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建筑往往就是一部书。
停立在周恩来纪念馆的前面，透过建筑物的表层，我们可以看到一连串的建筑者的形象和故事。
听说淮安要建周恩来纪念馆，很多建筑单位前来请缨。
江苏省建筑工程公司近水楼台，捷足先登，承揽了纪念馆的建筑任务。
该公司的大本营在六朝古都南京。平时去外地尤其是去偏僻的地方施工，不少人都不愿去，但这次，全公司的职工却都争先恐后，有人急着要从国外的工地上赶回来，有人连着向公司递交了好几份申请，有人甚至为争不到来淮安的机会而捶胸顿足、唉声叹气。
这一切，全是因为对周恩来的热爱。
金山从美国夏威夷群岛皇宫饭店的工地上急匆匆地赶了回来。他回来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了参加周恩来纪念馆的建设。
在美国，每月二百五十美金的报酬对生活尚不富裕的他来说固然是一种诱惑，但相比较之下，周恩来纪念馆的建设则有着更大的引力。
金山屈指数了一下，自一九七九年进入省建公司后，他已参加了九项大的建筑工程，下一个工程刚好是第十个。十，在我们中国人心目中是个十分吉祥、美好的数字，它象征着十全十美。金山非常高兴能把这个美好的数字落在周恩来纪念馆这一建筑上。
金山是装潢工。在国外，他刚刚掌握了喷塑这一新工艺。而目前，全公司掌握了这项新工艺的人为数极少。金山知道，不仅他想去纪念馆工地，纪念馆工地也十分需要他。
但是，对于去纪念馆工地，金山并不是没有一点担忧。在他去美国的一年多时间里，在南京的一个服装厂当临时工的妻子一直带着年幼的孩子单独生活。不要妻子多说，金山完全可以想象出妻子整天的劳累和辛苦。她一直盼着自己能从国外早点回来。现在，他回来了，却马上又要去外地，妻子能同意么？
金山低估了妻子。当他忐忑不安地说出自己的心思之后，妻子却表现得极为理解。妻子说：“你去吧。家中的事你不用惦记。周总理为人民献出了一切，连骨灰都没有留下。他的纪念馆你们一定要建好了，千万不要对不起后人，对不起总理。”
那天下午，金山夫妇带着孩子特地再次瞻仰了梅园新村纪念馆。次日一早，金山便精神饱满、心无牵挂地奔赴淮安。
晚上。江宁县逸新路上。
方道生和王梅一前一后地走着。很长时间，他们都不说话，只有单调而沉重的脚步声令人心烦地响着。
方道生是江苏省建筑工程公司的施工员，王梅是江宁县一个图书馆的图书管理员。在江宁县六一三厂工地施工的方道生经常去图书馆借书，二人便相识了，并由此而产生了感情。就在他们情意缠绵、彼此如胶似漆的时候，方道生突然接到公司调令，要他到周恩来纪念馆建筑工地担任施工员。方道生欣喜若狂。当他把这一消息告诉王梅时，王梅开始也很高兴，但很快，她的高兴便为即将到来的离别和忧伤所取代。
走到一个十字路口时，方道生停下了脚步，王梅也站住了。
王梅抬起眼睛，那么温情，那么哀怨地看着方道生。“道生，我最后一次问你，为了我，你能不去淮安吗？”
方道生再次摇了摇头，说：“不能。”
王梅说：“你不爱我！”
方道生愣住了。
王梅抽泣起来。
方道生眼圈也红了。他歉疚地对王梅说：“王梅，不管你怎样看我，也不管我们今后关系如何，淮安，我一定要去！……”
杨炳峰家里热闹非凡。分出去生活的儿女们及第三代人全回来了。杨炳峰第二天就要去淮安周恩来纪念馆工地，全家人特意办了一桌酒席，为他送行。
席间，儿孙们向杨炳峰频频敬酒，杨炳峰不断举杯畅饮。他的脸色越发红润，神情也越发兴奋。
杨炳峰已经年过六旬，富裕的生活，爽直的性情、无忧的心境，使他显得很健康，声音也洪亮、有力。一九九零年一月，他就正式办了退休手续，离开了省建公司。回到家后，他不甘赋闲，以老伴的名义开了爿服装店，生意做得十分红火，日子也过得十分惬意。他曾当过多年钢筋放样工，技术上很有一套。附近的建筑单位闻知他退休了，纷纷上门出每月四百至六百元的高薪聘请他去做技术指导。就在这时，周恩来纪念馆开工，公司领导带话给他，希望他能到工地上来。老杨一听是建周恩来纪念馆，当即就辞掉聘请，暂闭店门，爽快地答应去纪念馆工地。儿女们知道他的决定后，也很支持，并争着要把母亲接回家去过，以解除父亲的后顾之忧。
杨炳峰已经微醺了，但他说话仍然十分清楚。“在我有生之年，还能参加建周恩来纪念馆，这实在是我的福分，也不枉我干了二十几年建筑。周总理是我平生最钦佩的一个人，他最没有私心，为国为民，操劳了一辈子，生前俭朴，死后没有分文遗产，连后代都没有。他又是那样平易近人，身为堂堂总理，却没有一点当官的架子。当年邢台地震，总理去慰问灾民，灾民递给他一碗水，他不管脏不脏，接过来一口就喝个干净。这才叫与人民同甘苦，这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我这次去淮安，一定要把纪念馆造好了。应该让现在有些干部拿周总理当面镜子，好好检查检查自己！”
杨炳峰把坐在旁边的小孙子抱到自己怀里。他问小孙子：“我去淮安建周爷爷的纪念馆，好不好？”
小孙子奶声奶气地说：“好。”
他又问小孙子：“你要我回来时给你带点什么？”
小孙子说：“我要你给我拍张纪念馆的照片，这么大的！”他指着墙上的挂历。
家人都忍不住开怀大笑起来。
一九九零年三月五日，周恩来纪念馆正式开始动工。
这一天，天气晴好，春风和煦。高处的柳树已绽出片片鹅黄，低处的湖边也闪出了点点新绿。
负责打桩的江苏省溧阳县建筑安装公司的工人兴高采烈地走上纪念半岛。他们要在周总理生日这一天。为纪念馆的建筑打下坚实的根基。
春风裂石。纪念半岛表层的土呈出一种灰白，且裂了许多道纵横交错的口子。工人们大踏步地在上面走着。渐渐地，脚下的土开始变得松软起来。突然，走在最前面的那一位发出一声惊叫，只见他身子一歪，一条腿迅即没入土里，紧跟着，另一条腿也陷了下去。须臾，地面上，仅剩下小半个身子和两条挣扎着的手臂。
半岛毕竟是就地取土，用潮湿的稀泥堆起来的。一冬之后，尽管表面结了一层硬茧，但下面仍旧形同沼泽，根本不能站人。
但是，二十二米长的混凝土桩早就预制好了，大批的建筑工人也到了工地，工期是不能延误的。
别无选择，只有迎着困难上。那个好不容易才从沼泽中爬出来，成了泥人的工人潇洒地一挥手：“没什么，只当体验一下当年总理带着红军过草地的滋味！”
打桩采用的是静压桩。压桩机自重达一百五十吨。要打桩就必须把压桩机运到现场。可现场连人都没法走，这么笨重的东西如何运进去？
队长往手心吐了口唾沫，然后，双手使劲搓了搓。他说：“总理那一代人把三座大山都推翻了，我就不信，我们难道连个桩机也运不进去？”
“拆！”队长一声令下，工人一齐动手。他们把压桩机拆散，化整为零，一样一样搬进去。
然而，即便这样，也不能完全解决问题。桩机的主要部件仍然很重，运起来，仍然十分困难。工人们又在沼泽地上铺上木棍、木板，几十号人一起推、拉、抬、扛，努力使桩机一寸寸地前移。有时，陷得太深了，实在无法抬起，就用千斤顶再把桩机顶上来。每个人趴倒爬起的，都成了标准的泥猴。就这样，他们凭着一股拼劲，硬是把桩机运到了现场。
打一根桩，所需的时间是极有限的，通常只有十分钟。但是，打完一根桩后，移动桩机的时间却需要五、六个小时甚至十小时。
十分钟，对于工人们来说，是短暂而轻松的。十小时，则是那样艰难和漫长。
主馆和副馆一共打了二百七十五根桩。打桩所花费的时间整整三个月。这期间，工人们不知付出了多少汗水！打桩结束，工人们平均扔掉了三条裤子。由于长期陷在淤泥里，裤子已经脏污不堪，破损不堪。
周恩来纪念馆不同于其它一般性建筑。
周恩来是亿万人心目中的伟人、完人。他的纪念馆应该和他的品德、人格一样完满。
建设中，每个建筑者都不敢有丝毫的疏忽。他们严格、认真，投入了自己全部的精力，全部的情感、全部的赤诚！
杨炳峰从海安老家那宽敞、舒适的住所又回到了低矮、阴暗、潮湿的工棚。毕竟离开一段时间了，刚到那天，上半夜，他怎么也睡不着，工棚内的霉味、酸味、臭味以及其它说不出的气味掺杂在一起，直刺他的鼻子。他连忙拿出花露水在棚内一个劲地喷洒，谁知这样一来，棚内的气味反而变得更怪了。小铁床也太窄，一翻身，咯吱咯吱直响。但到了下半夜，他安然入睡了。一方面，是他找回了过去的感觉，另一方面，他想到，明天还要工作呢！
杨炳峰在工地上的任务是负责工程质量检查。他深知自己责任重大。因为，纪念馆的任何瑕疵都将给以后的瞻仰者带来不快，同时，也将影响建筑者自身的声誉，因此，他必须严格把关。他整天眼睛睁得比铜铃还大。他性子直，火气也足，一旦发现问题，大嗓门立刻就会亮起来，然后，虎着脸，站在一旁，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工人返工。等到工人做好了，验收合格了，他还要教训一句：“以后当心点！”这才算罢休。
为了确保工程质量，工人们也都精益求精。他们主动提出，整个墙面，一律按高出规定要求两个百分点的标准施工。有一段九平方米的底墙砌成后，杨炳峰一检查，只高出一个半百分点。他把情况一说，工人们毫不含糊，立刻把这段墙推倒重砌。
李昌来是施工现场的木工组长。他今年四十四岁，江都邵伯人。那天，领导刚刚说出要他来纪念馆工地，他就突然从凳子上跳起来，拔腿就往外跑。领导跟在后面喊：“喂，老李，你怎么说？”李昌来这才像猛然醒悟了似的，停住脚，回过头憨厚地一笑，说：“好啊，好啊！”
领导也笑了。这个老实人，他太激动了。
来到纪念馆工地，李昌来白天和工人一起劳动，晚上一个人趴在工棚里，认真地钻研图纸。当组长的，只有自己先熟悉图纸、吃透图纸，才能更好地指挥全组工作。他文化水平低，有些图纸看起来有困难，他就主动向队长和施工员请教。纪念馆第一层施工时，由于连续阴雨，塔吊没能及时安装好。若等塔吊安装好再施工，势必影响工程进度。队长李龙根急坏了，眼睛红红的，屋里屋外转个不停，心里直想骂人。这时，李昌来穿着分不出色又绽了线的衣服和一双破解放鞋，浑身湿漉漉地闯进屋来。他把顺着脸流到嘴里的雨水狠狠地咽了下去，然后对李龙根说：“不用等了，工程可以继续上。”说罢，掉头就走。李龙根莫名其妙地眨了眨眼睛。片刻之后，他冲出门。转个弯，向工地一看，他呆住了。工地上，李昌来带着木工组正冒雨把钢模管等材料一样样地从地上传到七米多高的框架上。李龙根知道，那堆钢铁材料总共有好几十吨重！
这头黄牛！李龙根笑了，笑着笑着，眼泪却情不自禁地流了出来。
接到公司的调令后，方道生毅然离开了江宁，离开了热恋中的情人，来到淮安周恩来纪念馆工地。
方道生只有二十六岁，从南京建筑工程学院毕业也才刚刚两年。像周恩来纪念馆这样大的工程，按理说，至少应配备三至四名施工员，但公司领导却把千钧重担都压在了他一个人的肩上。
面对领导的重视和信任，他没说别的话，而是默默地把这副重担桃了起来。整个一座纪念馆，施工用的大小图纸有上千张，合在一起有近百斤重。如果每找一个数据都要翻看图纸，不仅不方便，而且也耽误时间。为了提高工效，并保证不出差错，他白天忙完之后，晚上一个人躲在办公室里熬夜背数据。“联想记忆法”，“谐音记忆法”……几乎所有记忆方法都被他用上了。也许是精神高度兴奋、注意力高度集中的缘故，过去，他并不觉得自己的记忆力有多么好，可到了纪念馆后，脑瓜却一下子变得特别灵光，图纸上的数据有的只是扫一眼就记住了。有一段时间他背得入了迷，连做梦都在背，还背出了声。好几次，把住在一起的人都吵醒了。就这样，他把图纸上的二万多个数据全背熟了。
因为他是工地上唯一的施工员，所有的点都得靠他定，所有的线也得靠他放，他不动别人就无法施工，因此，他成了工地上最忙的一个。平常，他很少稳稳地走路，总是带着小跑，不到一年的功夫，他竟穿坏了好几双解放鞋、旅游鞋。他每天睡眠时间只有四、五个小时，可他一点也不困，只是饭量特别大。他吃饭用的碗是一只又大又深的搪瓷钵，看了吓人。他还特别能吃肉，一天不吃肉就觉得肚子空得慌，吃再多的饭也不顶用。一天晚上，加班加点，一只铁钉戳进脚心。第二天，他一瘸一拐地照常上班。腿上生了疖子，领导逼迫他去医院治疗。五块钱的手术费都交了，可他怕耽误了工地上的活，一颠一颠地又跑了回来。到了工地，疖子震破了，脓也流出来了，他用自来水一冲洗，找块布一扎，扛着定位仪，又忙乎开来。
四根栋梁大柱是主馆的重要部件。每根柱子施工高十五米，上面细，下面粗，底部要四个人才能合抱过来。一千三百多吨重的四坡屋顶主要就靠这四根柱子来支承。
齐康最担心的就是这四根柱子。他多次说：你们要是能把这四根柱子按要求造好了，纪念馆的建筑我就放心了。
方道生把齐康的话牢牢记在了心上。
在浇铸四根栋梁大柱时，方道生特别用心。定位时谨慎又谨慎，复查时仔细又仔细。
四根柱子铸好后，有人告诉正在冲澡的方道生：有两根柱子方位不对，左右偏差了至少1米。一听这话，方道生吓坏了，澡不洗了，更顾不得看电视台播放的亚运会开幕式实况，光着上身，穿着湿漉漉的裤衩，扛着仪器就往工地跑。别说柱子偏差了一米，就是偏差了五公分，那也不得了！可是，当他架好仪器后，左测右看，四根柱子的方位毫厘不差。原来，刚才那位工人所说的误差是他裸眼艰测，视觉上所造成的差距。一颗快跃出喉咙的心又落回了原处。方道生吓出了一身冷汗，一屁股瘫坐在地上，半天没有爬起来。
一九九零年十月十二日，纪念馆主馆工程进入封顶阶段。
封顶，对于任何建筑来说，都是十分关键的阶段。对于纪念馆，就更为关键。
屋顶的结构太复杂了，屋顶的高度为九米，屋面坡度为三十度，整个屋顶主要靠各种挑梁和承载梁等支撑起来。梁的规格不一，大小梁共二百多道，且纵横交错，立体交叉。整个屋顶就坐落在四根十五米高的栋梁大柱上，又必须一次浇铸成功，施工难度极大。
工地上所有人都被调动起来，连食堂的采购员、司务长也一起上。省建领导、淮安市领导、甲方代表都亲临现场。甲乙双方质检人员团结协作，一律按优良标准检测。工地上的气氛紧张而又热烈。
李昌来淋雨着了凉，正发低烧。但他一声不吭，沉着地带领工人立模板，扎钢筋。整个屋顶的浇铸共需一千三百多吨混凝土。搅拌、运送、浇铸的任务主要落在混凝土组的身上。为了保证混凝土的质量，他们严格按照配合比配制。一千三百多吨的石子、黄沙、水泥、每一筐都要过磅、计数。工人们是分成十二小时，按班作业的，但作为混凝土组的组长，钱厚贵哪有时间休息。实在疲倦了，就蜷在一个角落打个盹。醒了，赶紧爬起来再干。他嗓子都喊哑了。有的梁太细，钢筋又过于密集，混凝土无法一下子灌进去，他们就用手把混凝土一点一点地往钢筋缝里塞……
从十月十二日上午八点到十月十四日上午十点，在连续奋战了七十四小时之后，庆祝封顶成功的鞭炮终于炸响了。疲惫不堪的工人们在震耳欲聋的鞭炮声中纷纷瘫倒在工棚里，一躺下就连睡了十五、六个小时！
工地上人物多，故事也多，主馆屋顶玻璃是深圳人安装的，园林绿化是南京园林局搞的。山东人投入了副馆建筑，福建惠安崇武石雕厂则承包了外装修。石雕厂的工人用砂轮在大理石上精心打磨周恩来那首著名的诗“大江歌罢掉头东……”，石头的粉尘落在他们身上，钻入他们的呼吸道，但他们全无知觉，专心致志，目不转睛。仿佛他们不是在打磨无生命的文字，而是在创造一个有灵有肉的生命。
所有人的爱，所有人的情，所有的故事，都砌在纪念馆的每一寸建筑里，和整个纪念馆融为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