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二：相濡以沫五十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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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和金易在一起的日子
沈义羚
一、在北京大学
1939年，我从女一中毕业，考进北京大学文学院中文系，我认识了金易。他学名王锡，河北玉田人。当时班里有不少是冀东一带的人：刘曜昕是丰润县人，徐守忠、苗贞华是武清县人，仇焕香是顺义县人……听说他们曾结拜为义兄弟，人称“北大七子”。后来他们还组织了“诗词研究会”，会员扩大到半个班的同学，也有女生参加。
我记得当时搞过一些活动，如参观故宫博物院，到储秀宫看为西太后六十寿辰写的《万寿无疆赋》，有陆润庠写的，还有……据说慈禧并不满意。还访问过研究的专家学者俞平伯。那天不巧俞先生因事外出，我们却有幸见到了俞平伯的父亲——翰林俞陛云老先生。俞老身材不高，微胖，头大，说话十分客气有礼貌，一句一个“小儿平伯”，令我们这帮大孩子忍俊不禁，竟大笑了起来。
我们还走访了沦落在民间的一位老宫女。她住在景山东街里的中老胡同，离北大宿舍很近，是工友老李给介绍的。他和老宫女住一个院，是街坊。我清楚地记得访问时间是霜降前后，地上已见冰碴，她屋子里生了炉子。屋子不大也就10来米，是间西房，有些老式旧家具：南墙是个黑漆大躺箱，想必是当年为西太后赠她嫁妆而置买的；北墙是一对双层壁柜，什件(铜活)擦得锃亮；一张榆木擦漆的八仙桌，两把靠背椅；条案上是座钟掸瓶、帽镜、帽筒……一个典型的老北京人之家。她给我们沏了一壶茶，是我们带去的高碎(茶叶末儿)。老宫女有50来岁，面孔似黄白镜子，头发开始花白，穿青布裤子、蓝布褂子，脚上已穿上青绒毛窝(骆驼鞍棉鞋)，给人一种很干净利落的感觉。她说话慢条斯理，不高声，不抢话，耷拉着眼皮，不直视人，带着青年时在皇宫里训练出来的习惯。她简单地告诉我们，她能看见的，如早起上朝前她伺候一袋烟，她怎么点烟，还比划了姿势；一日三餐的排场，她只是远远地看见，因为由太监伺候；夜晚睡觉如何设防，轮到她值勤时就躺在西太后的脚底下的地上；宫里没厕所，太后怎样接溲(大小便)。“传官房”就是拿便盆，便盆什么样，里面放檀香木的末以防臭味，便盆由小太监顶来顶去……
很快一个多时辰过去了，工友老李向我们使眼色，意思是该散了。我们很满意，因为我们知道了一些书本上没有的、官方文献所没有记录的东西。她是她所经历的那个年代、那段历史难得的见证人。这就是我们初识老宫女的也是北大生活印象之一。
二、毕业即失业
在北京大学四年的求学时间里，我和锡常常在北大图书馆(北大红楼北侧)里看书、翻阅资料、择录要点，为撰写论文作准备。这个图书馆渐渐成了我们俩感情接近的地方，直到大学毕业前夕我们结婚。我们有共同的爱好，共同的语言，我们是幸福的。
但是在解放前，两个大学毕业生都很难找到工作，毕业即失业。我们到处奔走，托遍亲朋，然而谈何容易。教书的脱掉长衫去拉洋车(人力车)、卖烟卷；行人手提什物被叫花子抢走，根本不是什么新鲜事。
我们怎么办?读书人爱书如命。我们只有一些书，忍痛割爱，卖书!先卖夫妻俩各有一部的史记、说文、鲁讯全集(单行本)，卖一套，留一套。当卖郑振铎的插图本文学史时，何等令人心酸!书卖了不少，不能再卖了。又卖结婚戒指，怕母亲伤心，就偷偷换个包金的戴上。还卖什么?卖结婚时亲朋所赠的礼品，艺术台灯、玻璃砖大花瓶，再往后真没什么可卖的了，竟把能装4斤日本清酒的大洋瓶子卖了，一个4毛钱，换点切面以糊口。这是我们结婚后遭遇的第一个贫困苦难高峰。
三、日本广岛之行
就在这最困难的时刻，北京大学当时的校长钱稻荪先生举荐王锡，以北大高材生的名义赴日本广岛文理科大学任教。当时我们想，东渡扶桑也许是条求生之路呢!然而我们错了。广岛之行给我们后半生播下了万颗不幸的种子!那时日本军国主义对外侵略，男人出征，遍地寡妇，人们的生活是百分之百的“配给”。我们在广岛的日子里，没看见过什么食品、日用品，商店都上着板，不营业，没东西可卖，市面萧条极了。我们的长子因严重缺乏营养而致残，造成我们终生的遗憾。当时我们心中默默地想：回国吧!离开这“荒凉”与“贫瘠”的土地!离开这个“女人国”，离开这个后来遭受灭顶之灾的不祥之地——广岛。
母亲的一纸加急电报“母病速归”，救了我们一家三口。当美帝国主义向日本广岛、长崎投掷原子弹的消息震惊世界时，我们已平安地回到祖国，回到了家乡北京。我们幸免于难，母亲旋也病愈。
40年后的1984年，就在中日邦交正常化12周年到来之际，受当时我们党的总书记胡耀邦同志的邀请，有3000名日本青年朋友来中国访问，到北京欢聚。其中日本广岛文理科大学的数名学生还被请到我家做客。当时欢声笑语的情形，至今记忆犹新。在纪念世界反法西斯胜利40年之际，锡写了《忆广岛》一文，登在报刊上，作为对这一段历史的回顾和见证。
四、困居济南
正当我们从海外回到北京，锡赋闲在家时，不久，接到一纸新聘书，赴济南银行调查室工作。喜的是生活有了着落，悲的是火车于路上被炸，在惊吓与饥饿中，好不容易才辗转到济南。
附二：相濡以沫五十年(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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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城是美丽的，大明湖、趵突泉都是旅游胜地，可是我们的心情却太恶劣了。我们的二儿子发烧却不能及时到医院打针治疗，因为日本统治下的济南灯火管制，夜晚戒严。等到了天亮，已失去抢救之机，孩子夭折于济南了，才8个月。
我们千里迢迢奔赴济南的目的是为了生计，当时的联合准备银行在济南建调查室，但锡还没有到任，该单位就停办关闭了。靠一点微薄的遣散费，我们过着困窘的日子，连电灯都被掐了，点蜡烛。想回北京路不通，竟在济南困居了7个月。最后不得不把大半个家的用品、衣物等全扔在济南，我们只身回北京。但毕竟回来了。济南之行是不幸的，是悲惨的，不但丢了东西，而且失去了骨肉，锡还带回来一身病。
五、做肾摘除手术
大约在1947年，锡由恩师举荐，到北京二中去教课。他带病上班，坚持到解放，终于躺倒了。1950年他做了肾摘除手术，刀口一尺二长，是大手术，医疗费用不少，他有幸享受到公费医疗的补助。术后，他一天天地好起来，从打点滴，吃流食、半流，到终于能吃正常饭了。出院时吴大夫跟他说：“恢复得很好，也很快。摘除一个肾脏没大关系，我也是一个肾。别人能活70，你也能活70。”充满乐观的吴大夫影响了病人。在锡的后半生中，他每每想起医生的话语，他总是高高兴兴，欢欢喜喜，说说笑笑的。
六、老宫女来到我们家
锡出院后还须一段调养期，可这时我已经到北京二十五中(当时还是私立育英中学呢)去教课兼班主任，工作相当忙，只好请了帮工。可那时刚解放，“佣工是剥削”，也没处找哇!此时我们的同学好友刘君说：“我给你们出个主意吧，把老宫女请来，那可是个好心眼的老人，就不知她肯不肯来。”说到老宫女，我们是有旧情的，我们在上大学时曾访问过她，听她讲清宫轶事。可那位老太太(人们称她大姑)是个干净利落人，手中还有些积蓄，她肯来吗?刘君说，今非昔比，她的日子已经不好过了。当年西太后赠给她的东西，早已当卖一空。刘太监不但好吃、好喝，还好抽(鸦片烟)、好赌。刘太监死后，剩她孤身一人，还被匪盗劫抢过，已濒临绝境。
刘君是个热心人，居然把老宫女给我们请来了。我们尊她为长辈，称她何大妈，让孩子叫她何奶奶，从此我们和老宫女有了一段亲密接触的时间。她抽空把宫里的所见所闻、亲身经历，详详细细地说给我们听，其中不乏众多难得的史料。老宫女何大妈直到锡完全恢复健康，上班了，孩子也上了小学才离开我们家。当时我们一再挽留她，并要为她养老送终，但她摇摇头，说要去恩济庄看老刘。恩济庄是埋太监的地方。我们和老宫女的一段情缘就这样结束了，但是她这个人和她讲过的皇宫里的故事，却长久地留在我们心中。
七、在北京二中
大约1947年，锡到北京二中教课。二中是著名老校，历来文理兼重，尤以文科享誉社会，作家辈出。二中出身的作家人数多、影响大、式样广。如乡土文学作家刘绍棠(已故)、大墙文学作家从维熙、京味文学作家韩少华、儿童文学作家尹世霖等，早已享誉全国，作品被译成多国文字，并获奖，名扬海外。锡有幸或说有缘，和青少年时的名人邂逅。从维熙说，王锡先生是我“48年前的老师”；韩少华忆起在二中上学时，王老师给他的作文《秋窗梦》得甲的情景；刘绍棠说，王先生虽然没教过我，但我也曾向他请教过；那位毕业于清华大学，今已成为著名红学家的杨乃济，每想起当年就读于北京二中听王锡老师讲韩愈《祭十二郎文》时生动形象的教态，还念念不忘，记忆犹新；现代文学馆的常务副馆长舒乙，也是二中出身，王锡曾当过他的班主任。中学生时的舒乙是班干部，到过演乐胡同我们家，问功课或谈班上的工作……几十年过去了，锡在北京二中任教仅只数年，却给不少人留下深刻而难忘的印象。
八、兰州之行
20世纪50年代前期，锡离开了北京二中，到兰州西北师范学院去教课，也是恩师的举荐。音韵学家赵荫棠先生曾慨叹：“王锡如果评不上教授级职称，誓无天理!”这是何等的爱戴、赏识和器重!然而他辜负了恩师的企望，五脏不全的锡很难适应西北的气候、生活环境，尤其医疗条件等都比较滞后。他病病歪歪地回到北京。记得那是个寒冬的夜晚，他风尘仆仆地从西北归来，进门第一句话就是：“我回来了，我再也不出门了。”(指到外省外地工作)他脸上满布灰尘、冰碴，眼里溢出冷泪水。他老了，他提前老了，其实那时还不到“知天命”之年。自兰州归来，他再也没出远门，再也没离开北京，再也没离开家，直到退休，直到辞世。
在晚年，锡曾经非常坦诚地说：假如我们没有结婚，假如我没和你结婚，也就是假如我没遇到你，我不会活到古稀之年，顶多活三十几岁，像我爸爸一样，早早听蛐蛐叫唤去了。的确，志同道合，有共同爱好，有共同追求，有共同语言是精神生活的基础；物质呵护又是不可须臾废离的必要条件。锡的一生是穷困的一生，是和疾病斗争的一生，又是在政治运动的漩涡中翻滚挣扎的一生。是什么动力使他战胜种种不幸和困难，而顽强地活到76岁高龄?
附二：相濡以沫五十年(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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锡有一个温馨的家：我们育有二子二女，四个孩子在阳光下成长。虽然生活并不富裕，靠薪金度日，却也其乐融融。四个孩子四条红领巾、四名共产党员……
到毕业分配，小女儿首先报名到黑龙江的生产建设兵团，一干10年，是劳动模范。老二、老三进工厂，很快被评为厂先进、局先进，把奖状拿回家来。我们的老大虽是残疾人，但他残而不废。他搞技术革新，有发明创造，提高效率几倍，曾连续被评为北京市的劳动模范。他和当时的北京市市长、国家总理握手合影的照片，曾悬挂在劳动人民文化宫里，报刊上也屡次刊登他的先进事迹。此时我也两届被选为北京市东城区的人民代表，光荣地出席了“北京市文教卫生系统先进工作者大会”(也称“群英会”)。不久我们家被评为“全国五好家庭”。
锡就生活在这样美好的环境里。
九、从事成人教育
在北京，锡转入了另一教育领地。他到煤炭工业部、第一机械工业部五四七厂的业余学校教工人、教干部，提高文化水平。每天早晨骑自行车去北郊上班。他勤勤恳恳，向工人学习，颇得好评，他曾获得部局级“先进工作者”称号。只可惜光荣的时刻太短暂了。反右斗争开始了，只因他诤言教育现状，加以出身问题，又去过日本，竟在运动后期，他王锡的名字被填入右派名单里了。他被遣送到北京西郊石景山吴家村北京重型电机厂劳动改造，参加建厂劳动，很艰苦，劳动量很大。但他不怕累，不畏苦，还广泛接触工人、干部。如市劳模王维刚，工人出身的对联专家常治国等人，都成了他密切过从的好友。他渐渐被厂里发现：王锡很有学问，是个人物，要发挥这个摘帽右派的作用(他是最早摘掉右派帽子的人之一)，让他到厂教育科来工作，辅导大专班学员，学习毛主席诗词。孰料此举竟轰动了7000人的大厂，从书记、厂长，到车间主任，纷纷来听王锡老师讲课。教室小，就搬到大礼堂上课，而后来的人仍然没有座位，只好站在门外，蹲在窗台上听讲。工厂里掀起了大学毛主席诗词的高潮。几十年过去了，那当年的青年学员已成老工人将退休，王锡辞世10年了，至今还有人想起那“钟山风雨起苍黄”一句诗，王老师讲了两个钟头。
十、退而不休
“史无前例”的10年过去了，我们已临退休之年。锡却退而不休，许许多多的工作在向他招手。他先抓空把当年存留的焦裕禄事迹剪报整理、粘贴、装订成册，亲笔题写书名，装潢得很漂亮，当成文物，保存起来，放在书橱中显眼的地方。他还拿出几十年前编写的《两宋词人编年》底稿，进行梳理、修补，准备有机会出版。他很喜欢年谱学。老友郭耕三先生用出租车把他接走，去为中华书局出版古籍断句标点。老同事贾维因办学，成立辅进补习学校，他鼎力支持，由老伴或子女接送去上班，从不推却。高考恢复了，他的学生、亲朋的子女，以及邻居的孩子纷纷找他辅导功课，他深深同情这些被耽误了的一代，和他们结成忘年交。
就在此时，由于过分的劳累，及常年高血压，他患上脑血栓，右偏瘫，半身不遂了。医生嘱他要多活动。我陪他去景山公园、劳动人民文化宫散步。在老松古柏间的休息椅上看人们打太极拳、练鹤翔庄。他也跃跃欲试，可腿脚不听他指挥，他只能看，不能练。他的学生杨乃济来家看望他，告知先生，为拍电视剧，在北京修了大观园，即将建成开放。大观园就是他设计的。杨乃济深谙王锡老师学识渊博，功底深厚，对北京故宫了解颇多，即敦请老师撰写这方面的文章。长达20多万字，就是在患半身不遂后，用左手托着右手艰难地写成的。这是他毕生最后一部著作，字迹凌乱是难免的，我经常为他誊清，帮助他查找或核实材料，并往返于东四演乐胡同和故宫内紫禁城出版社之间。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起在《紫禁城》杂志上连载，到90年代初，集结成书。杨乃济为书写序言，这一切锡都很清楚。他拿到初版的样书，是坐在床上看的，戴着老花镜，校订一些错字。
1992年9月2日，王锡因病辞世。他的，却在身后成了一本经久不衰的畅销书。
人们怀念他，特别赞赏他的遗作。1995年元月，由他的同事、同学及学生共同倡导发起、北京二中校友会和中国艺术研究院共同主办召开的“清代题材文艺暨金易作品研讨会”在恭王府内举行。二中校友会名誉会长、乡土文学作家刘绍棠先生致辞。参加研讨会的人有60多位文史界知名人士，如清史专家朱家氵晋，著名的文艺评论家李希凡，人民教育家韩作黎、陶西平，现代文学作家韩少华、从维熙、杨乃济、尹世霖、陈援、郑思波以及原紫禁城出版社的社长李毅华等人。他们都对一书给予相当高的评价，认为是又一部“白发宫人说天宝”的著作，是“亦文亦史、亦史亦文”，能“尊重历史”，又达到“真善美辩证统一”的“高水平、高品位、高档次的纪实文学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