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我也曾站在日本国民的立场上自问：历史问题真的那么重要吗，翻过那一篇儿不行吗？最终我觉得，翻篇儿是必须的，纠缠过去没出路，可是这背后还有一个怎么才能翻得好的问题。在欧洲，落花有情流水有意，前协约国想翻篇儿，前轴心国也想翻篇儿，这才一把劲儿把奥斯维新翻过去了。

    往肤浅里说，我始终有一个印象，东亚国家都有点儿受制于感情，还不像西方国家那样有人类之爱的信念。

    日本国民似乎讳疾忌医，面对指责时的心理比较幼稚。小孩子一般有这个心理：我不是已经改了吗，以前的事你就别提了。我倒觉得，一些日本国民的“打仗的是前辈，我们没参与”自辩不靠谱，国家行为如果无涉集体意愿，仅由一代人中的几个首脑负责，世界上还会有负责任的国家吗？

    在东京，辻康吾教授对我们说：“两国在二战之后走上不同的道路，中国成为社会主义国家，日本则成为民主的‘非正常’国家，各有特殊性，这导致两国国民在思维模式上完全不同，很难理解对方的立场。”

    我觉得他说得对。参与二战的国家那么多，其中一些比如英美法德，制度接近，因此打完了就打完了，顶多国力增减、意识形态摇摆而已。中日两国的命运却如风中芦苇，从此被完全改写，甚至可以说没有二战就没有后来的一切。劫波渡尽而相背而行，各自背负着精神沉疴，自然渐行渐远。

    因此当中国人偶尔表露出心中的愤怒之时，会被日本人认为是无端的狭隘，也就不足为奇了。

    这让我想起茨威格在《昨日的世界》中说到，当他向年轻人讲起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往事时发现：“有多少事对我来说还是不言而喻的现实，而对他们来说却已成为历史或者不可思议。但隐藏在我内心的一种本能使我觉得他们的发问是有道理的，因为在我们的今天和我们的昨天与前天之间的一切桥梁都已拆毁。”

    在靖国神社，我感到重建“我们的今天和我们的昨天与前天之间的一切桥梁”是不容易的。

    关于靖国神社的争议通常聚焦于14名甲级战犯问题上，可是在我看来，就算移出甲级战犯的灵位这个神社也不对劲儿。自明治维新起的为国捐躯者都在这里得到供奉，因此日俄战争、参与八国联军进攻北京、反苏维埃战争中的“西伯利亚出兵”、甲午战争、中日战争等等战争中的死者都位列其中。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无义战。这里供奉的246万“英灵”，除了明治维新期间的少数人之外，一言遮蔽之，全是侵略军。他们改写了整个东亚的历史。下关的春帆楼是《马关条约》的签订之地，我在那儿读到了伊东已代治撰写的碑文，先是“清廷急遽请弥兵”，李鸿章前来谈判等等，结尾说：“呜呼，吾国今日国威之盛，实滥觞于甲午之役。”毕竟是刀兵频仍的年代，话说得坦率。

    我总觉得靖国神社与唐朝的凌烟阁有些类似，都建立在牺牲与光荣的美学基础之上，只不过前者依附于神道教，后者则附丽于大国王道。日本人讲生者与死者的灵魂会在靖国神社相逢，古人讲：“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趣味有差异，杀身成仁的野蛮志向却一致。

    顺着当年遗迹“李鸿章道”，可以找到一个牌子，“痴汉刺李鸿章处”。沿路走上半山腰，眺望下关海峡，风景优美。春帆楼里至今还藏有李鸿章赞美当地风物的手书，四个大字：海岳烟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