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马萨诸塞的新贝德福德，经历了两次而非一次的经济腾飞确实是不可思议的。自从清教徒建起它来以后，它经历了美国独立战争时期英国人的劫掠的洗礼，成为了世界捕鲸业的贸易中心。潮湿的、被海盐浸透的鹅卵石一直铺到码头，这码头曾给新贝德福德带来无限生机，同时也将这个城镇抛入捕鲸业可能陷入的风险之中。当地一名海员——赫尔曼。梅尔维尔说，“也许这个城镇是整个英格兰最适于居住的地方。”那么，它的富有阶层是如何崛起的呢？“去看看远处环绕着高耸的大厦的那些作为象征的铁制捕鲸叉吧！你会找到问题的答案……它们都是从海底拖到这里来的。”

    内战时期，捕鲸者们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在宾州的第一口石油钻井开始勘探时，便注定了他们悲惨的命运。然而新贝德福德在战栗中捉住了身躯——这得归功于它的资本都有先见之明地分流向多处。

    早在1947年，新贝德福德的捕鲸者们就筹资建设了一个纺纱厂。目的是为了减轻城市对海洋的依赖。后来建立的一座纺织厂以捕鲸人阿库什尼特的名字命名，标志着资本流向的转变。最后，约有1亿美元投入了纺织行业，即使当鱼叉闲置起来时，轮船依旧在船坞上堆满了成捆的南方棉花。到 20世纪初叶时，新贝德福德的70家纺纱厂纺出来的棉花比全国任何其他城市的都要好。

    最突出的一条经验便是：资本是无限运动的。轮船也许会腐烂，但是利润却不必由于船长的灯语便被扔出船外。正是这一点使得城市里最大的纺纱厂维持了近100年的历史。

    哈撒韦制造公司是1888年由霍雷肖。哈撒韦创办的。哈撒韦家族在19世纪初就开始经营中国的帆船业。它拥有40万的资本，大多数来自于捕鲸者，这次可以从它座落在考夫大街的位置明显地看出来——直接面对着海洋。“新贝德福德晚报标准”鼓吹说这个雄心勃勃的新企业将“雇佣约450名工人，经营3万个纱锭”。赫蒂。格林是沃伦。巴菲特的纺纱厂的初始投①资者之一，她是一个以“华尔街巫师”的绰号而臭名昭著的吝啬鬼。

    哈撒韦的财产以及整个行业的财富，都随着棉花的增加而增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利润达到了空前鼎盛的时期，这得归功于军队对制服和飞行服装的大量需求。在内布拉斯加，有3万工人——几乎是劳动力总数的一半——都在纺纱厂工作。

    后来，纺织工厂突然衰败了，或者说逃向南方寻找廉价劳动力去了。在20年代新贝德福德的工人们——大多数都是移民者——被迫忍受一次又一次地被削减工资，在1928年，纺纱厂业主要求进一步削减10％的工资；于是工人们只有奋起罢工，此次罢工痛苦地持续了5个月之久。之后，许多纺纱厂没能重新开业，而那些重新开业的在不久以后又被太萧条拖得停滞不前。到了1940年，纺织行业的工人队伍减少到只有区区9千人。

    值得一提的是，工厂的业主对日趋衰败的行业评价十分冷酷。到了 20年代末，尽管他们依旧赢利丰厚，但他们是用陈旧不堪的机器来运转着他们的工厂，同时，红利也保持相当高的水平——基本上达到10％。业主们把资

    ① 格林，一个船业的女继承人，据说在冬天把自己裹在报纸里取暖。她死于1916 年。作为世界上最富盛名

    也是最富有的女人，她留下了10 亿美元的财富。

    金抽到了南方的纺纱厂里，抽到了股票市场上，也抽到了他们的游艇耗费上。

    不论金钱流到哪里，业主们都牢牢铭记着捕鲸者的训诫，一旦这个工业走向灭亡，他们就不会再重新投资到纺纱厂中去。这里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哈撒韦制造公司。

    哈撒韦是由西伯格。斯坦顿经营的。他是一个豪情满怀，令人尊敬的新英格兰人。他的祖父是一艘捕鲸船的船长，父亲曾任哈撒韦的总裁。年轻的西伯格出生在内布拉斯加，1915年毕业于哈佛大学，在法国打过仗，就地提拔为陆军中尉。战后他又回来作为哈撒韦的合法继承人，在纺纱厂里做学徒工。要不是他遇到了沃伦。巴菲特，他也许会在那里呆上半个世纪。

    斯坦顿身高6.2英尺，身材瘦长。他显得不苟言笑而且十分冷漠，目光犀利如剑。决定他命运的时刻是在1934年大萧条的顶峰时期。一个个的纺纱厂倒闭了，或是迁往了南方，但是斯坦顿，像他祖先一样的一位航海者，经过深思熟虑后决心要安全地闯过这场风暴。他构想出一个计划来使工厂实现现代化。在后来的15年里，他总共把1000万的公司基金投回到了纺纱厂中。

    怀着美国人忠实的信条，西伯格和他的弟弟奥蒂斯走进了典当铺，买进了哈撒韦的股票。他们带着一种高尚的念头，认为如果股东的钱面临风险，那么他们自己的钱也应该在同一条船上。有西伯格做舵手，考夫大街上这座红砖盖成的纺纱厂勇敢地经受住了浪潮的冲击。

    接下来的年份可谓喜忧参半，哈撒韦建立了合成纤维厂的分支，而且在人造丝的制造商中也居于领先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战对降落伞纤维的需求无异于一针兴奋剂。战后哈撒韦继续开发人造丝，终于成为全国，也许是全世①界最大的男士服装衬衫制造商 .可是麻烦在于产品非常易于仿制。它逐渐遭到了来自南方厂家乃至远东厂家的强烈冲击。后来，在1954年，一场飓风吞噬了整个工厂，使它蒙受了严重的损失。斯坦顿接到一份利润诱人的邀请，要求他去南方重新选择，但这位老船长决不投降。他不愿意离开新英格兰，于是他决定把哈撒韦和一个同样弱不堪击的北方制造商伯克希尔。费恩纺丝协会兼并在一起。

    伯克希尔的血缘可以追溯到塞缪尔。斯莱特。他在1790年建立了全国第一家纺纱厂。奥利费。察思，一位曾经为斯莱特工作过的木匠也紧跟着于1806年在罗得岛建立了自己的纺纱厂，随着察思家族的延续，企业一直兴盛不衰。

    一个半世纪之后，察思家族依旧控制着伯克希尔，而伯克希尔已经变成了一个专门为床单、衬衫、手绢，细平布和衬裙生产主要纤维的多个工厂的集合体。

    和哈撒韦一样，伯克希尔在二战期间及后期的很短一段时间内赢利都非常可观，后来它也同样经历了一段艰苦的日子。但是，马尔科姆。察思总裁采取了与斯坦顿截然不同的策略。哈撒韦经过现代化改造之后建立了时装、成衣衬里以及窗帘等几个分支；而以节俭为本的伯克希尔，仍旧使用古老的机器来加工棉花。察思——也是一位白发苍苍、瘦瘦的新英格兰人，自从1930年以后就从事商业——觉得这个工业在新英格兰没有任何前途，而自己没有任何潜能。他的侄子尼古拉斯。布雷迪——后来成为了财政部长——于1954年在哈佛商学院以评估伯克希尔为他的毕业论文。他得出的结论让人十分忧虑，于是他立即把它的股票脱手了。

    ① 哈撒韦同哈撒韦衬衫无关。

    两个公司在1955年兼并成为了伯克希尔。哈撒韦。新的公司非常庞大，有14个工厂、12000多名工人，年销售量达11200万，有些人认为哈撒韦的现代化管理与伯克希尔的现金留存结合在一起将会成为一个强有力的整体。

    公司总部迁到了新贝德福德，由斯坦顿担任总裁，察思则任主席。

    斯坦顿对伯克希尔进行了一番观察。当看到了成千上万的织布机与房顶的滑车相连运作时，他下定决心进行现代化改造。他投入了新的纱绽，重置了纺机，提高了纺机的速度，还把所有最好的工厂合并到了一起。

    西伯格。斯坦顿有一种特定的高贵感，在他看来，他是塞缪尔。斯莱特的延续。斯莱特是一个“极富想象力的人，是他把湍急的河流，旋转的飞轮，粗糙的纺机和纱线联系在一起，织出了一片王国。”他永远都会以自己在大萧条的一切经历来指导自己前行。那段时期在他的记忆中是一个“人们依赖自己的资源和勇气来生存的时代”。在他的管理下，伯克希尔。哈撒韦成为新英格兰最大的一家——最后也变成了唯一的一家生存下来的——纺织品制造商。

    要是从经济角度来看，他倒还不如去捕鲸的好。据一位中尉说：“西伯格对于投资回报没有任何一点点概念，他只关心一件事——那就是让工厂持续经营下去。”他不停地注入资金，而过低的纺织品价格却总是限制他的追加投资。

    在管理过程中，斯坦顿变得愈发孤僻了。他严格要求经理人员穿多色菱形花纹短袜和白衬衫，秘书们必须戴手套穿长裤。他还对凡是在公共场合身着运动夹克的人员严厉地惩罚：他俨然是领地的主人，所有与他人交流的方式几乎都要清一色地用书面报告形式。他工作在一种令人敬畏的疏远的状态之中，被大家背地里称为“象牙塔”。据马尔科姆。察思说：

    西伯格在二楼的顶楼房间里有个办公室，每个走进他办公室的人都会路经他的秘书，秘书还有她自己的秘书。如果你被叫到他的办公室里去，你就得爬上长长的楼梯，在顶头有一扇门，摆着一张长长的会议桌，而在桌子那端才是西伯格的办公室。

    中午的时候，他会从设备完善的象牙塔中走下来，钻进一辆等候已久的凯迪拉克车中。车子载着他飞速驶过南区的工薪阶层木结构的房屋，回到家里吃午饭。尽管从他的楼梯上就可以眺望到纺纱厂的厂房，斯坦顿和工人之间几乎没有任何接触。他每年在圣诞节的时候会见一次上夜班的工人。他脸色阴沉地从象牙塔里走下来和工人们握手——工人们精心地在手上涂抹油脂，期盼着老板的轻轻一握。

    西伯格和他的弟弟奥蒂斯性格不合。奥蒂斯对西伯格的重投资计划颇有异议，同时他对西伯格不惜冒罢工的风险坚持削减工资的作法相当不满。两兄弟之间的派系斗争逐渐渗透了整个公司。

    奥蒂斯的时间一部分花费在新贝德福德，另一部分则花费在位于纽约服装大街的公司销售办公室中。他是一个性情外向，热情奔放的人，对哈撒韦的人造丝纤维服装衬里的事业很有责任心。正是奥蒂斯把哈撒韦的合成纤维，其中包括它的衬里材料，推销给“加工者”，由他们印染和加工这些材料，并把它销给服装制造商。战争时期，其他供应商纷纷以红包为主掺加少量的纤维材料，而奥蒂斯一直都奉行诚实无欺的原则。战争结束以后，供应变得充足了许多，那些喜欢他的客户们纷纷下订单来回报他。

    但是，擅长于制造业的西伯格侵占了奥蒂斯的地盘。他建立起一个新的分部，使得纤维材料在厂内就可以完工，然后直接销给制造商——这样就省去了加工者的环节。这一举动对于新贝德福德而言似乎是明智的，但是它忽略了贸易中一个重要的事实。纺织商业是由非犹太人控制的，而加工者都是犹太人，服装制造者也同样是犹太人。“你要和他们做生意，就必须先和他们生活在一起，”斯坦利。鲁宾，纽约伯克希尔的一位销售副总裁解释说：“这是西伯格犯下的最严重的错误，它便是后来最终结局的开端。”

    渐渐地，伯克希尔已如同一座墙缝越来越深的房子。在西伯格极力渲染纺织工业光辉前景的时候，纽约负责推销公司来加工纤维的人士——他们称它为“灰色货物”——纷纷窃笑。生意就在他们面前眼睁睁地衰败下去。有一次，伯克希尔的一位推销员和一个客户呆在第五大街上时，推销员想推销手绢布料。客户指着窗外一位走进劳德＆泰勒的女士说：“看见了吗？所有的妇女都带着手袋，每个手袋里都有一满盒的克里奈克斯面巾。这就是手绢行业的结束标志。”

    到1961年底时，伯克希尔只剩下7家工厂了。在前三年中，它把1100万资金投回到企业之中。尽管纺纱厂增多了，生意却没什么长进。它生产的“普通平纹”纤维无法在其他制造商的产品中脱颖而出，当竞争者充斥整个市场时，伯克希尔显得孤立无助。于是在1962年，也就是它现代化改造完成的当年，它蒙受了220万美元的惊人损失。

    这时，西伯格和奥蒂斯之间的血缘宿仇终于激化了。这是因为西伯格打算把自己的职位传给儿子。杰克。斯坦顿是一个高高瘦瘦，脸庞如石雕般坚毅的人，长得很像他的父亲。但他朦胧的蓝眼睛中流露出一丝忧郁。杰克步西伯格之后尘进入了哈佛，也参加过世界大战，还曾经在海军扔出了不少好球，费城的运动学院曾邀请他来学校，但西伯格不准他去。西伯格这个极富责任心的儿子放弃了棒球，来到织布机面前工作，“和工人肩并着肩，浑身满是油污”。1962年，冷峻的杰克一跃升为主计长，年已70的西伯格打算再工作几年以后就任命他为总裁。奥蒂斯和马尔科姆。察思都觉得杰克资历不够，于是便开始秘密地物色另外的人选。

    伯克希尔的股票在华尔街上受尽冷落。研究价值曲线的一位证券分析家理查德。蒂利曾在1955年推荐过伯克希尔的股票。那时的价格是1434  美元/ 股。接下来的几年中，蒂利经历了市场供过于求以及纺纱厂纷纷倒闭的局面。到了1963年年初时，股价跌到了8 13 ——比初始投资时大跌了45％。

    但是这位纺织分析家胸中希望的火焰并没有熄灭。1963年3月，蒂利报告称伯克希尔现在的形势比相当长一段时期以来的形势要有希望得多，6月时，他不留余地地跳出来，预测将有适量的季度赢利，而到了9月份，他却不得不吞下一枚苦果子：

    正如以前所估计到的，伯克希尔现在有可能会分裂成收益栏目。因为大量棉花织物制造商都迅速转产到混合纤维上来，这一趋势导致市场价格暂时处于疲软状态。

    由于“暂时”的疲软，“目前”没有任何利润。这种境况延续了8年时间。

    根据经济理论来说，如果一家公司经营不善，迟早会有投资者认为自己

    能把它的资产派上更大的用场，于是将它接管下来，这一切就在巴菲特与蒂利松同时注意到伯克希尔时发生了。那时正是50年代，巴菲特在格雷厄姆—纽曼公司工作。霍华德。纽曼曾去伯克希尔考察过，然后便决定要买下它。

    而直到1962年为止，巴菲特都不过是一个目睹公司经营惨状的旁观者。此时股价已跌到了8美元/股，而伯克希尔的营运资金价值16.50美元/股，看上去是个相当不错的机会，于是巴菲特通过合伙人企业买进了一些股票。但是，他还没有产生要接管它的念头。他操作它的方式与别的股票并没有什么差别，而且也假想自己会持有它好几年。

    然而，随着他兴趣的逐渐高涨，丹尼尔。考因，他的一位纽约的经纪商朋友，为他找来了一大堆股票。1963年时，巴菲特合伙人企业已经成为了公司最大的股东。巴菲特暂时隐瞒起自己的股东身分，而由考因来充当自己的烟幕弹，在伯克希尔的董事会中争到了一席之地。

    后来，有消息传出来说考因的客户是巴菲特。伯克希尔的销售总监斯坦利。鲁宾认识巴菲特，于是打电话过去询问巴菲特是否有意要买进更多的股票。

    巴菲特含糊其词地说：“有可能，也没可能。”但仍然没有任何人意识到巴菲特将会有什么样的动作。

    不久以后，巴菲特参观了这个纺纱厂。当他得知杰克。斯坦顿有自 20年代以来的有关伯克希尔的财务状况复印件之后，他兴奋不已，赶忙又去复印了一份。之后他又要求看看厂房，杰克回忆说：“当时我很忙，因此就派肯。察思去陪他。”

    于是，杰克便犯下了一生中的错误。奥蒂斯早就考虑把肯。察思（他与马尔科姆没有什么联系）作为取代西伯格的人选了。但是，对此权位垂涎三尺的西伯格或是杰克都没察觉到这一点。察思是一个平易近人的快满50岁的化学工程师。他是本地人，总开着一辆雪弗莱车。他曾在一所叫做新贝德福德的纺织学校念过书，在 1947年进入哈撒韦的合成纤维部门工作，之后通过奋斗晋升到了生产副总裁的高位。

    在两天的时间里，长着方方下巴的察思带着巴菲特在纺纱厂四处转转，巴菲特觉得可见的一切都像是从塞缪尔。斯莱特的速写本上搬下来的，厚厚的一捆捆的棉花原料消失在巨大的漏斗中，纤维被织成闪闪发光的透明网状物，它们像绳子般的细丝在成千上万台的纺架上被拧成沙线，好像士兵集结到一起。不论巴菲特有什么感受，在这个不再被人称颂的行业中，总有某种强制性的东西存在。它和新英格兰的精神有相似之处。据察思说：

    沃伦像疯子一样拼命地问问题。关于营销方面的，关于机器的，关于我认为应该怎么做，公司该怎么发展；关于它的技术年限，我们目前销售什么样的产品，以及我们销售对象是谁等等……对每一件事情他都想刨根问底。

    察思坦率地谈到了公司存在的问题，巴菲特认为找到了自己想要的人。

    他并没有多说什么，但在行程结束时，他给察思留下了一个暗示：“肯，我会和你保持联系的。”

    与此同时，斯坦顿终于意识到自己正身陷重围之中。1964年，伯克希尔一再要求购回股票——这样可以增加斯坦顿所控制的股票比例。此时巴菲特正处在对是否卖出犹豫不决的时候，但他认为斯坦顿想在价格上耍花招。

    “他们两人在价格上有3/8美元的争执”，否则巴菲特就会把股票出手了。据查理。英格回忆道：“伯克希尔能成为巴菲特的财产绝对是一件偶然的事情。”

    作为一个公司机构，伯克希尔没有任何值得推崇的地方，但巴菲特觉得自己和斯坦顿之间的账目还没结清，于是不想袖手旁观。巴菲特加斯坦顿在一项认识上有很大的分歧，尽管巴菲特同往常一样，让别的人专门策划，仍然觉得没有让他满意。

    丹。考因和斯坦顿在他的象牙塔里就此问题展开了一场唇枪舌战。斯坦顿大喊道不需要任何人来告诉他应该怎么做。当埃德蒙。里格比得知考因代表的是巴菲特时，这位执行副总裁冲了进来，提醒斯坦顿说：“你不应该对我们的主要股东用这样的口吻来说话！”

    后来事情发展到了高潮。那位曾带着巴菲特参观厂房的言辞坦率的主管人对伯克希尔的前途忧心忡忡。于是他和南卡罗来纳的一位竞争者进行了一次谈话。1965年初，斯坦利。鲁宾给察思打过一次电话，要求他保持固定不动。察思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鲁宾神秘兮兮地说尽管相信他的话就是了。

    大约一个月以后，鲁宾又打了个电话过来。“你还记得那个沃伦。巴菲特吗？他想控制伯克希尔。哈撒韦。他已经以斯特里特经纪所的名义持有了股票。”鲁宾说巴菲特有事要和察思谈谈，希望察思能到纽约的广场饭店和他见面。

    这是一个春光明媚的日子，巴菲特和察思一同走进前面的一家小公司，巴菲特买了一些冰淇淋和奶油棒。

    巴菲特单刀直入地问道：“我想让你当伯克希尔。哈撒韦的总裁，你意下如何？”

    察思当时已经有48岁了，而这个许诺启动他事业的人却只有34岁。

    察思还没来得及答应下来，巴菲特就补充说道他已经掌握了足够的股票，可以在下次董事会上办妥这件事情。他让察思暂时先保持沉默，关于伯克希尔的未来，他说：“想想你都需要些什么，它就是你的孩子了。”巴菲特和他的谈话前后不到10分钟就结束了，而察思却一直没回过神来。

    他并不知道巴菲特已经找过了董事长马尔科姆。察思了，并且提出要他入选。马尔科姆提到自己与公司多年以来的感情，并拒绝了巴菲特。但是马尔科姆家已经有一些人同意出售公司了。

    巴菲特还有一道难关需要克服。奥蒂斯。斯坦顿肯卖出他的股票吗？也就是说会损害他哥哥的利益吗？斯坦利。鲁宾在新贝德福德的沃姆休拉俱乐部安排和巴菲特、奥蒂斯共进了一次午餐，奥蒂斯答应出售股票，条件是巴菲特答应以同等条件把西伯格全部买下来。这可是关键性的突破。尽管杰克还在为代表权之争厉兵秣马，但西伯格对此已经没什么兴趣了。在拥有了斯坦利兄弟的股票以后，巴菲特合伙人企业便拥有了49％的份额，平均成本是15美元/股。

    杰克。斯坦顿，曾经记得不愿意带巴菲特去参观工厂，现在终于意识到了——同时也太晚了——他必须见巴菲特一面。于是杰克和他当时的妻子凯蒂赶到了纽约，在广场饭店和沃伦及苏茜共进早餐。但是杰克当时非常胆怯，都忘了要说什么。据一名叫拉尔夫。里格比的织物推销员说，凯蒂比杰克恳求得还要厉害许多。后来，巴菲特开玩笑说：“如果我要雇人，首先就雇凯蒂。”

    也许巴菲特想换一个话题，于是他对杰克讲述起自己的事业，叙述自己作为一个投资者的成长历程。杰克问他：“你是如何成功的呢？”巴菲特说他每年都要读“成千上万”份财务报表。

    在5月份的董事会会议后不久，巴菲特就秘密地命名了一位董事。在正式接管那天清早，巴菲特飞到新贝德福德去了。他理着一个小平头，衣服扣得紧紧的，尽是皱褶，还被一个公文包和巨大的旅行袋向下坠着，活像一个邋遢却热情奔放的外出出差的推销员。

    巴菲特向位于考夫大街的办公室走去，西伯格最后一次从象牙塔中走了出来。召集所有的会议人员作好准备后，西伯格仔细地把议程安排读了一遍，没有作出任何表示。然后，西伯格。斯坦顿在上面签上名字，就好像吞下了一杯毒药，两人一言不发，满腹愤懑地冲出了镶木地板的优雅的会议室。肯。察思被选为总裁，巴菲特任执行委员会主席。奥蒂斯，在给他哥哥的最后一击中，把票投向了多数派，而且在董事会中保全了一个席位，尽管马尔科姆的头衔还是董事长，但现在真正管伯克希尔的是巴菲特。股票当天——1965年5月10日——便涨到18美元/股收盘。

    巴菲特的良好形象几乎被严重破坏，当一个信息员递进一份下午的标准时报的复印件，显示了首版上的震惊的消息。西伯格把这件事披露了出去，对因“某种外部利益”而导致的兄弟失和及自己被迫离开痛斥了一番。由于巴菲特担心公众把自己看作一个借标者的角色——这是一个源于登普斯特尔制造厂的令人憎恶的词语，他显得十分恼火。但是他在公开场合撰文赞颂斯坦顿兄弟的转变，并且也使他的计划实施得缓和点。在第二天的版面上，巴菲特承诺他“将像以前一样，把与原来相同的厂家生产的同样的产品销售给同样的顾客”。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伯克希尔曾经关闭了除两个纺纱厂以外的全部厂家，共计累积净损失超过1010万元，它的资产减少了一半，而且只剩下2300名工人，1955年的兼并企业中每5个工人如今只剩下了1人。但他目前的财富却似乎有所好转，市场对合成纤维的需求十分旺盛，公司终于可以扭亏为盈。人们本来希望知道蒂利松将为巴菲特的到来做些什么工作，但这位忠实的分析家却同西伯格。斯坦顿站在了相同的立场上，“价值线”关于伯克希尔的5月份报表是由另一个新的分析家签署的，他发现“新的控股人”的计划并不为人所知。

    董事会会议之后，巴菲特和察思漫步走过这座历史悠久的纺纱厂，然后坐下来谈话。察思早已准备好要听取这位新业主对工厂的计划，但是巴菲特却说任何有关于纱线和织布机的事情都由察思来处理，而他自己只看管资金。

    此后，巴菲特坦诚地大概说明了一下他们各自可以期望得到些什么。而第一点很令人沮丧：巴菲特不允许察思或其他任何人染指股票期权。

    巴菲特对期权的反对是由于大多数的执行总裁都热衷于它。期权的确能带来潜在的——有时是巨大的——投资回报；但是它分散了购买期权者的风险，于是执行者便有更大的自由度来驾驭股东的资金。

    更细微地来说，巴菲特所希望的是那些个人利益与股东利益相一致的管理人员。一个拥有期权的管理者，如同和股份隔离开来，他不含有任何损失，因此也就更有可能挪用股东的资金来进行赌博。

    但是，巴菲特答应签署一笔贷款让察思借18000美元买进1千股票。而

    对于工资不到3万美金，并且常常是连根鞋带都不愿去借的察思来说，这委实是一笔大数目。但巴菲特不愧为一名优秀的推销商，尤其在推销自己时显得更为出色。和那些早期的合伙人企业投资者一样，察思的感觉是，只要有巴菲特来主管，好运气就会来临。于是，察思接受了这项建议。

    巴菲特向察思讲解了一些有关投资回报的基本理论。他对察思到底能生产出多少纱线乃至卖出多少纱线都不是特别在意；对于孤零的一个数字所表示的全部利润额也不感兴趣，他所关心的是利润与资本投资额的百分比值，这才是评价察思业绩的尺度。

    和大多数管理者一样，察思并不认为企业成长是一件绝对的好事，这个观点对于他来说还太新鲜。但他领悟到这正是巴菲特所奉行的信条的关键之处，于是巴菲特就用察思易于理解的方式来说明这个观点：“我宁愿要一个赢利率为15％的1千万元规模的企业，而不愿要一个赢利5％的10亿规模的企业。”巴菲特说，“我完全可以把这些钱投到别的地方去。”当天晚上，他就飞回奥马哈去了。

    巴菲特对于可以投资的“别的地方”非常看重。他依靠察思来保证存货和尽可能地压低费用。正如察思所说：“巴菲特关心的一件事就是更快地周转现金。”

    巴菲特一直恪守诺言，放手给察思以自治权，他告诉察思不必为每季度的项目和其他一些浪费时间的琐事所烦扰。他只需要察思给他送来每月的财务报表，并提醒自己注意一下任何令人不快的事件。

    事实上，巴菲特建立了这样一种人际关系，通过最少地和人接触来得到最多的效用。要找到他很方便，但这也有不良影响的一面：它使得察思不到万不得已绝不给他打电话；而当察思一旦真的打电话来时，巴菲特又从来不在电话上多逗留一分钟。

    “只要我给出结果和年度的估计，他就会永远记住他们。”察思说道。

    有一次，巴菲特指出察思对前一个电话里提过的某个数字做了改动——察思还为此争辩了几句。但当他仔细检查记录之后，察思发现巴菲特是对的。

    自那以后，察思在打电话前总是事先仔细检查一遍数据。

    察思的自由度是有限制的，只有巴菲特才能配置资金，并且由于西伯格从前注入到纺织品上的大部分资金早已化为乌有，于是巴菲特不再情愿追加投资。

    但察思还是做了一些尝试，他曾提过一项投资建议，给出了仔细的调研及体面的项目设置为背景支持。而巴菲特的回答是：“肯，你是没法超过历史平均水平的。”

    J.维恩。麦肯奇是伯克希尔的财务主管，曾经在为巴菲特合伙人企业作外部审计人员时结识了巴菲特。他说道：“肯，你要记住：在衡量一个5千美元的投资和一个500万美元的投资时，沃伦用的是同一个标准。”

    在巴菲特/察思体制管理下的头两年里，纺织品的市场十分繁荣，赢利也相当丰厚。但是，他们没有再返回投资到纺织业去。察思按巴菲特的要求对存货和固定资产进行了清理，迈出了背离象牙塔的象征性步伐。公司的现金状况也好转了。巴菲特在1967年只付了0.1美元的微薄红利，但他很快又想①起这笔钱可以有更好的用处 .从此以后，巴菲特便紧握资金不放手，正如他

    ① 在宣告发放股息之后，巴菲特说：“当时我一定呆在浴室里。”后来，他再也没有付过股息。

    自己所说过的那样。

    对于伯克希尔的股东们来说——他们大多数都生活在新英格兰——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些重大的决策都是在奥马哈做出的。公司总部仍在新贝德福德，年度报表也是由肯和马尔科姆签发的，但是任何细心的读报表者都可能怀疑在舵柄之后有一双手正在操纵着它。

    公司一直寻找在纺织行业中的合适定位，但可以想象的是一直没成功。

    这些话写了没多长时间，巴菲特被惊动了。一段时间以来，他一直在研究，像奥马哈的保险公司：国家赔偿公司，它的主要拥有者是杰克。林沃尔特，也就是曾经拒绝巴菲特的要求而没有向合伙人企业投入 5万元的那个人。从那时起，林沃尔特就已经听说了巴菲特的业绩，而巴菲特也对他十分了解。

    林沃尔特是一个满脑袋捉弄人的鬼聪明的大学退学生。他靠在大萧条时期为出租车提供保险发家，他的结论是：要想挣钱就得为那些别的承保人都不敢涉足的风险提供服务。

    这一点对于我而言尤其重要，因为我的竞争者有比我更多的朋友，更高的学历，更大的

    ①决心，也比我更有人性一些 .

    他是靠经营高风险的汽车保险来获利的，但林沃尔特愿意为任何别人不承保的风险提供保险——不论是钢锭缺陷，还是驯狮员，只要是你能叫得上名字的。因为这类保险的效益通常会更高一些。他还因为在全国各城市广播台承办寻宝节目而名声大噪。比如：某个广播台播出一系列线索，暗示说某地有一张10万美元的银行汇票。如果这张汇票被找到了，林沃尔特就会将它兑现，而这通常是不可能的，因为林沃尔特把它藏了起来，往往是被放在唇膏筒里埋在地底下。他提供的线索都很晦涩，比如这样的语句，“蒲公英不是玫瑰花，在你经过乔的家时你便来到一个街区中。”等等。他只在旧金山曾经兑现过一次。

    林沃尔特是这样简明地陈述自己的哲学的：“世界上并没有一种叫做糟糕的风险的东西，而只有糟糕的比率。”这可谓一句价值千金、寓意深刻的话语。从巴菲特在跑马场上懂得了这一道理时起，他便明白林沃尔特和自己是同一类人。他们各自都乐于承担风险，但都只在成功可能垂青于他们时才这样去做。在巴菲特认识的一群人之中，林沃尔特是最吝啬的一个。他甚至在去市中心吃午饭的时候都把外衣脱在办公室里以省去一笔存衣费。

    1967年时，巴菲特问林沃尔特是否可以在凯威特广场暂留一下，两人讨论一件事情。巴菲特说只需占用他15分钟的时间。那时，巴菲特已经从一位名叫查尔斯。海德的奥马哈经纪人那里知道，要想说服林沃尔特放弃国家保险公司绝非一件易事。

    “你为何从未想过要卖掉你的公司？”巴菲特问道。

    “也许只有恶棍和破产的人才会想要它。”

    “还有其他原因吗？”

    ① 林沃尔特的回忆录《国家赔偿公司及创始人轶事》。

    “我不想让别的股东得到的每股收益比自己低。”

    “别的呢？”

    “我也不愿让我的雇员丢掉饭碗。”

    “别的呢？”

    “我想让它在奥马哈持续经营下去。”

    “别的呢？”

    “理由还不够多吗？”

    “你的股票价值多少？”巴菲特切入正题问道。

    “市场价每股33美元，但股票本身每股值50美元。”

    “我要买下它。”巴菲特说道。

    成交价格总共是860万美元，可是令人费解的是为什么一个新贝德福德的纺织工厂想要并购奥马哈的一家保险公司。但巴菲特认为没有必要把伯克希尔看作一个纺织品公司，而是看作一个其资本应被用到赚头最大的地方去的公司。

    虽然纺织品行业需要厂房和设备投资，故而很消耗现金；但是保险业却是能产生现金的，收益可以马上得到，而债务可以到以后再偿付。在两者之间的时间内，一个保险公司就可以投资于基金，这在贸易中叫做筹款。

    传统上来说，承保人都相当保守地经营自己的筹款，在手中持有远远多于需求的资金，但自从巴菲特早期在尝试以来就一直在认真地考虑保险这项业务。他认为保险业的筹款可以像火箭燃料一样威力巨大。筹款不过是资金，而保险公司实际上是一个可用于投资的现金通道。

    巴菲特的这种观点很快就流行起来了，但在当时，保险业还是一潭死水。

    许多保险公司甚至懒得公布他们的赢利情况，同时几乎也没有什么人有兴趣看这些东西，交易商查尔斯。海德说：“巴菲特比全国任何一个人都更早地领悟了筹款的本质。”

    一旦巴菲特吞并了国家赔偿公司，伯克希尔就有了资金来源。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伯克希尔又并购了奥马哈太阳报公司——奥马哈的一个周报公司群体，以及规模更大的位于罗克福德的伊利诺斯国民银行和信托公司。罗克福德银行的经营者是尤金。阿贝格。他从1931年开始接手管理，当时的罗克福德一文不值，而且镇里的其他银行也处于经营不善的境地；他本人也是一个奋斗不息，牢记大萧条教训的巴菲特式的人物，仿佛是巴菲特从中央铸件中造出来的。从30年代起步开始，阿贝格打下了价值10亿美元的存款基础，并使资产收益率 （银行业的主要评价指标）接近大的商业银行的最高值。

    许多类似于阿伯格的年龄偏大的企业家都想在自己卖空以后就退休，而新的业主们一边称颂他们的业绩，一边巴不得将他们扫地出门。巴菲特却不同，无论经营银行，清算所还是零售连锁店，都是他领域之外的，他本人也井没有去尝试的欲望。事实上他认为，如果自己不喜欢这个企业的经营方式，那又何必要买下它呢？

    他在物色这样一类人：他们靠奋斗起家，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有趣的是这些人都很忠实于他。阿贝格在卖企业给巴菲特时已有71岁了，他们继续在巴菲特的所有权下管理着企业——这就和杰克。林沃尔特经营的国家赔偿公司，本。罗斯纳经营多元化公司一样 （阿贝格将主持经营这家银行直至80高龄为止）。

    其实，这群数百万富翁中没有任何人需要去工作，但巴菲特懂得：无论

    大多数的人怎么说，他们对满足感的渴求与他们对金钱的渴求是一样强烈的。巴菲特让他们感到他依靠了他们，而他也通过对他们的工作表示尊敬及对他们表示信任来突出这一思想。

    一次，希尔斯的一位纺织品买主怒气冲天地打电话给巴菲特，想把肯。察思弹劾下来。他提醒巴菲特说他们都认识同一位朋友，以此要求巴菲特按自己的理由撤掉这位经销商，巴菲特对这过时的套话显得极为不屑，认为这完全是感情用事，没有任何道理可言。他直率地告诉这位来自希尔斯的人士说这件事的决策取决于察思。自然，这种忠诚的表示只会更加增强察思对巴菲特的忠心。

    当巴菲特把伯克希尔的资本投入到保险业、银行业以及出版业时，他还在从纺织业中抽取资金。1968年——在他许诺出售同样厂家生产的相同产品之后3年——他关闭了罗得岛上一些相对小规模的纺纱厂。它和绵织品业不可避免地拴在了一起，并且由于精美品等衬裙以及服装加硬材料市场的逐渐缩小而日趋没落。辉煌一度的棉花王国只剩下了一所纺纱厂——也就是在新贝德福德的那一家。连考夫大街上的厂房也都停工了。霍雷肖。哈撒韦创办起来的企业只剩下了纱线衬里和合成纤维窗帘的生产。

    巴菲特亲自过问每一笔资金，甚至于办公室削笔刀的费用，伯克希尔的“财务委员会”会议记录——此次会议是某个夏季通过新贝德福德和巴菲特在加州度假常住的地方之间的电话召集起来的——说明任何费用都难以逃脱巴菲特的目光。

    同意，确认购买一台二手的整经机和经轴架，成本估价为11110元。

    同意，确认购买50台二手的64英寸XD织布机，估计成本为71160元（包括包装费在内）。

    同意，确认修理办公大楼楼顶，估计成本9340元，修理装货车间地板，估计成本9940元。

    在写给察思的信中，关于不确定风险，巴菲特专门提醒他，“除了现金以外什么都不要相信”。

    让我们更严格地审查我们的客户，保证他们不存在财政困难。如果有人拖欠付款，那就只有当他们偿还过去所有的欠款，并且连支票也结清以后，才能给他们更多的货物。

    巴菲特不对任何人例外，即使是一位非常“特殊”的顾客。70年代初，苏茜曾到伯克希尔在纽约的办公室去买一些呢绒。推销员拉尔夫。里格比说：“我们尽量以最昂贵的价格把呢绒卖给她。这是一件好事。后来巴菲特打电话来询问我们收了她多少钱。”

    随着1970年巴菲特合伙人企业的解体，巴菲特个人拥有29％的伯克希尔股票。他任命自己为主席，并且首次在伯克希尔的年度报告里拟就了一封写给股东们的信。

    在信中，巴菲特所用的尺度与他私下里对肯。察思的尺度是完全一样的：即权益资本收益——也就是投资的每一元钱赚到的利润百分比。在这些事上，巴菲特都保持高度的一致性。他绝不会对凯威特广场用一个尺度，而对新贝德福德用另一个尺度，再对公众用其他别的尺度。

    另外，在评价投资时，巴菲特也从不放宽自己的标准。许多投资组合经理都说：“它看起来不够走红，因此我们只投资一点点吧。”巴菲特绝不会

    做出这种让步，反而会老实地坦白自己是如何残忍地压下一种颇有希望的股票。他在奥马哈数据文献公司的马斯科蒂。霍德，在巴菲特重新整顿伯克希尔的时期就发现了这一点。当时霍德获得了一笔意外之财，于是希望能拥有一家自己的公司。巴菲特便答应在他独立行动前为他测评一下将来。霍德描述说：

    我为他买了4～5家公司，每次我都要到他家里去。这些公司中有一家制造了一种新产品，一种供医院、饭店使用的薄纸容器。他们希望我能投入6万美元。巴菲特说：“你觉得这件事成败的可能性有多大？”我说：“相当不错。”他说：“这样就不错了吗？

    为什么你不背着一个每开启二次可能打开一次的降落伞从飞机上往下跳呢？“我为他买了另外一家——米比丽制造公司。它生产的汽车喇叭很有创意。我问：”你觉得它投资于我的量够了吗？“他说”不够“。我又问：”那你的投资足够了吗？“他说”也不够“。

    他毫不犹豫地就说出口来，让人听起来觉得很新鲜，他没有任何一句解释的话语。

    巴菲特愈发觉得纺织业和臆想中的降落伞下降属于同一类事物，不论制造商们投入多少，他们都无法抬高价格。因为这种产品是一种日常品，而且总是处于供过于求的境况中，所以，他们再也不愿意追加投资了。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在1970年来自于纺织业的利润只有45000元，但是，它从保险业赚了210万，从银行业赚了260万。而这两个行业在年初的时候，动用的资金量和纺织品业是大体相等的。

    在他的年度报告中，巴菲特对肯。察思的工作态度和表现表示了敬意，但他也提出纺织业“正逆着一股强大的潮流而上”。他直截了当地指出的回报率是10％，达到了美国公司的平均水准，而且“它远远超出了假如把资源全部投入到纺织行业中去可以得到的回报率……”

    当然，关于巴菲特作为一个外人，是否会关闭纺织厂这个问题从最开始起就一直萦绕在马尔科姆。察思心头。他声称自己从第一天起就知道巴菲特“没有任何意向想要投入资金为纺织业添砖加瓦”。杰克。斯坦顿，一直从旁观者的角度冷眼静观，他得出结论说巴菲特不过是个清算者而已。

    但是巴菲特却始终在进行适量的再投资。他不想被世人认为是他关闭了新贝德福德的最后一家纺织厂。在给合伙人的最后一封信中，他写道：

    我喜欢在纺织业工作的人们，他们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下为了改善企业辛劳地工作；而且，尽管回报率不高，只要它的产量保持在当前水平，我们就希望把纺织业继续经营下去。

    他觉得自己欠肯。察思的情，是他给巴菲特提供了多元化经营的现金，而在他身上，巴菲特看到了自己最为赞赏的品质：坦诚、自立。有一次，肯。察思自我批评时，巴菲特瞥了他一眼，说道：“肯，你从一无所有终于奋斗到了现在的地位。”

    他给察思的报酬相当吝啬，结果察思得到的比其他纺织厂的竞争者要少得多。1970年的时候，察思身居此位已经5年了，他的工资还只有每年42000美元。同时，巴菲特和其他纺织公司一样对养老金计划相当抠门儿。“沃伦对于管理层牺牲股东利益为代价来牟取利益的行为非常反感。”察思说道。

    但是在巴菲特的领导下，察思对自己拥有的自治权相当满意。因此他对巴菲特也是忠心耿耿，这也说明了巴菲特给人们的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影响。

    尽管他紧紧抓住钱袋不松手，但作为一个操作者，他是不寻常的。

    察思曾担心巴菲特会令其停业，但他后来觉察到这位上司并不想因为关闭纺纱厂而引发一场骚乱。他知道巴菲特不喜欢变化。“沃伦倾向于继续经营下去。”察思说，“他还是留下了他的老朋友。”

    要是根据巴菲特的资本家的信条，他也许应该关闭纺纱厂，但是他从内心感到自己对这古老的工厂怀有一种深深的喜爱，它的过去似乎比它的未来更有生机。他宁愿忍受一个中等水平的回报率，只要纺纱厂的现金不会枯竭而迫使他追加更多的资本。哈撒韦纺纱厂从精神上，而不是财务上，象征着一种一直被巴菲特奉为神圣的新英格兰的工作伦理学。于是巴菲特在他的良心，满足感以及金钱之间达成了浮士德似的协议。纺织业也许会衰败下去，但考夫街上的织布机还会嗡嗡地响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