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企孙没有像吴宓那样用清晰的语言记录他这一段与陈吴交友后的深刻变化，特别是关于“君子不党”的只言片语。但无疑他和陈吴是气味相投并且从内心深处引以为同道的，不然就没有他之后即使在清华主政时也没有参加国民党的事实。当然，解放军占领北平后，他作为清华大学的负责人，也同样没能加入共产党。然而，当他的大弟子王淦昌因当年参加运动差点被军警枪弹所伤时，他流着眼泪诘问：“谁让你们去的？你们明白自己的使命吗？”我们从这声诘问里读出了他对“独善其身”的深刻理解，并且在几十年后，我国因有王淦昌等而在大西北腾起那朵蘑菇云后，再回看这支小小的插曲，一个相当完整的人生规划就像远古时期的河洛出图那样显露出来。我们不能不赞叹这些无冕的圣哲们，正是他们的圣哲之思才使我们的祖国和人民有了扬眉吐气的今天。

    并不是所有的民族都知道独善其身的哲理的。笔者每每看到电视里有某国的青少年手拿石块与风驰电掣的外军坦克对峙的时候，或者每每看到美丽的某国少女做人体炸弹袭击军队的时候，心都会莫名的疼痛。

    钱学森也有过类似选择“石块救国”的经历。但他最终还是听从了父亲的教导，选择了科学救国的道路，独善其身，专心读书，并且于1934年考上了清华的留美公费生。因专门科目考试中的数学成绩不太好及补留学专业所需课程而在清华大学学习一年，直接受业于叶企孙先生。后来钱学森留学美国，在火箭研究领域里独树一帜。学成后的钱学森欲回国却受到美国当局的阻挠，美国人说：钱学森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无论如何不能让他走，他知道的也太多了，他无论走到哪里，都抵得上5个师！

    一个科学家的价值相当于美式装备的5个师，美国人的思路给我们以提醒，那就是战争如经济活动一样，必须要计算成本。没有学成的钱学森充其量只是一块坚硬的石头，而学成的钱学森在美国人眼里却抵得上5个师。就钱学森归国之后的发展来看，说他值5个师仍然轻估了其价值。但不管如何，一个国家真正能在国际事务中获得尊重，绝不是拥有众多的石头，而是要拥有像老子讲的“国之利器”和众多的科技人才。

    1923年，叶企孙继获得1922届科学硕士之后又获得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他婉言谢绝了恩师对他的挽留，决意回国。

    归国前，他利用平时节省下来的钱去了一趟欧洲。欧洲是现代物理学的故乡，他要去拜望那些他心仪已久的大师和他们的实验室。

    1923年10月，他先后参观了英、法、德、荷、比5国的物理研究机构，在那里拜会了许多物理界同行，向他们学习并与之交流了对前沿科学的研究和看法，并对中国的科学现状给予了客观的评估。

    1924年3月，叶企孙从欧洲取道上海，回到了阔别六年之久的祖国，开始了他曾魂牵梦萦的报国之路。

    1924年3月，叶企孙被当时国内极负盛名的东南大学聘为物理系副教授，这一年他26岁。

    东南大学此时极尽天时地利，当时中国诸多最早的“海归派”，都把它当做自己工作的首选地点。在叶企孙之前，已有杨杏佛、胡刚复、吴宓、温德、任鸿隽、张子高、熊庆来、秉志、胡先骕、陈桢、陆志韦、查谦、赵承嘏等陆续加盟，东南大学一时云蒸霞蔚，四海归附，成为国内首屈一指的学术重镇。

    东南大学的前身是南京高等师范学院，1921年7月改为国立东南大学。校长郭秉文曾倡言东南大学是“自由讲学”的讲坛，学生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政治信仰，说：“这是德谟克拉西民主精神，是美利坚民主的讲学自由风气。”即使是暑期，也有数千学生从全国各地来这里听讲。学校规定，凡大学生来暑期就学的，每人可选8个学分的课程，由东南大学发给修业证明。仅仅是暑期讲学，就有美国的杜威博士讲授《实验教育哲学》、孟禄博士讲授《教育学》、推士博士教授《学制改革》、吴卫士博士教授《昆虫学》、巴斯德斐尔德博士讲授《农业推广》、德国的杜里舒博士讲授《生机哲学》、胡适博士讲授《实用主义》、梁启超先生讲授《先秦政治思想史》等等，学生来自全国除西藏、青海、蒙古之外各个省份，连朝鲜也有学生前来听讲，这些学生学业结满后又成了东南大学的宣传员，加上当时国内只有两所国立大学，一是蔡元培任校长的北京大学，另一所就是东南大学。因此，东南大学名重一时，甚至超过当时的北京大学。该校大会堂有一金字匾额写有“美尽东南”4个大字，概括了东南大学当时的盛景。

    叶企孙的加盟使东南大学校方欣喜不已。就国内物理学界来讲，还没有哪个科学家能在世界自然科学领域获得如此瞩目的成绩，因此，叶企孙的荣誉是校方对外宣传的一个重要内容，他本人也如英雄凯旋般受到大家的欢迎。

    如今，叶企孙在东南大学遗存的历史印痕中有一张他和众人的合影。1924年3月，东南大学举行第十届数理化研究常会，特别邀请叶企孙和任鸿隽为新指导员，之后又合影留念。叶企孙、任鸿隽居中，周围有张子高、熊庆来、秉志、陈桢等环坐，还有学生赵忠尧、施汝为、柳大纲等簇拥。这些成员大都是中国科学会的早期成员，如今他们再一次聚首东南大学，显示出一幅中国科教丛林的早春图景，它同时也是一个宣言——在中国，一种新的力量正在诞生和成长。

    叶企孙在东南大学物理系教了3个学期的课。该系系主任胡刚复对叶企孙的教学给予很好的支持。叶企孙先后讲授了力学、电子论和近代物理。虽然时间不长，叶企孙却获益匪浅。晚年回忆起这段“教之初”，他深有体会地说：“对所开课程，我尽力讲透。同时，也使自己获益良多。短短的3个学期，虽只有教育工作的初次尝试，但却给我留下了愉快的回忆。”叶企孙之所以“愉快”，以他的内敛性格，必定是有着很大的欣喜才会说此番话的。从科学家到教育家，虽说有相通处，但到底还是有不同。叶企孙天赋异禀，但在口头语言表达能力上却有缺陷——他说话口吃，虽不太严重，但对于一个以口头语言为基础工具进行传道授业的教育者来说，毕竟是个不小的障碍。叶企孙知道自己的毛病，在没有上讲台前心里并没有底数，但由于他学问扎实，备课充分，竟然了无痕迹地越过了这个障碍，使听课的人并不在意他的口吃，反而因重点突出、逻辑性强，而大受学生称道。关于他这段教学实践获得成功的最有力证明，就是后来成为化学家的柳大纲和地球物理学家李善邦，因为深得叶企孙真传而学业大进，“他们二人因功课学得好，给叶企孙留下很深的印象”。这一届本科毕业生赵忠尧、施汝为更是对叶企孙敬佩有加，以至于叶企孙被聘清华后，两人竟心甘情愿跟随而去。

    而叶企孙的另一种变化是看不见的，那就是心灵归属问题：是做科学家还是做教育家？从天赋来讲，叶企孙更像是做大科学家的料：他不善于交际，可以专事研究；不善表达，可以专事学问。做教育家的种种不足都会在科学领域里得到补偿，缺陷将会成为优长，劣势将会成为强势。再说，因为口吃的关系，执鞭教学从来不是他的梦想，他少年梦里做的全是科学家的内容。

    据说“科学家”（scientist）一词相对于雕塑家、画家、音乐家等都要来得迟。1833年，在英国剑桥大学召开的一次有关科学的会议上，一个叫威廉·休厄尔的学者第一次使用了“科学家”这个称谓。他说他是模仿人们称谓“艺术家”的方式来命名像法拉第那样一些在实验室里观察自然奥秘的人。这些人以前曾被称为“自然哲学家”，但是现在，威廉·休厄尔认为，该是重新命名他们的时候了，因为19世纪和20世纪，将是“科学家们”的时代。

    科学似乎有一万年的生长期。实际上它一直伴随着人类的生存活动，只是人们并未注意它。人类五千年的文明河流奔流而去，多少生动活泼的画面永不再来，对于人类来说，知识往抽象处发展就是哲学，往优美处表现就是艺术，往理性处演绎就是科学。但是更多的时候，人们总是把科学和哲学与艺术混淆在一起，甚至和别的门类夹杂在一起，似乎从没有将其独立过。但是，不管人们怎么认识，科学自诞生那天起就是坚硬的，它像一种令人称奇的晶体，在日光流年中沉淀下来，以其特有的品性记录着自己的历史。乔治·萨顿说，科学的历史虽然只是人类历史的一小部分，但却是本质的部分，是唯一能解释人类社会进步的部分。

    叶企孙相信自己的灵性，也相信以自己的坚忍和韧性会在物理科学上有所贡献。它们就像看得见的城堡，尽管通向它们的路径泥泞而又艰险，但总有一天他会入住。既然世界对科学家的命名还只是晚近的事情，那就是说中国的科学发展离世界并不太远，已经受过科学训练的叶企孙们已经看到西方科学舰船的桅杆，只要奋力追赶，中国的舰船早晚会融入其中。而自己也会因成为第一代科学的拓荒者而名垂史册。

    相对于教育家来说，科学家显而易见在更高处。

    科学家会为国家创造出“国之利器”，而教育家会为国家培养科技人才。这正是叶企孙科学救国总目标的重要环节，中国需要一个科学群体，而不能仅靠一个科学家去改天换地。正是缘于这层考量，叶企孙才毅然决然放弃似乎已近在咫尺的科学家桂冠，而选择了当时不可预知而之后证明是一条不归路的沉重人生。

    东南大学3个学期的教学实践，给了当年的叶企孙如何当好老师的信心。这信心的获得使他非常“愉快”，牵引着他一步步向着理想的目标迈进。

    吴宓对东南大学也有很愉快的回忆。他很快就以激进姿态办起了被称之为“现代保护主义”的《学衡》杂志。他在杂志上打出的“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旗帜，像火焰一样燃烧在东南的天际。他的身边因为有天人学会旧雨汤用彤、梅光迪等人的支撑，又有新知柳诒徵、胡先骕、陈寅恪等援文相助，面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滔滔巨流，吴宓以其无所畏惧的战士姿态吟唱着自己的文化主张，真有“边走边唱，何其快哉”的豪迈之气。

    对于吴宓的《学衡》派，叶企孙此时已是纯粹的旁观者了。对于国学的热爱，就像江浙人喜欢听越剧，亦像绍兴人喜爱黄酒，那是骨子里透出的爱，而眼前的吴宓，就是一出经典剧目，抑或是一杯花雕老酒，在他的身上，有许多现成的东西可以直接滋养叶企孙，这就是身为理科教授的叶企孙多年来总是和文人相近相亲的原委之一。自叶企孙和吴宓相识以来，自清华，又哈佛，又东南，二人如影随形，互相跟进，也算是“文理会通”的一则佳话吧。

    1924年，东南大学副校长兼文理部主任刘伯明去世，校长郭秉文虽倡言民主却难得民主，并排斥异己，使学校气氛陡然紧张。吴宓先期出走，到东北大学就职不久就为清华所聘。此时清华学校开始筹设大学部。1925年8月，叶企孙被清华学校大学部聘为物理科副教授。于是，阔别母校7年之后，叶企孙再次回到日思夜想的清华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