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不是来自中国
有人认为，目前危害人类生命的有三大威胁：饥饿、疾病、战争。而饥饿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一种威胁。自从有了人类，就有了饥饿。人类的发展史，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部饥饿史与反饥饿史。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布朗认为：“未来的真正威胁，将不是军事侵略而是饥饿问题。”
目前的世界，虽然由于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粮食总产量大幅度增加，但由于人口剧增，因此，粮食供需紧张的矛盾不仅没有有效地解决，反而越来越严重，表现在数以亿计的人口还在过着食不裹腹的生活，世界粮食储备量逐年减少。在此背景下，布朗等人致力于对世界粮食形势的研究与分析，以期引起全世界的重视，这是有价值的，也是值得肯定的。
布朗认为，将来的世界是一个“饥饿的世界”，其理由是粮食的增长将赶不上人口的增长。但令人不解的是，他把未来世界饥饿爆发的隐患不是落在撒哈拉以南的那些耕地面积较少、气候环境恶劣、经济发展落后、粮食现在就已短缺的非洲国家里，而是强加在粮食生产得到较大发展并已基本上解决吃饭问题的中国身上，显然，这不是无意的错误就是有意的歪曲。
布朗认为，世界进入9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一个“食物危机”的时代就要来到了。他预言，当拥有世界22%人口的中国准备加入到富国的行列并以同样的高标准来生活的时候，这种向“食物危机”时代的过渡被大大地加快了。其意思是说，由于中国的经济发展，使中国人的粮食需求增加，中国又没有能力增加供给，于是，只好大批进口粮食，从而导致世界粮食的短缺。换句话说，就是富裕了的中国人会到他们的饭碗里抢饭吃。因此，他认为，中国未来的饥饿问题，也是全球最棘手的问题，中国的粮食短缺将是世界的粮食短缺，中国的粮价上涨将是世界粮价的上涨，中国人的土地危机将成为每个人的土地危机。他说：“即将出现的中国的巨额的粮食进口将会向整个世界发出一声响亮的醒世呼唤。它将给我们这个已拥有57亿人口的星球带来巨大的生态冲击。它将迫使人们重新思考‘安全’的定义，因为食物匮乏和经济不稳所带给我们的威胁将比武力侵略更为可怕。”
布朗还充满恐怖地告诫：目前世界真正的矛盾，并不像我们通常所想像的那样，出现在为贫穷所困扰的索马里和海地，而是出现在经济发展的中国。
难道经济发展了的中国倒反而成了地球的负担吗？布朗的论调引起世界舆论的哗然，而国内外绝大部分的专家学者在经过缜密的研究与分析后，都一致认为布朗的预测是错误的，连美国农业部与联合国粮农组织也不赞成布朗的说法。
布朗预测，自1990年至2030年，中国的粮食产量将减少20%，这着实令人吃惊。但布朗的这一预测同多数人的看法格格不入。美国农业部预计，在今后几年，中国的粮食产量将每年增加约1%。设在华盛顿的世界食品政策研究所预测，到2020年，中国的小麦、玉米和大米产量将分别增加90%、80%和54%。世界粮农组织储备局局长尼科斯·亚历山德拉托斯估计，自1990年至2030年，即使中国的谷物(小麦、玉米和大米)种植面积减少2%，其谷物产量也可能会增加68%。
亚历山德拉托斯发表了《从全球角度看对中国未来粮食短缺的预测》，对布朗的预测作了明确的反驳。他认为，布朗对未来的天谕般的预见是建立在一些不现实的假设条件之上，这次的预见并不比他早先曾作过的关于灾难到来的预言高明多少。布朗在1974年粮食涨价高峰时，曾预言粮食的实际价格将持续上涨，而没过多久，粮价却再度出现了长期下跌的趋势；另有一次，布朗曾作过美国、法国和中国的粮食产量增长在70年代末将会停止的预言，而事实上这3个国家在80年代以及90年代里，粮食产量却得到了较大幅度的增长。
美国《外交》杂志1996年发表哈佛国际事务中心准会员罗伯特·帕尔伯格教授的文章，他明确地指出：“面临危机的是非洲而不是中国”。他认为，世界粮食体系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是南亚和非洲，世界粮食体系面临的危险大多与中国无关。他说，在非洲，营养不良的人口在今后几十年很可能会增加，因为非洲存在着管理不善、经济增长缓慢以及农村地区环境退化等诸多问题。气候恶劣，自然资源缺乏，农村地区生活贫困，男女不平等，所有这些使粮食产量仅保持在2%的年增长率，低于人口增长率，在每年某一段时间总有多达40%的人口营养不良。在南亚许多地区，人口密度大，而且这些地区的人口仍在迅速增加，这都将加剧粮食的供需矛盾。而对于中国来说，虽然随着中国人的收入增加，粮食消费将持续迅速增加，但布朗因此认为出口国和中国的谷物生产者将无法满足这种需求，是错误的，布朗大大低估了中国和世界各国发展的能力。对于布朗这样的马尔萨斯人口论者来说，他们关注的焦点应该是非洲而不是中国。
中国科学院生态中心副研究员、《谁来养活中国》的译者康晓光认为，布朗的分析是严肃的，但又是片面的，而他的结论则是荒谬的。他认为，布朗低估了中国粮食增长的潜力。他在低估了中国耕地面积的同时，又高估了目前的单产水平，从而错误地认为中国目前的粮食生产已达到了自然资源所允许持续增产的上限，否定了世界科技进步的可能性。其次，布朗在把中国与日本、韩国等国家和地区做类比时忽略了中国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重要区别——中国的工业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且呈现高度的空间不平衡性。就在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粮食产量下降的同时，西北省份的粮食产量却在上升。目前，“北粮南运”、“西粮东调”的格局已经形成并将长期存在，这使中国粮食产量下降的时间会大大延后，而且下降的幅度和速度将小于日本和韩国。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陈锡文认为，中国并不存在布朗说的粮食安全问题。1978～1995年18年间，我国进口粮食2.26亿吨，但也出口粮食1.08亿吨，进出口相抵年均净进口为657万吨，只占中国粮食年消费总量的1.5%，只占世界粮食进口量的6%。中国粮食的生产和供应是正常的，是有充分保证的。
中国农业部前部长刘江则用一系列确凿可靠的数据向世界宣布：中国人完全有能力养活自己。他指出，从1949年至1984年，我国的粮食总产量由1.1亿多吨增加到4亿多吨，年均递增3.7%，人口虽然由5.4亿增长到10.43亿，但人均粮食占有量由200公斤增加到近400公斤。1984年至1995年，我国粮食生产又跨上了4.5亿吨的新台阶，年均递增3%。肉类、水产品、禽蛋和蔬菜的人均占有量分别达到41.3公斤、19.5公斤、13公斤和198公斤，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中国现在用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世界22%的人口，这本身就是对世界粮食安全问题的重大贡献。而未来的中国人，也完全能够养活自己，到2030年，我国人口达到16亿峰值时，预计需要粮食6亿多吨。按这个目标，今后平均每年粮食产量要增加40亿公斤，年递增率不到1%。而建国以来我国每年粮食平均增产近80亿公斤，年递增3%。因此达到6亿吨所需要的年递增速度只相当于建国平均水平的1/3，只相当于近10年的1/2。这个目标是完全能够实现的。
布朗先生之所以陷入悲观主义迷雾而看不到中国粮食的光明前景，主要是因为他过多、过重、甚至夸大中国粮食生产和供给的不利因素，而同时又忽视中国粮食生产和供给的有利因素。本书从粮食生产与需求等多方面进行了比较系统的分析，总的来说，我们并不否认，中国的粮食发展还存在着许多困难，但我们同样也看到，中国的粮食生产潜力巨大，不仅能养活现在的12亿多人口，而且也能养活将来的16亿中国人。在幅员辽阔的中国，存在着多种发展粮食生产、增加供给和解决吃饭问题的有利条件，如国家和政府高度重视农业和粮食的生产，近年来采取了一系列的护粮、兴粮的政策措施。此外，在农村改革中获得自主权的中国数万万勤劳的农民，更是兴农增粮的雄厚力量源泉。如果充分发挥这些条件的巨大作用，那么，中国的粮食的前景不是悲观，而是令人乐观；不是暗淡，而是充满光明。
丁声俊等学者对中国的粮食生产潜力作了比较详尽的研究。首先，中国不会像日本、台湾50年代以来那样，耕地以每年1%的速度减少，以致到2030年中国的耕地面积只及现在的一半。中国固然由于工业化的需要，将不可避免地要占用一部分耕地，但中国也有着雄厚的耕地后备资源，能对耕地的减少起着补偿作用。1949至1994年，中国耕地每年净减少不到100万亩，这主要是由于采取开垦、复垦的方式增加了新的耕地。目前中国有宜垦荒地2亿多亩，中国政府计划每年开垦600万亩，每年耕地减少控制在700万亩以内，耕地净减少控制在100万亩以内，则2030年中国耕地只会净减少8000万亩，只相当目前耕地的5.6%。中国的人均耕地资源不足，这是无需讳言的事实，但开发国土资源余地广阔。在我国“七分山水、二分草原、一分耕地”的构成中，本是稀缺资源的耕地却浪费严重，因而仍有较大开发潜力：全国有成片可垦荒地5亿左右，其中近期可开垦为耕地的约有1.2亿亩，有零星荒地1亿亩上下，近期可以开发为耕地的约为5000万亩；还有适垦滩涂5000万亩，可供养殖的淡水水域面积和近海海域约100万平方公里。除宜垦荒地外，由于各种自然灾害和基本建设造成损毁的耕地资源数量也颇大，累计在1亿亩以上，至今只复垦2%左右。如果达到国外一些国家50%的复垦率水平，那么，全国仅此三项又可挖掘出生产条件良好的耕地几千万亩。这相当于一个小国家耕地面积的总和，其潜力可想而知是多么的巨大。
其次，中国耕地的增产潜力也较大。迄今，全国耕地中仍有2/3，即大体有9亿多亩的耕地处于中、低产水平。全国土地的复种指数约为150%，最高可提高到200%。全国复种指数每增加1个百分点，就等于扩大粮食种植面积1500万亩。如果到2030年将复种指数提高到165%，由此增加的粮食播种面积可基本抵消耕地减少因素，从而可使粮食作物面积到2030年仍维持在16亿亩的水平。在我国光、热、水、土条件优越的南方12个省、区还有冬闲田2亿亩，近期可开发利用的至少有1亿亩。根据计算，采取生物、科技和工程措施，改造中低产田、合理提高复种指数和开发南方冬闲田等3项措施，可增产粮食3900～5700万吨，大体相当于全国新增5000万吨的生产能力。
另外，提高粮食单产既是过去几十年中国粮食增产的主要经验，也是今后的努力方向。现在我们的粮食平均亩产仅300公斤左右，虽然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但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水稻平均每亩低60～80公斤，小麦低100～200公斤，玉米低200～300公斤。综合各种增产技术因素，使我国单产提高80～100%在技术上是可以达到的。而到2030年，我们只要将平均亩产提高到400公斤，即可使粮食总产达到6.4亿吨。这既是必须的，也是可能的。据专家分析，改造2/3的中低产田，即可增产粮食400亿公斤；利用科学进步，如更换粮食作物品种、推广地膜覆盖、化肥深施等成熟适用技术，可以将现有的单产水平提高30～50%。目前中国农业科技水平比发达国家约落后14～20年，农业科技进步在我国对作物增产的作用，虽然已从过去的20%提高到现在的40%，但仍处于较低的水平，发达国家一般为70～80%。因此，技术进步的潜力相当大。按正常规律，推广良种可使粮食增产8～12%；增施化肥和科学施肥可增产16%；改进耕作制度和推广综合配套栽培技术可增产4～10%；科学防治病虫可减少产量损失10～20%。我国如果逐步把科技进步对粮食增产的贡献率由现在的40%提高到50%以至70%的先进水平，全国粮食生产能力就可扩大4500～9000万吨。足以保证中国粮食到本世纪末再上一个新台阶。
第四，“食物节流”，潜力可观。在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中国，粮食和其他食物资源浪费严重。这表明我国粮食“节流”的潜力十分巨大。据调查，我国粮食作物在收获、储藏、加工、运输、利用等环节上的损失率至少在10%以上。这就是说，全国每年有多达几百亿公斤的粮食白白损失掉了。如果改善仓储、加工、运输条件和综合开发利用粮食和其他食物资源，以减少损失率5%计算，每年就可以少损耗粮食1500～2000万吨，若以中等单产350公斤计，大体相当于不种田而收获4000～5500万亩的粮食总产量。如果推广配合饲料和科学饲养技术，那么，养猪的料肉比可提高20～30%，养鸡的料肉比可提高50%以上，养奶牛、蛋鸡、鱼的饲料报酬都能有显著增长。至于数亿吨秸杆，用一部分氨化发展草食动物，也可转化生产出大量牛肉和羊肉。这对保证中国人的粮食消费与提高生活水平，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综合分析，我国资源拥有6～7亿吨粮食生产的潜力，完全可以满足16亿人口人均400公斤的需求。只要我们采取切实措施，利用有利条件，那么，全国粮食总产量到本世纪末及下世纪初将保持2%的年增长率是完全可能的。按此发展，到2030年，中国的粮食总产量将达到6亿吨以上，只要适量进口一些粮食作为补充和调节，就基本上能满足届时16亿人口的需要，根本不可能发生大量进口粮食的状况，因而也不存在中国“饥饿世界”的问题。这也就是说，中国未来的粮食虽然有困难，但并没有大的危机，中国完全有能力自力更生解决自己的吃饭问题，布朗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自力更生，是我们对世界的承诺，也是我们解决粮食问题的决心。国家主席江泽民强调指出，12亿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只能靠自己来解决，也完全能够自力更生地解决。在1996年的世界粮食首脑会议上，国务院前总理李鹏代表中国政府宣布：中国有能力解决好自己的吃饭问题，中国是维护世界粮食安全的重要力量。他指出，未来15年和更长的时间里，中国随着人口的增加和粮食消费水平的提高，对粮食的需求会持续增长。但无论是从经济还是技术的角度看，中国都有信心，也有能力解决自己的吃饭问题。
1997年3月19日，新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豪迈地说：“中国由于农业政策的成功，已经连续三年丰收，中国粮食的库存现在已达到历史最高水平。我可以负责地说，中国即使再遭受两年大的自然灾害，粮食也不会缺乏。”
我们完全有理由这样说，未来的中国，不仅不会成为地球的负担，不会给世界带来危机，而且还将是维护世界粮食安全的重要力量，将对解决全球的温饱问题作出重大的贡献。
中国人吃肉，外国人没有必要心慌
布朗为何对中国的粮食前景忧心忡忡？说起来饶有趣味——中国人吃肉，他却心慌！
大约是1993年，《纽约时报》一位记者在中国湖南采访了一名姓严的中国农民，问他生活条件是否有所改善，严老汉回答说：“总的来讲，生活是越来越好了。我们家现在一个星期能吃上四五次肉，而在十年前，根本没有肉吃。”
对此，布朗惶恐不已。他多次将此故事引入自己的论文中，并以此引申说，中国的粮食危机，不是农业的失败，而是经济发展的必然。他认为，当收入增长后，低收入人口最先做的事情之一就是将他们的膳食结构多样化，从单调的大米占总热量70%的饮食结构转向更多的肉类、奶类及蛋类食品的消费。在他的《谁来养活中国》一书中，布朗写道：“中国经济在过去4年里惊人地增长56%，人均收入增加了50%。随着收入的增加，过去那些温饱问题都解决不了的人首先是丰富他们的饮食，从以淀粉类食品为主的饭菜，转变为包括鸡鱼肉蛋、牛奶黄油、酸奶甚至冰激淋的多样化菜肴。……”
一个12亿人口的大国，不仅成功地解决了温饱问题，而且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明显改善。作为一名农业专家和环保主义者，布朗理应对中国取得的这一重大成就感到高兴。但是，布朗却有点“私心”，他似乎宁愿中国像索马里和海地一样继续贫困而不愿中国经济像他们美国一样发达起来——因为他认为，饥饿的索马里人没有能力到美国来抢粮食，而富裕的中国人却有可能从他们的饭碗里抢饭吃。
布朗认为，更多的肉类需求意味更多的粮食产量——生产每公斤家禽、猪肉和牛肉各需谷物2公斤、4公斤和7公斤。随着中国人日趋富裕，他们将会消费更多的肉、奶、蛋，如果谷物的供给不能与中国人的食谱变化同步增长，粮价将飞涨。他不无惊慌地说：“中国人对动物蛋白膨胀的需求将超过世界谷物生产能力。”
正如一位新华社记者评论的：“中国农民饭碗里多了一点肉，令华盛顿一批环保主义者感到惶恐，他们认为，中国人对鸡、肉、蛋，甚至牛奶、啤酒和冰激淋的胃口越来越大，将会把世界市场上出售的粮食全部吃光……”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将逐渐提高，其中包括对肉类食品的需求上升，这是不可阻挡的潮流，也是我们改革的目的。没有理由让中国人永远过着贫穷的生活。
但是，我们可以负责地告诉布朗等人，中国人不仅能自力更生解决自己的吃饭问题，同样，我们能够自力更生解决中国人的吃肉问题，没有必要让外国人心慌。
首先，我们认为，中国人的肉类消费已经达到了一定的程度，其继续增长的幅度，远没有布朗想象的可怕。目前，中国的人均肉类食品消费量与韩国大致相同，只比日本的水平低10公斤。城市居民的肉类消费基本上达到饱和状态，短期内不会有大的增加；农村居民虽然肉类消费还会有一个上升过程，但农村居民有家养生猪的习惯，因此，农民的肉类消费大都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解决。
其次，中国饲养猪、牛、羊等所需要的粮食也远没有布朗计算的那样多。布朗是按美国那种大规模工厂化饲养计算的，而中国大部分是家庭散养。根据以往的经验得出的结论，通常讲的肉料比，猪肉是1：4.5，牛肉是1：7，这是规模饲养的参数，而家庭散养，大部分是利用的家庭残汤剩饭，因此粮食消耗较少。据在四川调查，农民家庭散养的肉料比，猪肉是1：1.8，牛肉是1：2。而目前中国的猪、牛、羊的饲养大都以家庭为主，工厂化饲养量较少。中国学者杜鹰经过对1995年的肉类生产进行研究，认为肉料比只有1：2，这样，我们生产同样的肉类产品，消耗的粮食却比美国等西方国家要少得多。
另外，我国的肉类生产潜力也较大。我国是世界上拥有草原面积最多的国家之一，丘陵山区草原面积41亿亩，其中可利用面积33.5亿亩，近期可以改良为高水平草场的面积为5000万亩；在草场中，潜力较大的南方草山草坡10.3亿亩，其中可利用面积为6.7亿亩。若将全国可利用草场的80%改造成人工草场，则可增加奶牛1000多万头，肉牛2000多万头，可使我国的肉、奶产量翻几番。另外，我国海域辽阔，海岸线长达1.8万公里，浅海滩涂养殖渔业区面积近1亿亩，鱼虾贝藻等海产品和海涂资源十分丰富。如果进一步开发利用，可以生产出多种水产品，增产多倍于现有2000多万吨各种海产品的产量。这一切，都足以使中国人的肉类消费在现有基础上增加较大的幅度。
除此之外，我国每年有秸杆5亿吨，可以饲养大量的草食动物。我们只要利用其中的1/3，就相当于目前全国饲料用粮的1/3。从1992年农业部实施秸杆养牛项目以来，仅仅用了3年时间，就使全国牛肉产量翻一番。
事实说明，中国的肉类生产潜力相当大，足以保证中国人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的肉类消费需求，既不影响中国的粮食供需平衡，更不会冲击国际粮食市场。布朗等人的担心是没有必有的。
相反，我们倒是要提醒布朗等人的，恰恰是他们自己所在的西方发达国家消耗了世界过多的粮食资源。按照联合国粮农组织的统计，发达国家每人每天平均摄取的热量达到3340大卡，超过人体需要量的31%，每100人中有15人营养过剩，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第三世界国家每人每天平均只得到2210大卡的热量，有近9亿人处于严重的营养不良状态。医学工作者认为，成年人每天摄取40克动物蛋白质就足够了，而34个发达国家就有32个国家人均每天摄取的动物蛋白质超过80克，其中美国达105克。西方发达国家人均每年直接或间接消耗的粮食有1000公斤，其中，美国1500公斤，而非洲撒哈拉以南的一些地区，人均消费粮食只有50～100公斤，而且以杂粮为主。
发达国家中的粮食浪费更加惊人，美国人1年浪费和扔进垃圾箱的食品，就足以供非洲大陆各国人民食用1个月。美国养有4000万条狗和2300万只猫，1只动物消耗掉的粮食比第三世界国家中人均消费的粮食还要多。美国学者米勒在1985年出版的《全球秩序》一书中指出：“美国仅占世界人口的大约6%，而每年的消费量却占世界消费量的30%以上。”联合国《1992年人类发展报告》公布的结果是，富裕国家占世界人口的25%，消耗的粮食却占60%。
美国经济学权威迈克尔·托达罗在他的《经济发展与第三世界》一书中也直言不讳：“同稀缺的自然资源和原材料获得和利用相比，人口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事实上，发达国家占世界人口的1/4，却几乎消耗了80%的世界资源。例如，北美洲和欧洲的消费者直接或间接地消耗掉的世界食品、能源和原材料资源的平均量几乎是相应的第三世界国家消耗量的16倍。因此，根据世界上有限的资源消费来讲，发达国家多增加1个孩子与不发达国家增加16个孩子具有同样的意义。”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富裕国家对贫穷国家人口增长极度关心，真正的企图是为了阻碍贫穷国家的发展，从而维持一个有利于他们自己的国际现状。”
英国学者保罗·哈里森也尖锐地指出：“那些为了世界人口对粮食资源造成压力而忧心忡忡的西方人应该记住，他们一个典型的4口之家所消耗掉的粮食要比一对有18个孩子的印度穷苦夫妇消费的还要多。”
为了世界粮食的安全与稳定，布朗等人应该去劝告西方国家约束自己的行为，减少粮食的挥霍与浪费。而对于中国人的吃肉问题，他大可不必担心，因为我们可以凭自己的努力既让中国人吃饱，也让中国人吃好。
中国人不需要靠吃洋米过日子
布朗认为，“中国开始失去养活自己的能力”，因此，中国只能靠大量进口粮食来解决自己的生存问题。而作为一个将达到16亿人口的大国，布朗认为，即使中国有足够的外汇买得起大量的粮食，也没有一个国家或国家群能提供如此之多的粮食。由此，他推断，中国的粮食短缺将导致世界的粮食短缺，中国的饥饿将影响世界上的每一个人。
其实，饥饿是早已存在的问题，过去和今天，中国并没有大量进口粮食，但是，长期以来，不仅广大发展中国家有10多亿人在饥饿中挣扎，就是发达国家也有人正在饿肚子。即使明天有人挨饿，那也不是由于中国人吃得多了，吃得好了。认为中国将导致世界的饥饿显然是荒谬的。
事实上，中国从来就没有依赖过其他国家来养活自己，虽然我们也有一定的进口，但那仅只是极小数量的补充与调节。这既是正常的，也是符合市场经济原则的。
立足国内资源，实现粮食基本自给，是中国政府解决粮食供需问题的基本方针。新中国建立50年以来，中国的粮食一直是有进也有出。早在建国初期，在国家粮食状况逐步好转的情况下，为了换回必需的设备和物资，支持国家基础工业建设，从1950年开始，中国每年都组织一定数量的粮食出口，3年时间累计出口粮食50.9亿公斤。虽然数量不大，但它展示了中国自力更生解决粮食问题的前景，也是对帝国主义封锁禁运和在粮食问题上对中国污蔑的一个有力回击。
“大跃进”时期，由于农业生产的滑坡，粮食产量下降。但在高指标、浮夸风的推动下，粮食出口不仅没有减少，而且还继续增加。从1958年起，一连3年超越国家的承受能力，出口了大批粮食。其中，1958年进出口相抵，净出口32.5亿公斤，比1957年猛增73.1%；1959年净出口达47.9亿公斤，比1958年又增加45.9%，相当于1957年的2.5倍；1960年仍净出口10亿公斤。这3年出口这样多的粮食，更加重了国内的粮食困难。因此，1960年底，中央决定，从1961年开始进口粮食，从1961年到1965年共进口粮食278亿公斤，年平均54.7亿公斤。这同一时期，共出口粮食63亿公斤，年平均12.7亿公斤，进出口相抵，这个期间共进口粮食210亿公斤，年平均净进口42亿公斤。
“文化大革命”时期，在极“左”路线的影响下，一度把吃进口粮当作“修正主义”进行批判，从此，人们把进口粮食当作一个禁区。当国内粮食收支出现大的缺口时，不考虑增加进口粮食，而把全部负担压在农民的身上，引起社会不安定。“文革”前期基本上没有进口粮食。1971至1976年，共进口粮食2572万吨，同期出口粮食1685万吨，平均每年净进口粮食148万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确定每年进口1000～1500万吨粮食，使国内有些地方休养生息，有些地方可以贯彻因地制宜的方针，发展经济作物，以此提高农民的收入。1980年与1981年两年各进口粮食1300万吨左右，1982年达到1531万吨。1983年和1984年国内粮食连年丰收，国家粮食收支平衡有余，库存增加，国家开始增加粮食出口。总的来说，从1979年至1984年，我国进口粮食7200万吨，出口粮食965万吨。年均净进口粮食1039万吨。
1989年后连续3年“卖粮难”，国家调整粮食进出口政策，1989～1991年进口量下降到728.5万吨，1992～1994年又连续3年由粮食净进口转为净出口，年均385万吨。1994年出现粮食风波后，为了迅速稳定粮食市场，保证粮食供应，1995年又变为净进口粮食1972万吨，创年粮食进口历史最高水平。
从1979年至1995年，中国粮食进口总量是2.38亿吨，平均每年1322.2万吨；粮食出口总量1.04亿吨，平均每年577.7万吨。18个年份中，净进口的年份有13年，净出口的年份有5年。其中净进口超过1000万吨的有7年。
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粮食出口量波动的因素只占世界粮食贸易量的2～9.3%左右，而如果剔除1995年，平均只有3%。
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出，中国对国际粮食市场的依赖不大。虽然目前中国是净进口国，但从1978年以来，净进口粮食占国内粮食生产的比重呈减少趋势：1978年至1984年为3.2%，1985年至1990年为1.2%，1991年至1995年为0.4%。以进口数量最多的1995年的净进口量计算，净进口占国内粮食年消费总量的比重也仅4.3%左右。此外，中国粮食进口额占进出口总额的比例也不高，以1990年为例，中国出口粮食贸易额5.4亿美元，进口粮食23.2亿美元，分别占当年出口、进口额的0.87%和4.35%，而当年粮食出口量583万吨，进口量1372万吨，净进口789万吨，是90年代净进口值次高的年份。即使是历史上粮食净进口额最高的1995年，粮食进口额占进口总额的比重为4.54%，这一比重也并不算高。粮食进口额占总进口额的比重不高说明，中国适当从国际市场进口一部分粮食，不存在外汇需求不足的问题。
中国的粮食进口也不会影响到国际粮食市场的稳定。从国际粮食市场的情况看，90年代以来，世界粮食贸易大体在2亿吨上下徘徊。其中50%是小麦贸易，6～8%是大米，其余部分是粗粮。同一时期我国粮食进口中，小麦进口占世界小麦进口的10%左右，约占我国粮食进口的80%，玉米为出口品种，出口较多年份曾占世界玉米出口的10%。世界大米贸易量大多数在1200～1600万吨之间，我国大米出口最多年份曾达到100万吨。从总量上计算，中国粮食出口占世界粮食出口的3～5%，粮食进口占世界粮食进口的3～8%，这一比例说明，中国对国际粮食市场的依赖性并不大。
综上所述，根据粮食出口额占总进口额比重判断，中国增加一定数量的粮食进口不会有支付能力不足的问题，而且中国粮食进口占世界进口的比例也不会造成世界粮食供应紧张，相反，中国每年稳定在从国际市场进口一定量的粮食，还有助于调节国际市场粮食供求的区域不平衡，因而有利于粮食市场的安全。
现在的中国没有影响到世界粮食的安全，将来也不会导致国际粮食市场的波动。前面我们已经分析了中国粮食生产的潜力，从总的情况来看，只要我们的政策到位，措施到位，下一世纪中国的粮食供需将处于基本平衡的状态。当然，这并不排斥少量进口粮食以进行适度调剂。大部分研究认为，到2030年中国出现人口峰值时，进口粮食量大约为3000～5000万吨左右，国际市场依存度在6～8%之间。基本上处于自给状态，对国际粮食市场的影响并不大。少量的粮食进口并不就说明一个国家失出了养活自己的能力。现代的社会生产最本质的要求，就是分工和交换，市场正是为此而存在的。正如陈锡文先生指出的，美国的进口中也包括不少食品，但不能说美国人没养活自己。中国平均每年进口粮食679吨，但每年也要出口不少猪肉、鸡肉等，还有非粮食作物。中国是对日本出口鸡肉的第一大国，在日本市场上占有率是最高的，这也是粮食出口。不是不进口或只出口粮食才叫自己养活自己，总得有进有出，有所调节。日本的粮食自给率仅为26%，处于世界第113位，没有人说是哪个国家养活了日本，为什么中国仅进口国内消费总量的3～8%左右的粮食就被认为是失出了养活自己的能力了呢？这显然是不公正的，也是不符合事实的。
中国长期奉行的方针是粮食基本自给。我们不会把解决中国人吃饭问题的希望寄托在国际市场上，这一点是非常明确的。江泽民总书记强调：“12亿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只能靠自己来解决……这是从保持全国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全国性要求出发的，是从保持和加强我国在国际竞争中的独立自主地位的战略性要求考虑的。”在当今的世界，粮食问题是一个关系国家主权、民族独立和人民平等生存的问题。现在国际粮食市场操纵在美国等少数国家手里，成为他们达到某种目的的“战略武器”。80年代中期，前苏联粮食进口量一度达到5000万吨，美国突然实行禁运，给前苏联一个措手不及。1973年智利的军事政变，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美国粮食武器的作用。其教训都足以令我们借鉴。
美国记者丹·摩根写了一部旨在揭露国际粮食贸易真相的著作《粮食巨人——一件比石油更强大的武器》，他认为，饥饿常常存在于那些常常接受美国粮食援助和大量进口粮食的国家。因此，世界粮食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农业生产不足或爆炸性的人口增长，而在于不是真正造福人类的贸易体制。美国为了达到控制第三世界的目的，它常常以粮食为武器来间接干涉第三世界国家的内政。凡是美国在哪里有政治、经济或军事利益，哪里就会得到粮食援助。在那些经济和居民都依赖进口美国产品的国家里，粮食援助都用作棍子和其他外交工具交替使用。
这意味着，中国也不能靠吃洋米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