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二:相濡以沫五十年

类别:文学名著 作者:金易沈义玲 本章:附二:相濡以沫五十年

    附二:相濡以沫五十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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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忆和金易在一起的日子

    沈义羚

    一、在北京大学

    1939年,我从女一中毕业,考进北京大学文学院中文系,我认识了金易。他学名王锡,河北玉田人。当时班里有不少是冀东一带的人:刘曜昕是丰润县人,徐守忠、苗贞华是武清县人,仇焕香是顺义县人……听说他们曾结拜为义兄弟,人称“北大七子”。后来他们还组织了“诗词研究会”,会员扩大到半个班的同学,也有女生参加。

    我记得当时搞过一些活动,如参观故宫博物院,到储秀宫看为西太后六十寿辰写的《万寿无疆赋》,有陆润庠写的,还有……据说慈禧并不满意。还访问过研究的专家学者俞平伯。那天不巧俞先生因事外出,我们却有幸见到了俞平伯的父亲——翰林俞陛云老先生。俞老身材不高,微胖,头大,说话十分客气有礼貌,一句一个“小儿平伯”,令我们这帮大孩子忍俊不禁,竟大笑了起来。

    我们还走访了沦落在民间的一位老宫女。她住在景山东街里的中老胡同,离北大宿舍很近,是工友老李给介绍的。他和老宫女住一个院,是街坊。我清楚地记得访问时间是霜降前后,地上已见冰碴,她屋子里生了炉子。屋子不大也就10来米,是间西房,有些老式旧家具:南墙是个黑漆大躺箱,想必是当年为西太后赠她嫁妆而置买的;北墙是一对双层壁柜,什件(铜活)擦得锃亮;一张榆木擦漆的八仙桌,两把靠背椅;条案上是座钟掸瓶、帽镜、帽筒……一个典型的老北京人之家。她给我们沏了一壶茶,是我们带去的高碎(茶叶末儿)。老宫女有50来岁,面孔似黄白镜子,头发开始花白,穿青布裤子、蓝布褂子,脚上已穿上青绒毛窝(骆驼鞍棉鞋),给人一种很干净利落的感觉。她说话慢条斯理,不高声,不抢话,耷拉着眼皮,不直视人,带着青年时在皇宫里训练出来的习惯。她简单地告诉我们,她能看见的,如早起上朝前她伺候一袋烟,她怎么点烟,还比划了姿势;一日三餐的排场,她只是远远地看见,因为由太监伺候;夜晚睡觉如何设防,轮到她值勤时就躺在西太后的脚底下的地上;宫里没厕所,太后怎样接溲(大小便)。“传官房”就是拿便盆,便盆什么样,里面放檀香木的末以防臭味,便盆由小太监顶来顶去……

    很快一个多时辰过去了,工友老李向我们使眼色,意思是该散了。我们很满意,因为我们知道了一些书本上没有的、官方文献所没有记录的东西。她是她所经历的那个年代、那段历史难得的见证人。这就是我们初识老宫女的也是北大生活印象之一。

    二、毕业即失业

    在北京大学四年的求学时间里,我和锡常常在北大图书馆(北大红楼北侧)里看书、翻阅资料、择录要点,为撰写论文作准备。这个图书馆渐渐成了我们俩感情接近的地方,直到大学毕业前夕我们结婚。我们有共同的爱好,共同的语言,我们是幸福的。

    但是在解放前,两个大学毕业生都很难找到工作,毕业即失业。我们到处奔走,托遍亲朋,然而谈何容易。教书的脱掉长衫去拉洋车(人力车)、卖烟卷;行人手提什物被叫花子抢走,根本不是什么新鲜事。

    我们怎么办?读书人爱书如命。我们只有一些书,忍痛割爱,卖书!先卖夫妻俩各有一部的史记、说文、鲁讯全集(单行本),卖一套,留一套。当卖郑振铎的插图本文学史时,何等令人心酸!书卖了不少,不能再卖了。又卖结婚戒指,怕母亲伤心,就偷偷换个包金的戴上。还卖什么?卖结婚时亲朋所赠的礼品,艺术台灯、玻璃砖大花瓶,再往后真没什么可卖的了,竟把能装4斤日本清酒的大洋瓶子卖了,一个4毛钱,换点切面以糊口。这是我们结婚后遭遇的第一个贫困苦难高峰。

    三、日本广岛之行

    就在这最困难的时刻,北京大学当时的校长钱稻荪先生举荐王锡,以北大高材生的名义赴日本广岛文理科大学任教。当时我们想,东渡扶桑也许是条求生之路呢!然而我们错了。广岛之行给我们后半生播下了万颗不幸的种子!那时日本军国主义对外侵略,男人出征,遍地寡妇,人们的生活是百分之百的“配给”。我们在广岛的日子里,没看见过什么食品、日用品,商店都上着板,不营业,没东西可卖,市面萧条极了。我们的长子因严重缺乏营养而致残,造成我们终生的遗憾。当时我们心中默默地想:回国吧!离开这“荒凉”与“贫瘠”的土地!离开这个“女人国”,离开这个后来遭受灭顶之灾的不祥之地——广岛。

    母亲的一纸加急电报“母病速归”,救了我们一家三口。当美帝国主义向日本广岛、长崎投掷原子弹的消息震惊世界时,我们已平安地回到祖国,回到了家乡北京。我们幸免于难,母亲旋也病愈。

    40年后的1984年,就在中日邦交正常化12周年到来之际,受当时我们党的总书记胡耀邦同志的邀请,有3000名日本青年朋友来中国访问,到北京欢聚。其中日本广岛文理科大学的数名学生还被请到我家做客。当时欢声笑语的情形,至今记忆犹新。在纪念世界反法西斯胜利40年之际,锡写了《忆广岛》一文,登在报刊上,作为对这一段历史的回顾和见证。

    四、困居济南

    正当我们从海外回到北京,锡赋闲在家时,不久,接到一纸新聘书,赴济南银行调查室工作。喜的是生活有了着落,悲的是火车于路上被炸,在惊吓与饥饿中,好不容易才辗转到济南。

    附二:相濡以沫五十年(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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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泉城是美丽的,大明湖、趵突泉都是旅游胜地,可是我们的心情却太恶劣了。我们的二儿子发烧却不能及时到医院打针治疗,因为日本统治下的济南灯火管制,夜晚戒严。等到了天亮,已失去抢救之机,孩子夭折于济南了,才8个月。

    我们千里迢迢奔赴济南的目的是为了生计,当时的联合准备银行在济南建调查室,但锡还没有到任,该单位就停办关闭了。靠一点微薄的遣散费,我们过着困窘的日子,连电灯都被掐了,点蜡烛。想回北京路不通,竟在济南困居了7个月。最后不得不把大半个家的用品、衣物等全扔在济南,我们只身回北京。但毕竟回来了。济南之行是不幸的,是悲惨的,不但丢了东西,而且失去了骨肉,锡还带回来一身病。

    五、做肾摘除手术

    大约在1947年,锡由恩师举荐,到北京二中去教课。他带病上班,坚持到解放,终于躺倒了。1950年他做了肾摘除手术,刀口一尺二长,是大手术,医疗费用不少,他有幸享受到公费医疗的补助。术后,他一天天地好起来,从打点滴,吃流食、半流,到终于能吃正常饭了。出院时吴大夫跟他说:“恢复得很好,也很快。摘除一个肾脏没大关系,我也是一个肾。别人能活70,你也能活70。”充满乐观的吴大夫影响了病人。在锡的后半生中,他每每想起医生的话语,他总是高高兴兴,欢欢喜喜,说说笑笑的。

    六、老宫女来到我们家

    锡出院后还须一段调养期,可这时我已经到北京二十五中(当时还是私立育英中学呢)去教课兼班主任,工作相当忙,只好请了帮工。可那时刚解放,“佣工是剥削”,也没处找哇!此时我们的同学好友刘君说:“我给你们出个主意吧,把老宫女请来,那可是个好心眼的老人,就不知她肯不肯来。”说到老宫女,我们是有旧情的,我们在上大学时曾访问过她,听她讲清宫轶事。可那位老太太(人们称她大姑)是个干净利落人,手中还有些积蓄,她肯来吗?刘君说,今非昔比,她的日子已经不好过了。当年西太后赠给她的东西,早已当卖一空。刘太监不但好吃、好喝,还好抽(鸦片烟)、好赌。刘太监死后,剩她孤身一人,还被匪盗劫抢过,已濒临绝境。

    刘君是个热心人,居然把老宫女给我们请来了。我们尊她为长辈,称她何大妈,让孩子叫她何奶奶,从此我们和老宫女有了一段亲密接触的时间。她抽空把宫里的所见所闻、亲身经历,详详细细地说给我们听,其中不乏众多难得的史料。老宫女何大妈直到锡完全恢复健康,上班了,孩子也上了小学才离开我们家。当时我们一再挽留她,并要为她养老送终,但她摇摇头,说要去恩济庄看老刘。恩济庄是埋太监的地方。我们和老宫女的一段情缘就这样结束了,但是她这个人和她讲过的皇宫里的故事,却长久地留在我们心中。

    七、在北京二中

    大约1947年,锡到北京二中教课。二中是著名老校,历来文理兼重,尤以文科享誉社会,作家辈出。二中出身的作家人数多、影响大、式样广。如乡土文学作家刘绍棠(已故)、大墙文学作家从维熙、京味文学作家韩少华、儿童文学作家尹世霖等,早已享誉全国,作品被译成多国文字,并获奖,名扬海外。锡有幸或说有缘,和青少年时的名人邂逅。从维熙说,王锡先生是我“48年前的老师”;韩少华忆起在二中上学时,王老师给他的作文《秋窗梦》得甲的情景;刘绍棠说,王先生虽然没教过我,但我也曾向他请教过;那位毕业于清华大学,今已成为著名红学家的杨乃济,每想起当年就读于北京二中听王锡老师讲韩愈《祭十二郎文》时生动形象的教态,还念念不忘,记忆犹新;现代文学馆的常务副馆长舒乙,也是二中出身,王锡曾当过他的班主任。中学生时的舒乙是班干部,到过演乐胡同我们家,问功课或谈班上的工作……几十年过去了,锡在北京二中任教仅只数年,却给不少人留下深刻而难忘的印象。

    八、兰州之行

    20世纪50年代前期,锡离开了北京二中,到兰州西北师范学院去教课,也是恩师的举荐。音韵学家赵荫棠先生曾慨叹:“王锡如果评不上教授级职称,誓无天理!”这是何等的爱戴、赏识和器重!然而他辜负了恩师的企望,五脏不全的锡很难适应西北的气候、生活环境,尤其医疗条件等都比较滞后。他病病歪歪地回到北京。记得那是个寒冬的夜晚,他风尘仆仆地从西北归来,进门第一句话就是:“我回来了,我再也不出门了。”(指到外省外地工作)他脸上满布灰尘、冰碴,眼里溢出冷泪水。他老了,他提前老了,其实那时还不到“知天命”之年。自兰州归来,他再也没出远门,再也没离开北京,再也没离开家,直到退休,直到辞世。

    在晚年,锡曾经非常坦诚地说:假如我们没有结婚,假如我没和你结婚,也就是假如我没遇到你,我不会活到古稀之年,顶多活三十几岁,像我爸爸一样,早早听蛐蛐叫唤去了。的确,志同道合,有共同爱好,有共同追求,有共同语言是精神生活的基础;物质呵护又是不可须臾废离的必要条件。锡的一生是穷困的一生,是和疾病斗争的一生,又是在政治运动的漩涡中翻滚挣扎的一生。是什么动力使他战胜种种不幸和困难,而顽强地活到76岁高龄?

    附二:相濡以沫五十年(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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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锡有一个温馨的家:我们育有二子二女,四个孩子在阳光下成长。虽然生活并不富裕,靠薪金度日,却也其乐融融。四个孩子四条红领巾、四名共产党员……

    到毕业分配,小女儿首先报名到黑龙江的生产建设兵团,一干10年,是劳动模范。老二、老三进工厂,很快被评为厂先进、局先进,把奖状拿回家来。我们的老大虽是残疾人,但他残而不废。他搞技术革新,有发明创造,提高效率几倍,曾连续被评为北京市的劳动模范。他和当时的北京市市长、国家总理握手合影的照片,曾悬挂在劳动人民文化宫里,报刊上也屡次刊登他的先进事迹。此时我也两届被选为北京市东城区的人民代表,光荣地出席了“北京市文教卫生系统先进工作者大会”(也称“群英会”)。不久我们家被评为“全国五好家庭”。

    锡就生活在这样美好的环境里。

    九、从事成人教育

    在北京,锡转入了另一教育领地。他到煤炭工业部、第一机械工业部五四七厂的业余学校教工人、教干部,提高文化水平。每天早晨骑自行车去北郊上班。他勤勤恳恳,向工人学习,颇得好评,他曾获得部局级“先进工作者”称号。只可惜光荣的时刻太短暂了。反右斗争开始了,只因他诤言教育现状,加以出身问题,又去过日本,竟在运动后期,他王锡的名字被填入右派名单里了。他被遣送到北京西郊石景山吴家村北京重型电机厂劳动改造,参加建厂劳动,很艰苦,劳动量很大。但他不怕累,不畏苦,还广泛接触工人、干部。如市劳模王维刚,工人出身的对联专家常治国等人,都成了他密切过从的好友。他渐渐被厂里发现:王锡很有学问,是个人物,要发挥这个摘帽右派的作用(他是最早摘掉右派帽子的人之一),让他到厂教育科来工作,辅导大专班学员,学习毛主席诗词。孰料此举竟轰动了7000人的大厂,从书记、厂长,到车间主任,纷纷来听王锡老师讲课。教室小,就搬到大礼堂上课,而后来的人仍然没有座位,只好站在门外,蹲在窗台上听讲。工厂里掀起了大学毛主席诗词的高潮。几十年过去了,那当年的青年学员已成老工人将退休,王锡辞世10年了,至今还有人想起那“钟山风雨起苍黄”一句诗,王老师讲了两个钟头。

    十、退而不休

    “史无前例”的10年过去了,我们已临退休之年。锡却退而不休,许许多多的工作在向他招手。他先抓空把当年存留的焦裕禄事迹剪报整理、粘贴、装订成册,亲笔题写书名,装潢得很漂亮,当成文物,保存起来,放在书橱中显眼的地方。他还拿出几十年前编写的《两宋词人编年》底稿,进行梳理、修补,准备有机会出版。他很喜欢年谱学。老友郭耕三先生用出租车把他接走,去为中华书局出版古籍断句标点。老同事贾维因办学,成立辅进补习学校,他鼎力支持,由老伴或子女接送去上班,从不推却。高考恢复了,他的学生、亲朋的子女,以及邻居的孩子纷纷找他辅导功课,他深深同情这些被耽误了的一代,和他们结成忘年交。

    就在此时,由于过分的劳累,及常年高血压,他患上脑血栓,右偏瘫,半身不遂了。医生嘱他要多活动。我陪他去景山公园、劳动人民文化宫散步。在老松古柏间的休息椅上看人们打太极拳、练鹤翔庄。他也跃跃欲试,可腿脚不听他指挥,他只能看,不能练。他的学生杨乃济来家看望他,告知先生,为拍电视剧,在北京修了大观园,即将建成开放。大观园就是他设计的。杨乃济深谙王锡老师学识渊博,功底深厚,对北京故宫了解颇多,即敦请老师撰写这方面的文章。长达20多万字,就是在患半身不遂后,用左手托着右手艰难地写成的。这是他毕生最后一部著作,字迹凌乱是难免的,我经常为他誊清,帮助他查找或核实材料,并往返于东四演乐胡同和故宫内紫禁城出版社之间。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起在《紫禁城》杂志上连载,到90年代初,集结成书。杨乃济为书写序言,这一切锡都很清楚。他拿到初版的样书,是坐在床上看的,戴着老花镜,校订一些错字。

    1992年9月2日,王锡因病辞世。他的,却在身后成了一本经久不衰的畅销书。

    人们怀念他,特别赞赏他的遗作。1995年元月,由他的同事、同学及学生共同倡导发起、北京二中校友会和中国艺术研究院共同主办召开的“清代题材文艺暨金易作品研讨会”在恭王府内举行。二中校友会名誉会长、乡土文学作家刘绍棠先生致辞。参加研讨会的人有60多位文史界知名人士,如清史专家朱家氵晋,著名的文艺评论家李希凡,人民教育家韩作黎、陶西平,现代文学作家韩少华、从维熙、杨乃济、尹世霖、陈援、郑思波以及原紫禁城出版社的社长李毅华等人。他们都对一书给予相当高的评价,认为是又一部“白发宫人说天宝”的著作,是“亦文亦史、亦史亦文”,能“尊重历史”,又达到“真善美辩证统一”的“高水平、高品位、高档次的纪实文学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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