爵阁部堂议定诸事，将香港等处全岛让给英国寄居主掌，已有文据在案。是以香港等处居民，现系归属大英国王之子民”。义律硬把琦善在英军炮口逼迫下，允许代为奏恳皇帝后，准许英人在香港寄寓泊船之意，说成已“有文在案”。将“寄寓泊船”变为割占，将“代为奏恳”说成是“议定诸事”。

    英国武力侵占香港岛以后，道光极为震惊，立即为武力收回香港岛进行了部署。2月1日命御前侍卫内大臣奕山为靖逆将军，率军南下征讨英国侵略者。随后道光又接二连三地下达收复香港岛的谕旨，其中一道御旨称“至该逆所占香港，务须设法克复，使该逆永绝窥伺。”奕山的军队人数虽然数倍于英军，但全部是陆军，只能由陆上防守广州，根本无力进攻港岛。1841年5月18日，英军进攻广州，清军大败，广州城外炮台全部失陷。义律逼迫奕山订立“广州和约”，在一星期内交付600万元赔款，并把清军撤出了广州城。

    璞鼎查率军北上攻打中国沿海城市

    就是在这关键时节，璞鼎查取代了义律，作为英国的全权代表，来到中国。

    璞鼎查是一个职业军人，当时正在印度服役。刚刚在侵略阿富汗的战争中大显身手，被晋升为海军少将，正踌躇满志。外交大臣巴麦尊认为，征服过阿富汗的璞鼎查，就是再度征服中国的最佳人选。于是1841年6月5日，巴麦尊给璞鼎查一道训令，提出“要据有香港岛，该岛对岸及岛上停泊所构成威胁的防御工事、火炮及驻军，应销毁或撤退”。璞鼎查8月12日到香港，在香港只停留两天，即率领军舰26艘，士兵3500人，沿海北上，攻打中国北部沿海港口。首先侵入厦门，10月，又进犯定海、宁波。在宁波抢走银元、丝绸、粮食无数，勒索军费120万块银元，掳走大批妇女。璞鼎查继续率军骚扰杭州、奉化、慈溪，占据乍浦，烧杀劫掠，无恶不做。

    璞鼎查指挥军队攻打中国沿海城市，不在香港期间，由庄士顿以副商务监督身份代璞鼎查执行职权。当时英国只留有少数陆军及5艘军舰在香港。道光以为英军主力北上，港岛空虚，便告诫奕山“设法收复香港”。奕山经过广州之战的大败，已领教英军实力。他认为当今之计，只有严守陆路，以防焚掠而已。尽管道光一再谕令收复香港，但是广东方面依旧隐忍苟安，不图攻剿。英军攻陷定海、宁波等地后，双方开始在陆上交战。道光认为陆战是清军长处，他任命奕经为扬威将军，从全国各地调集军队，准备一举击败英军，收复失地，并再次谕令奕山等，乘广东海面英船无几、香港空虚之际，即行剿洗，收复香港。谁知清军陆战再次失利，扬威将军遁逃杭州。

    1842年璞鼎查返回香港，开始亲自处理香港政务。

    1842年6月，在璞鼎查的要求下，英国政府又从印度调来援军，扩大对中国的武装侵略，继续凭借武力进犯长江口，攻陷上海、镇江。在上海6天，勒索赎城费50万银元。英军并在上海四郊抢劫。8月10日，英军大小兵船85艘直逼南京，停泊下关。英军到南京后又向两江总督牛鉴索取赎城费300万银元。南京告急，清政府急忙派耆英为钦差大臣赶到南京求和。

    1842年8月29日，这是中国人民难以忘却的日子，这一天，中国近代历史写下了奇耻大辱的一页，也揿下了英国殖民主义者专横残暴的印记。这天，耆英、伊里布、牛鉴代表清政府与璞鼎查在英船“康华立司”号谈判。璞鼎查开列出严苛的议和条款，并声明必须一字不改地全部接受条件，否则，继续刀兵相见。腐败的清廷，无能的耆英，在璞鼎查的逼迫下，只好在《南京条约》上签字。

    双方坐下来正式谈判是8月14日。地点选在离英舰停泊处不远的静海寺。是由英国人指定的，英国人嫌天热，军舰上坐着说话不舒服，于是上岸到静海寺。

    关于这场谈判先后过程，麦天枢、王先明所著《昨天——中英鸦片战争纪实》一书有生动的描述：

    这天，头戴红缨斗笠的卫兵守在寺院门口。中方出场的是江苏按察使代理布政使黄恩彤、四等侍卫咸龄；英方代表为秘书官麻恭、翻译官马礼逊。

    双方握手相见后，在一张八仙方桌旁的四张太师椅上相对坐下来，除了随后简单对英方提出的草约作了一点探询性的讨论外，这次郑重其事的会谈主要解决了一件事：出示并确认双方的“全权证书”。

    麻恭少校首先取出他个人的委任状，以证明他是被委任来代替璞鼎查进行正式交涉的。然后，麻恭又取出一份英国国王颁发璞鼎查的全权委任状，将它摊在方桌上，由翻译罗伯聃用汉语向中国代表宣读，并指给对方辨认和理解英国女王的签字和印玺。

    轮到展示中方全权证书的时候，事情就要隆重或繁琐一些了：香案摆了出来，香烟燃了起来，中方代表和所有在场的随从们全部扑地九叩首之后，一位随从官员才取出一个黄绸裹着的小箱子，双眼注视着手中物，十分小心地慢步送到首席代表黄恩彤跟前来。

    黄恩彤打开箱子，再打开里面的一个黄盒子，道光皇帝颁发耆英、伊里布、牛鉴的全权证书出现了。马礼逊上前认真地看了一番，回头用英语对他的同胞说：“是真的。”

    第一次正式会谈，结束了。

    随后双方代表的接触，主要由英国人准备条约文件，清廷一位钦差则忙于对和谈十分缺乏实质内容的应酬。8月20日上午，耆英等三人拜访璞鼎查。英军旗舰“康华立司”号上，一片“节日景象”：士兵们全都更换了崭新制服；卫队手执新式来复枪，成双行相对列于甲板的通道上；军乐大作，三声礼炮响过，英国全权大使璞鼎查、海军总司令巴加、陆军总司令郭富，由马礼逊介绍，迎接来访的中国客人。

    主人把三位中国钦差让到军舰中厅的一张大沙发上，请他们品尝一杯“樱桃白兰地”，然后带他们在舰上参观。耆英对英舰上的很多东西发生兴趣，但为了尊严、礼貌，并不询问。伊里布年近八十，十分疲倦，面上露出内心的痛苦。牛鉴除了每次饮完白兰地酒表示满意外，并无任何表情。

    参观之后，三钦差即离去了，连条约的事情提都没有提，事先有所准备的英国人叹曰：这似乎只是一次会见的典礼，而不是会谈。

    在临走的时候，英国人提出由他们的医生为身体不适的伊里布诊看，伊先是拒绝了，但随后见耆英问英人有无治牛皮癣的药并拿了药片，他也就默默地接受了诊治和“洋药”，几天后他觉得很见效，又托人向英人索取。

    8月24日上午，三声礼炮响过，四十多只小船满载英国人登岸，中国官员率领20只轿子和成群的轿夫迎接璞鼎查、巴加、郭富等进入静海寺。

    这次会见，除了大吃大喝外，还额外地办成了一件事：耆英在席间提及扬州赎城费，璞鼎查答应将这50万元在第一批赔款中扣除。

    8月26日，英方要求进行第三次聚会。地点在南京城内的江上考棚，最初耆英以大批英国卫兵入城恐发生居民反抗推辞，璞鼎查称只带随从数人而“不携一兵，以示无猜”，耆英便答应下来。

    璞鼎查等在四营中国士兵组成的仪仗队和卫队护卫下迎进江上考棚，大部分时间依然在酒席上度过。

    应该说，在各类交往会见中，中国人也为条约内容进行过不少的努力。最初得知英方的条约要求，伊里布还矜持了一下子：割地赔款，开口岸，这纯粹单方面的赚头太大了，“惟商欠可谈，余皆难准”。牛鉴认为“战费一层，名目不佳，当先驳去”。耆英则把握不准皇上的意思，三个人左右权衡不得主意。

    但是，当英国人又威胁开打南京时，三大钦差立即具文连夜送往英舰，答应依英国人的条件为基础正式开谈。

    中方代表们还在这样一些事情上枉费脑筋：日后正式签约，能不能不用皇帝的玉玺，而用钦差的“关防”，相持数日，最终还是由道光本人解决了。他倒不觉得允许用玉玺太丢面子，反而对此解释说：过去颁各贡国御书就是用“宝”的，这次再用也无妨。能不能把所索口岸中的省会福州改为泉州，英国人坚持不允。道光对这点小要求也便作罢了。能不能条约签字后就将英军从长江、上海、吴淞、舟山、镇海、厦门鼓浪屿全数撤走，经多番讨价还价，商定签约后长江舰队立即撤走，但舟山及鼓浪屿要等到条约内容落实，赔款如期付清后才能退还。

    清政府以保面子为先，争银子争地为次。璞鼎查当然高兴，最终几乎全部如英国人的开价收盘。

    按约8月27日双方会见，但是，时间已过，中方三钦差在静海寺相候多时，结果向称“守信”的英国人没有来。派人去问，说他们要进一步研究和审查条约文本，抽不出时间来，约定两天后会晤。

    8月29日。关于结束历时三年整的鸦片战争的最后的仪式，在英军装有174门大炮的旗舰“康华立司”号上进行。

    仪式进行的席位，设在军舰颇为宽大的中舱，正中一张圆桌，由璞鼎查、耆英、伊里布、牛鉴四人依次围坐，两旁的长凳上坐着级别较高的英国海陆军官，长凳后面，排列着装束整齐，将军帽捧在左手的英军侍卫。

    被摊放到圆桌上的条约文本，一共有4份，每份都分别以中英两国文字缮写并精细地装订成册，英国人还仔细地将装订纸页的丝带的两头都粘在纸上，并加封火漆，据说是为了防止中国全权代表不敢将全文送呈皇帝，而将其中的某页取掉。

    璞鼎查作了个礼貌又果断的手势，江苏布政使黄恩彤从随身携带的一个黄绸包裹的方盒中，取出了毛笔、墨盒、关防，由耆英、伊里布分别代表中国写下了他们的名字并加盖印章。

    璞鼎查签字结束，舱里舱外的欢呼声此起彼伏，整个英国舰队都在高悬的英国国旗下，呼喊他们的“女王万岁”。在这震耳欲聋的声浪中，璞鼎查邀请已经做完了英国人要求的一切的中国客人到前舱喝酒。或者是为了安慰一下他们恭顺又满脸暮色的客人，海军总司令巴加，举杯提议“为中国皇帝陛下的健康而干杯”。

    一个当时在场的英国军官触景生情，写道：“中国皇帝的高于一切的统治，恐怕是一去不复返了。”然而，这些不留情面的征服者因此为中国带来的，哪里只是一个中国皇帝的不幸！

    《南京条约》是英国侵略者强迫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也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的条约。条约的内容包括割让香港，勒索巨款，其中赔偿鸦片费600万元，商款300万元，军费1200万元，共计2100万元。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英国可派驻领事，协定关税和片面最惠国待遇等等。《南京条约》使中国蒙受了有史以来最大的耻辱，中国人民一直反对这个可耻的不平等条约，并一直为取消不平等条约，收回香港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至此，璞鼎查完成了义律想完成而未能完成的任务，实现了英国殖民主义者侵略中国领土、掠夺中国人民财富的野心。这就是英王为什么选中璞鼎查的原因所在。

    1841年8月，璞鼎查率领英国舰队北上进犯福建、浙江时，担心台湾军民从后面对英军夹击，便分出一部分舰只骚扰台湾，主动牵制。9月30日，英军运输舰“纽布达”号驶入基隆港，炮轰二沙湾炮台。清守军开炮还击，英舰桅杆中弹，狼狈败逃，在慌乱中触礁。侵略军纷纷落水，有的凫水上岸，有的爬上舢板逃窜，被守军当场击毙30多人，俘获133人，缴获大炮十余门，大小炮弹数十颗。清廷闻报大喜，下旨嘉奖守军将领达洪阿、姚莹顶戴花翎，其他有功人员一律赏赐。10月19日，一艘英舰驶到基隆港外，先挂红旗，继挂白旗，派人乘舢板入港，要求赎回被俘英国官兵，基隆守军置之不理。27日，英舰闯入港内，大炮齐发，轰坏炮台石堡和营房数处，台湾守军开炮还击，打死侵略军两名，英舰狼狈逃窜。战后清皇室赏给达洪阿骑都尉世职，赏给姚莹都尉世职。

    1842年3月5日，英舰三艘在大安港外游弋窥探，清守军严行戒备，不出海作战。11日，英国二桅船“安因”号被我渔轮诱入土地公港，触礁搁浅，伏兵趁势发炮攻击，打死侵略军数十名，俘虏五十余名，缴获大炮十余门，鸟枪五杆，腰刀十把。这些武器都是英军在进犯浙江镇海等地时抢去的。战后，清皇室赞称其“大扬国威”，特旨赏封达洪阿太子太保衔，姚莹三品顶戴，其他官兵各有封赏。

    经过三战皆受重创之后，璞鼎查看到，在短期内武力征服台湾守军已属不可能，便不敢再轻犯台湾。于是，英军便勾结一些沿海盗匪，在淡水、鹿港、彰化、嘉义、打鼓、郎峤等地海面继续进行窥探骚扰，以配合英军对我国大陆沿海的军事行动。

    两次大捷俘获英军二百多名，经过兵备道姚莹审问取供后，奏请清廷发落。朝廷立即批复：“据奏称，该逆等罪大恶极，若解省讯办，洋面恐有疏虞，仍请在台正法，所见甚是，着即照议办理。”清皇在另一谕旨中又说：“取供之后，除夷目暂行禁锢候旨办理外，其余各逆夷，与上年所获130余名，均着即正法，以抒积念，而快人心。”当时闽浙总督怡良担心这样处置，会引起英国报复，要求姚莹将这些英俘解省。姚莹断然拒绝说：“夷性畏强欺弱，我擒其人，久而不杀，是明示之弱也。”“两军对仗，势必交锋，非我杀贼，即贼杀我，乃先存思彼报复之念，何以鼓励士气乎！”姚莹按皇上御旨，将139名英军战俘一律处死，只留颠林等英军九名头目和黄舟等汉奸两名暂行禁锢。璞鼎查闻讯，再三提出抗议。

    由于清政府腐败无能，在英国侵略军连续攻陷了厦门、定海、宁波、上海、镇江，进逼南京后，清政府被迫求和，签订了《南京条约》。这个不平等条约第八条规定，释放英军俘虏。英方派船长聂夫前去台湾安平索要俘虏，他得知大多数俘虏都已经处决，便向姚莹提出质问。姚莹理直气壮答复：“你们英国侵犯我国，双方正在交战，那有不杀俘虏之理？你们侵扰江浙沿岸，杀伤我官员，贻害我百姓，皇帝震怒，台湾军民人人愤恨，5日才把俘虏正法，但仍留下头目9人，已属格外开恩。”姚莹义正辞严，聂夫无言可答。

    璞鼎查奸诈多计，针对清廷的昏庸，借机反诬抗英台湾爱国将士，硬说侵略中国领土的英军是避风进港的外国难民，被姚莹等杀害。他一面向福建地方当局提出抗议，一面发表声明，以停止换约，重新开战威胁清廷。当时主持和议的两江总督耆英，闽浙总督怡良等人，害怕和局破裂，一再奏请朝廷将姚莹、达洪阿解京讯办。清皇最初不同意如此做法，认为断断不可，即使实有其事，亦当另作处置。璞鼎查进一步大造声势威逼，扬言要立即驾大轮船亲赴天津。清廷慌作一团，急忙派怡良前往台湾查办。耆英也乘机再奏，指称姚莹贪赏冒功，杀害了“遭风难夷”，皇帝在内外压力下，下旨追问姚莹等爱国将领“欺君冒功之罪”。1843年2月，怡良到台湾传旨。台湾人民对清政府官员甘心媚外，惩办抗英爱国有功将领的卖国行为十分愤慨，纷纷到怡良行营申诉抗辩，群众情绪激昂，几乎引起民变。怡良见局面不好收拾，只得草草结案。姚莹、达洪阿受到革职逮问处分，所有给予基隆、大安两役有功人员的奖赏一律收回。

    耆英在这一事件中，与璞鼎查配合得异常默契。

    耆英是和英国签订《南京条约》的钦差大臣，事后，他在短短两年之间，又曾两度到达香港，自然也和这个不平等条约有关。耆英两次到香港，都是清廷不得已而派他去的。1843年的一次，是为璞鼎查所迫；1845年的一次，则是由于第二任港督戴维斯的压力。

    1842年《南京条约》订立后。璞鼎查回到香港，才吃惊地意识到，这份由他们草拟而认真推敲签定的条约，“实际上只是个草约而不是条约”，许许多多属于他们的东西，还需要具体落实。比如，条约里笼统地提到贸易货物关税，应有“定安则例”，而这个则例，总不能由中国人说了算；条约规定开放五口，贸易通商无碍，可是英商去了，总得有个落脚之处，还得有安全自由的保障，等等。于是他催促尽快缔结更细的条约，以便付诸实施。

    清政府派伊里布来广东与璞鼎查解决善后问题，耆英此时任两江总督。伊里布与耆英，同是《南京条约》议约时的中方代表，道光皇帝派他来解决善后问题，是合情合理的。不料璞鼎查却坚持要清政府派耆英为代表，拒绝接待伊里布。

    道光皇帝对璞鼎查这种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很不满意，坚持派伊里布到广东与璞鼎查办理善后各事，但又怕得罪英国，于是派耆英向璞鼎查解释，璞鼎查根本不听。伊里布受命于1843年1月10日到达广州，约会璞鼎查。直拖至1月20日，璞鼎查答应与他在黄埔河面一艘英国炮舰上会面。但是，伊里布受到无理怠慢和苛求。

    璞鼎查当即提出台湾事件问题，胁迫清廷按他的旨意进行处理。当伊里布提出商谈输税章程问题时，璞鼎查拒不和伊里布商谈，只留下马礼逊、罗伯蚺候议。伊里布也只好委派黄恩彤、咸龄与其谈判。谈判中英方提出，英人要在“香港通市”，如此则“一切稽查偷漏、输纳税银，不是诸费更张。”谈判难以进行下去。

    伊里布是奉命南下议订善后章程，由于璞鼎查拖延刁难，迟迟未能达成协议，无法向皇帝交待，因此忧愤成疾，最后病死于广州。

    伊里布死后，璞鼎查本以为道光皇帝一定派耆英前来，不料道光皇帝仍然要留耆英在江浙，另派他人接任。璞鼎查见接任的不是耆英，异常不满，扬言要北上与耆英谈判一切。道光皇帝见他硬要耆英出来，只好让步，派耆英到广东。

    为什么璞鼎查非要耆英来处理《南京条约》善后事宜，据史料记载，耆英一贯对英使低声下气，不敢有所违拗。

    对于这样一个奴性十足的人，璞鼎查自然认为他是议约的最佳人选。

    耆英于1843年4月16日自江宁出发，6月4日抵达广州。耆英抵广州时，曾有奏章向道光皇帝奏报，再三提到“粤中士民，志存报复”，告广东人民的御状，说他们是“不安定因素”。同时，也可看出当时广州人民的抗英之志不曾稍减。

    当时先由黄恩彤、咸龄与英方马礼逊作初步谈判，马礼逊住在十三行里，与黄恩彤、咸龄起草章程，然后各自向上司请示。这次讨论的是换约问题，即将《南京条约》正式换文。其次是关税问题。英国在中国购买的商品以茶叶为最大宗，而运到中国的则是棉花与鸦片。

    经过18天的反复讨论，终于达成协议。但是，璞鼎查不肯到广州办理正式签字手续，却要耆英去香港办理，于是就有了耆英的香港之行。

    耆英在香港住了4日，住的地方，耆英奏称是“夷楼”，自然是英国人的楼房了。至于究竟是何处，目前无法考证，因为当时即使是璞鼎查也没有正式的官邸，总督府是后期才建成的。

    耆英的第二份奏报中有两句话：“但当计我之利害，不必问彼之是非。”这就是当时耆英与英国人交涉时所持的宗旨。他所说的“不必问彼之是非”，就是不管对方提出的要求是否合理；所谓“当计我之利害”，也等于说只考虑“是否能够接受”罢了。

    其实，璞鼎查硬要耆英来香港，一是便于控制谈判局势；二是借机犒赏签约有功的耆英。据英国人的记载，耆英这次到香港，曾纵情饮乐，并且趁兴唱了一曲满洲小调。璞鼎查还和耆英交换了全家像片，以作纪念。耆英还主动提出收养璞鼎查的儿子为“义子”。耆英给道光皇帝的奏文中说，璞鼎查恳求他带回图像，“以表其神形已追随左右。”

    慷国家之慨，花民众之钱，讨好“夷人”，得一己之利，历代贪官无不如此。不知私底下璞鼎查是否有红包相送？奏折当中，大概难以查到。不然，为什么只有像片的记载。

    1843年7月22日，耆英与璞鼎查在香港订立了《五口通商章程及海关税则》，规定开放中国五口通商，即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及广州。至此，英商人在华拥有的领事裁决权，单方面的最惠国待遇、军舰常驻通商口岸、在口岸租地建房等各项特权都一一被璞鼎查具体化了。对于耆英，璞鼎查可谓“知人善任”。

    璞鼎查抵港以后，在加紧对中国进行军事侵略和掠夺的同时，积极推行在香港的殖民统治，把香港的殖民统治机构逐步建立健全起来。他把港岛划分为海域区、城市区、郊外区，并兴建监狱、政府办公大楼等项设施。据英方资料记载，港英当局首先进行了人口调查，当时岛上居民5650人，其中村民、渔民共为2500人，市场附近的居民为200人，水上居民为2000人，来自九龙的劳工为300人。

    1843年1月4日，港英当局宣布设立香港法庭，法庭的前身是前英国驻华商务监督律劳卑在广州设立的英国驻华司法院，由商务总监督任法官，委派12名在广州的英国侨民为陪审员，所有英国人之间的诉讼及华人与英侨之间的纠纷，都由这个司法院审理，清政府官员不能过问。英国占领香港后，驻华司法院迁到香港，改组成香港法庭。璞鼎查任裁判官，以英国军法审理案件，有权审讯在香港或中国大陆或在中国沿海100哩以内海域犯法的英国人。

    《南京条约》在香港换文以后，1843年6月26日，璞鼎查即在港督府宣誓就任香港第一任总督。宣布“香港为英国殖民地”，受伦敦英国政府殖民地部管辖。璞鼎查同时组成行政委员会和立法委员会，后来改称行政局和立法局，两个委员会各3名议员，全是在香港政府担任领导职务的官守议员，协助他处理行政和立法方面的事务。随后，制定殖民地法律，使香港法律独立化。

    6月27日，璞鼎查又宣布在香港成立治安委员会，协助他维持社会治安。这项制度实际上是照搬英格兰的原有制度。由香港总督选定当地有地位和声望的名流，共同维持社会秩序。治安委员后来在香港被译成“太平绅士”。所谓“太平”，只不过是英国人的“太平”，中国居民并不太平。

    第一批被委任为“太平绅士”的有副商务总监庄士顿，裁判司威廉?坚，助理地方法官禧利，大商人渣甸、马地臣、史徒华等43人。璞鼎查赋予“太平绅士”很大的权力。依照维护治安条例，他们有权制止所谓群众集会谋乱，喝令散去，否则下令拘捕；制止随便入居民屋内搜捕扰乱治安行为；签发搜查票等；依照军火条例，“太平绅士”可签发搜查票搜查军火；依照赌博条例，可签发拘票搜捕赌徒等等。“太平绅士”有官守和非官守两种。非官守的“太平绅士”要经过审核，港英政府认为是忠于大英帝国的臣民才能充任。所以，第一批“太平绅士”中不可能有中国人。

    虽然在义律占领香港时发出的布告中，已经宣布废除各种拷刑，但是为了维护殖民统治制度，港英政府并未实行。从璞鼎查开始，一直到第七任总督坚尼地，实际上仍然对妨碍英国殖民统治制度者公开实施各种拷刑。那时在香港岛上环后边，德辅道尽头有一片空地，称为“大笪地”，也有人称为“十王殿”，原因在于这里是香港政府对犯人公开执行藤笞的地方。鞭子是用煤油浸过的麻绳编扎而成，称为“九尾猫”。以后又改用藤条。犯人受刑时脱光衣服，背上被抽打得皮开肉绽，十分残忍。璞鼎查还采用“以华制华”方针，在华人中选出保甲长，实行内地的保甲制度，利用一些华人协助他维持治安。

    香港既建立了行政、司法机构，又有了英国的军队和警察，还有武装商人加入的治安委员会，加上保甲制度，并实行半军事统治的宵禁等一整套殖民统治制度，这就从政治、法律、军事上，保证了英国人在香港的统治地位。

    以璞鼎查为首的港英政府，还严格划分华洋界线，歧视华人，使香港的很多华人在精神上和肉体上遭受摧残。歧视和压迫华人最为透骨的一项政策，是限制华人的行动自由。璞鼎查于1842年10月4日颁布的宵禁令，就是专门限制和歧视华人的。禁令严格规定，华人晚上11时以后不得夜行。违者准警察即行拘捕，解案究治。

    同时，因为这时香港岛对面九龙尖沙咀尚属清朝管辖，平时船舶往来自由，于是又规定自夜晚9时至翌日晨6时之间，任何船只不许在香港海面航行或驶近香港。香港每天要鸣炮二次报时，一次为早上6时，一次为夜晚9时，于是规定9时鸣炮以后，6时炮未响之前，不许港内船只移动。

    1843年4月26日，位于港岛湾仔春园街的港督府遭洗劫。5月1日，璞鼎查政府借口“治安不靖”，更进一步规定，华人入夜后，至晚上十时前一段时间，如果必须外出，每人须要带油灯或灯笼一个，以资识别；晚上超过十时，华人一律不准夜行。以鸣炮为号，指示宵禁的开始和结束时间。1844年又公布《维护公安条例》，规定中国居民晚上入夜后，要在自己门前悬挂一盏有店名或自己姓名的灯笼，以便警察执行巡逻任务。中国人在晚间规定时间出门，还要有一张通行证，11时以后停止交流，违者要遭到逮捕法办。

    璞鼎查1841年8月11日到港，1844年5月离职，在不到三年时间里，具体实现了英国殖民主义者对中国领土侵吞的愿望以及英国在中国的各项特权。

    港英政府一成立，璞鼎查便开始有计划地修筑道路，首先在太平山脚下，分东西两路开筑皇后大道，开山修道清出的泥土石块投入附近海边，经过平整，又成为“新填土地”。

    早在1841年6月7日，义律为推动香港贸易的发展，宣布香港为自由港，允许商船自由进出香港。6月14日，又将维多利亚湾割出40幅地段，公开拍卖。每幅底价很便宜，只要10英镑，最高价每幅投到165英镑，共售出23幅，全部面积9英亩，投得的英商中，有渣打洋行、颠地洋行、林赛洋行和瑞拿洋行等。按规定投得者只有租用权，并非拥有土地，每年仍需向港英政府缴交地租。港英政府每年可从投地中收地租3032英镑。

    由于璞鼎查行伍出身，只会专制统治，不懂行政管理。对于如何改善香港生活条件、环境卫生条件等，拿不出任何办法，因此不少英国人不适应香港的生活环境，就连英军士兵死亡、逃跑的也日渐增多。据记载“1843年5月至11月之间，瘟疫盛行，驻防英军1526人，染疫身死者达24％，其他外国人约四百人，死亡者占10％。”“驻港海陆军士兵，私逃军役，迭有所见。”来经营的商人也逐渐望而却步。这一时期，香港附近海面上的海盗也很猖獗，所以很多人对香港的前途丧失信心，香港的英商纷纷向伦敦告状，指责总督璞鼎查治港无方。有人甚至干脆就主张放弃香港、经营舟山。他们认为，香港不适合欧洲人士居留，并以当地驻防第98团英军在21个月内，有257人死亡，炮队135人中，前后两年死亡51人为例，指出香港不能成为商业城市。

    直至1845年，对香港的悲观情绪依然笼罩着香港的英国商人和伦敦上层。该年香港31家英商联合上书英国殖民地大臣史丹莱，痛陈开放五口通商后造成香港贸易的衰落。另有英商上书中说，“香港已无商可营，岛上只可供作香港政府及其官员驻节之地，并收容一批身无长物的贫民而已。”就连港府财政司罗拔?马田，也对香港大泼冷水，他说，香港是一个“贫瘠、不卫生、毫无价值的小岛。”“我曾设法寻找其价值所在，但香港其实一无是处。”

    这时的香港，被很多英国人视为畏途，一些英国人听说要派到香港去，无不摇头。出现了“香港，你让我去送死”的流行歌曲，反映了当时英国人对香港的消极看法，也表现了璞鼎查政治、经济方面的无能。

    1844年5月7日，戴维斯抵港，5月8日就职第二任香港总督，并兼任英国驻华公使，直至1848年3月21日，任期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