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大都会公司的交易还在进行时，已有人纷纷效仿巴菲特。在奥马哈就有50人因为巴菲特而成为百万富翁，在全国则有好几百。当他去哥伦比亚商学院讲投资时，有200名热心听众被拒之门外，房子装不下了。《福布斯》称他为“神话般的英雄”。在堪萨斯城和纽约分别有人给爱犬取名为“沃伦”

    和“巴菲”。毕业于斯坦福商学院的威廉。奥本德福在见过巴菲特后，辞过了麦金西公司的工作，毅然决定搞投资。钱商克里斯托福。史塔文为儿子洗理取名为亚力山大。沃伦。奥马哈的股票经纪人道格拉斯。史特里久慕巴菲特之名而无缘相见，当他妻子马莎即将分娩时，他拿了份 《财富之王》的复印件给妻子大声念有关巴菲特的章节，好像要以此胎教提高未出世儿女的智商。

    到1986年，伯克希尔的股价已突破3000美元。在21年里巴菲特已把一个小纺织厂的碎渣变成了黄金，股票翻了167倍，而同时期的道。琼斯只翻了一倍。整条华尔街对他却是又敬又怕。当他告诉范妮梅的主席大卫。麦格斯韦说他对他的公司进行了投资时，麦格斯韦激动得想跑到窗前对外大喊：“沃伦。巴菲特买了我们的股票！”福布斯问：“他真高兴成这样么？”头条新闻的作者称他为“迈达斯”，（希腊神，据说有点石成金术。）“巫师”，“奥马哈来的智者”和“奥马哈神”。

    许多不相识的人围着巴菲特要“做生意”。一个巴基斯坦的移民要把自己的书报摊卖给他，还有个女人要卖一幢战前盖的大楼，（“你出钱我出点子，我们会成功的。”巴菲特取笑说。）最惊人的是有个从内布拉斯加州的林肯来的人狮子大开口要1亿美元的“贷款”买农场，被巴菲特拒绝后，他竟拎着把手枪来到凯威特广场，结果被巴菲特雇来的FBI成员逮捕了，巴菲特则坐在他的桌旁纹丝不动。

    尽管巴菲特很受公众注目，他私人生活还是保持很平静很平常，不像现在的总裁们。他不会事先安排时间，宁愿随时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当比尔。格雷厄姆（凯的儿子）问他什么时候来拜访方便时，他回答说：“什么时候都行，我没有什么时刻表。”《华盛顿邮报》的经理理查德。西蒙斯对他房间里的简朴宁静大为惊讶，这间翠绿的房子里几乎连一个牛呀熊呀什么的雕像都没有。玻璃圆顶下只有一台老式的爱迪生股票行情自动收录器、一张普利策的奖状，几帧家庭相片 （有一张是本。格雷厄姆的）和一张长椅。上面有一层灰，说明这其实都是摆设。他没有计算机，没有股票终端也没有电子计算器。“我就是计算机。”他这么对采访者说。当他在办公室时，西蒙斯形容说：“看起来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只是有时比尔。斯科特（巴菲特的交易人）探头说‘1000万美元，股价125 18 ，行不行？’电话也不常响。

    与别的总裁比起来，巴菲特的时间太充裕了。“他每天的分分秒秒都很自由，他会坐在马蹄般的红木桌旁看上几小时的书，靠电话与外界联系一下 （还是自己接的），还有三条私人线路通向：所罗门兄弟公司，史密斯。巴内公司和戈德曼。萨克斯公司。

    不管是谁先说的，第一眼看到巴菲特时的确觉得他有点天真。一个年轻的投资商西什。卡拉曼与这位亿万富翁在波士顿的里茨卡尔顿吃了顿早餐，卡拉曼发现他跟传说中的一样，当他在服务台前等候时，没人会注意他，也不会知道他是谁。“他吃的是整条的香肠和几个鸡蛋，是全美最后一个吃香

    肠的人。“好莱坞制片人诺曼。利尔在奥马哈机场遇到这位富翁时，错把他当成了司机。他微微有点发胖，平平的脸上戴着副玳瑁眼镜，头发稀疏，没怎么梳理，手里拿着车钥匙，只有杂乱的眉毛显示出他独立的个性。

    作家亚当。史密斯发现“这位获得巨大成功的美国佬有点怀旧”。这位亿万富翁自己开车，自己管家，住的房子也是1958年花了31500美元买的。

    他就像美国神话中描写的那样，以正义和公德取胜的见多识广的老狐狸。理想的传统战胜了瞬息万变的肤浅的现在。伯克希尔的股东中不仅有著名的钱商马里奥。加贝利等人，还有爱荷华州休克斯的专栏作家埃皮。莱德勒和a.k.a.安。兰德斯，他们与巴菲特一见如故，且为几百万普通的美国人提提居家过日子的建议。巴菲特则是华尔街的意见专家。

    到80年代中期，巴菲特追求平凡而被人大吹大捧，真是有趣。赞扬他的文章常以“噢，是沃伦。巴菲特”和“一个吃玉米的资本家”这样的话为标题。里面讲的是他自我批评的明智和朴素的生活作风。他朋友卡罗尔。卢米斯在报纸上写道：巴菲特并没有对这些报道津津乐道。但不久就证明这话错了。有人问维恩。麦肯齐——伯克希尔60年代的财务主管——他的老板有什么变化，他说巴菲特开心多了。“我从不知道他原来这么喜欢镁光灯和引人注意。”他说。

    其实他一直喜欢，只是过去别人不曾注意他罢了。他一向健谈，爱娱乐且喜欢让自己载入史册。不过他善于在采访时把自己伪装成漫不经心的寒碜模样。他总是谈自己的工作成绩；不管是与朋友同事交谈还是演讲，他都有神话自己的过去的强烈愿望。他总是给自己的过去穿上点糖衣，像要使它更完美一样。巴菲特的高中同学丹利还记得他，丹利的第一台弹子球游戏机是他自己买的。而巴菲特后来说是他们合买的。大学时代的鲍勃。鲁塞尔回忆他们的排名表“男孩排行榜”是用铅笔写的，巴菲特说的则冠冕多了，说它是公开印刷的。

    巴菲特的自传中没有夸大自己的成功，反而删了不少自己的雄心和打算。比如说，他说自己去哥伦比亚大学念书是因为与本。格雷厄姆太要好了，而不说是哈佛开除后决定去第二好的大学念书。同样地，他说自已放弃在格雷厄姆—纽曼的职位去奥马哈不是“为了当头儿”；他与伙伴之间也只是亲人般的劝告和恳求。这可不是他的本来面目；当奥马哈《世界先驱报》报道巴菲特从纽约回来时，他的伙伴们赶紧努力工作了三星期。他还说让他充当汤姆。默菲的“大猩猩”是默菲的点子，而他自己对此的努力也众人皆知。

    好像他有点想把自己的成功说成是上天的安排，而不是他一生努力追求财富的结果。

    其实朋友们最喜欢他的一点是他十分谨慎、认真，他从不心不在焉。诺曼。利尔说：“他一生都给人快乐，他没有缺点。”这种印象也是巴菲特充沛的、少年般的活力造成的。他不很正式但不“马虎”，坚定而不无动于衷。

    巴菲特能把一些普通的乐趣变成享受。有一次《纽约杂志》报道说他“大口地喝百事可乐，因为他喜欢红色甜食”。巴菲特过去在奥马哈的邻居唐。凯奥——他曾拒绝与青年巴菲特一起投资——凑巧读到了这篇报道，他被激怒了。凯奥现在是可口可乐公司的经理，他给巴菲特写了封信，提出要让他尝尝“神的玉液琼浆”。几个来回后，巴菲特同意试试这种新“红色可口可乐”

    的样品，然后就是试用。“他对红可口可乐有点上瘾了。”凯奥说。实际上他一天喝5瓶， （不要百事可乐了。）而且常常小孩一般给凯奥写张条子说

    他有多开心。据一位来访者说，他的办公室里塞满了土豆片和“几千个”红色可乐的瓶子。当1986年（白宫换届那年），凯奥再次遇到了巴菲特，他认为这位老邻居一点儿也没变：“这家伙还是那样热爱生活。”

    到伯克希尔。哈撒韦的年度会议时，巴菲特的神话传说就会达到顶峰。

    过去在奥马哈，只有几个股东参加在附属它的国家赔偿金公司的自助餐厅举行的这项会议。当零星有几个外地股东来时，巴菲特把会议的地点改在红狮饭店的地下室。到1986年，股东们潮水般地涌来了，他租下了粉红色大理石装饰的陵墓般巨大的乔斯林艺术博物馆。股东们拿着他的报告，像鸟儿一样塞满了奥马哈。其中有巴菲特的崇拜者，钱商，格雷厄姆的追随者，纽约银行家，退休了的富豪和向往财富的年轻投资人。他们有的西装革履，有的短袖衬衫；有的从东部来，有的从南部来，也有来自西海岸的。相比之下，其他公司的年度会议几乎连一个股东也吸引不了，因为那是浪费时间，来奥马哈参加会议的共有450人，会议结束后，巴菲特就带他们参观B夫人的家具世界，那儿陈列着一些卖价1万美元的东方地毯。

    会议本身就像是巴特尔斯＆杰姆斯的聚会。桌上放着咖啡壶，桶里装满了罐装可乐——公司的“官方饮料”。与会的95％的股东至少持有股票5年了，这种忠诚在华尔街上独一无二，其中多数人把积蓄都转到这种股票上。

    他们对它如此依恋，简直到了宗教信仰的地步。巴菲特就是他们的神。他们仔细注意他的每个手势，每句话，好像可以把它裱起来挂在墙上一样。他们都美滋滋地认为自己也有那么点荣耀——即使自己不是天才，至少他们发现了天才。这个教派有自己的教义（“格雷厄姆和多德”投资哲学），它的教徒都是些感觉良好的虔诚教徒。

    他们当中有读过“格雷厄姆和多德”的图森的冶金工程师詹姆斯。雷克，有在波卡特洛、爱达荷经营一家保险公司的罗纳德。弥尔顿，还有奥斯汀的摄影师迈克尔。奥布里恩，他是在写转让证书时认识巴菲特的。读了巴菲特的书信体报告后他买了他的股票。还有一个是杰克逊维尔的叫萨德。麦克纳尔蒂的钱商，他对巴菲特如此崇拜，于是他带着妻子来庆祝自己的结婚纪念日。

    还有一个忠实者来自密西西比的蒂姆C.梅德利，是个杰克逊的财政计划人。他的妻子吃惊地问他：“你花1000美元一直到内布拉斯加，只为了听人讲话？”梅德利只有一股股票，“也许我是有点疯狂，”他承认说，“可你是个忠实的教徒，你常去教堂，巴菲特对我就有这么大的吸引力。”

    梅德利第一次遇见巴菲特是在梅德利的走廊里，当时巴菲特正在欢迎投资者。他头发乱糟糟的，穿着蓝色短便上衣，一条肥大的灰裤子，皮带眼的地方都磨薄了，看上去就像一个中学蓝球教练：一个梅德利深感敬畏的“普通人”。

    当巴菲特和芒格走上讲台时，人群崇敬地安静了下来。台上放着一夸脱的红可乐，像圣餐一样。巴菲特很快地介绍了一下公司的业务情况，然后就开始回答问题。他一本正经地说要早走的人只能在芒格发言时走，他说的时候可不许。以后的几小时他们随便，无隐瞒地谈起了年度报告，回答了关于伯克希尔和业务方面的问题。

    芒格扮演的是配角，他老是提起“文明”的问题，好像现在世风日下一样。在一次会议上他高谈道：“这个屋里坐的都是智慧的人。”但他不是人们最赏心悦目的人物，对他捧场的人廖廖无几。

    巴菲特抢了所有镜头，他的眉飞色舞的玩笑一个接一个，眉毛好像在脑门上跳起了华尔兹。他喜欢看到熟悉的面孔——他认识多年的人，因他而富的人，还有像贫民道。安格尔这样的人，他现在可有了1500万美元。他对一个朋友说，他觉得自己在画一幅巨作，所有认识他的人都称羡不已。也许他在伯克希尔的这种救世主般的地位正是他连一股股票都不愿卖，并把股东会开成典礼一样的原因吧！他谈到了通货膨胀，B夫人和公司的管理，并回答了关于投资，大都会公司和本。格雷厄姆的问题。还时不时用个简明的小故事来说明道理，随便得听起来像是夏天下午慵懒地在安乐椅上闲聊一样。

    有一次巴菲特在大都会公司做即兴演讲，有人问他有什么管理技术可推荐的。他讲了一个陌生人在一个小镇的故事。他想与当地人交朋友，他走到村子的广场上，看见一个“德国牧羊人般狼狈的”报时员老头。巴菲特接着说：

    他小心翼翼地看着一条狗，问道：“你的狗咬人吗？”老头说：“不”。于是陌生人弯腰拍了拍这条狗，狗扑上去，很熟练地咬下了他的袖子，陌生人一边动手补衣服一边问老头：“你不是说你的狗不咬人吗？”老头说：“不是我的狗。”故事对管理人的寓意是：问对问题是很重要的。

    巴菲特总是用这种言简意赅的方式来说明问题，哪怕是在私人场合。有一次一个大力吹捧巴菲特的保险公司但自己不愿投保的人——史蒂文。格拉克斯特恩飞到奥马哈问几个问题。那是个寒冷的早晨。格拉克斯特恩在报纸上读过巴菲特的评论，现在他急着想看看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巴菲特穿着法兰绒衬衫和卡其布裤子会见了他，他一下子觉得轻松多了。他对巴菲特讲起了理论上的风险问题。“嘿，斯特恩，”巴菲特说，“要知道你打扑克牌时总有一个人要倒霉，如果你看看四周看不出谁要倒霉了，那就是你自己了。”

    这就是巴菲特警告他不要承担他不懂的经纪人风险的方式。格拉克斯特恩觉得东道主就像那些年度报告的作者一样——说得很简单，不多，但含义深刻。他接受了巴菲特的劝告。

    巴菲特的公私界限弄不清了。他的朋友也是他热心的支持者。他们常来咨询一下，要点建议。斯坦。利普西要巴菲特帮助参谋一下该怎么摆脱女友的纠缠。德克萨斯融资家理查德。雷恩沃特跑过来咨询定期的“不动产票据”

    问题。1986年，雷恩。沃特举棋不定时，巴菲特警告他不要为了几个钱而轻举妄动，不值得。这事雷恩。沃特终身难忘，因为不久华尔街上行情正好的几种股票垮了。杰克。伯恩谈起巴菲特就像谈到国宝一样。“有些认识沃伦的人没得到好处，”伯恩说，“他也该给我点好处。”

    每逢奇数年份，巴菲特内层——所谓格雷厄姆一伙——都要召开一次碰头大会。刚开始只有巴菲特和几个投资伙伴参加，很简朴。他们在佛罗里达棕榈海岸第二次碰头时，有个旅馆服务员对小费看不上眼，把它掷到门上了。

    还有一次，富得流油的桑迪。戈茨曼跟他们一起去开会，到机场时原以为是坐头等舱，别人都说不是，窘得戈茨曼结结巴巴地说他的秘书搞错了，最后跟着大家坐二等舱。

    现在他们开会可不再是这样了，参加者范围也扩大了。他们现在是坐伊莉莎白去斯科茨代尔、亚利桑那太阳谷、爱达荷这样的地方度假。巴菲特邀

    请了一些有钱的朋友和夫妇，如本罗尔。卢米斯和汤姆。默菲。有一次他们在科罗拉多河上玩，大老爷凯。格雷厄姆忍不住说道：“我的屁股从来没有这么湿过。”

    巴菲特认为与朋友们去度假是极其开心的事。他很喜欢他的朋友，别人对他也一样。这种聚会也有种神圣的气氛，虽然与年度会议不完全一样。尽管这些朋友的事业都很成功，他们都愿意听巴菲特的安排，好像是专为他们开的庆功会一样。客人名单由巴菲特决定，只有他说让谁来才算。一个常客说：“人们显然都希望与他坐在一张桌子旁，你忍不住会想，他会坐我这张桌子吗？”已成为音乐家的彼得。巴菲特觉得他父亲的朋友都渴望加入他的公司。坐在他那挂着约翰。列农和约科。奥诺画像的音乐室里，彼得把他们比作是一群有天赋但比不上甲壳虫乐队的音乐家。常客埃德。安德森认为巴菲特是个“奇迹般的人”。巴菲特在这种聚会上的行为很随便，说明他对这些朋友——至少其中部分人——比普通股东“听众们”熟悉得多。

    巴菲特的许多朋友也是他的股东，因此他总莫名其妙地觉得对朋友们的家庭和财富有责任。他们老是谈巴菲特和股票，就连走路时也喋喋不休。巴菲特的朋友经纪人马歇尔。温伯格曾建议不要在伯克希尔股价为77美元时卖出，说还会涨，当股价到了105美元时他还是这句话。巴菲特的另一名老朋友亨利。勃立特也总是人云亦云地向别人介绍伯克希尔的前景。当股价涨到1700美元时，他有点慌了，于是卖掉了他妻子的股票。

    按说，买伯克希尔的股票不是为了卖了，是让巴菲特安排，而不是自己拿主意的。但股价得异乎寻常地高，人们都不知所措了。雷诺兹证券公司的董事长凯斯。威林曾以40美元伯克希尔的一些股票，后来又在43美元时买了些。当股价达到50美元，他就等着价格回落了。可他等了又等……最后在3000美元时再买些。

    巴菲特有个几十年的老朋友，他总忍不住分析一下巴菲特死后股价会怎么个下跌法——每股跌1000美元？还是2000美元？有这种想法的人不止他一个。巴菲特的健康状况成了关系金融状况的一个因素。在一次年度会议上有这么段对话：提问者：巴菲特先生，我一直想买伯克希尔的股票，但不得不考虑您个人会发生某些事，我可承受不了意外风险。

    巴菲特：我也承受不了。

    巴菲特在家中的角色也很模糊。他有几次书信体年度报告是假想给他姐姐罗伯塔写的。可他们在一起时，他对她又敬而远之，罗伯塔住在加利弗尼亚，她很清楚地不想干涉她兄弟的事，因此在问他问题时十分简洁。

    她发现他的回答绝对是“很棒的”，但她不像与“其他人谈话那样”与他交谈。她说，她明白“随意插话”是不合适的，因为“他得重新回到原来的思路上，他有专注的习惯，干什么都认真专一”。

    巴菲特承认他在公众面前和个人生活中表现得不一样。用他的话就是在家内向，在大街上外向。这点从他的女伴中就可大体反映出来。苏茜是巴菲特多数社会活动的女伴，如在格雷厄姆他们的研究会上，在伯克希尔的年度会议上或与朋友们一起在纽约和加利弗尼亚度假。

    苏茜也是个十分外向的人，她虽已住在旧金山略为简朴的小房子里，但也不常在家。当她的孩子们或朋友需要帮助或生病、病危时，她会二话不说地陪他们几个星期，直到事完为止。当她在奥马哈的朋友贝拉。艾森伯格，

    一个爱滋病幸存者，想去看看她们的老朋友时，她什么也没说，就陪着她到处乱飞。也许是因为她到过许多地方，热衷于人口控制，包括跋涉到印度、土耳其和非洲。她自己说“我的日子是在天上过的”。她也照顾旧金山人，曾把一个爱滋病患者领回家护理。她后半生的游牧生活不是为家庭或自己的小圈子度过的，而是为所有需要她的人——包括她丈夫。“奇怪的是，”巴菲特的一个朋友评论道，“他仍然爱她爱得发疯。”

    他在奥马哈的伙伴阿斯其德也很少参加公开活动，这点与巴菲特在奥马哈时一样。她每天早上都去当地的动物园照看植物，人们可以看到她穿着牛仔裤和毛衣在那儿挖土。她和巴菲特都不常参加社会活动。巴菲特在家时，常呆在起居室边上的他的“小窝”里，那儿曾是全家人晒太阳的地方，放着他的书和文件；还有一个大电视。他的伙食也很简单，常常啃火腿三明治或是对着盒子吃香草冰淇淋，早饭也是如此。这种平静的气氛让阿斯其德觉得舒服，她的童年太不稳定了。有一次节日聚会时，沃伦的姐姐多丽丝冒冒失失地问她和沃伦到底是怎么过的，阿斯其德脸红了，说沃伦是“一起过日子的最好的男人”。

    巴菲特很希望凯威特广场的第14层能安静点，朴素点，他称那是伯克希尔。哈撒韦的“世界中心”。尽管他的公司十分富有，但共只有11个人：两名秘书，一个出纳，三个会计师，一个贸易商，一个财务主管，一个保险经理，格拉迪丝。凯丝 （一直是他的助理）和老板。伯克希尔没有律师，没有战略计划者，没有社会雇员，如门卫、司机，情报员和顾问。它没有连着一堆阴极射线管的分析仪，没有现代企业有的那些玩意儿。

    这些简朴的作风是巴菲特特意安排的，为了实现他所谓的“机构机动性”。如果他雇了一层的贸易商，他们就会找点可做的生意；如果雇了律师，他们就会找人打官司。

    一个精练的组织使我们把时间都花在业务上，而不是花在相互协调上。

    华尔街曾有个投资银行家长途跋涉来到这个资本主义堡垒，所见的一切令他终生难忘。他就是来自贝尔斯特恩斯的约翰。奥特，他第一次看到红狮的时候吃了一惊。与他同来的委托人准备出售一家天然气公司，当他们告诉旅馆门卫要去伯克希尔。哈撒韦时，门卫呆呆地看着他。最后他们总算找到了凯威特广场，对这座位于比萨饼对面的小楼大感惊讶。那儿屋里屋外都设有沃伦。巴菲特公司的标志。

    巴菲特穿着双克马特鞋接见了他们。简单寒暄几句之后，他要求奥特的当事人大概介绍一下情况。巴菲特现在的模样就很有特色了。他紧闭双唇，皱起了眉毛，眉头却进入了眼镜框。听对方介绍了一个半小时之后，他问了几个问题。天然气业的经济问题很复杂的，它要受法规的制约，同时涉及法律问题和社会问题。奥特事先曾给巴菲特寄了一袋材料，巴菲特也十分了解。

    当当事人再提供一些信息时，巴菲特重新算了一下它的经济状况。奥特发现巴菲特没带记事本，也没有人跑进跑出为他提供支持数据。他唱的是独角戏。

    三四个小时后，巴菲特根据他掌握的情况出了个价。这回又轮到奥特目瞪口呆了，因为一般的总裁不会进行一次会谈就出价的。 （最后生意告吹了。）

    巴菲特有从杂乱无章的线索中紧紧抓住主题的天赋；他简洁的作风也为这种能耐增色不少。他认为太多的领导人反而会让他不能集中注意力，尽管他们可能好意、热心、聪明。他们做的许多“工作”却是不必要的。 （巴菲特的格言是：“不值得干的事就不用好好干。”）他不喜欢犹豫不决，也不

    愿拉锯般地讨价还价。他的谈判风格是想好一个价格，要么成交要么告吹，一旦决定绝不改变。

    巴菲特和比尔。斯科特两人负责投资的事，这在其他公司得有几十个贸易商和分析家。斯科特还不是全职工作，他每天3点钟就要下班去练波尔卡舞。所有情况下，都是巴菲特安安静静地自己研究，自己做决定（当然也与芒格通通电话讨论一下）。与这么个一个半人的班子相比，具有相当规模的哈佛大学基金会的职员超过100人。

    巴菲特最重要的职员要数他的助手兼秘书格拉迪丝。凯丝。她把所有的来访者拒之门外，声音单调地回答着各种问题。

    财务主管维恩。麦肯齐是内布拉斯加的弗里蒙特本地人。他身体瘦小，有一双蓝眼睛，对巴菲特忠贞不二。自60年代以来，麦肯齐从来没有要求巴菲特加薪。“如果我觉得自己做得不够，他也不满意的话，那肯定是我错了。”

    麦肯齐干巴巴地说。（巴菲特在六七十年代给他的薪水极少，但到了1986年，他拿到了19万8千美元）。

    自70年代早期麦肯齐从新贝德福德回到奥马哈以来，巴菲特从未在他面前大声说过话，也从没表明过自己内心想法。“如果我觉得可能会伤害他，我就不说。”麦肯齐说，“但巴菲特是这么内向，我想与他谈那些也不可能。”

    这群忠实的同事中没有谁像巴菲特这么聪明。他们也不来打扰他的宁静，巴菲特与他们相处得很融洽，但话不多，就像与他的朋友们一样。除非有客人来，他才单独进餐，叫秘书去麦当劳订餐。 （“要一个1/4磅的，带奶酪和法国烤鱼。”）巴菲特曾与几个儿子谈起父子兵的想法，可惜他没有什么配角空位。芒格说幸好伯克希尔的几个部门和喜诗糖业的头儿们，不在同一个办公室工作。具体地看，“没有谁”想过要与巴菲特一比高下，他是可望而不可及的。

    巴菲特曾收3个徒弟，丹尼尔。格罗斯曼，是个生于奥马哈的年轻网球明星，得过斯坦福大学的管理学硕士学位。格罗斯曼不愿谈这次经历，但据同事们说，他看起来，不能适应这儿的工作强度。最可能是因为巴菲特是个缄默的导师，没有目的是不说话的。奥马哈的一个律师是这么样评论巴菲特的：“马达总是不停地转，在那儿工作没有解析头脑是不行的。”

    我们不知道巴菲特希望与格罗斯曼如何合作。彼得说：“这是父亲第一次试着找一个接班人，可惜不如意。他不知该怎么做。”巴菲特从不给职员们布置任务，也不用他们帮忙。“如果丹尼尔是想看看他怎么工作，学习点经验，这在那儿是不可能的。”巴菲特的女儿说：“你什么也看不见，所有东西都在他的脑子里。”那儿常常是巴菲特坐着沉思或看看文件、书什么的。

    格罗斯曼终于放弃了，不过他成了加州一个成功的投资者。

    1986年，巴菲特破天荒买了架二手福尔肯飞机。与其他公司的飞机比，这架有点寒酸，花了85万美元。但这已是他一直反感的公司的臭架子了。他在年度报告中的某封信中提起了这架飞机，戏谑地报怨它“太贵”，“太奢侈”了。但不管他怎么不喜欢买飞机，对这架飞机还是十分钟爱的。其实这不算改变作风，他只是飞到天上图个更清静而已。他曾对朋友说他现在旅行得更多了，其他顾客也都认识他了。他们常向他打听市场上的事，而这正是他痛恨的事。

    巴菲特古怪的行径使他成为一个成功的投资商，但不能使他成为一个好的管理人。他处理抽象的问题和数据比处理实际的具体问题强得多，他总是

    很谨慎地避免与别人一起处理事务。

    到了1986年，他管理的已是一个大集团——一件他从没想过的事。伯克希尔现有保险公司、蓝筹、喜诗糖业 （一家银行）、《布法罗新闻》报、家具世界、世界百科和斯科特＆费兹，一个小钢铁厂和其他资产。

    巴菲特严格限制自己的作用来弥补管理能力上的不足，他只做一些大的决策。他常说一个人不需要“一大圈的能力”，但“知道圆周在哪儿很重要”。

    他对自己的不足也很有自知之明。在管理上，他指挥大家合唱，自己却不跳舞。（他对B夫人就没什么“建议”。）有许多经理常会干涉过多而造成许多麻烦，巴菲特的简单作风使他避免了这个问题。

    巴菲特从不要求下属的单位经理们预报赢利情况，（计算机模拟是靠不住的；它常做一些“错误的精确”预报。）也不安排会议，（喜诗糖业的董事长查克。霍金斯有20年没来奥马哈了。）更不把他的伯克希尔“文化”强加于人。受过哈佛训练的斯科特＆费兹用的是全副武装的现代企业工具，预算，计划等等；B夫人用的则是……另外的办法。但他们对巴菲特都同样感激——他允许他们自主地经营，很少过问。

    没有人像我这样，将来也不会有，不管是各宗教派别还是刚刚招兵买马的NBA球队等。

    我们买下一家公司后仍让原来的主人经营。

    从这点看伯克希尔是个很奇怪的集团。它简直不像个现代的机构。现代社会是个专业化的社会，它其实是制造了对专业化的狂热。这也正是为什么历史学家长篇累牍地写法国波拿巴的鞋子尺码和现在的橄榄球队员比库利奇总统时期多的原因。在各企业，人员逐渐增多，最主要的原因是历史学家、橄榄球教练和企业领导们都害怕承担责任，或不敢做大的决策。

    巴菲特的伯克希尔结构上就像亚瑟王的会议。权力集中在两层，执行负责人和巴菲特本人。巴菲特雇佣执行经理（有权解雇他们），他控制他们的资金出入。他的第三个不言的工作是激励他们，其中如斯坦。利普西是他的朋友，但有许多不是。

    拉尔夫。施只是通过工作需要与巴菲特认识的。他每月给他交一份财政报告 （巴菲特要所有的业务细节，其实他自己也记得。）有时施给巴菲特写一份介绍情节，让他觉得他在管理。一个月左右他们再通过电话交谈一次。

    但施必须打电话，因为巴菲特从不给他打。施有相当广的自主权，这在别的地方是想都不可想的。

    当施计划重新组织世界百科的销售经理时，虽然巴菲特表示怀疑，但还是让他放手去干了。这次变动的后果是灾难性的，销售量降了20%，“这种事绝不会有第二次了。”施让步说。巴菲特还是没有说他。

    这次事件中的感召力是不可轻视的。除了每年6月30日和12月31日施必须把利润上交到奥马哈外，他觉得业务就是自己的。按传统他可以像自营者一样长期经营他的业务。与所有伯克希尔的经理们一样，他都有可能获得加薪（只有巴菲特和芒格除外，他们的工资固定在10万美元）。但施还受到了巴菲特的个人激励。用他的比喻说，就像小孩汇报成绩一样，他不愿给巴菲特带去坏消息。

    “他创造的个人责任是独一无二的，”施解释说，“我们不能像巴菲特管理我们一样管

    理斯科特＆费兹。我们企业办公室有40人。我们有预算，有年度计划和长期计划，还得制定规则。我们可不像伯克希尔。“

    如果巴菲特有什么值得经理们抱怨的话，那就是太孤僻了。他从不说好话，别人问他有什么建议时他的话也总是很难懂。一个经理说他会“丢颗珍珠出来”。这正是巴菲特的资本主义教义，但遮点光，好像他的经理也是他的“教徒”一样。

    但对有些经理来说珍珠是不够的。当波珊珠宝店的头死后，接替他的是女婿唐纳德。耶鲁，一个新手。他需要有人帮他。他发现巴菲特对数字很在行，但不愿或不能带他熟悉业务。当他问巴菲特一些经营问题时，巴菲特泛泛而谈或半遮半掩地搪塞过去。耶鲁想巴菲特针对生意上的战略谈谈看法，巴菲特却没正面回答。

    到现在为止，巴菲特没解雇过任何经理，显得胸襟很宽广。70年代他显然对乔治。亚得顿不满，他是一家小企业的董事长，位于伊利诺斯莫里斯山中，背景是国民银行。（巴菲特给他写信说他的模糊报告太让人“恼火”、“生气”了。这已是巴菲特的最尖锐的措辞了。）但也没有开除亚得顿，而是把银行给卖了。

    对开除的谨慎当然会对业务有利。尤其与斯泰因布伦纳的动不动就开除的作法相比更显得如此。巴菲特对人十分忠实，他认为对“人”的考虑是影响股票的一个因素。他用胡萝卜刺激人比用大棒内行得多。他不愿与人对立，倒是不折不扣的拍马专家。在一篇机智的赞歌中，他写道：

    当我叫着经理们的名字时——布朗金，弗里德曼和埃尔德曼家族，还有查克。霍金斯，斯坦。利普西和拉尔夫。施——我觉得热面沸腾，就像比勒。哈金斯在1927年宣布让他的纽约人列队时一样。

    当他的事业获得额外的收入时，企业的发展却不够快，巴菲特对此有一定的责任。他对再投资过分谨慎了，也许这是因为他在纺织业上曾失败过。

    为此，世界百科迟迟才开始发行电子版，波珊也错过了增加商场，扩大名誉的大好时机。

    巴菲特不是不愿扩展，他只是要求布朗金、利普西或施向他证明经理们挣的钱能比让他和芒格在别处投资挣的更多。做不到这一点的人也照样按例向奥马哈交红利。巴菲特对自己也是这么要求的，如果他和芒格找不到好的投资机会，那就让伯克希尔停止发展，他照样给股东们发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