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押（1858~1945），也译作卢嘉、鲁吉等。英国人，生于印度。毕业于英国皇家军事学院。曾经在印度、阿富汗、非洲等英国殖民地服役，因在侵略殖民战争中有功获封爵士。来香港前，任北尼日利亚专员兼驻军司令。1902年，卢押与伦敦《泰晤士报》经理人员弗洛拉?萧结婚。由于妻子很不适应非洲的气候条件，卢押提出调换新职。正置弥敦离任，英国殖民地部接受了卢押的请求，派他赴香港履职。离港后，赴尼日利亚任高级专员。1945年去世。著作有《我们的东非帝国》、《英属热带非洲的双重委任统治》。

    卢押时期正是中国民族运动高涨时期，香港受孙中山革命活动影响，民众思想也十分活跃。

    卢押任内有几件大事，一是中英经过多次协商，终于达成协议，英国减少在港经营鸦片贸易；二是内地辛亥革命爆发；三是香港大学成立。1907年12月，卢押提出创办香港大学，这是他的前任们从来没做过的事。四是1908年11月香港发生首次排日运动。日本轮船“二辰丸”运载军火到广州，被广州当局查获拘留。日领事提出抗议，要求广州当局鸣炮道歉，广州市民对此极为愤慨。香港报纸报道了有关消息，于是香港中国居民掀起抵制日货运动，并捣毁售卖日货的商店。

    1909年，港督卢押向英政府建议：交还威海卫给中国，而以永远割让新界为交换条件。英国殖民地部同意在适当时候认真考虑。可以看出，新界租期问题，在早期就是港英当局的一块心病。威海是1898年7月1日，经清廷庆亲王奕劻、廖寿恒与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签订“威海卫租借专条”租借给英国的。租期25年。1930年4月18日，中英在南京签订“收回威海卫协定”后收回。

    1910年，九龙水塘建成，储水量3.5亿加仑。其后，增修副塘，储水量1.85亿加仑。

    卢押任职期间，全港人口增至50万人。

    英国既以武力迫使清朝政府俯首听命，签订了《南京条约》，取得香港的管辖权，便将香港视为基地，更加肆无忌惮地向中国输入鸦片，而香港当局也以香港与九龙的华人吸食鸦片为依托，把鸦片经营作为主要的税收来源。1890年港府仅在港九地区收得鸦片牌照银47.76万元，而该年港府总税银为199万多元，鸦片税收占到1／4。其后港府设立专卖局，港九地区领牌照开设烟馆三十余家，零售鸦片处不计其数，政府派有专职人员负责零售鸦片处的事宜。至于俱乐部、酒楼、妓院、银行、米行、保险公司、南北行中，都设有鸦片烟床。至于转移至内地的，就更不用叙述了。

    到了卢押时期，英国人自己关于禁烟产生了一场争论。英国伦敦的禁烟总工会委员希利慈，是一个正直的英国人，他曾对鸦片在中国造成的流弊作了深入的调查，并于1908年在英国议院与下议院提出陈述。他说：我在远东，曾晤见各领事教士，及各朋友，均谓鸦片流毒中国极惨，倘英国不禁止运烟入中国，则英国之罪将历万古而不磨，结果只有印度人独收其利，则中国人独受其害而已。我诚不明其何居心。我道经香港时曾晤见一著名之英商，与之讨论禁烟问题，彼之持论谓，不应将中国人娱情逸乐之事禁绝之。我乃询以假如你本身染有烟瘾，你之子若孙亦复如是，你亦愿为是娱乐否？他答云：如此又当别论。在己受害以为不可，在人受害则又以为可，存心如是，岂得谓平？我深知烟毒之害，不只可以伤身，并且可以亡国，殊不解在远东的英人尚谓无害于中国也。以仁人的用心而论，不必问中国之禁与不禁，我英国亦应先行禁绝。

    虽然英国伦敦禁烟总会委员希利慈在陈述中强调了如不禁烟，便“不只可以丧身，并且可以亡国”的核心问题，同时尖锐指出“英国之罪将历万古而不磨”，表现了他对中国人民由鸦片带来深重灾难的同情。可是，当任总督卜力竟突出了两点不可禁烟的理由：一为如若禁烟，鸦片公司每年将损失“40万元”的利润；一为如若禁烟，政府当局将失去主要的税收。而准许并怂恿鸦片商的公开经营，港府将获得巨额利益。

    主张禁烟的主流派，出发点是人道主义，坚持不禁烟的反对派，动机却是“税饷”与“财力”。这样鲜明的对照，禁烟的主张理应得到热烈的拥护，不禁烟的意见应当遭受激烈的抨击。可是，连声名显赫的太平绅士如何启、冯华川与刘铸伯等华人，都加入到英国人不禁烟的行列里，更何况英国人呢！

    巴图所著《别了，港督》一书有如下记载，就是否禁烟一事，《南华早报》曾列出八个问题，征求香港市民的意见，请看华人冯华川、刘铸伯是如何回答报纸问卷的。

    （一）禁烟有益于港人之品行否？（冯：是。刘：是。）

    （二）禁后能防止港人之吸食否？（冯：否。刘：日后可望减少。）

    （三）承办烟饷者应否弥补其损失？（冯：不答。刘：是。）

    （四）对于香港财政有伤害否？（冯：是。刘：是。）

    （五）如以上各问题均是，应以何法弥补饷源？（冯：应征烟土等饷弥补。刘：减军饷及加税。）

    （六）港中商务有变迁否？（冯：否。刘：否。）

    （七）中国政府禁烟，人信之否？（冯：是。刘：中央政府而论，乃出自热心。）

    （八）别有意见发表否？（冯：封闭烟馆有益。刘：如禁烟后，每年少收税饷，又须弥补烟商之损失，其数非少。若果加税以补之，则目下加税，必非众人所愿。）

    在禁不禁烟的关键问题上，两位名流或者完全站到了英国反禁烟派一边，或者态度暧昧不清，模棱两可。

    由于英商的一致极力反对禁烟，华人太平绅士也表示支持，香港商务局于1908年5月16日举行会议，决议反对禁烟。香港总督卢押将下述内容转达英国政府：香港公众意见，不赞成立即禁绝，以贬损香港之权利，但若果假以时日，逐渐推行，则为众人所赞许也。

    这个决议在5月29日的定例局会议上，获得议员士刁活的狂热支持，华人太平绅士何启也立即附和。

    但是，与此同时，英国下院通过决议，要求卢押采取步骤，迅速废除香港等地实行的鸦片烟馆持照营业的制度。在殖民地部大臣的督促下，1909年卢押才明令禁止向禁止入口烟膏的国家出口烟膏，并将年煮烟的限额由1200箱降至900箱。

    香港大学筹办一波三折

    1907年7月28日，卢押到任。12月，到圣士提反中学主持颁奖礼，他致词时说：香港已经成为一个大城市，但尚欠缺一间大学，实属美中不足。希望热心教育的人士，致力创办一间大学，为社会培育人才，建设香港。他认为，香港已经具备了建大学的条件。

    据元邦建所著《香港史略》介绍，英国占领香港以后，由于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主要活动中心，限于商业交易，对于教育事业的发展并不关心，所以有人称港英政府是“商业政府”。香港最早的一间英文书院是1843年从马六甲迁过来的，这所英华书院，由英国教会人士主办。同年，另一所教会学校圣保罗书院在港岛中环开办。香港真正有一所官办学院是1889年创立的中央书院，后来改名为皇仁书院。香港还有一所学校是中国人于1843年办的九龙义学。到了1866年，全港只有16所学校，学生人数1870人，而且全是英文学校。后来，陆续又兴办了一些中小学校。1891年，华商刘伯铸觉得华人占绝大多数的香港，只有英文学校而没有中文学校，“实属不当”。便发起开设中文学校——育才书社。以教中文为主，英文其次。1906年，在弥敦任总督时曾举办过一所工程技术人员训练班，翌年改为香港工学院。

    卢押上任前的十年，即从1896年到1906年整整10年，教育处于衰退和停顿状态，学校不但没增加，反而减少了。1896年全港也只有学校120间，学生7301人。到1906年，学校只剩下85间，在这种情况下，卢押提出创办大学，是难能可贵的。

    卢押创办香港大学的建议，英商么地首先表示支持，愿捐助15万元作为建设大学经费，另捐3万元作为大学基金。这是第一位响应卢押创办大学的英国商人。

    卢押估计，创建一间大学需要一百万元作为基金，另外还要建筑、设备费用，政府只可拨给土地，款项无法支付。所以，1908年3月18日，卢押邀请全港富商开会。即席组成一个筹款委员会，研究建校的全部计划及开支。会上，选出筹备委员8人，主席一人，共9人。主席由遮打勋爵担任，委员计有：律师兼医生何启（华人），总医官爱建臣，工务司翟咸，状师普乐，皇仁中学监督胡礼，医生谭臣，西方商人端纳和保利氏。

    香港大学筹备委员会经过半年的工作，于9月25日完成一份与卢押观点相反的报告书，呈给卢押审阅。报告书说，全体委员认为，建立香港大学的条件尚不成熟，因为要建一所综合大学经费庞大，无法筹集。

    根据该报告书所提出的经费预算，即使香港大学只设医科和工科，基金也要100万英镑才能维持，购置校内用具也需要1万英镑，而建筑费用尚未计算在内。

    在大学兴建计划告吹之际，何启提议，香港大学如果设有中文科目，海外华侨及国内绅商和香港华人都会全力支持，经费是不必忧虑的。

    根据何启的意见，卢押提出，将华人西医学堂与工业学校合并起来，就可成立一间大学。因为华人西医学堂和工业学校都有正常经费，开支问题便可解决。么地氏捐出18万元，再加上其他捐款，就可兴建校舍。以后慢慢再增设其他学科，一间具有规模的大学就可以逐渐成形了。

    卢押命筹备委员会催收捐款，准备先建小规模的校舍。但是，原来答应捐款的英商么地氏称，筹委会曾经宣布，筹款达到11万英镑时，才可收集捐款。现在所筹得的捐款，距离11万英镑尚远，他有理由把捐款延期交付。

    卢押本来打算收到么地氏的捐款后，先兴建两座普通校舍，大学就可以开课，既然么地氏不肯依期付款，那么，建校的款项只有重新筹措了。

    卢押邀请中西商界人士参加募款委员会，发动华人捐款开办香港大学。答应文科、理科、医科和工科全设。参加募款委员会的华人，计有何启、刘铸伯、吴履卿和郑卓楷等。吴履卿和郑卓楷都是捐款支持西医学堂的慈善家，这次又表示支持香港大学开办。不到半年，就募得款项近128万元。各地华侨听说香港大学设有中文科，可供华侨子弟入学就读，纷纷寄款捐助，对于香港大学的兴建立了大功。

    么地原以为自己捐出的18万元是最大的一笔捐款，后来他获知捐款最多的却是两广总督张人骏的20万元。么地不甘示弱，增加捐款至28万元，保持捐款首席。

    团体方面，捐款最多的是太古洋行，捐出了四万英镑。所有捐款都于1909年12月13日缴交。

    1910年3月16日，香港大学在港岛般含道校址举行建校奠基礼，由卢押亲自主持，并自任校长。

    1912年3月11日，香港大学正式成立。最初开办医科、文科、理科和工科等四个学院。当时工学院学生有31人，医学院学生21人，文学院学生20人。全校只有72名学生。

    香港大学兴建时，各方面捐款源源而来，截至开幕日，共收到捐款147.7万元。

    香港大学创立初期，以英国曼彻斯特、列兹、利物浦、伯明翰等地的新城市大学作模式，制定法例，法例规定设置管理部门，有校董职员会成员41人，评议会成员17人，校务委员会成员则有副校长、助理副校长、教授、全职讲师及教育司。英语为教学语言。

    当时攻读的中国学生每年交学费43元，远较去英国攻读的二百英镑学费便宜。

    为了纪念卢押为香港大学的创办作出的贡献，香港建成一条环绕太平山的道路，命名为卢押道。该道环山向西的一面，全属峭壁，只好建立一条栈道，成为香港八景之一，名曰“天桥雾锁”。香港大学教学楼“卢嘉楼”、宿舍中的“卢嘉舍”都是用他的名字命名。

    卢押任内，香港经济比较活跃，华人企业迅速发展。华人企业在港主要是经营商业贸易和发展工业。香港的织染业一直为华人所垄断，直到现在，华资在这个行业中仍然占主要地位。1908年利民兴国织袜厂在港创办。1911年绍兴织造厂创立。1914年又有大兴织造厂创建。在食品饮料方面，1906年设立的安乐汽水厂。1908年的林宏隆玻璃厂。这些中国人经营的工厂企业，规模虽然不大，资金也不是太多，但对于活跃香港市场，推动香港经济的发展，却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gfgfhgfhfghfghfg

    这一时期香港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原因很多，但是，卢押的前几任通过战争，强逼清政府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把新界划入香港，是一个最基本的原因。新界的名称，是指英国人新租借的领土，包括大屿山等二百多个岛屿，面积约975.1平方公里，农田约四万五千亩，占新安县全县面积2/3，与南九龙连成一片，甚为可观。这片宽广的土地，为香港经济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充分的人力资源。新界原为农业区，这就有了为香港市民提供一定数量的农副产品的基地。

    第十三任总督弥敦认为，新界是香港的理想工业地带。1907年，他卸任前在立法局郑重告诉香港市民：香港的前途将系于新界工业的发展。弥敦确实很有远见，经过八十年的发展，新界已经出现了很多新的卫星城镇，香港不少工厂设在新界。

    这一时期经济的发展，还由于中国内地一批资金、劳动力的流入。这时，中国内地民主革命运动蓬勃发展。1911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运动爆发，在全国范围内冲击着各个角落和各个领域，不久，广东陷入军阀混战与割据的混乱局面，一批前清遗老，携带家产和亲眷逃到香港，也有一些工商人士出于寻找一个安定的经营环境，携资带员流入香港，为香港的经济发展注入了资金和技术力量。这一时期还有一批从北美、澳洲、南洋一带归国的华侨，在香港停留定居。他们带来了资金、设备和管理经验，也为香港经济的繁荣发展增加了动力。

    卢押上任的第二年，1908年9月，在香港的报纸上，围绕种族歧视的问题，发生了一场激烈的辩论。当时有两个美国人写信给英文报纸《南华早报》。信件的大意说，香港政府治理地方办法不恰当，公共场所充满不洁净的华人，西方人欲避之不可得。应当在电车及公园等公共场所，另设西方人座位，以分别中西界限，并可避免与不洁华人接近。《南华早报》发表了这封恶意的信函。

    本来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香港，种族歧视已经十分严重，香港的中国人在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都受到不公平的待遇。

    此信刊登后，全港中国人为之哗然，认为这是鼓吹种族歧视的谬论。一位名叫李惠霖的华商致函《南华早报》，痛斥美国人的荒谬言论。他的信函说：“贵报十九、二十两日所登美人之投函，立论荒谬已极，不得不辞而辟之。近日有一种外国人，初到中国未久，即忘其本来天良，奇想百出，自高自傲。当其未离祖国前，家中一切杂务，如刷鞋、扫地、洗涤碗碟等工作，多自料理，不以此为贱役而不肯为。来到中国后，不及数月，则气象顿更，妄自尊大。余料投函贵报之美人殆其类矣。此二君者，竟忘其在中国毫无所益。此等西人，华人皆欲速去。请问此二君，假如尽屏华人于香港之外，二君能挽回香港之地位否？盖香港繁荣多赖华人之力也。彼若憎恶华人欲避之而不能，何不另图他处以避之。本港建设进款多征之于华人。此二君倡议禁华人入公园，划分中西界限，直无异将华人自行出资购来的权益而剥夺之耳。吾忠告二君慎之，毋再为此谬言也。再者，前者毁谤华人者，华人虽鄙之而缄默不言。近日中国民智日开，有毁之者必不容已也。”

    李惠霖的信函发表以后，有一个署名苏格兰人的，写信在该报诡辩说：“阅李惠霖复函，语近闪烁。查自开辟香港以来，至有今日者，皆英人之功也。吾是指全国人而言，非指个人而言。吾请李君直接答覆，不可支吾其词。英国商人开辟香港之功何等伟大，英国海陆军对于香港，其功之高又若何；英人输纳之赋税，香港防备之费多半赖之，功又若何，李君之函，以英国因运鸦片入中国战胜而得香港，引以为耻，然而非此之战，香港何得为英属乎？因鸦片与中国决战之事，以为可耻者，只英国国内一部分之人而已。”

    苏格兰人的信件发表以后，李惠霖很快复函驳斥，信函说：“苏格兰人之信，殊欠情理。盖吾人各有意见，各可抒发自己意见。不能强人意见如是，他人未必如是，况亦与现在所研究之中西界限，问题相离太远。苏格兰人之意见虽如此，我华人之意见，未必为其所移也。伊欲分清英人之功若何？华人之功若何，此可听之，吾人应置不理。华人的金钱为英人取去者，已不知多少矣，苏格兰人其亦思之乎？不有华人的工商及华人的资财，则英国商务又何能若是其发达。”

    李惠霖信件中所阐述的观点，反映了占香港绝大多数中国居民反对种族歧视、维护民族尊严的心声。明确“太平绅士”职责

    有人称，“太平绅士”是英国侵占香港后出现的土特产。该名词由英文JusticE oF thE pEacE翻译而来，是治安官或治安委员的意思。1843年，英国驻华全权代表兼香港总督璞鼎查组织了治安委员会，任命了第一批治安委员。当时翻译把治安委员译为“太平绅士”，这种译法就一直沿用了下来。

    香港最高的山峰叫香炉峰。一百多年前，“海盗”张保仔带领人马住在山上，在山下设立东西营盘，利用山峰作瞭望台，海上有商船经过时，就扯起旗号通知山下营寨，出动船只去截拦，所以香港人也把香炉峰叫做扯旗山。英国人占领香港后，仍然利用山峰作为扯旗指示船只进出港口，扯旗山名字继续沿用。但是，香港人多半称扯旗山为“太平山”，大概翻译受山名影响，把治安委员译做太平绅士。一百多年来，香港从未有过太平，叫作太平山，只是山下居民的一个祈望。

    早年的太平绅士，是由港府英国官员兼任，称为官守太平绅士；由英国商人担任的太平绅士，称为非官守太平绅士。在非官守太平绅士中不少竟是武装走私的鸦片商。开埠之初太平绅士的职责，表面上是管束在香港及中国其他地方的英国侨民。那时鸦片战争刚刚结束，在香港及内地，中国人民反抗英国侵略者的活动不断发生。太平绅士的职责实际上是协助英军及警察维持殖民统治秩序，镇压人民的反抗斗争。

    早年的太平绅士对香港政治有一定影响。最初立法局的非官守议员就是由太平绅士提名推荐的。到19世纪下半叶，太平绅士除了维持殖民统治秩序，还参与许多行政事务。

    第九任港督宝云于1886年颁布的《维持治安条例》中，赋予太平绅士极大的权力。条例宣称在发生扰乱治安的事件时，太平绅士有权命令在场及当地其他人协助维持秩序或拘捕扰乱者。拒绝协助者，要受一定程序审判处分，课五十元以下罚金或三个月以内监禁，而且，无论有无搜查证，太平绅士都有权自由进入民宅搜查嫌疑犯。

    到了卢押在任期间，1908年2月发生了“二辰丸案”。一名姓柯的商人购买日本军械，用日本轮船“二辰丸”运抵澳门海面，被清军舰只缉获。日本人对清军扣船事件提出抗议，两广总督张人骏惧怕日本人，竟赔偿其所谓损失，并鸣炮谢罪。上海两广同乡会、政闻社等团体致电广东表示反对，并发起抵制日货运动。香港同胞积极响应，组织了“振兴国货会”，大力抵制日货。凡出售日货的商人都受到了群众制裁。出售日货的商店，橱窗被石块击毁，囤集的日货被搜出焚烧，有的店主与店员甚至受到割耳惩治。爱国同胞还组织了“敢死会”等组织。西环海旁有两座货仓，存放着大量日货。“敢死会”将货仓包围，准备冲到里面将货仓捣毁。正在这时港府竟派出大队警察赶到现场镇压群众，开枪打伤数人。香港总督卢押甚至调动陆军进入市区协助警察镇压爱国民众。但是，爱国同胞群情激愤，“敢死会”依然四出活动。日本领事不断找港英当局交涉，要求有效地镇压。根据日本人的无理要求，总督卢押依照1886年《维持治安条例》的有关规定，进一步明确太平绅士的职责，颁布了以下限制中国人抵制日货行动的规定：

    （一）凡本港太平绅士见有扰乱之事出现，可饬令附近之人协同平乱，拘拿犯人，以保治安，倘无故而不允助力者，监禁三月。

    （二）太平绅士见有聚众扰乱之事须先晓以禁例，着其即行解散，不听则拘之于禁，监禁三月。

    （三）除日用手作器具外，凡一切军械刀剑等类均不准携带收藏，倘有违犯者，监禁六月。

    （四）滋扰治安携藏军械之人除处以别种刑罚之外，兼可判以鞭笞之刑。

    （五）太平绅士可以自己或饬令差役人等入屋拘捕嫌疑滋事之人，并搜查军械。

    （六）倘有联同罢市或禁吓铺户贸易阻碍搬运货物，或阻人购买货物，则拘控罚银五十元，或监禁三月，或监禁罚款兼行。

    （七）倘缉捕查出犯例扰乱治安之人，报由督宪会同议政局不分其曾否入英籍，将其递解出境。

    根据这些规定，太平绅士完全站到了香港居民的敌对面去了。后来，在香港大罢工期间，太平绅士曾再次站在广大中国爱国居民的对立面，承担过检查邮电、报纸新闻等事务。不过到了后来，由于警力增强，“太平绅士”这个称号与“太平”（维持治安）二字已经没有什么联系，仅仅是港英当局赐予的一种荣誉头衔罢了。

    限制辛亥革命在港影响

    经过孙中山多次武装起义和思想酝酿准备工作，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各省纷纷响应，先后宣布独立。清政府迅速解体。迅猛发展的革命形势，在香港华人中也引起强烈反响，多数香港华人都同情和支持辛亥革命。据当时香港《德臣西报》的消息，每100个香港华人中，有99个对革命运动表示同情，“75%是狂热的、不顾一切的同情者”。

    11月9日，广东宣布共和独立，香港许多知名人士参加了广东军政府的领导工作。新政府刚刚成立，面临财政困难，香港华商踊跃捐款支持。广东政府财政司长李煜堂到港筹借资金，很快筹借资金近百万元。

    11月12日，香港华人关闭店铺停业举行庆祝活动，据报载，这次庆祝活动，光燃放鞭炮即花费10万港元。港人由清政府的被推翻和革命的发展而激起的狂热情绪，可以想见。

    对于辛亥革命运动的发展，港府十分不安。面对香港广大民众对革命运动的同情和支持，总督卢押既不得不做出某些让步，表示理解民众的情绪，又对革命形势的发展极度恐惧，因此，采取种种措施加以控制，防止中国内地革命运动的发展危及到英国对香港的殖民统治。

    港督卢押对辛亥革命及香港华人的表现所持的态度，余绳武、刘蜀永先生主编的《20世纪的香港》一书有如下记述：

    11月6日，香港华人为武昌起义成功举行庆祝活动时，卢押即派出一支特别的警察巡逻队在各个街道巡视，防止骚乱。他本人整个晚上守候在电话机旁，与警察保持联系。卢押准备，一旦发生骚乱，立即派巡逻队前去制止。

    当卢押获悉香港华人准备举行活动庆祝广东宣告共和时，于11月11日将立法局的两名华人议员何启和韦玉请到督宪府询问。韦玉解释说：在香港，人们的感情很容易倾向共和派一边，不可能制止举行活动，而且这种活动仅限于燃放鞭炮两小时和关闭店铺。卢押当即表示反对举行任何活动。他指出：不能正式承认共和国，其地位尚不稳定。同时，猜想北京易帜而自发举行活动是可以原谅的，当局可以视而不见，但对违反法律的事情，不能再次视而不见。经过何启和韦玉反复解释，港督最终决定，命令华民政务司就庆祝活动一事发布通知，允许11月12日中午12时至下午2时燃放鞭炮，以庆祝广州避免了流血。

    香港政府对香港华人与广东军政府的紧密联系充满猜忌和不满。获悉香港华人组织一个旨在恢复贸易的委员会的消息后，港督卢押借机于11月19日召集香港华人领袖在督宪府开会，表明港府对与辛亥革命有关的种种问题之态度。

    卢押表示，他注意到大多数负责和处于领导地位的华人同情革命运动，他们完全有权这样做。如果他们认为这场运动有利于他们的国家和种族，他们同情它是正确的。卢押表示，他并不敌视这场运动，但是在这个英国殖民地，政府的态度不容易忽视。华人领袖应事前将他们拟采取的行动通知港督，看是否超越了界限。

    卢押说，他听说过去数天成立了两个与广东事务有关的委员会，由于其目标为重建贸易联系和结束过去数周灾难性的萧条，他完全支持这些组织。但卢押又说，它们关心的是纯粹的中国政治事务，目的是促进革命，它们不应该在香港落户。这种委员会的会议应该在广州举行，打算出席这些委员会的中国臣民应该在那里去做。

    卢押还说，一个英国殖民地应该与英国政府保持一致。只要与英国订有条约的清政府仍在北京行使权力，而一个未被承认的新政府又已建立，就会使英国政府处于困难的地位。如果有人提出在香港人们公开支持革命党是真的，不仅北京现存的政府会抱怨，日本、德国等列强也会有理由抱怨，而且强烈要求将此事作为在目前的冲突中支持一方的理由，甚至会偏袒清帝国政府而反对新党。

    卢押强调说，他说的这些适用于以任何方式与香港政府有联系的任何华人，特别是立法局的华人议员。

    卢押还强调，不应该允许放置标语，也不应该允许广州政府派遣正式代表来，或公开认捐支持革命。

    武昌起义爆发后，孙中山拟经香港回国，要求英国政府撤消对他的驱逐令。卢押在与何启等华人领袖会晤中谈到此事时说，我刚刚收到朱尔典爵士的电报说，孙中山要求撤消禁止他在香港登陆的命令。我不反对这样做，但条件是，他不在这里定居，亦不在这里进行革命宣传，因为他可以在广州做这些事情。

    1912年7月4日，梅含理抵港，就任第十五任香港总督。任职后期，患心脏病，1918年初由妻子陪同，去加拿大温哥华休养，不料病情恶化，1919年1月27日电请提前退休，被批准，由辅政司史云署理总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