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0万农民大转移

    农民收入低，负担重，伤心的是农民，伤害的则是整个的农业生产。

    千百年来，视土地为命根子的农民，已经对土地丧失了信心。在土里刨食吃，风里来，雨里去，终年的辛劳仅仅是填饱肚子。靠土地发不了财，奔不了小康。现实迫使许多农民离开土地，背井离乡。

    车站爆满，列车爆满，城市爆满，首先还只是一些年轻的小伙子与年轻的姑娘，现在则是能走的都走，青年、壮年、老年。农村中仅剩下走不动的老人与小孩守着空房，大量田地被抛荒，无人种植。

    一股前所未有的“民工潮”在中国形成，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最引人注目的一种现象。80年代初还只限于珠江三角洲地区，人数仅200多万人，而现在据估算，全国卷入“民工潮”中的人数达到5000～6000万人，高峰时达到7000～8000万人。在全国各大城市，到处可以看到一群群、一队队、一伙伙肩上背着一卷被子，手提一个挎包，行色匆匆的农村青年或农村汉子，潮水般地涌向城市的大街小巷。

    全世界6000万以上人口的国家只有12个，排尾的是尼日利亚，因为是非洲人口最多的国家，已经被列入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候选者。而中国大陆流动人口就已达5000～6000万！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之中，流动着一个世界人口大国！

    从劳动力流动区域来看，已经由最初的限于本县本省范围内的流动扩大到跨省区流动，主要从中西部地区向东部经济发达地区流动。1992年，有关部门对全国30个省、10345个村组的调查表明，跨省转移的规模越来越大，已占到转移劳动力的17%。从东、中、西部来看，跨省转移的劳动力之比为4：1：1，其中，72%转向城市。中西部地区由于农村劳动力资源丰富，经济不发达，农村就业机会少，务农的效益低，劳动力纷纷涌向广东、福建、江苏等省和京、津、沪等大城市。近年来，涌入广东的农民达400多万，涌入北京市的也有100万人。从劳动力流动时间上看，由农闲时季节性外出向常年性外出发展。据安徽省调查，全省500万外出劳动力中，常年性外出的约占40%，季节性外出集中在夏收夏种、秋收秋种和春节前后形成高潮，直接导致近几年春运期间铁路运力紧张。

    数以千万计的农民离开土地，潮水般地涌入城市，栖息在城市的各个角落，从事着最粗最重脏最累的工作，拣破烂收废品，磨剪子擦皮鞋，扫大街背煤气罐……只要能糊口，他们什么都能干。他们也不过于计较报酬，反正，在城市里很少有收入低于农业的活计。再没本事的，担一担萝筐，沿着大街小巷拣破烂，一天最少也能收入10多元，一个月也有300多元，相当于在农村半年的收成；倘是农村大婶，没有技术不能进工厂打工，也没力气担收破烂的萝筐，那就去擦皮鞋，擦一双鞋1元钱，一天擦一二十双也不是什么难事。城乡收入的差异，吸引着过去长年累月在地里刨食吃的农民，纷纷踏上了进城打工找事做的行列。据专家调查分析，除了已有五六千万农民已经流入甚至“扎根”城市，还有1亿多人正在“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准备汇入进城的大潮。

    人口的流动，包括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并不是什么坏事，相反，人类就是在人口的不断流动中繁衍与发展的。100万年前，直立人离开了南部非洲，向北非、欧洲、亚洲、美洲开始了漫长的迁徙、流动，如果没有这一次次的迁徙与流动，人类的踪迹也就不会遍布世界的各个角落，也就没有现代的亚洲、欧洲、美洲和非洲；5000年前，中原文化在黄河中游形成后，如果没有一次次民族的大迁徙、一次次的人口南迁与北移，就不可能形成今天如此伟大的中华民族和璀璨的中华文化，中华文明就不会传遍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不会遍及全中国……人类是就在流动中进化、流动中生存、流动中发展、流动中繁荣的！

    80年代萌发、90年代形成高峰的中国农村劳动力大转移，同样也不是什么洪水猛兽，虽然他们不可避免地给城市管理带来一些难度，但他们对城市建设、市场繁荣与工业发展的贡献更是有目共睹的。

    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是正常的。列宁早就告诉过我们：“商品经济的发展就意味着愈来愈多的人口同农业分离。”但中国如此大规模的集中转移，其原因却是令人深思的。深层次的原因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增加。据估计，现在农村剩余劳动力达到1.2亿之多，随着科学种田水平的提高与农村规模经营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需要通过多种途径向农业外转移；而直接的原因则是当前农业生产效益比较低，农民收入少，负担重。在如此背景下发生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则必然会出现伤害甚至牺牲农业的现象。有的地方一个村子青壮年劳力全部进城了，剩下老弱病残看管着一栋破屋、几亩薄田；有的农户干脆弃耕抛地，举家入城。

    “盲流”并不“盲目流”

    《辽宁日报》披露：“——入春以来，沈阳市东陵区日塔堡镇陆续出现480多个农户要求退回承包水田，不再耕种的现象。退地农户和退出的承包田，均占全村总农户和水田总面积的10%以上。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这些要‘罢种’的农户，多半是生活水平一般，以种地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农民，而并非那些有着二三产业的经济阔绰之家。”

    《人民日报》发表“读者来信”：“……农民对农业的投入逐年减少甚至出现了‘弃耕’的现象，仅商品粮基地的沅江市，就有近万户农民退耕弃田，面积达3万多亩。”

    多少年来一直繁衍生息在土地上的农民同胞，一旦离开了土地，他们何以为生？城市居民没有了他们提供的粮食供应，又何以为生？

    50年前，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闹革命，推倒了三座大山，解放了劳苦大众，把土地归还给了广大农民，使农民有了土地，有了粮食，温饱问题得到了解决。

    可是，50年后的今天，许多农民却把手中的土地丢弃荒芜，或是租给别人种植，背乡离土，奔向城市，去寻找别的生路。

    严峻的现实，使我们不能不陷入沉思。

    经常外出的人不难发现，正月初五刚过，全国各大城市的火车站广场上，无一不成千上万地坐满了风尘仆仆的民工。京广线、京沪线的客车都严重超员，硬座车厢内，除了探亲访友和旅游的少数人，90%的人都是外出做生意和打工的。过去在人们的印象中，外出打工的多是年轻姑娘，而现在打工的却都是青壮劳力，年龄在16岁至55岁之间，他们携带一床被褥和换洗的两件衣服，便出来闯世界了。苏北地区某村有50多个青壮年，春节刚过几天，他们就纷纷结伙到宁波去打工，整个村子只剩下了老弱病残和妇女儿童。

    有位记者问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你到外面来，能干什么？”

    “什么都能干，咱农村人不怕吃苦，不怕活重，遇什么活干什么活，给建楼房的挖地基、搬砖，反正给我钱就干。”

    “要是找不到这些活干呢？”

    “找不到？”他笑笑，“那就拣破烂，怎么着在外混一天，也比在家里呆着强！”

    “你出来，家里的地不都荒了吗？”

    “荒了就荒了吧，种也是白种，一年一亩地也落不下几块钱。”

    “那你们一家老小吃什么？”

    “咱也吃‘商品粮’！在外挣一些钱，回家再买粮食吃。”

    有的人把涌入城市的民工贬称为“盲流”，其实，他们有他们的思维，他们有他们的想法。搞农业，饱得了肚子，但难得有富裕的机会。而在城里，无论进工厂打工还是从事最简单的拣破烂、擦皮鞋，无一不比种田收入高。天府之国的四川果子村，全村人口1119人，耕地930多亩，人均0.87亩。全村总劳力771人，劳动力平均占有耕地1.2亩。村支书算了一笔账：水稻一年两熟单产1000斤，小麦单产300斤，每亩农产品年收入为480元，除去成本240元，税金提留60元，且不算其他摊派，只余180元。

    按上述的收入计算，果子村的每个劳动力满打满算，全部落实中央、国务院不得摊派的政策之后，人均年收入为216元。打工半个月便是在地里扒食一年的钱，难怪农民说：种地只有锅巴没有饭。可见，农民进城并不盲目，而是有分析、有比较、有“研究”的。现在农村里房子起得漂亮的，又有几户是纯靠种田的呢？十有八九是在城里赚的票子。

    令农民一往情深的土地越来越丧失吸引力，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思。一个国家的农民不爱土地了，那么这个国家的农业就面临困境了。

    “胡子军”还能支撑多久？

    更加令人忧虑的是，未来中国，谁来当农民？！按许多人的逻辑，农民的儿子当农民，而事实上，农民的儿子也不愿当农民了。

    1997年3月26日，《经济参考报》报道，某地对100所农村小学的1000名农村孩子进行“未来向往的职业”调查，其结果是：有81.5%的农民子弟不愿意将来种田。

    其实，不是未来，就是现在，也有许多人不愿意务农了。农村青年不用说，连农村的一些中年汉子、农村大嫂大婶们，也在试图挣脱土地的羁绊，加入进城打工赚饭吃的潮流。

    团中央调查，5000万流动人口中，35岁以下的占71%，并且从外出经商务工的农民的组成看，多为初中以上文化，有一技之长。四川德阳市外出务工的7244名农民，35岁以下的占64.8%，其中初中生占95%，高中生占28.5%。安徽省太和县进行的百户调查表明，外出劳动力中，50岁以下的占91%，男性占80%。这意味着剩下在农村种田的，除了老人就是小孩了。

    大量调查都表明，外出劳动力均以文化素质较高的青壮年劳动力为主。有关部门对全国30个省10345个村组进行调查，在转移劳动力中，文盲、半文盲占6%，小学程度占29.3%，初、高中文化程度分别为51%和13.7%，受过专业培训的占27%。

    民工潮开始之初，离开农村进入城市的基本上是农村小伙子和农村姑娘，就是我们俗称的打工仔、打工妹，而现在，农村汉子走了，农村大嫂走了，连农村大婶也走了。过去说在农村中种田的只剩下老人和妇女的“3860部队”，而现在连妇女也走了，留守农村的是“6061部队”了，也即除了老人就是小孩了。这不是笑话。我们在农村采访，发现许多乡村从事农业生产的除了“胡子军”就是“童子军”。有个以粮食种植为主的湖滨小村，全村1200多人口，近几年外出务工的农民达330人，占了全部劳动力的60%左右。许多农户家里就剩下老人和小孩一起过日子。有个省级部门对口支援一个贫困村，送去一台变压器。机器运到村口，请村主任召集一些农民来帮忙卸，可来的竟有许多是胡子都白了的老人。一问，家里的劳力都进城打工去了。

    老人和小孩不仅不具备从事农业生产的体力，更重要的是他们无法掌握现代科学种田技术，只能凭老经验老办法对付着一年几茬的庄稼。在一个乡村采访时，作者遇见一位老汉正望着一片枯萎的禾苗捶胸顿足。原来稻田里发现稻飞虱后，他跑到商店里买回一瓶农药，却不知如何使用。等孙子放学回家后，爷孙俩研究了半天瓶上的说明，结果还是把浓度搞错了。经过这十来年的努力，杂交稻、旱育秧等技术得到大面积的推广，对中国的粮食生产起了巨大的作用，但现在，懂技术的庄稼汉子进城了，留在家里的老汉们又弄不懂这新鲜玩艺，只好又按过去的老办法搞，能收多少得多少。如此下去，中国的农业将何以发展？

    可以想象，靠“胡子军”支撑的农业，是多么弱不禁风的农业。况且，“胡子军”又还能支撑多久呢？随着大批农村青壮年离开土地进入城市，中国很有可能出现一个务农人员的断层。即使以后随着政策的引导，许多进城农民回归农村，但由于他们长期离开土地，生疏了农业生产，其结果将是身为农民，却不会种田。因此，从现在起就采取措施，稳定农村务农人员，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艰巨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