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达哈达铺
1935年9月13日,张闻天同毛泽东、彭德怀等一起,率领红军陕甘支队离开俄界,迅速北上。
迎面而来的关隘是天险腊子口。这个山口宽仅30米,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过了这个关口,就可以进入甘南的开阔地带。当时腊子口已被国民党新编十四师鲁大昌部控制,如胡宗南的援兵赶到,严密封锁山口,红军就很难过去了。在这紧急关头,红军先头部队红四团于9月17日英勇机智地歼灭守敌两个营,夺取了腊子口,打开了主力红军北进甘南的通道。
9月18日,先头部队进驻没有守备的甘南小镇哈达铺(今属甘肃省宕昌县)。毛、洛、周、博等翻越岷山,于20日到达。当天,张闻天在哈达铺的一座关帝庙里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要讨论组织部工作和部队整编问题。据会议记录,出席会议的为:洛(洛甫,即张闻天)、博(博古,即秦邦宪)、泽(毛泽东)。参加者有:稼(王稼祥)、迈(罗迈,即李维汉)、德怀、尚昆。
张闻天讲话强调要爱护干部,说有的老同志有能力,但人拖瘦了。对干部的处理要“宽大一些”,“现在有马的,不必取消”。据会议记录。
毛泽东支持张闻天的意见,在讨论中说:我们现在的干部是精华,应该注意保护。组织部应该调查了解干部,既要了解高级干部,又要了解中下级干部。转引自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365页。
会议决定了整编方案:陕甘支队下设三个纵队,原来的一、三军团分别改为第一、第二纵队,中央机关、红军总政治部等组成第三纵队。第三纵队由叶剑英任司令员,邓发任政治委员。会议还讨论了白区工作,张闻天提出,“设法派人与白区取[得]联系,建立白区工作。”会议同意他的提议,决定派谢觉哉、毛泽民到新疆去建立交通站,“可能的话与国际接头”。据会议记录。谢、毛二人当时未成行,后毛泽民到新疆。
张闻天写读报笔记
常委会开过以后,张闻天和毛泽东、博古等读到一批报纸,主要是七八月间的天津《大公报》。这些报纸,大多是两天前先头部队进入哈达铺时从当地邮局得到的。另外,红军侦察连在军阀鲁大昌部的一个少校军官的行李中也缴获了几份报纸,聂荣臻即送给了毛泽东。张闻天和毛泽东、博古阅读这些报纸,真是喜出望外。他们从报纸上登载的消息确切地知道:陕北仍然有红军!有游击队!仍然有苏区根据地!而且比原来有了很大的发展!这对于经过万水千山,最终从险境中冲出来的这支8000人的红军队伍来说,其欣喜是无法用言语来形容的。“即使给敌人打散,我们也可以做白区工作”——毛泽东在俄界会议上所作的这种最坏打算,现在是完全可以避免的了!原本就想在川陕甘创建根据地,因张国焘的延宕、动摇、反对、分裂而坐失良机,现在得知陕北有一块红军的地盘,那么,到陕北落脚,在那里建立根据地——作出这个决定,真如水到渠成。
9月22日,张闻天写下一篇“读报笔记”,题为《发展着的陕甘苏维埃革命运动》这篇读报笔记已收入《张闻天文集》(一),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将天津《大公报》上所披露的陕北苏区根据地和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六军等情况摘引并加以分析,在此基础上表示了中央红军前往陕北落脚的意向。
张闻天用白区报纸上的材料,告诉大家几条振奋人心的消息:
第一,红二十六军力量相当强大,控制了大块陕北苏区根据地。用《大公报》载阎锡山的话说,“全陕北二十三县几无一县不赤化,完全赤化者八县,半赤化者十余县。现在共党力量已有不用武力即能扩大区域威势”。整个陕北形势同1931年江西中央苏区相仿。
第二,红二十五军“取得许多伟大胜利”,在徐海东率领下已“突围”过蓝田北出终南山口,威逼西安。估计现在“已与陕北之二十六军取得了联系”。
第三,甘南的东部尤其在毗连陕西、宁夏边区庆阳一带,也有红军游击队活动。
张闻天由上述材料得出结论:“红军与赤色游击队在陕甘两省内正在普遍的发展着”,“我们中国工农红军主力之一部,已经开始进入甘南的重要地区。”
据此,他提出陕甘支队前进的方向和任务:“响应着陕甘红军与赤色游击队的活动”,“同二十五、二十六军及通南巴游击区取得配合,协同动作及汇合,并给在这个地区中开展着的游击运动以帮助、组织、领导”,完成8月20日毛儿盖会议《中央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提出的任务:“联系存在于陕甘边之苏维埃游击区域成为一片的苏区”。
博古根据报载材料也写了一篇文章:《陕甘苏维埃运动的发展与我们支队的任务》,提出把发展着的陕西苏维埃运动“转变为巩固的苏区根据地”,是“我们支队的战略目标”。
张闻天和博古的文章同时登在9月28日刚刚恢复出版的《前进报》第三期上。这两篇文章大致反映了中央落脚陕北的意向。
毛泽东在陕甘支队团以上干部会上讲话,也提出了“到陕北去”的主张。据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365页。
毛泽东赋长征诗
离开哈达铺继续前进,突破渭河封锁线,到达通渭县县城榜罗镇。
9月27日,张闻天在这里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了当前的形势,认为应该改变俄界会议确定的行动方针,并正式决定到陕北去,在陕北保卫与扩大革命根据地,“以陕北苏区来领导全国革命”。引自1935年10月22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毛泽东报告的记录。毛在报告中追述了榜罗镇会议的决定。这是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决定。由此,陕北成为领导全国人民进行解放斗争的中心。
经过两万多里的长途跋涉,跨越了万水千山,冲破了敌人的围追堵截,眼看红军就可以在陕北落脚,开辟新的根据地了。毛泽东非常振奋。他后来描述过这时的心情:“万里长征,千回百折,顺利少于困难不知有多少倍,心情是沉郁的。过了岷山,豁然开朗,转化到了反面,柳暗花明又一村了。”毛泽东对《清平乐·娄山关》的自注,见,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53—54页。
到了通渭,毛泽东诗兴勃发,写就一首七律,歌咏史无前例的长征。在干部会上讲话时,他用那浓重的湖南乡音,清脆响亮地即兴朗诵了一遍据蒋建农、郑光瑾:《长征途中的毛泽东》,红旗出版社1993年版,第271页。:
翻越六盘山,向陕北苏区挺进
1935年9月28日清晨5点钟,为躲避敌人飞机的骚扰,陕甘支队在一个空旷的晒麦场上召开了全支队连以上干部大会,进行突破长征最后两道封锁线,到陕北革命根据地去的政治动员。毛泽东、彭德怀、张闻天、林彪相继讲话。
此后,红军陕甘支队经过回民地区,连续突破了会宁—静宁之间与平凉—固原之间的两道公路封锁线,于10月7日到达固原县青石咀。毛泽东指挥陕甘支队采取两侧迂回和正面突击的战术,击溃了尾追而来的敌骑兵两个连,顺利翻越海拔约3000米的六盘山。登上六盘山,眼看胜利在望,毛泽东又发诗兴,填《清平乐·六盘山》一首,表达胜利的豪情和投入新的战斗的渴望——
翻越六盘山后,中央红军过环县,向陕北根据地挺进。10月18日,部队经陕西省定边县境抵达铁边城(今属吴旗镇)。再往前走,就进入陕北苏区了。
在即将进入陕北苏区,同红二十五、二十六军会师的前夕,张闻天在铁边城主持召开了一次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今后方针。
张闻天就当前形势与任务作了发言。他指出,过去决定要到达一个地区,现苏区已经在前边,这一任务一般地已胜利完成。他估计在这种形势下,敌人对付红军的“趋势必从追击进到会剿”。因此,当前我们的任务“应巩固、扩大苏区,而不是放手休息”。张闻天提出,“应批准”上次榜罗镇会议关于“在陕北创造苏区”的决定。张闻天还指出:与二十五、二十六军关系,应更虚心,不是消极批评,而是积极提议。告诉部队要敬重二十五军、二十六首长,而不要自夸。据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上卷),中央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270页。在中央红军结束长征、落脚陕北之际,在同二十五军、二十六军会合,开创新局面的前夕,张闻天的这些意见,对全局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铁边城会议后一天,1935年10月19日,陕甘支队到达吴起镇。这里已是陕甘边和陕北的边境。中央红军的长征,跋涉25000里,纵横11个省,到这里终于胜利完成了。新的艰巨的任务又摆到了毛泽东、张闻天面前,这就是要巩固、扩大苏区根据地,及时实行从土地革命战争到民族解放战争的转变,并在这一伟大转变的过程中,实现红军三大主力的胜利会师。
进驻吴起镇
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进驻吴起镇。当地群众因为闹不清开来的是什么部队,都跑散了。在这个相传战国名将吴起曾在这里屯兵的古镇上,已经看不到一点有关吴起的古迹了。镇子街头,破旧的窑洞墙上,随处可见的是“打土豪,分田地”、“拥护刘志丹”、“中国共产党万岁”等标语,一个窑洞门口还挂着一块牌子:“赤安县第六区苏维埃政府”。对于长途跋涉的红军来说,没有比这更亲切,更令人振奋的了。说明这里确实已经是苏区了,中央红军确实到了陕北根据地了!
张闻天与毛泽东、周恩来、博古等在镇上宗湾子关帝庙后面的油房院里住下。他们决定,部队在这里休整几天,摸清情况,然后去同红十五军团会师。一个月前,原在鄂豫皖的红二十五军,由军长程子华、副军长徐海东率领,经陕南、陇东长征十个月到陕北,于1935年9月16日在延川县永坪镇与刘志丹率领的陕北的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胜利会师,合编为红十五军团。
中央红军这时只剩下七千多人,在吴起镇周围驻扎下来。地方党政、游击队和广大群众很快就了解到,是“咱们的红军来了”,都跑回来,筹粮食,送猪羊,欢迎红军。
这时,马鸿宾的骑兵和东北军的骑兵,尾随追来。毛泽东说:切掉尾巴,不要把敌人带进根据地。10月21日,彭德怀指挥了一场打骑兵的“切尾巴”伏击战,歼灭敌人一个骑兵团,击溃敌人三个骑兵团,把追击中央红军的这条“大尾巴”切掉,保卫了陕北根据地的安全。毛泽东写诗赞扬彭德怀:
10月22日、27日,张闻天在吴起镇先后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
毛泽东在22日政治局会议上作了关于目前行动方针的报告和结论。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陕甘支队从俄界出发已走了两千里,“到达这地区的任务已完成了,敌人对于我们追击堵截不得不告一段落”。我们的任务是保卫和扩大陕北苏区,以陕北苏区领导全国革命。陕、甘、晋三省是发展的主要区域。1935年10月22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转引自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367页。
张闻天赞成毛泽东的报告,在最后发言中分析了长征胜利后的形势和面临的新的任务。他指出:到达苏区根据地,长征的任务最后完成了。这是一个历史时期的完结,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的开始。现在新的任务是保卫与扩大这一苏区,变为直接的民族革命战争。要把反帝和土地革命直接结合起来。据1935年10月22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张闻天在10月18日铁边城会议上已经提出巩固、扩大苏区的任务,这时,他又将这一具体任务同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涨的政治形势联系起来,指明了新的历史时期的战略任务:将土地革命战争变为民族革命战争。
毛泽东在结论中指出:结束一年长途行军,开始了新的有后方的运动战。提高战斗力,扩大红军,解决物资问题,是目前部队的中心工作。要加强白区、白军工作和游击工作的配合。要尊重地方干部和群众的意见,要依靠他们。
这次政治局会议批准了榜罗镇会议落脚陕北的战略决策,宣告了中央红军长征的结束。
对于军事行动方向,在10月27日的常委会上,毛泽东提出:南下同红十五军团会师,隆冬之前解决战斗,打破“围剿”,扩大苏区。张闻天支持毛泽东的“南下”方针。其时,红十五军团共有七千多人。9月18日合编以后,即挥师南下,反对敌人的第三次“围剿”,在甘泉县境内打了两个漂亮仗:10月1日劳山战斗,歼灭东北军一一零师;10月25日榆林桥战斗,又歼灭了东北军一零七师六一九团,挫败了敌人的南线战役。
10月27日的常委会还讨论了常委分工和组织人事安排。会议同意张闻天提出的方案如下(记录称“提议方案”):毛泽东负责军事工作,周恩来负责中央组织局和后方军事工作,博古负责苏维埃政府工作。会议决定任命:李维汉任组织部长;宣传部无适当人选,先由吴亮平做工作;王稼祥任红军政治部主任;刘少奇负责工会;凯丰任少共书记;保卫局负责人由常委同志兼,王首道为副。会议同意总书记提出的方案。据1935年10月27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记录。由此,毛泽东不仅在实际上而且在名义上正式全面负责军事领导。
张闻天、毛泽东在吴起镇过问的另一件大事是,及时纠正肃反中的严重错误。
张闻天、毛泽东等到吴起镇后就向当地干部打听刘志丹,得知:刘志丹被逮捕关押在瓦窑堡;前方红二十六军中也进行了肃反,红二十六军营以上干部有几百人被捕,其中有些人已被当做“反革命”错杀。刘志丹1925年入党,是陕北根据地的创始人。在陕北干部群众中威信很高。人们亲切地称他“老刘”。当时任红十五军团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将这样的“群众领袖”、“革命英雄”当做肃反对象,明显是一种过激的“左”倾疯狂病。这一严重错误使陕北党、红军和根据地陷入危机。
张闻天、毛泽东一起,立即采取紧急措施制止和纠正错误。首先派贾拓夫携带电台到永宁山约陕甘特委书记到甘泉下寺湾集中,组织部长罗迈同行。据1935年10月2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记录;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370页。贾拓夫遇到陕甘特委负责同志后,证实了刘志丹被捕等事,当即电告张闻天、毛泽东等。张闻天、毛泽东即以党中央名义下令:停止逮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一切听候中央来解决!
下寺湾决策
中央红军在吴起镇经过短暂休整,即按10月25日政治局常委会决定的方针沿洛河南下,11月2日到达甘泉县下寺湾。陕北高原这时已经进入初冬。在吴起露宿,已经是“露天麦地覆棉裳”,“天明始觉满身霜”(谢觉哉诗句),到下寺湾,竟下起雪来了。早几天先行出发的贾拓夫、罗迈已经同郭洪涛(陕甘晋省委副书记)、聂洪钧(西北军委主席)联系上了。中央红军到达下寺湾时,受到边区政府、列宁小学师生和当地群众夹道欢迎。
毛泽东、张闻天到下寺湾后,直接听取了陕甘晋省委副书记郭洪涛关于肃反情况的汇报。郭洪涛回忆当年情况说,洛、毛听了汇报,“一致表示,陕北肃反搞错了,要纠正,要快放刘志丹同志”。“后来,具体处理过去的冤案,释放刘志丹等同志,这些工作都是张闻天同志领导的”。郭洪涛:《张闻天同志初到陕北》,见《回忆张闻天》,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96页。
在下寺湾听取郭洪涛汇报后,张闻天立即派保卫局执行部长王首道先去瓦窑堡接管陕甘边区保卫局,把事态控制起来,避免进一步恶化。还组织了一个五人“党务委员会”(通称“五人小组”,成员为:董必武[主任]、王首道、张云逸、李维汉、郭鸿涛),在博古指导下负责审查错误肃反事件。张闻天亲自过问五人小组的工作。到瓦窑堡后,很快释放了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被关押的干部。不到一个月,1935年11月26日,党中央即作出《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指出陕甘晋省委“在肃反工作中犯了小资产阶级的‘极左主义’和‘疯狂病’的严重错误”。1935年11月3日政治局会议决定党中央对外称“西北中央局”,故这个“决定”全称为《西北中央局审查肃反工作决定》,见《六大以来》(下),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72页。11月底,张闻天主持了为刘志丹等平反的活动分子会议。陕北错误肃反得到及时制止、迅速纠正,挽救了陕北的党、红军和根据地,为党中央在陕北落脚创造了重要的内部条件。
到下寺湾的第二天,在旧戏楼前召开了欢迎大会。
在欢迎大会前,张闻天主持召开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洛、毛、周、博四位常委出席。到会的有彭德怀、王稼祥、刘少奇、罗迈、林伯渠、凯丰。李德也参加了。会上,郭洪涛和聂洪钧详细汇报了陕北苏区和红军艰苦曲折的发展历史,介绍了陕北根据地现在的政治、经济、军事、地理情况。得知:1935年2月,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和西北军事委员会建立,实现了原来陕北、陕甘两个苏区党组织和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两支红军的统一领导。在刘志丹的统一指挥下,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第二次“围剿”,解放了安定、延长、延川、安塞、保安、靖边六座县城,原来被分割的陕甘边和陕北两个苏区遂连成一片。面积3万平方公里,人口80万,建立了20多个县级苏维埃政府,主力红军扩大到5千人。
在欢迎大会后,张闻天又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当前的行动方针和组织问题。张闻天分析了陕北根据地内外的政治、军事形势,指出当前的紧迫任务是,“怎样去彻底粉碎敌人三次‘围剿’”。对行动方针,张闻天提出:“中央分两部分”,“一部分同志到前方去,一部分可在后方做动员工作”。大家都赞成。会议还讨论了新的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的组成问题。张闻天提议由毛泽东担任军委主席,并赋予军委决定军事指挥问题的全权。他说:“大的战略问题,军委向中央提出讨论,至于战斗指挥问题,可由他们全权决定。”经过讨论,张闻天宣布了中央军委成员名单:毛泽东为军委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为军委副主席,成员为:王稼祥、聂洪钧、林彪、徐海东、程子华、郭洪涛。本段记述均据1935年11月3日政治局会议记录。
兵分两路
下寺湾会议以后,中共中央即分两部分行动。
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率领红一方面军南下,于11月5日到达甘泉县道佐铺红十五军团司令部,同徐海东、程子华会合。毛泽东指挥了11月下旬在直罗镇战役,歼灭东北军一零九师和一零六师六一七团,彻底粉碎了敌人的第三次“围剿”,巩固了根据地,为党中央把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奠基礼。
张闻天同博古、刘少奇、邓发、李维汉、董必武、林伯渠等11月4日送毛、周、彭南下以后,没有立即离开下寺湾。11月5日,张闻天在这里又召开中央会议,讨论根据地工作。张闻天就反倾向斗争、土地问题、武装群众、苏维埃选举、党的建设等问题作了比较系统的讲话。他在会上还宣布了将原陕甘特委改为陕北省委的决定。这次会后,张闻天即率领中共中央机关北上,经高桥、安塞、蟠龙,于11月10日到达安定县瓦窑堡。
在陕北,瓦窑堡算得上是一个繁荣、体面的城镇。镇上石窑洞、砖瓦窑洞较多,瓦窑堡因此得名。镇子周围有兵工厂、造币厂、弹药厂。离这里不远的清涧,有机械修配厂、被服厂。南边百里延长一带,蕴藏石油。瓦窑堡当时是陕甘省委驻地,陕北根据地的政治、经济中心。
中央机关和红军进瓦窑堡的那天,刚下过一场雪。当地组织了隆重的欢迎仪式,数千人齐集在南门口到磁窑一带,敲锣打鼓,非常热烈。红军战士、干部虽然衣衫褴褛,疲惫不堪,但情绪很高昂。驻下以后,粮食、蔬菜、被服等给养很快都得到了供给。
红一方面军自从1934年10月突围西征,离开南方的老家江西瑞金以后,一年多来,一直辗转流动,无根据地作战,历尽千辛万苦,现在终于在陕北的瓦窑堡安上了新家。这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战胜千难万险取得的一个伟大胜利。
革命有了落脚点,张闻天才成了家。同他结为终身伴侣的,是和他一起走过二万五千里征程的刘英。刘英是湖南长沙人。1925年3月入党,在五卅运动中走上职业革命家的道路。1927年5月“马日事变”后转入地下斗争,任湖南省委候补委员兼妇女部长。1929年春受党中央派遣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那里认识了张闻天。刘英后来转入国际无线电学校。1932年冬被共产国际派回中国。在中央苏区先后担任少共中央局宣传部长、组织部长。长征开始后,她担任“红章”纵队三梯队政治部主任。遵义会议后不久,接替邓小平任中央队秘书长。与张闻天朝夕相处,产生了感情。到瓦窑堡后,他们就在下河滩田家院的一孔窑洞成了家。没有举行任何仪式,也没有请客。熟悉的同志来坐一坐,说几句祝贺的话,喜事就办了。倒是毛泽东到瓦窑堡后,来窑洞闹了闹,算是补了“闹新房”这一课。毛好说笑,又刚在直罗镇打了大胜仗,情绪很高,他踏进窑洞就嚷开了:“你们要请客!结婚不请客,不承认!不算数!”碰到开玩笑的场合,张闻天口讷,不知对答。刘英伶俐、泼辣:“拿什么请客呀?又没有钱,又没有东西!”毛还是不放松,笑着说:“那——不承认!”闹了一阵,毛泽东又说:“我倒是真心给你们贺喜来了,还写了一首打油诗呢!”接着就当场念了起来。这首诗除了贺新婚外,还将张闻天的民主作风夸了一番。那时,毛洛二人,不仅路线、策略一致,思想感情也是很融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