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与马共天下”政治格局的形成，既是琅邪王与琅邪王氏的地域结合，又有其历史原因。王马结合的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西晋八王之乱后期即东海王司马越与成都王司马颖对峙期间司马越与王衍的关系。
八王之乱后期，惠帝子孙全都死亡，惠帝兄弟成为其时司马皇统中血统最近的亲属。成都王颖抢得了皇位继承权，称皇太弟，居邺城遥制洛阳朝政。东海王越是八王之中最后参与乱事的藩王。按血统关系说，东海王越是司马懿弟东武城侯司马馗之孙，高密王司马泰之子，于武帝、惠帝皇统是疏而又疏，同成都王颖居于惠帝兄弟地位者大不一样。按食邑数量说，成都王本食四郡，东海王只食六县，大小轻重迥不相同。永兴元年（304年）七月荡阴战后，惠帝被劫入邺，成都王颖更成为决定性的政治力量。但是不久，党于东海王越的幽州刺史王浚发兵攻邺，成都王颖和惠帝以及皇室其它近属逃奔洛阳，被河间王颙部将裹胁入关。这时候，惠帝兄弟辈二十五人中，只剩下成都王颖（原来的皇太弟，入关后被废）、豫章王炽（入关后新立的皇太弟，后来的晋怀帝）和吴王晏（后来的晋愍帝司马邺之父）。惠帝和宗室近属悉数入关，广大关东地区没有强藩控制，这是东海王越填补空缺、扩充势力的大好时机。东海王越的势力就是趁这个机会扩充起来的。
荡阴败后，司马越回东海国，又收兵下邳，取得徐州，控制江淮，进行了大量的活动。从此，徐州地区成为他的广阔后方。他部署诸弟司马腾、司马略、司马模分守重镇以为形援。然后他移檄征、镇、州、郡，自为盟主，并于光熙元年（306年）把惠帝从长安夺回洛阳。接着，惠帝暴死，成都王颖、河间王颙相继被害，继立的晋怀帝完全在司马越的掌握之中。司马越在皇族中已没有强劲的对手，八王之乱至此告终。胜利的司马越赢得了疮痍满目的山河，也独吞了八王之乱的全部恶果。匈奴刘渊、羯人石勒的军队动辄威胁洛阳，使司马越不遑宁处。
司马越并不具备皇室近属的名分，号召力有限。因此他力求联络关东的士族名士，利用他们的社会地位和实际力量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关东是士族比较集中的地方，他们的向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司马越统治的命运。但是关东士族同宗室王公一样，在十几年的大乱中受到摧残。有些人鉴于政局朝秦暮楚，尽量设法避祸自保。名士庾敳见王室多难，害怕终婴其祸，乃作《意赋》以寄怀，宣扬荣辱同贯，存亡均齐思想。还有一些人逃亡引退，如吴士张翰、顾荣辞官南归，颖川庾衮率领宗族，聚保于禹山、林虑山。这种种情况，反映了很大一部分士族名士的避世思想和政治动向。司马越必须在星散的士族名士中找到有足够影响的人物列于朝班之首，才能号召尽可能多的士族名士来支持他的统治。夙有盛名的琅邪王衍被司马越看中，他们密切合作，共同经营一个风雨飘摇的末代朝廷。
王衍郡望虽非东海，但是是东海的近邻。王衍家族的社会地位，高于东海国的任何一个家族。王衍是其时的名士首领，以长于清谈为世所宗。据说此人终日挥麈谈玄，义理随时变异，号曰“口中雌黄”，朝野翕服。一书，记载了清谈家王衍的许多佚事。不过王衍的玄学造诣，声大于实，史籍中除了记他祖述何晏、王弼“贵无”思想和反对裴的“崇有”之说等寥寥数语以外，不言他对玄学究竟有什么贡献。清人严可均辑《全晋文》，竟找不到王衍谈玄内容的任何文字材料。王衍死前曾说：“呜乎！吾曹虽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虚，戮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从此，王衍就以清谈误国受到唾骂，至于千百年之久。
王衍主要是一个政治人物。他口头上虽说“不以经国为务”，自称“少不预事”，但青年时代就“好论纵横之术”。以后除了一个短时间以外，王衍始终居于朝廷高位。王衍之女，一为愍怀太子妃，一适贾充之孙贾谧。可见他在西晋末年宫廷倾轧这一大事中既结后党，又结太子，两边观望，期于不败。王衍另一女为裴遐妻，而裴遐是东海王司马越妃裴氏从兄。王衍通过裴遐，又同东海王越增加了一重关系。以上种种，都是王衍所结的政治婚姻，反映王衍在政界活动的需要。他被石勒俘获，临死犹为石勒“陈祸败之由”，并且“劝勒称尊号”。他恋权而又虚伪，服膺名教与自然“将无同”的信条。他和司马越作为西晋末代权臣，除了操纵皇帝，翦除异己，羁縻方镇，应付叛乱以外，没有推行过任何有积极意义的措施。
司马越与王衍，是一种各有图谋的政治结合。司马越以其宗王名分和执政地位，为王衍及其家族提供官位权势；王衍则为司马越网罗名士，装点朝堂。当时北方名士团聚在王衍周围的，数量很多，其中的王敦、谢鲲、庾敳、阮修，号为王衍“四友”。由于王衍的引荐，诸王、诸阮以及谢鲲、庾敳、胡母辅之、郭象、卫玠等名士都被司马越所延揽，南士也有辟司马越府者，所以史称越府“多名士，一时俊异。”这些人祖尚玄虚，多半没有政治能力，在司马越的卵翼之下醉生梦死，等待着命运的安排。他们之中多数人陆续过江，庇托于江左政权；有些名士则同王衍一起被石勒俘杀。
东海王越妃出河东裴氏。西晋时裴氏与王氏齐名，时人以两家人物逐个相比，以八裴方于八王。裴妃兄裴盾、裴邵，都是司马越的重要助手，也是司马越联系士族名士的又一桥梁。不过裴盾、裴邵没有来得及过江。裴邵随司马越出项，死于军；裴盾后降匈奴，被杀。裴氏与司马越个人关系虽密，但其家族不出于河南，与司马越府椽属多出于河南士族者，毕竟有所不同。这种河北河南的畛域之见，当渊源于昔日司马颖居邺、司马越居洛阳而相互对立的历史。所以裴氏家族重要人物与其他河北士族一样，罕有过江者，因而裴氏家族没有在东晋政权中取得相应的地位，以继续发挥象王氏家族那样的政治作用。
由上可知，惠帝末年和怀帝时的西晋朝廷，以司马越、王衍为核心操持政局，由士族名士装点其间，实质上就是司马越与王衍“共天下”。可以说，这是“王与马共天下”最早的一种组合，一个形态。
在司马越、王衍操纵之下，另一个王与马相结合的政治中心正在形成，这就是晋琅邪王司马睿与琅邪王导在徐州开启的局面。
王氏家园所在的琅邪国，是司马睿的封国。司马睿的琅邪国与司马越的东海国相邻，都在徐州。司马睿的祖父司马伷曾出为镇东大将军、假节、都督徐州诸军事，镇下邳，《晋书》卷三八本传称其“镇御有方，得将士死力。”后来，当司马越收兵下邳，准备西迎惠帝时，起用琅邪王司马睿为平东（后迁安东）将军监徐州诸军事，留守下邳，为他看管后方。司马睿受命后，请王衍从弟、参东海王越军事的王导为司马，委以重任。由司马越、王衍在洛阳的关系，派生出司马睿和王导在徐州下邳的关系，王导在司马睿军府中的重要地位，可想而知。
司马越物色司马睿，还有历史渊源。司马越与司马颖对峙之时，司马睿与其从父东安王司马繇先居洛阳，后居邺城。那时司马越已通过辟于越府的王导对司马睿施加影响。荡阴战后，司马繇被司马颖杀害，这更坚定了司马睿在成都王颖和东海王越之争中投向东海王越一边的决心。司马睿在王导劝诱下南逃洛阳，转回琅邪国，在那里接受了司马越的号令。从种种迹象看来，司马睿、王导同莅徐州下邳，不是偶然的组合，而是司马越、王衍精心的策划与安排。洛阳司马越与王衍的组合，下邳司马睿与王导的组合，都是日后建康“王与马共天下”的前奏。
不过，情况还是有区别的。洛阳司马越、王衍的组合，掌握实权的是司马越；而徐州下邓司马睿、王导的组合，王导却起着主导作用。那时，司马睿还是一个“恭俭退让”，“时人未之识”的一般宗室成员，而王导已经具有政治阅历和名望，可以把司马睿置于自己的影响之下。《王导传》叙述这一段关系时说：“〔导〕参东海王越军事。时元帝为琅邪王，与导素相亲善。导知天下已乱，遂倾心推奉，潜有兴复之志。帝亦雅相器重，契同友执。帝之在洛阳也，导每劝令之国。会帝出镇下邳，请导为安东司马，军谋密策，知无不为。”透过这一段夹杂著攀附之辞的叙述，我们可以看出，司马睿在北方所经历的大事，几乎全出王导的主动筹谋。王导在邺城、洛阳、下邳，早已发现了司马睿“奇货可居”，很像当年吕不韦在邯郸发现了秦国的子楚一样。子楚曾约定分秦国与吕不韦共之，而司马睿后来实际上与王导共享东晋天下。
永嘉政局，纷乱异常。刘渊等交侵于外，怀帝、司马越构嫌于内，州郡征镇叛服不常，流民暴动此伏彼起。司马越、王衍力图在政治上、军事上加强控制，抢据要冲，以维持残破局面。在这种形势下，永嘉元年（307年）九月，司马睿受命以安东将军都督扬州江南诸军事，偕王导南渡建邺。这是司马睿、王导同镇下邳两年以后的事。其时，王衍为门户自全之计，“说东海王越曰：‘中国（案指中原）已乱，当赖方伯，宜得文武兼资以任之。’乃以弟澄为荆州，族弟敦为青州。因谓澄、敦曰：‘荆州有江汉之固，青州有负海之险，卿二人在外而吾留此（案指洛阳），足以为三窟矣。’”孙盛《晋阳秋》记此事，谓王衍辞诸弟时曰：“今王室将卑，故使弟等居齐楚之地，外可以建霸业，内足以匡帝室，所望于二弟也。”依孙盛所记，王衍经营“三窟”，并不是消极地效狡兔之求免于死，而是欲乘王室卑微之时图谋霸业。以后的事实表明，王衍追求的霸业没有实现于齐楚，而实现于扬州的江南；不是假手于王澄等人，而是假手于王导。这是王衍始料所未及的，因为他设想的“三窟”均在长江以北，并未包括扬州江南部分。
《通鉴》系此于永嘉元年十一月，后于司马睿镇建邺二月。
从人物构成和历史渊源说来，扬州一窟，同样是司马越、王衍势力所派生出来的。扬州江南窟成，齐楚已乱，王马天下，只有于此经营。但是此时洛阳尚有怀帝，名分不可僭越，因此形势暂时还不是很明朗的。五行家看到王导在建邺“潜怀翼戴之计”，待机脱离洛阳以称霸江左的事实，谓其时江左“阴气盛也”。这反映晋室社稷南移的可能性，已在时人的估计之中。
司马睿渡江一举，开启了东晋南朝在江左立业局面。不过这不是司马越、王衍的初衷。在司马越、王衍的全盘部署中，渡江的直接目的究竟何在呢？
司马睿、王导受命过江，从军事、政治上说，是为了填补陈敏被消灭后江左的真空，使之同江淮、荆楚呼应，保障徐州，并为中原犄角。这一点与江左原来的政治形势有关，将在本文下节详论。从经济上说，很可能有替坚守中原的司马越、王衍搜括江南财富，特别是潜运江南粮食的目的。
原来，陈敏在洛，为尚书仓部令史，建议于执政曰：“南方米谷皆积数十年，时将欲腐败，而不潜运以济中州，非所以救患周急也。”因此陈敏得以出为合肥、广陵度支。他后来击败石冰，割据米谷丰裕的扬州江南诸郡，也得力于所统运兵。《水经·淮水注》谓陈敏于中渎水域穿樊梁湖北口，下注津湖径渡，以改变湖道纡远状况，缩短了江淮间的航程。此事内容尚有疑点，不可全信，亦非全诬。《太平御览》卷六六引顾野王《舆地志》，谓陈敏在丹阳境开练湖，而练湖之开与维持丹阳、京口间运河航道有密切关系。《舆地纪胜》卷七引《舆地志》，谓京口城南有丁卯港，港有埭，为京口运河航道重要设施，据说“晋元帝子裒镇广陵，运粮出京口，为水涸，奏请立埭，丁卯制可，因以为名。”案司马裒镇广陵，开丁卯埭，为建武元年（317年）事，在陈敏于扬州江南开练湖以济运河之后十年。这些维修江南运河的史实，都与陈敏离都的初衷切合。又，司马睿、王导在徐州时本有漕运任务。徐州治所下邳，当泗水通途。《水经·泗水注》：宿预，“晋元帝之为安东也，督运军储而为邸阁。”司马睿与王导南来，沿中渎水下广陵，过江而达建邺，也是踵陈敏之迹。根据这许多迹象，我推测，司马睿、王导奉命南来，本有与陈敏相同的潜运江南粮谷以济中州的经济目的。
细察王衍“三窟”之说和其后事态发展，可以认为司马睿、王导受司马越、王衍之命南来，并不是为越、衍南逃预作准备。司马越和王衍始终不见有南逃的打算。我们知道，司马越是在逗留东海、收兵下邳以后才得以成为独立力量的。他的军队以徐州人尤其是徐州东海国人为多。洛阳宫省宿卫，也都被司马越换成东海国将军何伦、王景的东海国兵。永嘉四年（310年）冬司马越声称为讨伐石勒而离洛，还以何伦和坚决支持司马越的“乞活”帅李恽等军，奉东海王妃裴氏和世子毗守卫洛阳，监视宫省。这些情况，说明司马越、王衍势力的地方色彩很浓。他们只求死守正朔所在的中原，而不曾考虑偏安江左。其时镇东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周馥建策迎天子都寿春，也被拒绝，周菠以此为司马越、司马睿的军队夹攻致死，这就是史臣所谓“祖宣（馥字）献策迁都，乖忤于东海”一事。司马越的战略意图，是依托徐州，守住洛阳，自为游军与石勒（以后还有苟晞）周旋。王衍是支持司马越这一战略意图的。当洛阳由于刘渊、石勒的攻击而人心浮动，迁都避难呼声甚紧时，“衍独卖车牛以安众心”。后来，司马越、王衍拥军东行，越于道中病死而托后事于衍，衍必欲扶越柩归葬东海，以至于在东行道中为石勒部众追及，王公士庶十余万人俱死。何伦、李恽拥裴妃及世子毗逃离洛阳，世子和三十六王都落入石勒之手，何伦东走归下邳，李恽北走广宗，时在永嘉五年（311年）。
司马越、王衍拥众东行，从战略战术上看不出有其它用意，只是反映了他们以及他们的将士“狐死首丘”的愿望而已。《晋书》卷三五《裴楷传》载东海王越妃兄徐州刺史裴盾大发良人为兵，司马越死，裴盾“骑督满衡便引所发良人东还”，也是东方将士只图奔返家乡之证。
司马越、王衍一心东归而无南渡意图，客观上便利了司马睿、王导在江左独立经营。东方青、兖、豫、徐诸州士族名士则多有在胡骑侵逼之下南走建康者，昔日司马越府俊异陆续归于司马睿府，成为司马睿府“百六掾”的主干，有助于司马睿、王导势力的壮大，而且也显示出麇集江左的这一集团是洛阳朝廷事实上的继承者。尔后江左的门阀士族，大体上都是出于昔日司马越府的僚属。
与司马越、王衍一心东归成为对照的，是阎鼎的西行。阎鼎，天水人，也出于东海王越府参军。他鸠集西州流人数千，欲还乡里。洛阳沦陷后，他翼戴秦王（后来的晋愍帝）西奔长安。裹胁而行的以荀藩、荀组为首的行台诸人多关东人，不愿西去，或者逃散，或者被杀。由此可见，其时除有前述河南、河北的畛域之分以外，还有关东、关西的畛域之分，这在士族人物中确实是一个重大问题，影响着政局的发展。
西晋统治者进行的八王之乱以及随后出现的永嘉之乱，既摧残了在北方的西晋政权，也毁灭了几乎全部西晋皇室和很大一部分追随他们的士族人物。吴人孙惠在上司马越书中说：“自先帝公王，海内名士，近者死亡，皆如虫兽”。王衍一伙惨死在石勒之手，又增加了一堆尸骸。他们在北方彻底失败了。残存的长安朝廷落入西州人之手，也不可能维持多久。只有他们派出的司马睿和王导，在建邺植下了根基。由于皇族劫余无多，建邺的司马睿更不得不依傍具有号召力量的士族琅邪王导。这样，在北方具有雏形的“王与马共天下”的局面，在南方就成为一个新朝政权的基本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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