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伯达咒骂“王、关、戚”是“一些丑恶的变色龙，一些变色的小爬虫”。这种如同“牛鬼蛇神”那样没有严格、精确的政治含义的“帽子”，又引起一场新的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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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余、傅事件”的“余”，即余立金，空军政治委员。毛泽东巡视大江南北时，所带的随员便有余立金。毛泽东对金立金的信任，使林彪死党、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极度不快。

    一种奇怪的逻辑，硬把“杨、余、傅”拉扯在一起：傅崇碧“武装冲击”钓鱼台，被说成是杨成武的命令，而余立金又被说成是杨成武的“同伙”，与杨成武“勾结”要夺空军的权……

    1968年3月24日晚9时，万人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出席者一色绿军装，他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各总部、国防科委、国防工办、各军兵种、驻京各军事院校、北京军区部队所属各单位团以上的干部。

    等了快两小时，才见到主席台上出现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叶群、汪东兴。

    会议气氛紧张。唱主角的是林彪。

    林彪作了长篇讲话。

    今天，这个会是要向同志们宣布中央最近的一个重要决定。最近我们党的生活中间又出现了新的问题，发生了新的矛盾，发生了阶级斗争中间新的情况。这个问题虽然没有像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陆、罗、杨那样大，但是也比一般的其他问题要大一些，主席说，是不很大也不很小的问题。这就是，最近从空军中发生了杨成武同余立金勾结，要篡夺空军的领导权，要打倒吴法宪；杨成武同傅崇碧勾结，要打倒谢富治；杨成武的个人野心，还想排挤许世友、排挤韩先楚、排挤黄永胜以及与他们地位不相上下的。中央在主席那里最近接连开会，开了四次会，主席亲自主持，会议决定撤销杨成武的代总长职务；要把余立金逮捕起来，法办！撤销北京的卫戍司令傅崇碧的职务……

    林彪历数杨、余、傅之罪，其中提及了那“大树特树”，提及了“冲击”钓鱼台……最令人惊讶的是，林彪把杨、余、傅与王、关、戚联系起来了：

    “江青同志有病时，他（引者注：指杨成武）同戚本禹这些人就搞江青同志过去的黑材料啊！早在去年春天就搞江青同志的黑材料，实际上成立了这种专案，来迫害江青同志……

    他才是王、关、戚真正的后台！”

    简直像变魔术似的，这么一来，不仅“杨、余、傅”成了一伙，而且跟“王、关、戚”是一伙呢！

    会议进行到凌晨1时，毛泽东出现在主席台上，顿时全场欢声雷动。毛泽东一句话也没说，只是向大家招招手。他的出现，是以一种特殊的语言来表达———林彪关于打倒杨、余、傅的讲话，是得到他的允许的。

    陈伯达庆幸自己躲避了这场政治灾祸；上一次，“揪军内一小撮”的社论是他签发的，王力、关锋为他“替罪”了；这一次“大树特树”也是他签发的，而帐全都算到杨成武头上去了！

    “好戏连台”。3月27日下午2时半，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云集首都十万军民，举行“彻底粉碎‘二月逆流’新反扑，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誓师大会”。哦，何等的“巧妙”，这一回把“杨、余、傅”说成了是“‘二月逆流’的新反扑”！

    出现在主席台上的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叶群、汪东兴、温玉成。

    大会由陈伯达主持。

    笔者从档案中查到当时的讲话记录，江青、康生、陈伯达在这次讲话中，才第一次在公开场合中谈及了王、关、戚，而且上溯“二月逆流”，后挂“杨、余、傅”事件。

    江青提及了“大树特树”和“钓鱼台事件”，不断往自己脸上贴金，仿佛“先知先觉”。

    江青聒聒噪噪讲了一通之后，康生上场了，康生说杨成武“表面上也反王关戚，但实际上他是王关戚的后台”。康生说，“二月逆流”是对“文革小组的组长陈伯达同志、副组长江青同志发起一个新的反扑”。

    真是巧舌如簧，康生作了一番精彩的演说。这时，江青连忙说：“现在请陈伯达同志讲话。”

    “理论家”的演说，富有“理论”色彩。他一下子就把“文革”概括为“五个大回合”。

    陈伯达咒骂“王、关、戚”是“一些丑恶的变色龙，一些变色的小爬虫”。

    随着陈伯达的讲话印发全国，各地纷纷揪“小爬虫”、“变色龙”。这种如同“牛鬼蛇神”那样没有严格、精确的政治含义的“帽子”，又引起一场新的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