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规制似乎是这世界上最强大的东西，政府、警局管不着的事儿它都管，早上你按它吃早饭，中午你按它见客户，晚上你按它入睡。没它会怎么样？没它就没你。在现代知识阶层的趣味中就有这么一个规制——你不能说自己热爱生活。要是有谁见天儿兴高采烈，差不多就等于自己在脸上贴了一行隐形字：我是一个猪。这规制如此严厉，因此你到处都能听到有人嘀咕自己多么聪明以致不够快乐。我怀疑“不快乐”往往只是伪证，“聪明”才是言者的要点。早几年昆德拉的曾经流行过一阵子，就连一首歌里都唱着“我要超越这平凡的生活”。遇到类似的状况我就想，你们怎么就这么缺德，偏偏往我们真厌世这堆儿里混呢？

    我常常会觉得，人生诸般破事，其实早由天定。这倒不是说支持宿命论，“天”只是喻体，指的是不能自决之力。小时候您劲劲儿地戴着三道杠儿，长大了会不喜欢生活？太阳底下就没这事儿。小时候您眉头深锁，成年了却变成笑面佛？概率也不大。可是，是什么让我们打小就有那么一副面孔呢？基因家庭教育环境，因素多到不可穷尽，但有一样：自己决定不了。

    在里，有个可怜的家伙叫科恩，无能软弱又多愁善感，坐在咖啡馆里对杰克.巴恩斯说：“日复一日，我却从来没有生活过。”在《伊凡.伊里奇》里，伊凡.伊里奇度过了富裕又空虚的一生，马上要死掉了，心中突然狐疑：“也许自己未能像应该的那样活过。”这些话都蛮朴素，不夸张，符合人们省思生活的常态。伊里奇死到临头，作如是观，不能叫厌世，只能叫活了一辈子却觉得没什么大意思。我猜想，它的前身很可能就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慨叹之一。早在旧石器时代，某位祖宗饱餐了一顿猛犸下水刺身，一时又没有女祖宗可供调戏，没准儿就坐在河边惆怅地想：如此日复一日地跟长毛象打架，也没什么意思呀！

    对于伊凡·伊里奇的生活，作者托尔斯泰评价说，它是“最简单、最平常的，又是最可怕的”。这是典型的宗教信仰者的观点。后世的美国作家菲利普·罗斯对此故作不以为然，他说，既得利益者的生活，“就我所知，最简单、最平常，按美国标准却最了不起。”他的意思是，伊里奇式的成功和富有在普通美国人来看是难得的好事儿，如果有谁认为在成功富有之外还得感受灵魂的质地，那就叫有毛病。菲利普·罗斯本人也是有毛病的人，其实他嘲讽的是美国，支持的是托尔斯泰。

    那么“聪明以致不够快乐”，或者说某人是如此有个性以致无法热爱生活，它应该是什么呢？愚见以为，除了扮酷之外，这个人还得真有点儿睥睨世俗的怪癖才行。扮酷只需要在秋风中望向地平线的一抹眼神，睥睨世俗可是要花掉真金白银的——世俗比您牛多了，做好少赚几笔的心理建设先吧。

    打从上小学起，我就发现那些活得特有劲的同学写作文都跟我们不一样，我只会写一些骈词俪句，比如“时光如水，岁月如梭，又到了小鸟妈妈给小鸟喂奶的季节”，他们却会特别严肃地质问老师：“我们该如何度过这一生呢？”老师偏偏特吃这一套，说他们有思想云云。对我来说这简直是无事生非，我如何度过一生，跟我有什么关系，难道不是归我妈说了算吗？

    那时我最常看的杂志是《新少年》，它每期的尾页上都连载漫画《丁丁和宁宁》，丁丁是一个调皮捣蛋的弟弟，宁宁则是其深明大义的兄长，每个故事的开头儿都是丁丁干了什么上房揭瓦的事儿，结尾则一律是宁宁像个班长似的叨逼叨。每次看了这组漫画，我都意志消沉地想：怎么我们二年一班的每个同学都像宁宁呢？就我跟张一蛋像丁丁。我整天像丢了魂儿似的，张一蛋则智力有问题，每天带一只水煮蛋上学，吃完了找不着了就大哭一场：“我的蛋呢？”

    如此悲惨的记忆一直跟随着我，直到长大成人，彼时我已经喜欢上了一款叫《主题医院》的电子游戏。玩家在这游戏里经营医院，要面临好多麻烦事，比如护士跟医生调情啊、护工没事儿就打台球啊、女病人们大便时的呐喊声太大啊等等。疫病流行时医院里总是不断死人，于是我最爱的桥段就来了——整个医院里反复回荡着播音员的清脆女声：“请病人不要随便死在走廊上！”敢情这个还有呼吁的。我觉得自己的人生理想就是做这个女播音员，把多严重的事儿都变成扯淡。

    假如可以回到过去，我这个女播音员就会先去学校，张一蛋一开始哭，我就塞给他一只水煮蛋：“喏，你的蛋。”然后我会跟小时候的自己聊聊：“去跟他们玩吧，其实他们只是有点儿苯。”最后我会告诉他，活着本来可以是快乐的，如果不再赋予生活本不具备的意义，拿死亡之类的事情开玩笑，也不太把“如何度过一生”当回事，只不过我们很难做到这些而已。如果不像别人那么乌泱乌泱地在走廊上跑来跑去的话，活着本可以是简明、安静和值得尝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