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的耕地要养活22%的人口地球是一艘大船，承载着人类运行在茫茫宇宙与悠悠历史之中。
中国在这艘大船上占有多大的舱位呢？
960万平方公里，这是地球分配给中国的最大的一个舱位。
但是，在这个舱位里，沙漠、戈壁、高山、冰川，这些无法安置人类生命的“死亡地带”，就占了192万平方公里；沼泽地带，又占去了11万平方公里。
我国境内高山面积比重超过世界上其他任何人口众多的大国。
我国可耕地面积只占国土的10%，而邻国印度国土面积300万平方公里，可耕地占57%。
中国的耕地面积早在1994年就认为只有14.34亿亩了，但现在有人认为这个数据不实，说至少有19亿亩，也有说20亿亩的。新组建的国土资源部在最新土地详查的基础上，确定中国目前的耕地保有量为19.2亿亩。即使按这个数字计算，也只占世界耕地总量的7%。而我们却要养活占全世界22%的人口，可以相信，我们的压力之大，中国耕地的负担之重。这是中国独一无二的国情，也是中国独一无二的沉重包袱。我们的领土仅是俄罗斯的56%，人口却是俄国的将近10倍。
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课题小组”公布的一份报告指出：“以中国历史上最严峻的生态环境，负担着中国历史上最多的人口和最大的活动能力。”
中华民族创造了辉煌的农耕文明，近5000年来粮食生产水平一直居世界前列，虽然人口也在不断增长，但当时的中国人靠两条途径增加粮食产量，成功地解决了吃饭问题。一条途径是扩大耕地面积，从战国末期到1949年，扩大了19.4倍；第二条途径是提高粮食单产水平。据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德·希·珀金斯分析，二者对粮食总产量增加的贡献，各占50%左右。
但轮到我们这一代，第一条途径几乎是不存在了，因为我国耕地的扩展也几乎到了尽头。如果非要强行扩展，包括砍伐森林、围垦江湖，其结果将是生态环境的破坏，我们将遭受更加惨重的代价。五六十年代我国的一些盲目垦殖，已经让我们交了一笔昂贵的学费。
从1949年到1998年，49年时间里，中国的粮食播种面积一直徘徊在17～18亿亩之间，最高峰也不过20.04亿亩，并且80年代以来逐年下降，到1994年，刚好又跌到1949年的水平——16.4亿亩，人均仅1.36亩。1995年以后有所恢复，到1998年，达16.6亿亩，勉强维持在16.5亿亩的中国粮食播种面积警戒线上。
即使按19.2亿亩的耕地面积，全国12.36亿人口，人均才1.55亩，还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4。而澳大利亚的人均耕地是46亩，加拿大是28亩，阿根廷14亩，美国13亩，印度3.6亩，菲律宾2.5库，荷兰1.9亩，德国、英国是1.8亩。
从历史发展看，汉代时，我国耕地约为人均10亩多，到唐代达历史最高点——18亩左右，到清朝时，随着人口由不足1亿猛增到4亿，人均耕地面积便开始急剧减少，骤然降至不足3亩，而现在我们才1.55亩。这“一亩半”的国情，注定了中国的粮食生产与消费将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情。
大自然已经注定中国的耕地资源无法再有较大的扩展，注定要靠我们用这人均1.5亩的耕地来养活自己。这是无法改变的现实，我们只能去适应这一现实，而不能去逃避这一现实。
大地作证：中国的农民最勤劳
美国哈佛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德·希·帕金斯十分惊奇，中国的播种面积只有美国的70%，却供养了比美国多三四倍的人口。
中国的耕地已像绷紧了的橡皮筋，没有多大的伸缩余地了，中国的农民惟有靠自己的勤劳，获取有限耕地上的丰厚报酬，以供养不断增长的人口。
事实告诉我们，中国农民就在这仅占世界7%的耕地上，生产了占全世界总量17%的粮食，养活了占全世界22%的人口。
这是中国农民的骄傲！
早在唐宋年代，中国的粮食单产和劳均粮食产量就稳居世界头把交椅。唐代粮食亩产达到167公斤，人均占有粮食628公斤，劳均产粮2262公斤，不仅在当时，就是与现在一些发达国家比也并不逊色。
如果按复种指数计算，本世纪30年代，中国的粮食亩产达到158～124公斤，而美国为66.5公斤，华北地区粮食作物产量也普遍比美国高出60～85%以上。
当然，18世纪以来，欧美各国受产业革命的推动，传统农业逐渐发展成为现代农业，农业生产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而相对应的中国农业却仍停留在刀耕火种的时代，加上社会动荡，灾害频发，战争不断，到解放前夕，中国的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滑入了低谷。
解放后，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粮食生产高度重视，尤其是农民家庭出生的毛泽东主席，更是把解决中国人民的吃饭问题摆在了非常突出的位置。“以粮为纲”成为当时与“以阶级斗争为纲”相提并论的两大口号，从中央到地方，都采取了一系列发展粮食生产的措施。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农业生产力得到一次较大的解放，粮食生产迅速突破长期的徘徊局面，进入一个持续发展的时期。纵观中国解放50年的粮食生产，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在耕地无明显增长甚至有所下降的状况下，我国粮食总产、单产均逐年增长。这在世界粮食史上也是不多见的。
1949年，中国的粮食平均亩产仅85.5公斤，到1952年也才88公斤，到1988年则上升到238.5公斤，1994年达到271公斤，1997年达到300公斤，净增215.5公斤，增长了3.5倍。
1949年，中国的粮食总产为11318万吨，到1958年突破20000万吨，以后由于“大跃进”的冲击，加上三年困难时期的影响，连续7年又跌入20000万吨以下，1966年再次突破20000万吨，又过了10年，到1978年，随着家庭联产承包制的逐渐推行，粮食总产突破30000万吨大关，1984年突破40000吨，经过几年的调整、徘徊，1996年创历史最高纪录，突破50000万吨，达到50450万吨，1997年稍有回落，降至49250万吨。1998年，中国虽然遭受了历史罕见的洪涝灾害，但在广大农民的辛勤劳作下，粮食总产预计仍达到49500万吨，高于1997年，仅次于历史最高年的1996年。
从11318万吨到49500万吨，中国的粮食总产增长了4.37倍，在耕地面积并无增长的情况下，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农民创造的又一大奇迹。
从粮食平均产量看，中国的农民也敢与发达国家的农民争高低。仅按1989年的统计，中国谷物平均亩产为258.5公斤，不仅远远高于发展中国家151.5公斤的平均水平，而且还比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203.5公斤高了55公斤。仅次于法国(403.5公斤)、英国(384.5公斤)、西德(375公斤)、日本(379.5公斤)，与美国(298.5公斤)不相上下。而中国的小麦单产量，即使不考虑复种指数，也已经超过了美国。如1986年美国小麦单产量为亩产154公斤，我国为203公斤；玉米世界平均水平为亩产239.2公斤，而我国为247公斤。
由上可见，我国的粮食生产水平虽然与世界最高水平还有一定距离，但却早已远远超过世界平均水平，处于领先地位。这对于一个农业现代化水平还比较低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无疑是一件极不容易的事情。
——我们为中国的农民举手加额！
4亿人搞饭吃
我们有值得炫耀的业绩：用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
但我们也有不得不脸红的地方：我们用了4亿人来搞饭吃。
目前世界农业人口在总人口中占的比重为54.7%，其中从事粮食生产的人数又占了务农人口的绝大多数。但由于各个地区和国家的生产力水平不同，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有着较大的悬殊。
农业人口比重最多的是非洲，总人口4.6亿，其中农业人口2.92亿左右，占了63.5%。农业人口中，从事粮食生产的又占了1.8亿，占农业人口的61.6%。而就是用这么多人口搞粮食生产，但由于生产效率低，加上气候恶劣，粮食生产量仍然明显不足，以至大多数人尚处于饥饿状态。
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农业人口也较多。亚洲总人口25亿，农业人口接近15亿，约占总人口的60%。在农业人口中，从事农业经济活动的只有6.06亿，其余59.6%的人口从事具体的农业生产，主要是粮食生产。拉丁美洲总人口3.59亿，农业人口1.26亿，占总人口的35%.在农业人口，从事具体农业生产的0.27亿，占农业人口的40.4%。
而对于一些发达国家，由于粮食生产效率高，粮食生产投入的劳动力人数明显低于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这些不发达地区。东欧和前苏联总人口3.75亿，农业人口仅0.72亿，只占总人口的19.2%。而且在农业人口中，从事农业经济活动的有0.4亿，占了农业人口的55.6%，真正从事粮食生产的人数仅占44.4%。西欧总人口3.7亿，农业人口只有0.41亿，仅占总人口的11.1%。在农业人口中，从事农业经济活动的有0.17亿，占了农业人口的41.5%。
大洋洲总人口0.17亿，农业人口仅110万，只占了总人口的6.5%。并且农业人口中的44%是从事农业经济活动。
北美洲总人口2.4亿，农业人口仅621万，仅占总人口的2.2%。而且在这微乎其微的农业人口中，也还有46%的并不直接从事粮食生产，而从事农业经济活动。
由上我们可以看出，农业从业人口从一个侧面反映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达水平。1952年，我国全社会劳动力有2亿人，其中农业劳动力占1.73亿，占了83.5%，这对于一个刚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中站立起来的农业大国来说，似乎无须大惊小怪。遗憾的是，这种格局居然长时间未有突破，直到1970年，仍是全社会劳动力的80%搞农业。到1998年，也还有60%的全社会劳动力、75%的农村劳动力，也就是说有4亿多人在从事农业生产。据首次全国农业普查结果显示，我国现有农村从业人员56085万人，其中从事农业人员42441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34.34%，占农村从业人员的75.67%。在美国，一个农业劳动力生产的粮食，可以养活465人，英国可养活126人，而在中国，一个农业劳动力生产的粮食却只能养活包括自己在内的3个人。因此，在美国，90%以上的人口都在从事非农业产业的生产，而在中国，60%的劳动力却要直接从事农业生产，并以此养家糊口。
中国目前的农业基本上还是一种劳动密集型的传统农业，最典型的就是粮食生产，主要是依靠大量的、密集的劳动力投入，精耕细作、改良土壤、提高复种指数、改种高产作物等方式，从而达到提高粮食单产目的的。据测算，1952年，我国每个农业劳动力平均耕种12.5亩地，而现在，每个农业劳动力平均耕种只有6.7亩。每英亩小麦所投入的劳动人数，中国是美国的13倍，可以说，中国每年生产的几亿吨粮食，完全是靠中国的农民每天在黄土地上，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一把一把抠出来的，一手一手刨出来的，浸透了汗水，渗透了辛劳。
——难为了中国的农民！
遗憾的是，大量的、密集的劳动力投入，虽然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土地的生产率，增加了粮食产量，但与此同时，也降低了劳动生产率。一份汗水，未必就会有一份收获。前面我们曾列表比较，中国每个农业劳动力生产的原粮，战国末年是1659公斤，西汉1789公斤，到唐朝增加到2262公斤，宋、明则开始下降，分别为2087.5公斤和2013.5公斤，至清中叶，下降到1131公斤。1949年为最低点：700公斤。解放后，我国的粮食生产得到迅速发展，粮食单产和总产均成倍增加，但反映劳动生产率的农业劳动力劳均产粮却并无明显突破。根据统计资料推算，1952年，我国农业劳动力劳均产粮为946.5公斤；1978年为1035.7公斤；1984年为1251.8公斤；1994年为1389公斤；1998年为1166公斤。
几十年的“以粮为纲”，结果劳均产粮刚刚达到清朝的水平，尚不如刀耕火种的战国时期。
河西走廊是中国目前正在建设的12个商品粮基地之一，而有人研究发现，就是这么一个商品粮基地，现在农民送往国库的粮食按户均计算仅比盛唐时略略高一点。盛唐时，河西走廊一带每亩粮田的平均产量合现在的76.5公斤，相当于中国1949年的水平。年总产量约合现在的22.7万吨。天宝年间，河西每年上交国家的粮食为1723758石，每户平均上交29.01石，合现在的1198公斤。这个数字与今天河西农民每户平均向国家交纳的粮食相差无几。也就是说，在1000年后，作为中国的一个商品粮基地，当地农民送往国库的粮食按户均计算仅比盛唐时略略高一点。
不是当代的农民不勤劳，而是人口暴增，耕地锐减，抵消了我们的所有努力。实际上，河西走廊如今的粮食亩产量比盛唐时高出近4倍，但因为户均耕地不足盛唐时期的1/4，因此劳均产粮没有大的增加。对此，我们能怪河西走廊的农民吗？
从人均产粮的状况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人均耕地的减少，使中国的粮食生产步履艰难。
战国末年，中国人均产粮460.5公斤；到唐朝达到最高峰：628公斤；宋朝开始下降：579.5公斤；明朝559公斤；清朝中叶314公斤；到1949年仅209公斤。
解放后，我们下了很大的功夫，作了巨大的努力，但人均产粮提高速度并不理想。到1978年，经过30年时间，中国的人均粮食产量才突破300公斤，达到316.5公斤，与1949年相比，每年仅增加了3.7公斤。1984年，家庭联产承包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加上风调雨顺，全国粮食普遍丰收，全国粮食总产达到40731万吨，但人均产粮仍只有393.6公斤，刚刚恢复到清朝中叶的水平。1993年，中国的粮食再获丰收，总产达到45644万吨，但用11.85亿人平均，人均产粮反而下降到了385公斤，1994年又下降了14公斤，仅有370.9公斤。1997年粮食总产达到49250万吨，但人口也达到12.36亿，结果一平均，人均产粮也不过398.4公斤。
几年的奋斗，我们的人均粮食产量，除1996年402公斤外，其他年份不仅没有攀上400公斤的目标，反而距离目标越来越远，原因何在呢？
——不是中国的土地不争气！
——不是中国的农民不勤劳！
是急剧膨胀的人口与逐年减少的耕地，拉了中国粮食生产的后腿。
按粮食总产，中国年年第一。
按粮食单产，中国不仅超过世界平均水平，而且还超过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
但我们的人口太多了，我们的耕地太少了！
早在1987年，美国的人均粮食产量就达到1143公斤，加拿大是1997公斤，澳大利亚1838公斤，法国929公斤，前苏联711公斤。从近10年的平均数比较，美国的人均产量是中国的3.4倍，前苏联是中国的2.1倍，加拿大是中国的5.9倍。
但是，中国的人均耕地只有加拿大的1/19，苏联的1/9，美国的1/8，法国的1/3，印度的2/5，为世界人均耕地的1/3。
难为了中国的农民，难为了中国的父老乡亲！他们用这人均不到一亩半的耕地，不仅养活了中国人，而且还在赶超世界粮食生产先进水平。这是目前任何一个国家都难以达到的奇迹。
1993年10月14日，联合国粮农组织向中国前农业部长何康颁发了世界粮食奖，以表彰他对中国农业领域所作出的贡献。
这不只是对一个前任农业部长的肯定，而且也是对中国农业的肯定，对中国农民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