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文化大革命”已进入第5个年头，也是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1964年）召开后的第6年。
3月8日晚，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讨论毛泽东提出的关于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的建议。政治局一致拥护毛泽东的建议，决定立即着手进行筹备工作。政治局还商定近期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进一步讨论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对此，毛泽东在周恩来的报告上批准以上中央部署，林彪也表示赞同。
3月中旬，中央工作会议如期召开，有关四届人大的各项准备方案全都顺利通过。
4月初，应金日成邀请，周恩来安排好国内事务，准备赴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访问。这是自1966年夏天赴欧洲之后，周恩来的第一次正式出访。
就在周恩来访朝前夕，毛泽东审阅了“两报一刊”编辑部文章《列宁主义，还是社会帝国主义？——纪念伟大列宁诞生一百周年》，写下一段意味深长的批语：“关于我的话，删掉了几段，都是些无用的，引起别人反感的东西。我曾讲过一百次，可是没有人听，不知是何道理？请中央各同志研究一下。”
毛泽东删去的“无用”和“反感”的话有：“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主席”，“毛泽东同志……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同志就是当代的列宁”，等等。
这些语言，几乎全是过去林彪用来“颂扬”毛泽东的原话。随着“文化大革命”已进入“扫尾”阶段，毛泽东认为对他的个人崇拜应该“降温”了。
对此，周恩来批告先将毛泽东批件在中央政治局范围传阅。林彪本人无疑很快就见到了毛的批示。
正在苏州休养的林彪，对毛泽东的批评意见未作一字“表态”。
过了一周，林彪突然做出一个出人意料的举动。他用电话记录的方式向在长沙的毛泽东提出：关于国家主席，“仍然建议由毛主席兼任”，“否则，不合人民的心理状态”；至于国家副主席，则可以不设。林彪还特别表示，他自己“不宜担任副主席的职务”。这个电话记录，同时也传给了中央政治局。
林彪的“建议”，乍看起来似乎颇有些费解。其实，他的目的是很清楚的，这就是：还应设国家主席。
如果纯粹是就设不设“国家主席”问题发表意见，林彪的“建议”应该说是无可指摘的。但后来事态的发展证明，林彪确实另有打算。
毛泽东听了林彪的“建议”之后，笑了，说：“设国家主席，谁当主席呢？反正我不能再当了，那就让董老当吧！”
毛泽东没有考虑让董必武以外的其他人当“国家主席”。
4月12日，就在林彪传来电话记录的第二天，已访朝回京的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林彪的“建议”。会上，多数政治局成员同意仍由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
当中央政治局讨论报告送到毛泽东那里后，毛于即日批道：“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议不妥。”随后，毛泽东又多次明确表示，他不当国家主席，也不设国家主席。但林彪仍继续坚持原来的主张。
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毛泽东与林彪第一次在重要问题上各执己见。
同年五六月间，周恩来一直陷于繁重的内政外交事务之中。直到7月份，四届人大的筹备问题才重新提上日程。
7月10日，周恩来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毛泽东关于修改宪法、召开九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会议的指示，并确定了党中央为此进行工作的计划。按照这个计划，到8月20日，将基本完成四届人大有关文件起草和其他各项准备工作；8月下旬，召开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国庆节之前，举行四届人大一次会议。
然而，讨论修改宪法会议上的一场风波，打破了几个月来的“平静”。
8月13日，在康生主持下，中央修改宪法工作小组召开会议，讨论宪法草案稿的文字修改问题。会上，张春桥和吴法宪就宪法草案稿中有关提法发生争论。张以毛泽东在一次会见外宾时谈到“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马列主义是讽刺”为据，提议删去原草案稿中“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以及“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等语。吴对此反驳说，“要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张春桥代表的是江青一伙，而吴法宪则属于林彪集团。二人在修改宪法会议上的争吵，正是“文革”中江青集团与林彪集团各自利益冲突的体现。
会后，吴法宪到陈伯达处详细谈了争吵情况，并通过黄永胜报告了林彪。随即，吴又向周恩来报告了此事。
17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对宪法修改草案作最后定稿。会前，在北戴河的叶群曾打电话给陈伯达、黄永胜，要他们准备“天才”方面的语录，以便在政治局会上同张春桥等作“斗争”。周恩来也对会议将发生“激烈争论”有所准备。但出乎意料的是，张春桥等人在会上未发一言，宪法草案稿被顺利通过。
于是，周恩来开始部署即将在江西庐山召开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
但这时的林彪却暗中吩咐黄永胜、吴法宪：要多小心，这件事（即同张春桥等的争论）没有完，到庐山会有大的斗争。
在党内高层发生的这起“文字”争论的背后，正孕育着一次权力的再分配。林彪、江青这两个靠“文化大革命”起家的宗派势力之间长期掩盖着的矛盾，到这时终于露出端倪，由暗斗转入明争了。
这实际上是一场你死我活的“大厮杀”的前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