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曾经谈到过“那些人”。我们不知道她什么意思。她说那些人就在那儿等着她。她形容说，“那些人”是些阿门教派的教徒，他们在田野中静静地等待。当我们让她解释的时候，她总是温柔地回答说：“你们不会懂的，也许以后你们会懂。”她对另一个世界有着很强的感觉，她并不害怕。我们曾经谈起过她的死亡，谈起过我们的恐惧、愤怒和希望。她告诉我们说，不要生气，死亡是很自然的，是生命自然的一部分。我站起来，爱抚她的额头，告诉她我将很快回来。恍惚中，我下了楼叫牧师。第一声振铃后他就接了电话。他说听到我的声音很高兴又很难过，他一直在等我的电话。这位牧师80多岁了，33年前就给我施过洗礼。生与死都由同一个人来演绎，我感觉我漂浮在现实和天空之间。他说将在4点钟到达。我说了声谢谢。我穿过村庄来到墓地。冬天的寒风撕裂着我的面孔，提醒着我现在我的生命是多么痛苦。她曾经告诉过我，因为我弟弟的缘故，她希望被土葬。她一直遗憾的一件事情就是外婆的火葬，以致我们没有一个地点去看望她。她曾经提到过朱拉山的静谧景象。朱拉山是我们房子后面的一座不高的山，里面掩藏着的一条山谷里居住着一群与世隔离的避世主义者。他们只希望拥有他们自己的土地，并且捍卫这种独立，这是一个不为世人了解的巴斯克种族。我在推门的时候，冰冷的铁门粘住了我的手指。在一片空地后面，有一棵可爱的小树靠着公墓的墙。尽管现在还是冬天，我还是能够想象得出春天枝头开满鲜花的景象。这里是这片缓坡的最高点。我看着这里的景色，感觉很好。我穿过小村走回市政厅。一楼是邮政局，二楼是市政厅的办公室，在它们上方是高高的钟楼。钟楼每个整点都会响一次，我的童年是在钟声中度过的。市长是我们的好朋友，我曾经和他的孩子一起上学。他抬起头看到我，知道我为什么在那儿。他从他的图书馆拿出一本古老的书，我们开始看公墓的平面图。我指了指第63号空地。他说这块地的价格是275瑞士法郎，如果我们购买的话，这块土地将会属于我们500年。我问道:“如果要永远拥有，价格是多少?”他回答说:“350瑞士法郎。”我突然有种宁静的感觉，能在这个拥有800年历史的古老的小村生活是多么好啊。“永远”的价格仅仅需要多付出75瑞士法郎。我们握手，然后我走回了家中。她还没有被移动。我坐在她的身边，告诉她那片土地的景色以及樱桃花。我感到，她应该是同意了。门口的通话器响了，牧师帕斯托·艾丁戈尔已经到了。我下楼去迎接他，但是当我握住他的手时，话却卡在嗓子说不出来。我们两个沉默地走上楼。他站在床的一侧，我们则跪在床腿边。他口中颂读的语言非常美，他的声音充满感情，有一种历经80年的岁月的纯净灵魂的成熟。我在哭泣，我的妻子也在哭泣。我们举着手，跟着牧师一起到楼上。太阳破云而出，照进窗内。祈祷结束以后，我们互相扶持着轻轻吻她，然后回到楼下。牧师坐在椅子上，打开了圣经。我问他需要什么。他说他已经拥有需要的一切了。我问他需要回家吗？等需要时我会再打电话给他。他说他会一直留在这里，直到该走的时候。于是我逐个坐到每个人的旁边，向他们每个人说了那片墓地、那里的景色、樱桃花，还有永远拥有这块土地的价格。他们都在静静地听。我说完后，问他们心里是不是平静。他们都说是的。我最后坐在罗比的身旁，我问他心里平静吗？他说是的。他的话音刚落，楼上的通话器响了。母亲35年来的女仆兼朋友吉奥瓦娜只说了一句“快来！”我们跑上楼梯。她走了。她在微笑，嘴轻轻张开着。一滴眼泪挂在她的眼角。泪滴在闪光，像是一颗钻石。吉奥瓦娜脸色苍白。她不停地重复，她正在清洗水池，母亲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朋友兼助理克丽斯塔走进房来并且发现她已经过世了。我们紧紧抱着吉奥瓦娜，她的全部世界已经结束了。她一直陪伴在母亲身旁，无论是病中还是健康时，无论是情况好的时候还是坏的时候。母亲曾经对她说，丈夫有可能来来去去，但是她们俩会一直厮守。我听说，人会在自己爱的人暂时不在身边的时候才选择死亡。母亲是孤独的。三天前，她在花园进行了最后一次散步。在回到房内上楼梯的时候，她告诉我们说她很累。就在圣诞节之前，我们还谈到因为我打算至少在她的身体好转之后回美国一趟，是不是应该把我的狗从洛杉矶带来。她说给她一个月时间考虑考虑。她担心我的两只狗—一只黑色长耳猎犬，一只Bobie混种狗—会吞掉她的小约克郡狗，她形容说“就像吞汉堡一样”。她对狗怀着很敏感的感情，有点像她对时尚的敏感。在50年代，这种爱好还没有流行起来之前，她曾经有过许多只约克郡狗，有人甚至说当她在80年代买了一对约克郡狗后引领了风潮。这是一种新品种的狗，约克郡这个名字来自于英格兰驯养过它们的乡村牧师的名字。它们看起来像是RCA狗的缩小版。他们也很快变得流行起来。一个月。是不是她知道？是不是她能感知到？是不是我们在这个时刻来临时都很清楚？难道是我们常人隐藏了这样的智慧，只在那些已经接近另外一个世界的人才拥有这样的智慧？我想在一个月内我们可以知道应该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她甚至没有坚持完这一个月。有人为母亲擦掉了那颗泪水。我抬起我的手，那个“不”字卡在喉咙里没有说出来。现在，房间里站满了家人和亲密的朋友们。每个人都在哭，或者在拧他们的手。我感到我好像是在夜晚站在高速公路上。我想我看到了她的胸部还在动。有人告诉我说这是正常的。在牧师进行完一个简单的额外的涂油礼后，医生们来了，确认了母亲的去世。我打电话给我的父亲。他已经来到瑞士，离我们不远。他连夜开车赶来，抱住我并且向母亲说再见。他们俩最后一次见面是在我的第一次婚礼上，大约10年已经过去了。我永远忘不了他走进房间看到母亲躺在床上时脸上的表情。他握着她的手，然后亲吻了她的额头。对他来说，生命里最重要的一章结束了。她的遗体在房间内停放了3天。然后，在1月24日清晨，我们把棺木抬到大街上，穿过小村，去往小教堂。我得知在我们这个只有1200名居民的小村的街道上，聚集了25000人。但是他们都沉默着。我记得母亲曾经对我说，她永远忘不了第一次参加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活动—访问索马里的营地时的情景。那里的沉默简直使人觉得失去了听觉。那里有15000名饥饿的男人、女人和儿童。没有一个人说话。当我们一起在意大利生活的时候，我们曾经开玩笑说，想象一下，如果是1500名意大利人处在那种情况下他们会如何做。我曾经努力地想让她笑，这是所有因为单亲而感到悲哀的孩子会做的事情。我会像个小孩儿一样故意做一些滑稽动作，或者用某种可笑的口音跟她说话，然后她就会开怀大笑，有时候甚至会笑得弯腰。她总是拥有敏感而又迟钝的幽默感，哪怕是在最危险的环境下。她还在住院的时候，曾经开玩笑地把拜访她的7位医师比作“7个小矮人”。“7个小矮人来过以后，我们将读到某人的来信，或者给某人打电话。”她轻松地说。她收到过许多令人感动的信，但是其中一封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刻。当她第一次与派拉蒙签订合同以后，她参加了一个电影演员同业协会的午宴。他们把她的座位安排在重要的位置，挨着马龙·白兰度。大家都坐定后，她感到非常害羞，并向马龙·白龙度问了声好。从此以后，整个宴会上两人再没有说过话。由于母亲和马龙·白龙度的经纪人都是科特·弗林斯，她于是把这件事情告诉了科特当时的妻子玛丽。科特几年以前去世了。这对母亲的打击不亚于她的商业经理阿贝·比恩斯托克离开了她。他们彼此都永远存在于对方的生命中，就像家人一样。玛丽肯定将母亲的话告诉了马龙，包括宴会上的故事以及她的感觉。因为母亲收到了马龙·白龙度的一封信。在信中，马龙·白龙度诉说了他对母亲是多么的敬畏，他又是多么的不善言辞。40年来，母亲一直认为马龙·白龙度是在躲避她，事实上不是那样。他当时只是对母亲肃然起敬，就像母亲对他一样。她永远也不能忘记那些索马里家庭，他们排着队，平静地等待时不再来的机会。当看到儿童死在他们母亲怀里的情景时，母亲深受伤害。她知道目前人们所做的还远远不够，能够做的也受到各种限制，同时无力阻止不公正和战争的发生，她怎么能够在夜里安然入睡？她怎么能够看着我们在餐桌上，在厨房里嬉闹，享受着天伦之乐从容度过一生？难道这注定了生命开始的分离过程吗？为什么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执行官在母亲去世之后几个月也死于同样的疾病？是不是人类由于同情和怜悯产生的死去的意志，就像人们想要生存的意志一样强烈？这两者的区别能被人们知道吗？是不是就像随波逐流一样，就像山羊跳下悬崖？我们走得很缓慢，每一步都使得棺木的尖锐边缘刺痛我们的肩部。我抬起头看了看太阳，太阳光使我目眩，但是我微笑着。在狗仔队用直升机偷拍的事件发生后，我找来我们家的一个老朋友，他是瑞士军队的退役上校。我告诉他直升机事件对母亲感情的伤害有多大。他听着我诉说。我问他，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阻止直升飞机在葬礼那天的上空盘旋？他沉默了一会儿，说他不知道。我要求这个一生中从来没有向规则屈服的人再努力一次。这里不是意大利或法国，在那里，这样的奇迹只要有一点政治的干涉就会发生。但是这是瑞士，这样的事情从来没有过。他虽然也来参加葬礼了，但是没有给我答复他是否成功了。那天的天空是干净的。我后来得知，上层——我也不知道是多么高的上层——有命令下来，在上午10点和下午4点之间，把整个葬礼区域设为禁飞区。我微笑着。这次我们终于阻止了狗仔队。在几周寒冷阴沉的天气以后，太阳终于露面了。仪式简短而又温馨。我最后发言，以下是我说的:教师、作家和著名的幽默演员萨姆·莱文森在他的孙女出生时曾经为她写过一首诗。妈妈很喜欢这首诗。今年圣诞节她最后一次读了这首诗。她还给这首诗命了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