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叹息：我们的农民不应该吃窝窝头……
1949年10月2日，《人民日报》的社论公布，中国的人口总数是4亿7500万。
前一天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的共和国领袖毛泽东，看了这个数字，也不由感到肩上的压力：4亿7500万人的吃饭问题，将要由他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来解决。
自然，这不是陕甘宁根据地的几十几百万人，而是全国4亿7500万！当时，他们中的大多数的人还处在饥饿之中，正用期待的眼光注视着他们的救星毛泽东。
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成为对新诞生的中国政府的第一个考验。
汲取革命根据地的经验，1950年开始，中国开始了声势浩大的土地改革运动。其中心内容就是：“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借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经过两年多的时间，到1953年春，全国除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外，土地改革基本完成，全国有3亿多无地少地的农民无偿地获得了约7亿亩土地和大量生产资料，免除了过去每年向地主交纳的约700亿斤粮食的苛重地租。在我国延续了几千年的封建制度的基础——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至此彻底消灭了。
这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一次土地改革，是实现“耕有其田，人有其食”的最成功的一大壮举。在世界的历史上，中国的粮食生产无论是单产还是总产，数千年来一直位居世界前列，但由于土地占有不平衡，结果使大多数人受到饥饿的折磨。这一次土地改革，使所有的农民都分到了祖祖辈辈梦寐以求的耕地，他们不仅很快就缓解了自己的吃饭问题，而且农业生产力得到最大的一次解决，粮食生产得到迅速的发展，保证了新生的人民政权剿匪除奸、消灭国民党反对派的残余势力。从1950年开始，全国粮食总产每年以1000万吨的增产量逐年递增。1953年达到16683万吨，比1949年增加了47%，并超过了1936年15000万吨的历史最高纪录。
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成为毛泽东领导中国的第一个宏伟目标。他认为，搞社会主义，首先就得让人民吃饱饭。他明确地说：“我们是社会主义么？我们的农民不该还吃窝窝头！不应该……”
为达到让全国人民吃饱饭的宏伟目标，毛泽东同志付出了毕生的精力。在他执政期间，有著名的“两抓”：一是抓阶级斗争，他认为这是无产阶级政权得以稳固的基础；第二便是抓粮食，他认为这是中国人生存发展的基础。当时，“以阶级斗争为纲”和“以粮为纲”具有同等重要的位置，几乎刷满了农村所有的墙壁，成为最响亮的口号。
“粮食是命根子”，“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这是毛泽东反复向各级干部讲明的道理。他认为，“以粮为纲，纲举目张”，粮食是首要的问题。粮食未搞上去，什么事情都办不好。除了1958年，为了在15年内“赶英超美”，把粮食的“霸主”地位让给了“钢铁元帅”，以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都是把粮食生产放在第一位的。毛泽东告诫人们：“不抓粮食很危险。不抓粮食，总有一天要天下大乱。”
毛泽东不仅为中国制定了“以粮为纲，纲举目张”的粮食生产政策，而且还亲自过问具体的粮食生产。他提出的“水、肥、土、种、密、保、管、工”成为粮食生产的“八字宪法”，广为推广。
但是，由于受到当时一些条件的限制，加上未有效地控制人口的过速增长，中国的粮食生产发展缓慢，与毛泽东预期的目标存在相当大的一段距离。1958年全国粮食总产曾达到20000万吨，但以后又一直下降徘徊，到1976年，毛泽东带着一种遗憾离开他的人民时，全国粮食总产仍只有28631万吨，人均仅307公斤。尤其是许多跟着他闹革命、打江山的农民，居然还未能彻底摆脱贫困和饥饿。1977年，全国农村人口平均分配的口粮(原粮)为208公斤，比1957年的203公斤仅增加了5公斤。20年时间，我们的农民平均每年仅增加了半斤的粮食消费。难怪我们的主席一直念叨：“我们的农民不该还吃窝窝头，不应该……”
千古一页：人造“粮食卫星”
1957年，人类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由苏联发射到太空，给全世界社会主义者以巨大的鼓舞，而尤其给中国一个刺激。许多人开始狂热地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没有办不成的事情，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中国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自然是吃饭问题。1957年10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要求“有关农业和农村的各方面的工作在12年内都按照必要和可能，实现一个大的跃进。”大跃进因此而拉开序幕。
也许是我们饿怕了的缘故，也许是我们急切地希望有饱饭吃，无论是中国的高层领导还是千千万万的农民，都迫不及待地把提高粮食产量摆在了突出位置。但是，良好的动机，并不见得就能产生良好的效果。在一种虚妄的热情推动下，粮食生产沦为了一种不切实际的政治运动与政治游戏。1957年11月，中央南宁会议确定，1958年粮食产量为19600万吨，当时这个数字还算是比较实事求是的，但许多人却对此不满足，认为这没有能体现社会主义大跃进的威力。在一些人急于求成的心理推动下，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把这个指标提高到21580万吨。而到6月中旬中央八大二次会议结束后，农业部竟异想天开地提出42500万吨的指标。近40年后我们才达到这一数字，在当时的农业条件下简直是痴人说梦。但这在当时竟然被许多人接受。更可笑的是，到1958年10月，西安九省市农业协作会议上，有人更是提出了一个荒唐得不能再荒唐的数字：1959年全国粮食产量必须达到75000万吨，并且力争达到10亿吨。也许有的读者还不能一下子体会到这个数字的荒唐，我们不妨比较一下。到1998年，全世界的粮食总产量大约为18.95亿吨，笔者手头没有1959年世界粮食总产量的数字，但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统计，从1974年世界粮食会议以来，世界粮食总产量增加了50%，这意味着世界粮食总产量在70年代初期也不过十一二亿吨，那么1959年很可能也就十来亿吨，中国的粮食总产量竟然超过世界的总产量，说是荒唐，不如说是疯狂。我们再与国内的情况比较，中国粮食总产量最高的1996年也只刚突破50000万吨，为50450万吨，而1997年又回落到49250万吨。如果我国在2030年人口达到16亿峰值时，粮食总产能达到64000万吨，我们就可以大声向世界宣布：中国彻底解决了吃饭问题。在当时的条件下，又怎么会产出75000万吨甚至10亿吨的天文数字呢？可笑的是，这些连基本的客观规律都不尊重的激进者还大言不惭地夸口：中国粮食产量再提高，把地球上的人通通集中到中国来也够用。
此时，正是狂热急躁、恨不得一步跨入共产主义社会的中国人“完成了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全面进入人民公社化的阶段。全国74万个农业社改组为2.6万多个人民公社，99%的农户成为公社社员。
当时普遍认为，人民公社是共产主义的一种过渡形式，在粮食生产方面，自然要显示出它无以比拟的威力。大放“粮食卫星”，拉开了大跃进的序幕。
1958年1月3日，广东汕头报出晚稻亩产3000斤的消息。
2月23日，贵州金沙报出亩产3025斤的纪录。
饱尝饥饿之苦的农民，在急切品尝共产主义幸福生活的理想刺激下，激情脱缰而出，开始用一种虚无缥缈的空头数据和理想口号来满足吃饱饭的心理，犹如一种梦呓，一种恍恍惚惚的幻想。从此，世世代代辛勤躬耕的农民，开始在神州大地制造令先祖羞愧的粮食生产神话。
1958年6月12日，河南省遂平县卫星社用20亩试验田的麦子移到一起，放出了小麦亩产3530斤的“卫星”。
这一“神话”立刻引起了各路“诸侯”竟折腰。在一切为政治服务的声浪中，虚报、浮夸成为全国性的浪潮，各地粮食“卫星”竞相争放，越放越高，越放越大，达到骇人听闻、无法想象的程度。
6月8日，河南道平县卫星农业社5亩小麦亩产2105斤；6月9日，湖北襄阳报出1500—2000斤的小麦亩产；6月11日，河北魏县小麦亩产2394斤；6月16日，湖北谷城小麦亩产4353斤；6月21日，河南辉县小麦亩产4535斤；6月30日，河北省安国县小麦亩产5103斤……一个月时间，中国的小麦生产竟从1000多斤提高到了5000多斤，吹气球也没有这么容易。但这种数字游戏还没有结束。7月18日，河南西平猛进农业社再放卫星，小麦亩产7201斤；而9月22日，青海蹇什克农场后来居上，报出个小麦亩产8585斤的卫星。
小麦放卫星，水稻更不会落后——6月26日，江西贵溪报出早稻亩产2340斤；7月9日，福建连枝早稻亩产3000斤；8月1日，湖北省孝感县报出早稻亩产15000斤；8月13日，湖北麻城县亩产36900斤；8月27日，《人民日报》用通栏标题宣传“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再次为浮夸、虚报推波助澜。有人开始像讲神话一样报数字，谓之“人有多大胆，敢报多大产。”
9月18日，广西环洒县声称，早稻亩产达130434斤。四川郫县则在同一天宣布，他们的亩产达到824525斤。
亩产稻谷82万斤，这已不是梦呓，而纯粹是一种疯语了，但在当时，却赫然登在我们的党报上，作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例证。
为了显示其高产具有真实性，平常憨厚的老农也开始带有几分的狡黠。他们煞有其事地介绍，高产诀窍是深耕、密植，是杀狗炖狗肉汤浇地，是给山药注射葡萄糖……连一些科学家，面对这简直如天文数字般的粮食产量也惊呆了。他们不敢怀疑大跃进的威力，只好从自己的思维方式上找不足，以求得出“科学”的结论，把“群众创造的极其丰富的大面积高产经验加以系统总结，进行广泛的宣传与提倡。”一位著名科学家就撰文论证，如果植物能够利用辐射到1亩地光能的30%，稻麦的亩产量就有可能达到4万斤。西北农学院畜牧系的6个学生组成的“卫星突击队”向国庆九周年献的礼物是猪的快速长膘法。他们声称采取割掉猪的甲状腺、猪耳、猪尾、猪胸腺等“四割法”，能使猪每天长膘19斤。
权威对愚昧的认同，科学与荒诞的结合，是时代最大的悲哀！
毛泽东，这位最讲实事求是原则的马克思主义者，居然也被这种梦呓般的数字糊弄了。
1958年8月4日16时零5分，毛泽东走下专列，踏上了河北省徐水县这块声称已进入共产主义的土地。
“这庄稼长得不错嘛！”毛主席对地里庄稼的长势很满意。
“我们计划全年全县夏秋两季要拿12亿斤粮食，平均亩产达2000斤。”时任徐水县委书记的张国忠向毛主席汇报：全县计划放亩产20000斤的谷子卫星，计划亩产100万斤的山药卫星。“我们的山药秧子都是用飞机运来的。”——为了说明他们“计划”的可行性，他特地对主席强调说。
毛主席不由也惊讶地睁大了眼睛：“要收那么多粮食呀！你们县31万人口，怎么能吃得完那么多粮食呢？粮食多了怎么办呢？”
“粮食多了换机器。”张国忠回答说。
“换机器也用不完，又不是光你们粮食多，你换机器，人家不要你的怎么办？”
有人说：“我们用山药造酒精。”
毛主席仍不放心：“每一个县都造酒精，哪里用得了那么多的酒精啊？”
粮食多了怎么办？这位吹牛皮县长似乎还没考虑这个问题，在场的人也谁都答不上来，只是望着毛主席笑。见此，毛主席乐呵呵地出了个主意说：“也要考虑怎么吃粮食哩。其实粮食多了还是好，社员们自己多吃嘛！一天吃五顿饭也行。”“再吃不完，以后就少种地，一天干半天活。另半天搞文化，学科学，闹文化娱乐，办大学、中学，你们说好吗？”
人们齐声说：“好！”
粮食，是毛泽东最大的一块心病，现在轻而易举地就解决了，他怎能不兴奋万分。他对来访的赫鲁晓夫说：“……只有这次大跃进，我才完全愉快了！按照这个速度发展下去，中国人民的幸福生活完全有指望了！”
赫鲁晓夫也是一个相信政治奇迹的人。1957年5月，他在苏维埃中央的一次会议上号召：“在不久的将来，最近在1961年之前，在肉、黄油和牛奶的人均产量方面追美国。”赫鲁晓夫嘲笑那些“谨慎”的苏联经济学家，因为他们对依靠若干集体农庄的这些产品的惊人增加来达到这个目标表示怀疑。他说：“所有这些怎么能用数字计算呢？这是个政治奇迹。”
而事实上，任何违背客观规律的事物都是不可能存在的。人不可能一口吃成胖子，正如沧海不可能一夜之间变成桑田。解决中国的吃饭问题需要相当艰苦的历程，不可能是喊几句口号、搞几次运动就能做到的。口号填不饱肚子，虚报、浮夸的“粮食卫星”也当不了饭吃。仅仅是一年之后，我们就品尝到了狂热的苦果。
吃饭不要钱：公共食堂的神话
或许是中国人饿怕了的缘故，在“大跃进”的热潮里，他们已不再满足于用一颗接一颗根本不可能实现的所谓粮食高产卫星来虚幻地撑起饥肠辘辘的肚子，而希望能实实在在地吃饱吃足。社会主义不就是要让人们吃饱饭吗？群众的要求与各级政府的狂热，使他们步调一致地准备走向一个“有衣同穿，有饭同吃，无处不平等，无处不饱暖”的“共产主义”理想王国。
有衣同穿，有饭同吃，这便是当时人们对共产主义最简单而又现实的理解。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人们发明了“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敞开肚皮吃！
因此，在农业上大放“卫星”的时候，1958年7月，全国开始出现了公共食堂。
8月，在开展工作最早的河南省公共食堂已达到269462个，参加人数达到3558万人，占农村人口的79%。
1958年10月25日，《人民日报》社论肯定了这种“共产主义”的“吃饭形式”。社论指出，工农业全面大跃进，要求有更多的劳动力和更高的劳动生产率，要求组织化和集体化。办公共食堂正是解放妇女生产力，培养社员集体生活习惯和集体主义、共产主义的思想觉悟的重要场所。并称“农业社办食堂促进生产发展和集体主义思想的成长”，“受到群众的欢迎”。
大跃进年代，什么都是快节奏的。一时间，这种“共产主义”的“吃饭形式”推广到全国各地。1958年10月，据东北、华北地区九省市初步统计，已建立公共食堂107.4万多个，80%以上的农户参加了公共食堂，到年底，全国共建立了公共食堂340多万个。
社员的房子、炊具、桌椅、板凳都被无偿征用，社员饲养的家畜、家禽集中起来无偿归食堂饲养，社员的自留地也不能幸免。
河北省邢台县孟家庄村社员“自动”拿出大锅、水缸等用具550多件，有45户社员把2700斤粗粮和副食品“送”给食堂，过上了男女老少吃食堂的“集体生活”。
公共食堂实行粮食供给制，也是中国最典型的“大锅饭”。在这里，“粮食供给食堂化，肚子再大也不怕”，不管劳动力好坏，一样吃饱喝足，“有福同享”，人们“放开肚子吃饱饭”，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吃，食堂“流水席”，保证让社员来了就吃，吃了就走。在个别地方，开办食堂之初没有计划，允许在一定范围内吃饭不要钱，结果终日在田头忙碌而又过惯精打细算小家子生活的老农们也开始有了几分狡黠。他们不时走亲访友，走到哪吃到哪。为了体现集体食堂的优越性，有的地方还要求食堂半个月不重样，早晚两个菜，中午4个菜，吃多少添多少，其浪费程度可想而知。有个食堂统计，平均每人每次吃菜3斤，吃粮食2.5斤。一时间，农村大地，到处是杀猪、杀鸡忙个不停。当时许多农民把这种生活编成小调哼唱：“全村吃饭到食堂，花样多种美味香，七天生活一改善，过年过节宰猪羊。”
梦幻成了人们前进的灯塔，科学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精髓，被粗俗地图解成一幅全民齐吃“大锅饭”的小农理想仙境。
那么，中国人是否就真的通过公共食堂，一步跨入了共产主义的天堂呢？我们不妨看看号称中国共产主义试点徐水县的情况。
毛主席视察徐水县后，给徐水县特别大的鼓励，他们决定再次在全国带头，进行共产主义试点。
按照他们对共产主义的理解，就是把集体所有制和个体所有制统统改成全民所有制，一切财产归集体所有。全县所有的土房和破旧砖房全部拆掉，让社员去住居民点，以达到乡村城市化的目的。老人都住进幸福院，幼儿都进了幼儿园，鸡、鸭、猪和树木都是公家的，甚至连箱箱柜柜都归公有了。砸了锅炼铁，户户家里不冒烟，都去吃食堂。
老百姓对共产主义的理解便是：除了一双筷子、一只碗是个人的，其余都是公家的。他们产生了一个简单而又复杂的推理：共产主义就是共产，就是一切归公。
我们不知道这是人的愚昧，还是共产主义的悲哀。
为了显示这种共产主义的优越性，县委宣布，社员食堂：“从现在开始，吃饭不要钱，敞开肚皮吃饱”，之后，一些对外营业的饭馆也不收钱了。钱，就像废纸一样不值“钱”了。
但没有钱，不用钱的日子很快就被吃垮了。
由于吃饭没有计划，大家敞开肚皮吃，加上浪费严重，很快，食堂的粮食就不够吃了，但为了体现这种“共产主义”形式的优越性，他们继续硬撑着，开始是寅吃卯粮，以后则逐渐减少供应量，降低伙食标准。
但徐水仍然名声在外，仍然作为中国共产主义的试点受到全国广大农村的膜拜，不仅全国各地纷纷效仿徐水的作法，而且也吸引了许多外国人士前来参观“取经”。据统计，从1958年3月到10月30日，徐水就接待了40多个国家的930多位外宾。其中既有社会主义国家的，也有资本主义国家的，他们都想看看中国的大跃进和共产主义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苏联《真理报》驻北京记者参观了徐水，伸出了毛绒绒的大拇指，并将徐水的“共产主义热潮”发回了社会主义的老大哥苏联国内。
赫鲁晓夫知道后，马上让塔斯社记者来中国再作一次详细采访。
等塔斯社记者来到徐水时，徐水的“共产主义”正处于最艰难的时期，食堂里已很少有存粮了。因此，等他在徐水吃住了几天后，他得出了一个令中国人非常不满的结论：“中国的共产主义是喝大锅清水汤，还不如苏联的土豆烧牛肉。”
毛主席对此大为不满。许多年后，他写了一首词，特地讽刺了一番苏联的“土豆烧牛肉”：“不见前年秋月朗，订了三家条约。还有吃的，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
曾作为全国农村样板的大寨，公共食堂的状况又怎么样呢？
大寨开有两个食堂，在办食堂的一年当中，社员们总共只吃过白面饺子8次，蒸馍4次，油果1次，烙饼1次，拉面一次，大米干饭4次。其余绝大部分时间，只能吃窝窝头、酸饭、稀米粥。据说大寨的公共食堂在当地还算办得比较出色，曾经作为典型在全县范围内推广。
办公共食堂真像社论中所说解放生产力，把妇女解放出来吗？拿大寨人的话说：“办食堂有四费：浪费粮食、浪费柴炭、浪费劳力、浪费时间”。
很快的时间，全国大多数地方的公共食堂已无以为继了。一场饥饿迅速蔓延在中国的上空……公共食堂轰轰烈烈的开始，悄无声息的消失。40年后我们重提这段往事，就是要告诉人们一个道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必须靠脚踏实地才能解决。任何的投机取巧都注定是要失败的。
吹炸的“泡泡糖”：可怜人间烟火
现在年过50岁的中国人，如今回首这段往事，不免有些梦一般的感觉，而生活在90年代的年轻人，则会觉得父辈们当年的举动是多么的荒唐可笑，简直不可理喻！
历史的长河不可能倒流，但我们循着历史的发展去追寻当年的轨迹，则会有许多教训，许多启迪。
人为制造的“粮食卫星”与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的神话，只不过是一个个拚命吹胀的泡泡糖，终有吹炸的时候。
1958年8月，农业部汇总各省上报的粮食产量为1万亿斤，(我国到1996年才勉强达到这一数字)，而全国各地已开始闹粮荒，许多地方发生严重的粮食短缺。但这并未引起人们的重视，虚报、浮夸仍无收敛。最后确定1958年全国粮食总产为25000万吨，1959年为25500万吨，1960年为18500万吨。
周恩来深知这种掺水数字的危害，督促有关部门一查，实际数差了一大截。1958年实际为20000万吨，1959年为19505万吨，1960年实际仅14350万吨，比1959年减少了5155万吨，下降了26.4%，比1951年的14369万吨还少19万吨，中国的粮食生产在大跃进的喧嚣中竟整整倒退了9年。
“粮食卫星”一个个吹上了天，粮食实际产量却一个劲地往下滑，中国人开始感觉到肚子里不殷实了。
1958年底，相当一部分农村地区就出现了缺米问题。1959年春天，全国出现普遍的缺粮现象。河北省有30多个县缺粮，情况严重的就有10个县。北京、上海、天津更是频频告急。当时这些地区的存粮所够销的时间，北京为7天，天津为10天，上海几乎已无大米库存，辽宁8至9天。如不及时调入粮食，后果不堪设想。
中央不得不承认：“近两个月来，北京、天津、上海和辽宁调入的粮食都不够销售，库存已几乎挖空了，如果不马上突击赶运一批粮食接济，就有脱销的危险。”
那亩产10万20万斤的卫星数字，只能吹在口头上，登在报纸上，却无法给人饱肚充饥。中国不得不勒紧裤带渡难关。农村地区严重缺粮，人均口粮标准仅300斤左右，城市居民也减少了供应数量。1960年，全国人均口粮比1957年还少91公斤，全国居民消费水平比1957年降低13.6%，人均粮食消费量由406.12斤降到327.24斤，下降19.4%。全国大约缺少3000万人一年的口粮。
1960年5月，应调出粮食的省只调出计划的一半，而粮食销售量却大大增加。5月28日，中央发出关于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6月6日，中央又发出了《关于为京、津、沪和辽宁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当时，这些地方的库存粮食能够销售的时间，北京为7天，天津为10天，上海几乎已无大米库存，辽宁也只有8天左右。为解决全国粮食困难，政府不得不制定一系列非常措施。7月底，全国粮食和副食品供应紧张，许多地方开始实行饮食业凭粮票供应的办法。北京放开购粮的办法也已经不能适应形势，因此，中央同意北京也采取发放粮票的办法。
9月7日，中央发出《关于压低农村和城市口粮标准的指示》，指示指出：1960年，全国发生了较1959年更为严重的春旱、洪涝等灾害，规定：降低农村口粮标准。淮河以南地区，平均每人全年原粮为365斤，丰收的地方380斤；淮河以北的地区，每人全年300斤左右。降低城市供应标准，除高温、高空、井下作业和重体力劳动的职工以外，每人每月必须压低口粮标准2斤左右。
中国人又受到了一次饥饿的磨难。相当一部分职工、学生、居民因营养不良而患了浮肿病。1960年10至11月，重庆9所大学患浮肿病的人数占10%以上，太原市14所大学，患浮肿病的人数占13.5%，山东财政厅的干部中竟占到35%。大学师生与机关干部尚且如此，农村的情况就可想而知了。1959年春天，全国农村普遍出现了饿饭、逃荒、浮肿，甚至相当一部分农村地区出现了大量的非正常死亡现象，并且随着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加上苏联的突然翻脸，粮食短缺的情况日益加剧，饥饿开始袭击了大部分的中国人。据当时的资料统计，农村社员的口粮，1959年尚有平均309斤，1960年锐减到189斤，1961年又下降到148斤，低于维持生命最低标准250斤的水平。我们最害怕的饿死人的现象，最终还是发生了。1960年冬，河南省信阳地委向中央报告，正阳县死人8万多，新蔡县死人近10万。最早在《人民日报》放出亩产3530斤“粮食卫星”的遂平县查岈山人民公社一个社就死亡4000人，占总人口的10%，有的队竟高达30%。
在中国人的人口统计表上，仅有两年是减少的，这就是1960年和1961年。1959年全国人口总数是6.72亿人，1960年减为6.62亿人，1961年6.58亿人，两年净减2300万人，如果加上正常的人口净增率，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和减少出生人数，在4000万人左右。1960年，全国人口死亡率由1959年的14.59‰上升到25.43‰，比1957年的10.8‰增加了14.63个百分点。
“亩产十万斤，饿死老百姓”。回忆这段历史，我们不能不感到心酸。不切实际的盲目冒进，加上严重的自然灾害，把中国人又一次推向了饥饿的魔爪之中。
胸怀坦荡的毛泽东为此作了自我批评：“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第一个负责的应该是我”。他承认，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
1958年，毛泽东还在为“粮食多了怎么办”想主意，到1959年，毛泽东则开始为“粮食少了怎么过”想办法。4月29日，他给省、地、县(市)、社、队、小队各级干部一封信，专门谈到：“节约粮食问题，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杂以蕃薯、青菜、萝卜、瓜豆、芋头之类。此事一定要抓紧。每年一定要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紧很紧。……在10年之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
毛泽东和他的人民一起，勒紧裤带，终于渡过了难关。
我们为有这样关心人民的领袖而自豪！
我们也因有这样爱护人民的领袖而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