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季到来之前，难得的好天气。

    宋氏三姐妹一大早就来到香港启德机场。她们谈笑风生。没有记者知道，没有围观的人群，她们无拘无束，结伴去作一次重要的旅行。

    飞机呼啸升空，从广西的崇山峻岭上空再进入云贵高原，然后折向四川，飞向国民政府的陪都重庆。这也是宋庆龄第一次踏上战时陪都。

    飞机在重庆机场还未降落，宋庆龄就瞧见下面布置了盛大的欢迎场面。服装鲜艳的军乐队列成了方阵，雄壮的军乐响遏行云。一队手捧鲜花的孩子们天真地把花举过头顶。中间肃然站立，以蓝黑衣服为主的则是一群大大小小的官员……

    欢迎您，和平的使者。

    此次姐妹结伴访问重庆，又是一个不寻常的日子。

    头一天，汪精卫汉奸政府在南京粉墨登场。

    今天，孙夫人宋庆龄与姐妹联袂访渝，象征着国内各派力量的团结御侮、共同抗敌。这足以压倒汉奸小丑的闹剧，这是可以打击敌人，消除人们忧虑的。

    宋庆龄同意重庆方面大肆宣扬这次活动，因为此时的国人，需要这样的新闻；此时的国际社会，也需要这样的新闻。

    机舱门打开了，几千双眼睛注视着。

    “二姐，快！你第一个出去。”宋美龄催促说。

    于是宋庆龄出了舱门，但并没有立即走下舷梯。她在舷梯顶部的平台上站定，等宋美龄和宋霭龄出来后，三个人并排一起，向欢迎的人群挥手致意。

    三姐妹站成一排，一同伸起了右手。

    军乐轰然响了起来，孩子们欢乐地又跳又喊。

    摄影机在转，照相机的镁光灯闪成一片。

    在重庆期间，三姐妹同出同归，视察了战时陪都的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重庆第一儿童保育院、伤兵之友医院……处处留下了她们视察访问的足迹。

    她们一同在群众集会上发表演讲，号召人们加强团结，坚持抗战，反对卖国贼。

    她们一起设宴招待各友好国家的外交官，向全世界表明中国抗战的坚定立场。

    各方面举行了一个接一个的招待会，当然，主要是为了欢迎宋庆龄。蒋介石总是乐于出席。他总是笑嘻嘻地站在孙夫人身旁，听任中外记者们拼命拍照……

    在渝期间，宋庆龄住在大姐霭龄家里。孔祥熙极尽姐夫之责，给宋庆龄辟出了单独的一所小院，除了她的秘书和随员外，孔家又拨出了专门的厨子和佣人，让宋庆龄能够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安静世界。

    孔祥熙夫妇还不时地一起到宋庆龄的房间问候。

    外面的气氛是热烈的，回到家里的气氛是温馨的。

    晚上，宋美龄的宴会比到重庆以来哪一次都盛大，因为看她面子来的二姐，是国人敬仰的“国母”啊！

    蒋介石更是显得格外殷勤，亲自给宋庆龄布菜，不时小声说两句关切的话，显示他们之间的亲密。

    宋庆龄在讲话中对重庆人民在敌机空袭下坚持工作表示钦佩。她特别提出了两点希望，一是希望国民大会尽早召开，二是希望宪政尽早实施。

    但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在报道此次聚会时，却大肆渲染蒋介石的出席，并引用蒋介石致词中的好听话，“孙夫人此次访渝不但为重庆人民所欢迎，全国也为之深感欣慰”。而对宋庆龄的讲话内容却只字未提。

    宋庆龄对这些没有计较，她抱着巩固统一战线、促进全国抗战的愿望，尽力多作鼓舞士气的工作。

    《新华日报》请宋庆龄题词，她欣然题写了“抗战到底”4个大字。

    恰赶在三姐妹来渝的当天傍晚，重庆就遭到日军轰炸机的轰炸，那是日军“一○一号作战”方案付诸行动的第一天。剧烈的爆炸声和强大的气浪震撼了整个山城。

    第二天上午，三姐妹应重庆中央广播电台及国际广播电台的邀请，一起发表了广播演讲，由美国ＮＢＣ广播网向全国播放。

    头一天日本飞机对重庆的狂轰滥炸，激起了三姐妹的极大愤慨。

    宋庆龄怒斥敌寇暴行，谴责缺乏正义和公道的国家，并声明中国人民的抗战决心；宋霭龄告诉世界，中国妇女也活动在抗战的最前线；而宋美龄则主要是针对美国的国会议员和新闻界。她谴责了美国政府在“中立”

    的幌子下，向日本出口战略物资的可耻行为。

    她们正义的声音通过电台大功率发射机，越过浩瀚的太平洋，送到大洋彼岸每个有正义之心的美国听众耳中。果然，美国人骚动了，大学生上街进行游行声援，美国国会也重新研究中国问题，各种舆论向正义的一方倾斜。

    在重庆和成都访问7周后，宋庆龄决定返回香港。

    宋美龄和蒋介石都来极力挽留，希望宋庆龄“长住重庆领导妇女工作，辅助国民政府”。

    孔祥熙和宋霭龄也来挽留，说如果住在孔府感到不便，给她另辟住宅。

    宋庆龄说：“重庆很好，但香港有更有益的工作等待着我。”宋庆龄又回到了香港，继续领导保盟的工作，从另一条战线给国内抗战以坚决有力的支持。

    这又是一个圣诞之夜，信奉基督教的宋家人举行家庭聚餐会。所有这类聚会几乎都是在孔家举行的，因为只有在这里，宋庆龄才不避讳见到蒋介石。

    夜半时分，蒋介石终于来了，其他的人都急忙恭敬地站起来，宋庆龄则只从椅子上抬起半个身子，旋又坐下。这是在政治上很有分寸的表示。

    宋庆龄第二天离渝赴港，之后又在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攻占香港时，和宋霭龄同乘最后一班飞往重庆的飞机撤离香港再次来到重庆。当时，飞机起飞后不久，香港机场即遭到轰炸。

    但这次宋庆龄来渝，已经没有了上次三姐妹访问重庆时热烈欢迎的场面。因为在她上次访渝回到香港后，“皖南事变”发生。蒋介石下令以十多个师的兵力，伏击正向抗日前线转移的新四军军部，造成新四军9000多官兵死伤，军长叶挺被俘、副军长项英牺牲的惨案，震惊中外。当时宋庆龄对皖南事变真相的揭露，使蒋介石的处境十分狼狈，这也使他对宋庆龄特别恼怒。

    宋庆龄住进了大姐家里，宋霭龄和孔祥熙还是那样热情。宋美龄也不时来看望。

    但宋庆龄仍感到不便住在孔家。因为在孔家既要受到特务的监视，而且也不便会客，再说别人也不好来拜访。这里终究不是她的家。

    “二姐，你如果感到住大姐家里不便，我找了一处房子，条件不是太好，周围的房屋都叫日本飞机炸塌了。但这所房子还算完整，它是早年四川富商黄云阶修建的花园，不知二姐是否愿意去住？”

    面对宋子文伸出的关爱之手，宋庆龄是感激的。她去看过之后，认为好歹总是自己单独的一块地方，可以获得“一楼之中的自由”，于是就搬进去了。

    虽然前段时间因为宋子文辞去保盟会长职务，姐弟俩发生过摩擦，但多年来宋家兄弟姐妹之间似乎已经形成了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即政治上的分歧不能影响手足亲情。

    后来，宋子文又拨出一辆汽车给二姐，这样宋庆龄有了一定的条件，保卫中国同盟的工作又在重庆恢复起来了。

    由于国民党政府不许宋庆龄外出，她只好另作打算。尽量多结交一些国外的朋友，利用他们在华的特殊身份多做一些工作。当时她的家里经常有一些朋友来访，她从不摆架子，热情接待他们，使他们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特别是美国的一些士兵，常常在宋庆龄家里举行舞会，他们玩得很开心。因为他们是士兵，宋庆龄对他们更放任一些，他们想来就来，不像其他人必须事先约定。通过这种方式，宋庆龄在重庆开辟了一块属于自己的天地。

    山城重庆是中国有名的“三大火炉”之一，又闷又热，而且还是有名的雾都。

    宋庆龄常常感到憋闷。这不仅有气候上的原因，更有政治上的因素。

    电话里宋美龄和二姐用地道的上海话聊了一会家常后，她特地嘱咐宋庆龄：“二姐，如果你有什么情况需要我帮助，立即直拨3142。这个号码你记下了吗？”

    “谢谢小妹，我记下了。你放心吧，不会有问题的。”宋庆龄安慰宋美龄道。

    “不！你还是注意一些。我感觉他们最近有些事情背着我，我不放心。”

    尽管宋庆龄不讲，宋庆龄住宅遭到爆炸的事还是传入了宋美龄的耳朵，她朝蒋介石大发脾气，威胁说，如果胆敢再对二姐有什么行动，不要忘记几年前那档子事，她会采取行动的。

    接着，她又拨通了宋子文的电话：“哥哥，你关照他们一下，不准在二姐那里胡来，如果我听到了什么，我是决不答应的！”她的声音很高，语气非常尖厉。

    事后，孔祥熙又悄悄给宋庆龄说：“哎，我说你说话可得注意点儿啦，老惹他不高兴，把你抓起来怎么办？”

    “抓吧，我等着他们抓呢，那样更好！”宋庆龄不在乎地说。

    宋庆龄照样我行我素。

    前方战事吃紧，一批批伤员被送到后方，照顾好后方伤员，也是对前线战士的一种鼓舞。

    宋氏三姐妹视察了第五陆军医院，她们沿着一间间病房、一排排病床问候。三姐妹亲切的笑容，真情的流露，使战士们大受鼓舞。特别是霭龄的医药捐赠，以及她保证让每位伤员官兵出院退伍时都可以得到一套新军服带领章、一包食品和一些零用钱，还打算为退伍军人按月提供额外的津贴的承诺，让战士们感到温暖。

    随后，宋氏姐妹还视察了陆军医院的手术室，并观看了一次手术。宋氏姐妹离开第五陆军医院的时候，伤员们已经不是因残废而感到沮丧，而是重新鼓起了生活勇气，他们恨不得立即伤愈出院，重返前线，报仇雪恨。

    宋氏三姐妹视察了儿童保育院。当难童用银铃般的童声唱着儿童节歌、接过夫人们送过来的糖果时，一张张小脸绽开了幸福的笑容。

    三姐妹在重庆的数月间，人们跟在她们身后，尽可能地靠近她们，向她们招手，同她们说几句话，报以微笑。

    不知疲倦的宋氏姐妹，经常参加活动——向各团体讲话，出席各种会议，访问学校、农场和医院。她们一起露面所产生的影响是明显的，起着鼓舞人心的作用。

    从此，人们更加辛勤地工作，斗志更加昂扬。

    国内外媒体竞相报道她们激励士气、促进团结、努力救国的活动，这是最佳的抗日宣传。

    又是一年的八月十五。宋氏家族的6个儿女都聚在了重庆。十多年了，兄弟姐妹们由于政见的不同，很难聚齐。随着抗战形势的好转，宋氏兄妹们的感情也出现了转机。这回，总算有了相聚的机会。

    香甜的月饼，丰盛的晚餐。酒杯的碰撞，童年的回忆。兄弟姐妹中弥漫着亲情。

    在宋美龄的多次努力下，宋氏兄弟姐妹们终于走到了一起，围在一个餐桌吃饭，这是可喜的，这是第一次，但这也是最后一次。

    抗战中，宋庆龄不遗余力地组织保盟举办各种募捐、义卖和义演活动，收入的钱物当时不仅用来支援边区，也用来赈济河南灾民、广东灾民和湖南灾民等；还帮助一批国统区的贫病作家渡过生活难关。

    而宋美龄能够放下“贵妇人”的架子，像普通人一样为抗战尽力，慰劳伤员、组织疏散、抢救难童，冒着危险亲临前线慰问，甚至去担任一个普通播音员的工作。从中可以看到，她对在日寇铁蹄下苦苦挣扎的中国百姓的深切同情，她对流离失所、无家可归难童的一颗爱心。

    尤其，她把成千上万的妇女吸引到了抗日救亡运动当中，成为中国当之无愧的抗日妇女领袖。

    终于有一天，鞭炮响了起来，到处是喧天的锣鼓，中国人民经过8年艰苦的抗战，取得了胜利。日本侵略者宣布无条件投降。这是中国人民近百年来第一次反帝斗争的彻底胜利。

    那天晚上，在孔家又举行了家人的大聚会，宋氏三姐妹互相祝贺胜利，她们碰杯，她们跳舞，她们欢乐通宵。

    但当看到蒋介石那副踌躇满志的样子时，宋庆龄不免又有些忧郁起来：仅有抗战的胜利，中国人民并不见得就有好日子过。要一个独裁的中国还是民主的中国，要一个黑暗的中国还是光明的中国，两个中国之命运的搏斗还要进行。

    宋美龄在欢乐之余也显得有些担心。她想，在抗击异族入侵的战斗中能够站在一起的自己的兄弟姐妹们，在未来还能继续站在一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