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以上我们看到的仅是朱棣的言论，它既是说给子孙听的，更是说给天下臣民听的。他希望子孙之承业者可以长治久安，也希望借此把自己描绘成贤君圣主。然而，他是否真的按他所说的行事呢？事实证明，朱棣对他所宣称的信条并不总是严格恪守。他有时是随心所欲，有时甚至是干脆背离了他宣称的信条。

    先说敬天法祖吧。朱棣本为藩王，乃朱元璋的第四子，并不具备继承皇位的资格。事实上，他的父亲确也按照“天命”将他的长兄朱标立为太子。懿文太子死后，又立其子朱允炆为皇太孙。如果朱棣安于天命、遵奉祖训、谨守礼法，便不会导演出靖难那一幕戏剧了。然而他无法抵制皇位的强大诱惑力，由于他镇守边塞、节制诸军而养成的实力更增强了他的信心。他终于突破天命和礼法，要自己去改变既降的命运了。

    经过三年多的征战，朱棣取得了胜利。将入南京金川门时，编修杨荣拦马问道：“殿下先谒陵乎，先即位乎？”朱棣恍然大悟，遂先谒孝陵然后再入城即皇帝位。从这些事都可以看出朱棣既不相信天命，也不敬祖宗。他的谒陵不过是做个样子给天下臣民看的。敬天、法祖都不过是驾驭天下的工具而已。因此，清代史学家谷应泰说：“至若司马之心久暴于路人，齐鸾之谋早形于咨议，乃犹南向让三，连章劝进者。欺天乎？吾谁欺也！”

    然而，朱棣又非宣称自己是上承天命不可，不如此，则不足以制天下。我们不妨再回过头来看看朱棣精心炮制的即位诏：

    朕荷天地祖宗之灵，战胜攻克，……诸王大臣谓朕太祖之嫡，顺天应人，天位不可以久虚，神器不可以无主，上章劝进。朕拒之再三而不获，乃俯徇舆情，于六月十七日即皇帝位。

    朱棣不一定真的相信天命，但以当时人的认识水平，对于能以一隅之兵在短短三年之内便赢得天下的原因无法说清楚，他们完全有理由怀疑上天眷佑朱棣，朱棣本人也难免产生这样的幻觉。当然，朱棣更希望天下臣民都相信自己的得位是由于天命，他不能超出历代以武力、智术夺得天下的君主的思维模式，要借天命来宣传自己上台的合理性。

    我们还可以举出一些例子来进一步了解朱棣的天人观。比如朱棣虽然宣传天人感应，但是他对“祥瑞”等迷信却是不尽相信的。永乐二年七月庚申，山东临清县奏野蚕成茧，且进献野蚕丝二十六斤。这被人们看做是上天所降之祥瑞，是皇帝有德所致。礼部尚书李至刚请率百官朝贺。朱棣曰：“野蚕成茧亦常事不足贺，使山东之地野蚕尽茧，足以被其一方而未能遍及天下，朕之心犹未安也。朕为天下父母，一饮一食，未尝忘之，若天下之生民皆饱暖而无饥寒，此可为朕贺矣。”乃止。朱棣的期望很高，以福被天下为念，其头脑还是清醒的。其他，如臣下奏献瑞麦，朱棣斥为“谀佞”，臣下奏贺柏树生花，朱棣斥为“世所常有”，“何益于用，何利于民”，民献嘉禾朱棣称“但得四序协和，四海康乂，黎民衣食给足，即是国家之福。一物之异，皆偶然耳，何以贺为”等等，都表现出朱棣对于“祥瑞”的态度。

    下面一段话很有代表性，不妨录之如下：

    永乐七年八月甲子，山西代州繁峙县献嘉禾凡二百七十九本，行在礼部尚书“请率群臣上表贺”。上曰：“……今苏松水患未息，近保定、安肃、处州、丽水，皆雨雹，浑河决于固安，伤禾稼。且四方之广，尚有未尽闻者，不闻群臣一言。及弭灾之道，而喋喋于贺嘉禾，谓祯祥圣德所致。夫灾异非朕所致乎？

    朱棣能很清楚地看到四方的灾害，不忘以生民为念，特别他不欲闻祥瑞之贺，而把灾异与自己的行政相联系，又从而对自己有所警戒，对群臣有所训谕，这是很难能可贵的。值得思考的是，为什么在朱棣的拒绝之下，群臣仍喋喋不休地以祥瑞为言，固然群臣为讨好朱棣，但君权神授是封建社会的固有观念，是君主政权的合理性的重要说辞，从根本上说，朱棣是乐于听到这类赞颂的。朱棣说灾异也是“朕所致”，实际上也是从反面承认了祥瑞也是“朕所致”，从而肯定了君权神授、天人感应的观念。只要这个思维模式不改变，关于祥瑞的祝贺就是不可避免的。

    另外，朱棣也并不相信金丹、长寿等迷信。永乐十五年八月甲午，行在通政司言，瓯宁人进献金丹及方书。朱棣说：“此妖人也。秦皇汉武一生为方士所欺，求长生不死之药，此又欲欺朕。朕无所用。金丹令自食之，方书亦与毁之，毋令别欺人也。”他甚至并不企求长寿。一次，他与大臣论及此事，说寿夭在天，人贵勉其在己者。人寿百岁，世多有之，然皆身没则无闻。颜子三十，令名无穷，人苟有德可传，何必百岁之寿！朱棣更重视的是修人事，他急于建立功业，垂名后世。然而，我们说朱棣急于垂名后世，不如说他更急于建立他当世的威名。朱棣以篡逆登位，为一切谨守封建礼法气节者所不齿，事实上他也被政治反对派指为乱臣贼子。怎样从乱臣贼子变为盛世名王，这是朱棣极费脑筋的事。他常常能够自省，与这一背景有很大关系。

    如前所述，朱棣并非绝对不相信天命，不相信灾异祥瑞，不过是他较能够警戒自省而已。永乐年间最大的天变莫过于永乐十九年四月初八日北京奉天殿等三殿之大火了。这一场大火，使修建多年始克成功的大殿毁于一旦，举国震惊。朱棣连忙下诏罪己，征求直言，随后，又下了一道诏书，“凡有不便于民及诸不急之务，悉皆停止，用苏困弊，仰答天心”。可以说朱棣对政务做了一次全面的反省。而朱棣唯一不愿提的事是迁都问题。三殿大火，群臣奉诏言事，言官多以迁都为非，以为上天示警者，盖因擅改祖制迁都北京所致。朱棣震怒，命言官与大臣俱跪于午门外对辩。辩至将午，大臣们窥知朱棣并不以迁都为非便有恃无恐，直指言官“不知大计”而妄言。所幸户部尚书夏原吉从中斡旋，言官才未获罪。关于迁都的辨论也就不了了之。可以看出，对于天变，朱棣并不盲目地忧惧或喜悦，颇能按己意而取舍。他以天命为自己的后盾威吓臣民却绝不让天命束缚自己的手脚。他是一位十分聪敏明辨的君主。

    至于“保民如赤子”，朱棣又做得怎样呢？

    朱棣声称爱民、恤民，在这方面言论甚多。朱棣所设想的是一幅理想的图画。和谐、安宁、殷富、礼让。的确，在永乐二十二年间，朱棣也做了大量安养生民的事。朱棣本人于政事极为勤奋。他每天“四鼓以兴，衣冠静坐”，“思四方之事，缓急之宜”，上午有早朝，下午有晚朝，外朝事处理完毕，还要处理宫中之事，“闲暇则取经史览阅，未尝敢自暇逸”。他说：“朕主天下，欲周知民情，……凡书奏关民休戚者，虽小事必闻，朕听之不厌也。”他曾令人将中外官员的姓名书写在武英殿南廊，闲暇观之，以熟悉政情。如此勤政在明代帝王中是少见的。

    同时，朱棣本人也是比较节俭的。他曾说：“内库所贮，皆天财，待赏有功，虽朕不敢妄费。”永乐十二年，一次百官奏事毕，朱棣退朝坐在右顺门，“所服里衣袖敝垢，纳而复出”。有侍臣称赞他的贤德，他说：“朕虽日十新衣未尝无。但自念当惜福，故每汗濯更进。”明人称颂朱棣“爱惜下民，屡蠲租赋，犹嗜俭朴，不喜纷华”不为无据。

    由于朱棣君臣的经营，永乐初年受战争破坏的经济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力量日渐增强。然而，众所周知，朱棣好大喜功，永乐一朝不断有所兴作：征安南、下西洋、讨蒙古、迁都北京，未一刻暂息。这与“毋殚其财，毋疲其力”的宣言真是大异其趣。朱棣曾说过：“民不失其养，虽劳之鲜怨，民失其养，虽休之不德。”以朱棣之所为，百姓征战劳作不止，焉能不失其养，又焉能不怨。洪熙元年(公元1425年)湖广布政使司左参政黄泽上言，切中永乐行政之弊：“向也，南征北讨，出师连年，辎重牛马，耗散巨万，又江北困于营造，江南疲于转输”，其结果只能是“丁男疲力役，妇女困于耕耘；富者怨征敛之繁，贫者罹冻馁之苦”。永乐末年，民生情况已经十分不妙。暴发于山东的唐赛儿之乱，便是百姓对朱棣怨怼的真实反映。

    其三，说到养士择贤，听言纳谏。

    朱棣即位后，标榜偃武修文，他遵重儒学，重视科举，注意人才的培养。在朱棣身边总是聚集着一批文士，明代的内阁制度也因而开始形成。

    文献中记载着许多朱棣爱惜、养育人才的故事。永乐二年，状元曾■等人受命为翰林院庶吉士。庶吉士是由进士文学优等者及善书者为之，是仕途中的重要阶梯。后，朱棣又命侍读学士解缙选才资英敏者就读文渊阁，曾■等二十八人入选。庶吉士周忱落选，他上言自谏少年愿学，朱棣十分高兴，增周忱共为二十九名。司礼监月给笔墨纸张，光禄寺给朝暮馔，礼部月给膏烛钞每人三锭，工部择近第宅居之。朱棣常常至学馆面试之。就学者五日一休沐，必使内臣随行，并派给校尉驺从，可谓优礼之至了。后来其中的不少人树有政绩留名后世。永乐年间还开了举人入监读书之例。由于进士所取有限，不少举人落第。朱棣命翰林院录其优者，俾入学以俟后科并给予教谕之俸。也是养成人才之一途。

    但并不是所有人才都能在永乐年间有所施展。即如后来声名赫赫的学士杨荣、金幼孜、黄淮等也仅以五品秩入直文渊阁。说是参与密勿，其实也很难影响决策。

    朱棣喜书画，善书的沈度兄弟、善画的王绂等都被他罗致在身边。这些看似优游尊贵的文人学士并不是都十分得意，一些人常有鸟入樊笼之感。如王绂诗有：

    纵有好奇者，相看为玩弄。

    孰知野鸟苦，只悦公子容。

    这样的句子，确道出了朱棣身边的一些文人学士的心境。他们不过是供装饰用的花瓶笼鸟而已。

    朱棣标榜谦己纳谏．但其刚愎自用，很少听取别人的意见。军国大事多由一人独断。即如发五十万大军出塞亲征蒙古这样的大事，也难得令臣下赞一辞。永乐八年北征，车驾次凌霄峰，朱棣问侍臣胡广等曰；“诸将此来，不闻进一言，何也？”胡广以奉承之语回答道：“成算在上，星火之辉何能上裨日月？”这固然可以看出诸将态度不积极，但也可以看出朱棣与群臣的关系。史学家谈迁在评论这次北征时说：“诸元侯锐士，徒知凛畏，谋议畜肭。”宁远侯何福从征，仅以“数违节度”，畏罪自杀，“功冠交南”的英国公张辅，亟调从征，既不令抗锋，也不令逐北，仅以之俾督运。“天子自将，不欲诸臣分其功也”。既如此，诸臣何敢谏言？

    经过两次北征，仍未达到朱棣预想的目的。永乐十九年，朱棣再次提出北征的问题，遭到了群臣的反对。兵部尚书方宾力言军兴费乏。户部尚书夏原吉说：“比年师出无功，军马储蓄十丧八九，灾费迭作，内外俱疲。”朱棣大怒，方宾惧而自杀，夏原吉下狱，并籍其家。朱棣一意孤行，又连续发动了永乐二十年、二十一年、二十二年三次北征。结果，无功而还。第五次北征，朱棣回到榆木川，大病不起，方叹“夏原吉爱我”，岂不晚矣！

    最后，朱棣声称为治一本道德，明刑以弼教，他不断申明礼制，旌表节妇孝子，又命儒生辑《孝顺事实》、《为善阴骘》以颁赐天下。朱棣本人则装得极为仁慈，甚至虚伪到把自己打扮成连小虫子都不愿伤害。永乐五年五月己巳这一天，朱棣来到灵谷寺，驻骅中庭：“有青虫着上衣，以手拂置地，余命中官取置树间，曰：‘此虽微物，皆有生理，毋轻伤之。’”而朱棣之所为，却多有可议之处。其最为人所不齿者，殆为对建文诸臣的杀戮。

    大凡开国君主，总有点流氓无赖气。大概这正是他们能够蔑视礼法、无所顾忌地横冲直撞的一个原因吧？你看，楚汉相争中，项羽要烹杀刘邦的父亲，刘邦嬉皮笑脸地要“分我一杯羹”。起初，刘邦轻视儒生，有儒生拜见他，他竟夺过儒生的帽子往里面撤尿。同样，朱元璋在羽翼丰满时，便指使人将他拥戴借重已久的小明王沉于江水。即位后专杀立威，对于可能对自己构成威胁的绝不留情。

    朱棣身为藩王，带兵夺位，也需要有向神圣礼法挑战的精神。这个近乎开国之君的皇帝，也不免带点流氓无赖气。朱棣还有一个近在身边的榜样，正是其父朱元璋。胡适尝说：“成祖生于明太祖起兵之后八年(1360年)，眼见太祖的流氓手段，故他的行为最像他老子。”朱棣同他的老子一样，不仅有流氓手段，也是个残忍嗜杀的暴君。不论是政治上的反对派，还是宫中得罪他的柔弱女子，他都诛杀无异。从带领“靖难”之师打入南京起，朱棣便开始了对政治反对派的残酷镇压和屠杀。永乐元年(1403年)，朱棣宣布：“朕赖天地宗社之灵，父皇母后之佑以有天下。凡更改父皇之成宪，浊乱天下之奸恶，悉就诛僇。其余文武官仍用无疑。升赏斥罚，从至公而已……今敢有妄分彼此，怀疑怨谤，不安职事者，事发族灭。”朱棣对政治反对派的镇压，不仅是残酷的，也是空前野蛮的、卑鄙的。起初，他所公布的“奸党”名单，不过“左班文臣”齐泰、黄子澄等二十九人，而实际被迫害、遭杀戮的人数字难于统计。如前面的引文所显示，他的杀戮是伴随着政治宣传的，无非是使自己做皇帝合法化。处处标榜自己是嫡出，标榜自己维护、遵守太祖朱元璋的成宪。

    朱棣打入南京，朱允炆或死或遁，下落不明，朱棣打算借重号称“读书种子”的著名文士方孝孺起草即位诏书。他们之间进行了一场辩论。朱棣说：“我法周公辅成王耳。”方孝孺质问道：“成王安在？”朱棣说：“伊自焚死。”方孝孺说：“何不立成王之子？”朱棣回答：“国赖长君。”方孝孺说：“何不立成王之弟？”朱棣辞穷，说：“此朕家事耳！先生毋过劳苦。”干脆说朱家的天下，朱家子孙坐，你管不着。当然，我们并不能以君主宗法制的礼法定是非。不过，从这对话中不是可以看出朱棣的无赖相吗？朱棣命人强授方孝孺笔札，说：“诏天下，非先生不可。”方孝孺说：“死即死耳，诏不可草。”朱棣见方孝孺不为所用，便以诛九族相威胁。方孝孺说：“便十族奈何！”于是酿出了一场杀十族的惨祸。朱棣命人“以刀抉其口两旁至两耳”，并将其投入狱中，接着便大肆搜捕他的门生以成“十族”。“每收一人辄示孝孺”，在精神上折磨他。朱棣所开创的亘古未有的杀十族的酷刑，使“坐死者八百七十三人，摘戍绝徼者不可胜计”。其他，如对兵部尚书铁铉，“割其耳鼻”，■其肉，纳铉口中，令啖之”，还问他“甘否”。铁铉说：“忠臣孝子之肉，有何不甘！”“至死犹喃喃骂不绝。”户部侍郎卓敬不屈，临刑，神色自若，也被灭三族。礼部尚书陈迪不屈，朱棣把他的儿子捉来杀掉，并割其鼻舌，强塞给陈迪吃。陈迪“唾，益指斥”，终于被凌迟死，宗族遣戍者一百八十余人。刑部尚书暴昭不屈，朱棣命人“先去其齿，次断手足”，暴昭“骂声犹不绝，至断颈乃死”。左佥都御史景清，因刺杀朱棣不成，被“抉其齿，且抉且骂，含血噀御袍。乃命剥其皮，草椟之。”“碎磔其骨肉”。右副都御史练子宁，被逮语不逊，朱棣“命断其舌，磔死，宗族弃世者一百五十一人，又九族亲家之被抄没戍远方者又数百人”。其他不一而足。这些人的死，不仅是出于对封建礼法对建文帝殉节，更重要的，他们是出于拥护建文帝的宽仁之政，从而反对朱棣“恢复祖宗旧制”的政治立场。对此，前文已有论述。

    最野蛮的，莫过于朱棣对这些殉难者家属的处置了，且不说他下令在郡县穷治建文“奸党”，以致“疏族远亲莫不连染”的所谓“瓜蔓抄”，即从一段朱棣口诏的实录，便足以看出他的流氓嘴脸。

    永乐元年正月，校尉刘通等赍帖为奸恶事：“一将刑科引犯人张乌子等男妇六口，又引犯人杨文等男妇五百五十一名。”奉钦依“连日解到的都是练家的亲。前日那一起还有不识气的，在城外不肯进来，嗔怪催他，又打那长解”。锦衣卫把这厮都拿去，同刑科审。亲近的拣出来，便凌迟了，远亲的尽发去四散充军。若远亲的不肯把亲近的说出来，也都凌迟了。”

    二月，解到邹公瑾等男妇四百四十八名口。同年十二月十二日教坊司题：“有奸恶卓敬女杨奴，牛景先次妻刘氏，合无照前例；谢升父旺年七十四，男唆儿年二十。”俱奉钦依“发金齿卫充军，妻韩氏送淇国公处转营奸宿。茅大芳并男顺童、道寿，幼男文生，俱典刑”。“妻张氏发教坊司病故”。左韶舞安政等官奏，奉钦依：“著锦衣卫分付上元县，抬去门外，著狗吃了。”

    十一年正月十一日，教坊司等官于右顺门口奏：“有奸恶齐泰等姊并外甥媳妇，又有黄子澄妹四个妇人，每一日夜二十馀条汉子看守，著年小的都怀身孕。除生子令做小龟子，又有三岁女儿。”奉钦依：“由他不的，长到大便是个淫贱材儿。”

    又奏：“当初黄子澄妻生一个小厮，如今十岁也。”奉钦依：“都由他。”

    永乐九年四月廿一日，某司奏：“浣衣局副使张琳奸恶妇人一名。”“著教坊司领刺了。”

    这仅仅是大量事实中的极少一点材料，是《奉天刑赏录》、《钦录簿》中的数百字，但是它们实在太生动了，无须再加解释，便将朱棣的嘴脸暴露无遗。朱棣分明是一个顶着皇冠、披着黄袍的流氓头子！

    近人鲁迅对朱元璋、朱棣父子的残暴深恶痛绝。他说：“自有历史以来，中国人是一向被同族和异族屠戮，奴隶、敲掠、刑辱、压迫下来的，非人类所能忍受的楚毒，也都身受过，每一考查，真教人觉得不像活在人间。”

    朱棣为什么要进行这样残暴的屠杀，一言以蔽之，即为满足自己的权力欲望，坐稳皇帝的宝座，为此，一切武的反抗、文的抵制都在扫荡之列，为此，一旦得胜，便必欲用一切手段处置反对派以浅愤。姚广孝不愧为朱棣的重要谋士。他们二人的心是相通的。他的一段话无异于朱棣夫子自道。在处理建文忠臣卓敬的问题上，姚广孝说：“陛下虽天下已定，然兵革方殷。若欲返驾燕都，不杀敬始可。方今楚王尚强，蜀王富盛，敬虽一介书生，实英雄才略也。今若生之，则彼得行其志，移檄诸王，声扬大义，据东南之饶，限长江之险，鼓舞豪杰，起兵北来，陛下未可安枕也。岂非养虎自遗患耶？”

    在这种公开的屠杀和污辱外，朱棣还用各种阴谋手段杀人。为什么一个大权在握的皇帝还要阴谋杀人？为了把自己打扮成不计前嫌的宽仁大度者，对那些不便公开下手的便只能阴谋杀害。对于得罪自己的人，在朱棣心中绝无容忍的余地。请试举两例。

    一是解缙。解尝于洪武中以才见称于太祖。建文中一度谪为河州卫吏，后被荐为翰林待诏。朱棣即位，缙被擢为侍读，与黄淮、杨士奇、胡广、金幼孜、杨荣、胡俨并直文渊阁，参预机务，寻进侍读学士。朱棣标榜偃武修文、优礼文学之士，集人编篡各种大型图书，重修《太祖实录》，编篡《永乐大典》等均以解缙为总裁。但解缙在修《太祖实录》、定储之议及谏止出兵安南方面均引起朱棣的不满。关于修《太祖实录》前已论及。关于立储，解缙主张立长子朱高炽，深为有靖难功的朱高煦所恨。时朱高煦宠益隆，“礼秩逾嫡”。解缙又以进谏不可启争触怒朱棣，被斥为“离间骨肉”。永乐四年赐黄淮等五人二品纱罗衣，竟不及缙。但朱棣并不以此坐缙罪，却以廷试读卷不公谪广西布政司参议。既行，又被劾怨望，改交阯，督饷化州。朱棣亲征漠北，缙恰入京奏事，谒皇太子而还。结果被朱高煦说成“私觐太子”、“无人臣礼”，竟逮缙下诏狱，“拷掠备至”，一旦而为阶下囚。永乐十三年，朱棣查看锦衣卫囚籍，见到解缙的姓名，说：“缙犹在耶？”纪纲遂令缙饮酒至醉，埋积雪中，立死。

    另一是梅殷。梅殷是朱棣的姐姐宁国公主的丈夫，最为朱元璋所喜爱。朱元璋见诸王强盛，曾密托他辅佐朱允炆。“靖难”兵起，他以总兵官身份镇守淮安。朱棣的军队南下，借进香之名，要穿过梅殷的防地。梅殷说：“进香，皇考有禁，不遵者为不孝。”朱棣大怒，写信给梅殷说：“今兵兴诛君侧之恶，天命有归，非人所能阻。”梅殷把使者的耳鼻割掉，放其回还，并说：“留汝口为殿下言君臣大义。”朱棣绕道打下南京，梅殷尚拥兵淮上。朱棣强迫宁国公主“啮血为书”，召梅殷还京。对于这样的人，朱棣当然不能容，但碍于皇亲不便公然下手。永乐二年，都御史陈瑛报告说梅殷“蓄养亡命”，“诅咒”朱棣。朱棣不动声色，说“朕自处之”。他下令户部考定公侯驸马伯的仪从人数，借此命锦衣卫将梅殷家人执送辽东。第二年十月，梅殷入朝，前军都督佥事谭深、锦衣卫指挥赵曦把梅殷挤到笪桥下淹死，随后向朱棣报告说梅殷投水自杀。宁国公主找到朱棣，朱棣假意要捉拿凶手，并以安排她的两个儿子做官作为安抚。不料凶手被人指出，朱棣不得已要治其罪，而二人说：“此上命也，奈何杀臣！”一下露了马脚。朱棣大怒，立命力士“持金瑵，落二人齿，斩之。”此二人亦惨矣。如果他们不供出指使者朱棣，或许还可以活命吧？不过，朱棣要杀人灭口，亦未可知。这件事足可以看出朱棣的阴险残刻。

    有时，朱棣对得罪自己的人要故作宽大，并不马上治罪，而以后必借他故而杀之。永乐初，北京刑部尚书雒佥，向朱棣建言“朝廷用人，宜新旧兼任。今所信任者，率藩邸旧臣，非至公之道”云云，结果被认为“语涉怨诽”。朱棣把奏疏出示群臣，群臣皆言“宜正其罪”。朱棣却故示开明宽大，说：“朕为天下君，政欲日闻直言，姑宽之。”实则朱棣内心并未赦其罪。果然，永乐三年二月，朱棣竟以“居官贪婪暴虐”、“擅作威福”等罪名将雒佥处死。这种政治现实使许多人感到失望而为之悲叹。永乐初曾任翰林检讨，最为解缙所重，亦卒为解缙事牵连致死的诗人王■写道：

    有泪莫泣鲛人珠，有足莫献荆山玉。

    赤心徒使按剑猜，至宝翻令笑鱼目。

    更为恶劣的是，朱棣恢复了锦衣卫狱。

    锦衣卫狱，又称诏狱，是朱元璋实行残暴统治的重要工具。它超越法律之上，以皇帝的喜怒为是非。其时，“上(太祖朱元璋)时有所诛杀，或下镇抚司杂治，取诏行，得毋经法曹”。锦衣卫狱备有各种刑具，在皇帝的庇护下为非作歹，幽絷惨酷，害无甚於此者后来，连朱元璋也不得不对锦衣卫狱加以限制。洪武二十年(1387年)，朱元璋下令“悉火榜掠具。又六年，诏内外狱毋得上锦衣卫，诸大小咸经法曹。终高皇帝(太祖朱元璋)世，锦衣卫不复典狱。”朱棣即位后，虽然进行了大规模屠杀，但仍觉得宝座不稳，在表面的太平之中，潜伏着巨大的不安。朱允炆的死活下落还没有弄清。如果他还活着，随时可能东山再起。政治反对派不与朱棣合作，甚至图谋刺杀他，弄得他心神不定，疑虑重重，甚至做梦也不得安生。诚如王世贞所说：“天子(朱棣)既由藩国起，以师胁僭大位，内不能毋自疑人人异心，有所寄耳目。”他任用了“率先报效”、“颇目法家言”的纪纲，“治锦衣兵，复典诏狱”。纪纲摸透了朱棣的心思，“益布其私距，日夜操切阴计。闻上，上(朱棣)以为大忠，■之■咳之间。即淇成诸公号元勋，见则自匿引，不敢以衣比数。”纪纲为人狠鸷，更恃此“穷意为非”。他手下的一批爪牙则“曲侍奉纲，相缘借奸利数百千端”。锦衣卫狱的刑罚花样翻新，朱棣早已将《祖训》不得滥施肉刑的戒谕抛到九霄云外了。他下令收缴天下兵器，派胡■刺探民隐，奖励告密，任用纪纲、陈瑛等“刻深之吏”为爪牙，镇压人民。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朱棣的暴政给后世留下了极为恶劣的先例，成了那些施暴政者的榜样。比如，弘治十七年(1504年)，刑部主事朱鎏言：“部囚送大理第当驳正，不当用刑。”大理杨守随言：“刑具永乐间设，不可废。”帝是其言。永乐暴刑成了后世不可逾越的新的祖制了。

    明代的宦官之祸，在历史上也是颇为突出的。太祖朱元璋戒于历代宦官干政之失，对宦官的防范甚严。虽然，洪武中即已以宦官传令阅兵、监视大臣、察访官吏、核定课税、奉使外国，但宦官毕竟不敢放肆。有一次，一服侍朱元璋多年的宦官，竟然因偶言及时事被遣还。建文中。也注意约束宦官，曾两次下诏禁约奉差中官，因此“内官怨甚”。相反，朱棣则正借些宦官为耳目，安插于建文帝身边。史称，“靖难兵起，三年所得惟北平、永平、保定三府。至是，有中官约为内应者，谓须直捣京师，天下可定。文皇朱棣深然之。”朱棣避开劲敌，直捣南京，轻易取胜。南京金川门开，建文宫中同时起火，说不定这火就是这些中官放的，不然何为内应？《明太宗实录》讳此不谈罢了。朱棣入宫，“杀宫人、内官略尽，而得罪建文帝者则被留用”，“既正位，次第擢为边藩镇守云”。由于非法篡位，朱棣心存疑虑，“不能不有所私寄”。其私寄者除纪纲等人外，最受倚重者便是宦官了。他用宦官设立了东厂，用以监视天下臣民。东厂与锦衣卫结成了一个严密的监控网，施行恐怖统治，连皇太子也在宦官的监视之中。宦官的地位大大提高，监军、分镇、专征、采木、督役、奉使外国，成了官僚队伍中的重要成员。他们傲视公卿，在皇帝左右必蟒服，这种服饰是连文武一品官员也不易得到的。后世宦官之祸，隐然肇始。

    建文新政施行开明政治，一度打断了朱元璋推动的极端专制主义日渐强化的进程。朱棣则一反其道，完全抹杀建文新政。他所向往的，是做一个极端专制的皇帝。朱棣认为“帝王为生民之主”这与方孝孺强调的“天立之君所以为民，非使其民奉乎君”的主旨大相径庭。

    但是，朱棣的淫威并不能完全压服民间的不满。正如明人王世贞所说：“以一时万乘之尊，挟不世之怒，而有不能尽快其意於意之外者。”他举了后世对方孝孺的态度加以说明：“建文之役，天下之名能殉义者无如天台方先生。其得祸之烈，则亦无如方先生。先生殁三十余年，天下乃敢举其名，又五十年，而天下乃敢诵其言，又百年，而天下乃有求其已绝之裔而为之记者。”当然，王世贞是从君主宗法制的礼法的立场评论此事的。不过，可以看出，人心是难于征服的，哪怕是面对残酷的杀戳！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朱棣却希望人们把他看做是一心兴礼乐、施仁政的圣明君主。他甚至把自己打扮成连小虫子都不愿伤害。有一次朱棣去灵谷寺，“跬跸中庭，有虫著上衣，以手拂置地。徐命中官取置树间，曰：“此虽微物，皆有生理，毋轻伤之。”如此矫柔造作而又虚伪可笑。

    朱棣的残暴，并非完全是由于政治上的被迫不得已，更多的，则是由于他的残刻暴戾和极端自私之本性。盖所欲极强，为遂其欲便不顾一切，对有碍于遂其欲者便必毫不留情。晚年永乐宫中发生的一桩牵连致死三千多人的惨案(详见余篇)，便是最好的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