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天，在罗马的市场与母亲及安德烈。

    在我阅读大量的资料、文章和几百份报道时，我发现了世界银行行长詹姆斯·沃尔芬森先生的一篇演说，母亲把下面的部分特地划了出来。47亿发展中国家的人民给了400万美国人工作机会。第三世界的需求和经济增长正在以我们两倍的速度发展。目前，这47亿人占有着世界生产总值的18%。25年后，这个数字会达到30%。但是在他们取得经济发展的同时，他们也在污染着我们的空气、水和环境。谁将为这一切付出代价？是我们，还有我们的孩子们。环境的恶化必将在人类准备采取措施对付它之前开始影响我们的生活。实际上，这种影响已经开始了。臭氧层的空洞就是最好的例子。为什么美国要承受环境问题的冲击呢？因为美国占有世界经济总量的55%，就像日本占有远东经济总量的75%一样。如果你把发达工业化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加起来，就能占到全世界经济总量的约90%。她问过：“你痛过吗？如果有，你一定记得如何用止痛药去消除疼痛。而生活在发展中国家的47亿人，正在经历着另外一种痛苦：失去亲人、饥饿、病痛、干旱、战争、卖淫、享受不到人权、酷刑等。但是同时，他们也在尽力地维持自己的尊严。”当我看到那么多人类的灾难时，禁不住开始咒骂起平时的自己。但是我确信，无论是沃尔芬森先生还是我母亲，在提出这些重大问题时，都没有任何的讽刺挖苦。相反的，他们是以从那些穷人身上发现的单纯和高贵的心态来讲话的。意大利有一句谚语:整个世界就是一个村落。母亲非常喜欢这句话。无论你到任何地方，实际情况就是这样的。这也是沃尔芬森先生在成为世界银行行长之后，在过去三年半的时间内走遍了世界上的85个国家后得出的结论。我了解到的第一件事情是，全世界的人们都是一样的。无论是中部非洲贫穷的村落，还是巴西的贫民区，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子女有一个好的未来。我了解到的第二件事情是，那里的人们都不希望得到施舍。他们希望得到的是机会。我觉得，居住在贫民区和贫穷村落里的人们是世界上最高贵的人。我一半的时间都花在了和贫民区以及农村的人们打交道上。实际上他们从来都不是一个需要你怜悯的群体。你也许会因为他们所生活的环境而怜悯他们，但是他们拥有巨大的内在力量。这是以前我所不了解的。我以前也常常旅行，但是只是出没在宾馆饭店或者游乐场或者其他地方。我从来没有去过一个农村。我从信件中从来无法得知，一个位列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竟然拥有2000多年的历史。在历史上，他们的帝国统治的地域竟然远达埃及。我从来不知道，中美洲的历史可以追溯到3000年前。如果我们给这些人民机会的话，他们会交出令人惊异的答卷。我感到悲观的是，在发展中国家的人民之中，蕴含着改变命运的能力，但是却没有人去支持他们。我对人民有着超出以往的乐观。我相信人民，但是却对世界各国的国会中的争论有着非常明显的失望。我们的国会，将事关未来的话题抛开，只关心眼前的选举话题。这不是美国一个国家的问题，整个世界都缺乏能够放眼中长期的领导力。大部分人也不关心，因为他们看不到。我这些话也许就像旷野中微弱而无力的嘶喊，我的银行中的10000名同事也是，但是，根据我超过60年人生的经历，我还是要说，我们现在正在从事的事业，将使得我们子子孙孙的生活变得不同。我绝对不怀疑这一点。有趣的是，尽管母亲深深被这些话打动，但她从来不会把话讲到那种程度。她对政治家和经济学家们非常尊敬，她相信这些人是解决问题的领导者和舵手。母亲对自己的能力和责任有着正确的评估。她知道有些事自己办不到，但是她知道她能做什么。人道主义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亲善大使对她来说是个全新的领域，一门和做演员完全不同的学科。她努力地阅读相关书籍，勤于思考和请教，直到弄清楚每一个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这也是她在做演员过程中养成的职业习惯的延续。我可以大胆地说，相对于那些只是把“人道主义”当作工作的人来说，她已经把人道主义当成了毕生的追求和理想。然而即使如此，母亲在索马里看到的一切还是令她异常震惊，她从情感上几乎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又有谁能接受呢？即便是一名接受过职业训练的护士，也不可能在面对如此多的人间惨剧时保持无动于衷。尽管已经出奇愤怒，但是母亲内心深处的优雅气质还是令她保持克制：“我相信这并不是由于整个社会的集体犯罪，但是我相信整个社会都应该为这里的一切负担起自己的责任。”母亲的意思再明白不过，扪心自问，我们是不是都应该为非洲那些濒临死亡的儿童负责呢？前美国第一夫人希拉里·克林顿曾经在她的一本书中引用过一句非洲的谚语:养育一个孩子，需要整个村落的力量。母亲也经常使用这句谚语，她是如此理解的:仅仅依靠父母是不够的，老师也是不够的，医生、朋友等等任何人的个体力量都是不足够的，只有所有人结合在一起，才能给孩子们一个成长的健康空间。母亲的意思是说，照顾我们这个星球上的孩子们成长，并不是某个个体的责任。她认为，当孩子们的权益受到侵害时，我们必须找到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消除国家之间政治或者经济的壁垒，帮助他们健康成长。当今世界，合作趋势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加强烈。欧洲成为了一个同盟，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成立了北美自由贸易区，有预言家浪漫地估计，未来我们的星球会成为一个大联邦。我们梦想在未来的世界里，人类不会再受到疾病的困扰，不会再有战争的威胁。互联网的发展使我们可以自由联络到电话线另一头的任何一个人，但是别忘了，世界上还有50%的人还从来没有打过电话。母亲希望我们能够为了这个目标一直坚持下去，不应该为了一时的成就而感到满足，直到我们改变了历史的发展方向才可以停下来休息，也许终我们一生也看不到这一天，但是我们的儿子、孙子会继承我们的事业。否则，我们都会为此付出昂贵的代价，受到沉重的惩罚，整整一代的孩子可能都会迷失他们的方向。所有发达国家国民生产总值总和的0.5%就足以帮助所有的发展中国家走上正确道路，从此以后他们就可以自我发展走向富裕的生活。相反的，如果我们没有这么做，那么10年、20年、甚至是30年的动荡生活会让人类付出什么代价？当一个孩子在到处都是毁灭的环境中长大，我们怎么可能指望他会信任我们,和我们一起共同创造未来？母亲说过:“如果让我把所有想说的话用一句话来概括，在我还有呼吸之前我都会说，那些埃塞俄比亚的人民，他们所需要的只是帮助他们走出困境，这是他们惟一的渴望。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仿佛给了他们一把铁锹，让他们有可能挖出一眼井水，灌溉他们的未来，而不是为他们的孩子挖掘坟墓。”母亲说，她在非洲从来没有看见过乞求施舍的双手，她只看见这些不幸的人的高贵举止，虽然他们生活在一个发展极度不平衡的世界里，无法与来自发达国家的人竞争，但是他们并不怨天尤人，也没有憎恨生活。罗比和约翰·埃萨克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摄影师，他们都向我描述了一件永远都不会忘记的事情。当时在索马里的难民营里没有人知道母亲是谁，他们只是知道，每一次标有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标志的飞机降落之后，都会从机舱中走出一名女子，她几乎和他们一样消瘦，她文雅而平和，眼里饱含着纯真和善良。在一次访问的最后，这位女子在离开前走进了一座简陋的建筑物里，那儿有许多饥饿的孩子，他们排成长长的一队，领取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给他们准备的食物，当时索马里的情况极端恶劣，只能用麦片粥充饥。她走上前去与那位正在散发食物的联合国官员交谈。在长长的队伍中，有一位小女孩显得很特别。饥饿使她看起来有些虚弱无力，她焦急地不断向前探望，当她的目光触及到那个女子时，她似乎呆住了，也许这个女子身上所散发出来的温柔和母性令她在一瞬间产生了一种冲动。她扔下手中的盘子，向那名女子跑过来，紧紧地抱住了她。这个女子非常安静，也紧紧地拥住了小女孩。那一刻，感情的需要超过了生存的需要。女孩可能一辈子也忘不了，在那个神秘女子怀中得到的温暖和希望。当罗比和约翰向我们诉说这个故事的时候，眼中都含着泪。约翰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摄影师之一，在他的相机下不会错过任何有价值的画面，可当时他放下了相机，只为了令这一刻只完全属于母亲和这个小女孩，他放弃了拍下一张经典照片的机会。我们经常谈论，生活的质量比数量更重要。母亲为自己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中扮演的角色而感到骄傲。很多时候，虽然由于长时间的饥饿和疾病使得他们无法挽救这些孩子，但是至少他们可以帮助这些孩子在告别世界时保持心情的平和，不必遭受更多的痛苦。母亲认为，让一个由于长期营养不良而濒临死亡的孩子在充满感情的母亲般的怀抱中死去，总比让他们带着被虐待、童工、雏妓或者战争的记忆死去强，即使这个人并不是他的亲生母亲。母亲曾经满怀同情地向我描述过在吉斯迈乌发生的事情，那里是她到达索马里之后访问的第一个救助营。一个双目失明的小女孩沿着救助营边缘的篱笆摸索着寻找前进的道路，身上穿着一件破烂不堪的蓝色衣服，一大群苍蝇和不知名的昆虫围着她飞来飞去。母亲当时震惊了，对她来说，这个小女孩是索马里儿童悲惨生活的具体形象，她被这个世界遗弃了。母亲试图去安慰她，去帮助她找到她要走的路。然而一瞬间，小女孩脸上的微笑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冷漠。也许长时间的苦难和孤独已经让她不再习惯别人的帮助和爱护。母亲经常说，设身处地地站在他人立场上考虑问题是一种优良品德。母亲一生都在锻炼自己的这种能力，就像锻炼肌肉一样。这也许是她与生俱来的品质，经过她一生的磨炼益发熠熠生辉了。这种非常有价值的换位思考好像一架显微镜，使她能够看到或者感受到其他人比较隐私的感受和灵魂，这对她的演艺生涯也很有帮助。而在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工作期间，这种能力又成为一个放大器，将那些孩子所遭受的痛苦扩大数倍，令母亲感同身受，比如这个失明的女孩就让母亲情绪低落了好久。母亲形容这种状况为“情绪饥渴”，“一种用食物无法满足的饥渴”，母亲对那些无依无靠的孩子最为敏感。母亲曾经写道：“来自成人世界的忽视和羞辱可以杀死孩子们的信任，孩子们的希望，和孩子们的想像力。”母亲试图与这个失明的女孩交流，安慰她的孤独和寂寞，然而并没有成功，也许在她的世界里，只有空虚和痛苦。也许正是母亲内心隐藏的悲伤征服了世界，让人们喜欢上她。虽然最后她找到了和平和爱，悲伤却占据了她一生。她是如何成为我们浪漫世界中最受欢迎的偶像，成为感情世界里的圣女贞德的呢？她眼睛中的忧伤讲述了所有的答案：“我明白，我明白现实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但是请让我梦想，让我成为你的安提歌尼（底比斯王俄狄普斯之女, 因违抗禁令而自杀身亡）。”母亲从来没有对现实妥协，她一直保留着自己的梦想：梦想有一天她的父亲会突然出现把她搂在怀中；梦想有一天士兵们停止战斗，孩子们都可以在安全的环境中成长；梦想有一天所有的孩子都健康、幸福、快乐。在发达国家，我们保护人权，但是在很多发展中国家，生命却根本谈不上价值两个字，孩子虽然是明天的希望，但是由于他们无法自己保护自己，所以他们的处境往往更糟糕。如今，电视画面将这些孩子们所遭受的痛苦传递到了千家万户，这让母亲多少感觉一点安慰。在她从索马里回国之后，被问及政治在这幕人间惨剧中扮演了什么角色时，母亲回答说：政治对我而言是一种非常难以理解的东西，因为政治的手段非常复杂。我猜测政治的定义是，为人民、为人民的利益服务。人道主义的意思是为人类谋求福利。对人类遭受的磨难做出反应，也许这才是理想中政治的角色。这是我的梦想，也是我引用下面这个例子的原因。在索马里，人道主义帮助这个国家不至于彻底陷入混乱，随着时间的推移，政治化的人道主义必会取代如今那些带有人道主义作用的政治行为，我希望这一天尽早到来。这也是我希望前往索马里的原因之一，并不是因为我能够做很多，而是因为人们对那儿的情况缺乏足够的了解。如果我能够让更多的人关心，能够为哪怕仅仅一名儿童大声疾呼，那么就已经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