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的5月23日似乎是一个普通的日子。但不知为什么，我很早就醒了。

    我的日记这么写着：

    “早晨六点多，睡不着，起床，步出位于北京朝阳区的酒店，漫无目标地闲逛。

    “玻璃幕墙式写字楼之间，一条待拆迁的小胡同。如同郁郁葱葱的森林中，一棵被雷击中的枯树。胡同入口处贴着‘呼家楼街道办事处’和‘呼家楼派出所’的联合‘告知’：‘该地区已被列为治安混乱区……’，胡同出口处高悬一面条幅：‘坚决打击一切违法经营犯罪活动’。但叫卖蔬菜水果的小商贩，却像雨后的蘑菇一样，密密麻麻地生长在朽木上。他们都操外地口音。他们的肤色、穿着、举止，与上班前买菜的北京市民之间的反差，就像蘑菇的白色与森林的绿色之间的反差。

    “一位‘老北京’告诉我：这片待拆迁的大杂院已经没有多少本地居民了，他们把自己的平房租给了来自安徽、河南农村的菜贩……”

    2007年5月，将近一个月，我在中国南北各地采访，为一套名为“中国城市化”的系列报道搜集素材，以下是我的采访日记中的一些片断纪录——

    海南三亚市。

    各大酒店之外。一有客人走出酒店，散落在酒店外街头各处的三轮车便迅速汇拢，涌向客人：“去海滨转转吧，才一块钱！”“一块钱，拉你去吃海鲜！”南腔北调，但肯定没有标准的普通话，肯定没有地道的海南话。

    “三亚基本上被外地人包下来了：外地游客和外地打工者。”一位辽宁籍的出租车司机对我说。

    “那三亚本地人都哪里去了呢？”我问。

    这位司机笑着说：“他们都在广州、深圳打工呢……”

    广州新白云机场。

    出租车司机把我的行李放到汽车后备箱。“里面放了什么？这么重！”他甩了甩胳膊。

    我曾经在河南住过几年，熟悉他的口音。“你是河南人吧？”我问。

    “不错，我是从周口农村出来的，”他爽快地承认。

    我们聊了一路。他如此向我介绍广州“的士行业”的“路线路”：“广州本地人开出租的不多了，来自湖南攸县的司机最多，其次是我们河南周口的，剩下的，是广东省其它地区的农民，像湛江、汕头……”

    东莞东城区—凤岗镇的长途汽车上。

    满车都是二十岁左右的年轻男女，南腔北调，但好像没有东莞本地口音。

    与邻座女孩聊起来，她在凤岗镇打工。五一黄金周，她回了一趟四川农村老家，看望父母，现在坐车赶回凤岗，明天一早就要上班。

    沿途经过许多镇，都是东莞辖镇，工厂遍布，酒店林立，商业街喧嚣缤纷，比中国北方某些中小城市还热闹。不断有人下车。邻座女孩说，下车的人中，也有她的同乡，都是从老家赶回工厂上班的。

    难道这就是举世闻名的“世界加工基地”？

    深圳福田区。

    真没想到，在这个年龄不到30岁的摩登城市中，还有这么一块“都市中的村庄”，而且就在离我酒店几步之遥的地方。街道狭窄，似乎只能容下两个人并排通过，但街道两旁的店铺生意极旺，店铺之上，此楼住户与彼楼住户的主妇们，完全可以打开窗户聊天，再顺便送给对方一瓶辣酱、一把葱……

    于是，白天采访之余，这座城中村便成了我晚上吃夜宵、散步、聊天的好去处。有趣的是，这里的住户都是外地来深圳打工的农民工，因为租金便宜；房东则是本地的前农民，但早已变成完全靠房租为生的食利市民，他们都在“村”头的游艺室里喝茶、搓麻将呢。

    据说，这里原来确实是农村，真正的农村，当深圳城区扩展的隆隆脚步迈到这里时，却被索价极高的农民挡住了，讨价还价谈不拢，农民便各自在自家私宅的宅基地上盖起了十层左右的小楼，当起了“甩手”房东……

    上海华东理工大学。

    在学校采访完一位来自安徽农村的大四学生，我走出校门，来到对面小吃摊，买碗馄饨。老板和伙计都来自四川农村。

    吃完馄饨，看看手表：距下一个采访还有一个多小时的时间，我便走到附近一家发廊剪发。与理发的师傅聊起来，发现他的安徽乡音很重。

    结束采访，回酒店的路上，出租车司机对我说，在上海打工的四川农民特别多，导致超市的四川辣酱脱销……

    2007年的5月23日，其实并非一个普通的日子。对我而言，也对我们这个星球而言。

    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和佐治亚大学的专家们统计发现，今年5月23日，世界城市人口为33亿399万2253人，农村为33亿386万6404人。他们将这一天作为“分水岭”：世界城市人口有史以来首次超过农村人口。

    我知道，如今全球每天都有大约18万乡下人涌入城市，但我不知道，促使全球城乡人口平衡的天平决定性地偏向了城市这一边的那十几万人，是不是也包括了5月23日我在北京街头所见到的那些肩挑背扛、神色惶惑的中国农民？

    人类进化史上，标志着人类生活方式发生重大变化的“拐点日”并不多。美国作家布罗诺斯基曾在《科学进化史》一书中说过：“人类攀升进程中最大的一步，是从游牧生活转向村落农业的变化。”不过，由于年代久远，那一巨变的“拐点日”已经无从查考。但无人否认，2007年的5月23日肯定是有据可查的另一个历史巨变“拐点日”。如果说游牧文明向农业文明的转变过程是迁居变定居，那乡村文明向都市文明的转变过程大概就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定居变迁居。

    然而，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并非都在同一天走过城市化进程的“拐点”。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实现城市化的国家，它在1851年走过了这一“拐点”；美国则在1910年代末期跨过了城市化进程的“分水岭”；尽管带领全球走过这一“拐点”的那十几万进城农民很可能包括了许多中国“农民工”，但中国目前的城市化水平仍然低于全球平均水平，只有大约43%。

    不过，在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看来，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城市化进程增速，却明显高于世界平均增速。

    我当时根本没有意识到，我把采访胡鞍钢的日子约在了2007年5月23日。我是在后来翻阅自己的采访日记时，才发现了这一难以解释的巧合。

    在坐落于北京海淀区那条尘土飞扬、摊贩喧嚣的双清路旁的中科院生态楼中，胡鞍钢在宽大的办公室里坐立不安，显出一种难以理喻的兴奋：“近30年来，中国是世界上城镇人口增长率最快的国家之一。根据联合国的数据，1975年到2003年，发展中国家城市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3.6%，世界平均增长率为2.5%，中国则为4.1%；2010年前后，中国城市化率将超过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到2030年将达到60.5%，高出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3.4个百分点。”

    我对胡鞍钢讲了我这次中国之行的所见所闻。胡鞍钢笑了：“你所看到、听到和感受到的，不过是迄今为止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人口迁徙潮的几朵浪花，这一人口迁徙潮就是中国的城市化进程。”

    胡鞍钢的思维和语言跳跃速度极快：“我认为，中国要真正解决三农问题，就要解放农民，投资农民，转移农民，减少农民，富裕农民，其中最关键的是，要减少农民。”

    如今，我还在纳闷儿：胡鞍钢当时是否已经知道了5月23日这一天的划时代意义？但可能性极小：因为这一消息是几天以后才宣布的啊！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所谓的“奏折派学者”胡鞍钢。无论从长相、举止、气质或神态来看，胡鞍钢都不像一个年过半百的人，也与我通过阅读他的书籍、文章所形成的想象大相径庭。他看上去更像一个30岁出头的年轻人，他不停地做手势，不停地在办公室内来回走动，一会儿抛给我一份他主持写作的国情报告，一会儿带我到他的电脑旁，向我展示中国城市化的数据或曲线图，一会儿又走到窗前，“哗”的一下把窗帘拉开——

    我以为他要向我展示一幅巨大的中国城市化走势图，没想到窗帘拉开，却是一扇巨大的落地窗，窗下便是那条尘土飞扬、摊贩喧嚣的双清路。

    “你看，这条路就是农民工生活的写照，街上熙熙攘攘、来来往往的人流，大多数都是进城打工、做生意的外地农民。”胡鞍钢兴奋地说，“瞧，他们叫卖的货物，或是靠自己肩挑背扛，或是靠不会造成废气污染的三轮车运到此地，他们没有北京市户口，甚至没有办理暂住证，但他们却在为自己和家人更好的前途、为北京市民的生活方便、甚至为中国的GDP做贡献，尽管他们的贡献没有被计入官方的GDP数字之中……”

    不知是因为居高临下的俯视，还是因为胡鞍钢如此一番提纲挈领的解读，如今在我的眼中，这条我来访时艰难穿越的嘈杂喧嚣的双清路，以及中国大大小小的城镇中无数类似的街道，突然都被赋予了一种全新的意义：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就在我们的眼下、就在这些尘土飞扬的街道上发生迅速的演变；中国持续了数千年的农耕文明、村落文明，就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加速转向工业文明、城市文明；而这些灰头土脸、肩挑背扛的乡下人，就是这一巨大社会变革使命的负载者……

    我当时忽发奇想：眼前这扇落地窗所呈现的画面，其实就是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最为形象的“走势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