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在我们西班牙的家，在最后一次那里和父母过生日。

    在出任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亲善大使前，确切地说是在出访非洲几个饱受战争创伤的国家之前，母亲一直都为幼年失去父爱和第三次怀孕失败的悲痛阴影所困扰，无法自拔。她曾经告诉我们，当她还是个孩子的时候，看到其他人依偎在父亲的怀抱中总会感到一种空虚的悲痛，她是多么希望父亲能够出现，这样她就可以和其他孩子一样享受到父爱的温暖。那时候她总是希望父亲还活着，在世界上的某个角落，某一天会突然出现在她的面前。作为一个孩子，她的这种愿望是出自本能的，母亲实在无法摆脱这种困扰。这也是为什么在她与我父亲、卢卡的父亲离婚之后，都与他们保持一定的联系，因为她想尽力让我和卢卡在尽可能完整的家庭关系中健康成长。从她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开始，她就非常喜欢孩子。母亲曾经说：“我从小就喜欢小孩子，喜欢亲近他们，也许这是我与生俱来的。我曾经在农贸市场里试图把别人家的孩子抱出婴儿车，弄得我母亲非常尴尬。我生命中的梦想之一就是拥有自己的孩子，我现在拥有两个出色的儿子，这让我很幸福。人们不仅有被爱的需要，同时也有付出爱的冲动，这也是一种需要。”在母亲的世界中，孕育新生命能够给她带来极大的乐趣，也是治疗她童年创伤的一剂良药。当她由于身体原因不能再孕育新生命时，帮助其他的孩子也能够让她感觉快乐。有一段时间，“捐助疲劳症”成为很多人道主义者的口头禅，他们往往只是拿出一些钱，而不愿意为那些孤儿考虑更多，母亲为此曾经多次在联合国的会议上大声疾呼。“捐助疲劳实际上就是同情疲劳，对于今天那些在发展中国家受苦的人来说毫无帮助。没有什么比一个母亲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孩子死去却无可奈何更悲惨的事情了。”在那段日子里母亲心中都是那些遭受苦难的孩子，每次见面她对我们的关注往往只是最初的几秒，然后话题就转移到如何帮助那些孩子们。据我所知,是罗伯特·沃尔德斯向母亲介绍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宗旨和工作，在母亲生命中最后的12年中，沃尔德斯一直和她在一起。1987年10月，母亲应她的表哥、前荷兰驻葡萄牙大使范乌弗尔德的邀请，和沃尔德斯一同前往澳门参加了一个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募捐的音乐会。母亲在音乐会开始前的庆典上作了演讲，她对孩子们发自肺腑的爱深深打动了当时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高级总裁詹姆斯·格兰特，格兰特先生当即向母亲发出邀请，希望她能够担任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亲善大使。母亲接受了这个邀请，从格兰特先生那里领取了象征性的一美元薪水。1988年4月，母亲开始了她作为亲善大使后的第一次访问，第一站就是非洲的埃塞俄比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