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量事实和研究表明，周恩来与二月抗争事件始终有着密切的关系。作为“怀仁堂碰头会”的主持人，在2月16日“大闹”高潮的会场上，周恩来并没有制止老同志们的言词激烈的发言。在历时3个多小时的会议上，他几乎一直保持沉默。只是当盛怒的谭震林准备中途离开会场时，周恩来才大声将他叫回。此外，当李先念提到打倒大批老干部是从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红旗》杂志1966年第13期社论开始时，深有同感的周恩来当场责问康生、陈伯达：“这么大的事情，为什么不叫我们看看？”

    诚然，从周恩来所处地位来说，这时他不宜直接去批评“文化大革命”；但作为会议主持人，他没有责备那些奋起抗争的老同志，也没有阻止会议的继续进行。在与会的老同志们看来，周恩来这样做就够了，等于表明了他的态度。

    更重要的是，就在“大闹怀仁堂”前后那些日子里，周恩来在许多别的场合也接连发表了和老同志们的看法完全一致的言论，虽然在表达的方式上有所区别。

    关于党的领导，他反复强调：中央的权、党的领导权不能夺。他提出：不能叫党委“靠边站”，各部党组、党委要恢复，还要行使职权，负责的还是部长、司长，政治部工作也要恢复起来。

    关于对待干部，他重申：老干部是党的财富，对他们不能搞无休止的斗争，揪住不放，甚至戴高帽、“喷气式”、照相、登报；这不是毛主席的作风，是“左”倾路线的恶劣作风，是对严肃的政治斗争的丑化。他愤怒地说：把老干部一概打倒行吗？难道能得出领导干部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结论吗？我想到这里就很难过，很痛心。现在到了关键时刻，我不能不说话，否则，我就要犯罪。

    关于稳定军队，他指出：现在到处都在发生冲击军事机关、揪斗军队干部的事件，全国形成了冲击解放军的一股风；这不是从国家整体利益着想，是对解放军的不信任、不爱惜，是给解放军脸上抹黑。

    以上周恩来的言论，十分清楚地表明他对当时若干重要问题的看法，尤其在“三个原则”问题上，可以说是毫不含糊，观点鲜明。与“文化大革命”发动时期相比，周恩来这时的认识已不仅仅是针对这场“革命”的方式方法，而是在许多重大问题上不可避免地触及这场“革命”的目的和后果了。

    在看到周恩来与老同志们在抗争“三个原则”问题方面认识一致的同时，还应当看到，在斗争的具体方式方法上，周恩来和参加抗争的老同志们又是有着明显区别的。周恩来之所以选择了不同的斗争方式，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深知自己的地位和作用的极端重要、极端特殊。这集中表现在他同利用和扩大毛泽东错误的中央文革小组的关系上。周恩来在中央文革小组内没有任何职务，但又常常要出席中央文革小组的会议，甚至还要定期赴其住地“办公”。

    这种“新文革”与“旧政府”之间既对峙、又共事的十分复杂、微妙的关系，迫使他不能不极其慎重地处置每一件事情，权衡每一言行所带来的种种后果。在这种情况下，用“如临深渊、如履薄冰”8个字来形容周恩来的处境，是再恰当不过了。然而，也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可能至今有人对周恩来难以理解，甚至不能原谅他所讲过的违心的话或错话，所做的违心的事或错事。在一些人看来，周恩来之所以不能像其他老同志那样向“中央文革小组”一伙人作面对面的公开抗争，似乎是某种软弱的表现，甚至认为是为个人保身的需要。对此，不少国内外学者发表过不同见解，如有论著指出：“周恩来没有拍案而起否定‘文化大革命’，历史地看，这正是他以党、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为重。当时周恩来如果拍案而起，结果无非两种可能：一是不仅不能在‘文化大革命’中继续起中和作用，反而被打倒的人更多，领导权被夺去更多；二是引起党的分裂、国家的分裂、军队的分裂。无论哪种可能成为现实，党、国家、人民都将遭受更为严重的灾难。”还有学者认为：“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谨言慎行并非由于怕冒风险。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他一向临危不惧，不怕牺牲，意志坚强，这都是毫无疑问的”；只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这种特定局面，才迫使他不得不“选择了一条比直言不讳、牺牲自己更为艰难和痛苦的道路”。总之，同是为着党和人民的最高利益，由于各种具体情况不同，甚至不排除个人经历和性格的差异，每个人所采取的具体的斗争方式也会不尽一样。

    《历史决议》指出：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处于非常困难的地位。他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为继续进行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为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为保护大批的党内外干部，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费尽了心血。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应该说，党和人民对于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位、作用及其斗争方式的历史性评价，也包括并适用于1967年二月抗争中的周恩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