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8月，就在樊建川的房地产公司跻身四川省十强的时候，樊建川将他多年收藏的抗战文物写成书结集出版。这位集激情、热血与理性于一身的人给他的新著取的名字是：《一个人的抗战》。在首发仪式上，樊建川对于历史和抗战的情感突然爆发，他哽咽难言，泪流满面。
这本书的序言这样写道：
“55年前，抗日战争冲天的狼烟尘埃落定。而今，两军拼死厮杀的战场沧海已变为桑田。战争的亲历者年届高龄，接二连三撒手人寰。这段战争历史正在远离我们的视线，滑入那幽暗的历史隧道，变得越来越抽象和次要。
“我的父亲是在面对面的拼杀中认识‘皇军’的；我们这代人是在《地雷战》、《地道战》、《小兵张嘎》中认识‘皇军’的；而我的女儿已经不认识‘皇军’了，她正享受着日本先进的科技产品带给她的舒适，至于‘日本鬼子’，仿佛只是一个遥远的传说。”
在《一个人的抗战》的封底，樊建川写下了这样一行文字：“我常常想，一个国家的光荣，可以让13亿人中每一个人去分享；而国耻，同样需要每个人都承担！”
启功给他的新书题了两个字：“旁证”，樊建川曾经说过：“我要为百年历史保留细节。”在他看来，历史的细节是正史最有力的旁证，最容易被时光销蚀，他收藏的意义就在于此。樊建川为自己的收藏事业总结出了这样的意义：为了未来，收藏教训；为了和平，收藏战争。
2001年4月21日，四川省博物馆响起了一声漫长而令人感到压抑的警报声。“樊建川抗日文物收藏展”就在这个穿越历史的声响中正式开展，他收藏的数百件抗战文物走出尘封已久的历史，出现在人们眼前。
樊建川和一名老红军共同摇响了他收集的这个性能完好的警报器，它是50年前随侵华日军一路漂洋过海，从日本来到中国的。50年过去了，它仍然令人吃惊地保持着完好的性能，释放着带有血腥和杀戮气息的声音。战争怪兽的幽灵突然被释放了出来，毫无防备的人们纷纷停下了匆匆的脚步，这声音对他们来说遥远却绝非陌生。
2001年9月18日，在“九一八事变”70周年之际，樊建川收藏的抗战文物赴香港展出，顿时引起轰动。
此时，出现在公众视野中的樊建川，已经是一位抗战文物收藏家，他房地产商的身份反而被人们淡忘。
2002年4月，樊建川在北京卢沟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办了抗战文物收藏展。
樊建川第一次到卢沟桥是在1987年。当时正准备转业的樊建川看着这个刚刚建成的、占地数万平方米的博物馆，觉得自己一辈子也不可能有一个像这样的博物馆。2002年，樊建川借办展出之际，仔细研究了一下纪念馆的馆藏文物。此时，樊建川收藏的抗战文物已经有上万件，樊建川觉得，自己收藏的文物和纪念馆的差不多。
樊建川在纪念馆转了转，一个想法慢慢地出现在他的心里：盖一个跟它差不多的房子，然后再把自己收藏到的抗战文物放进去……他突然被自己的想法吓了一跳，原来自己也可以建一个跟卢沟桥的抗日战争纪念馆一样的抗战博物馆！
樊建川冷静下来，仔细想了想。他的企业规模不大，但是挣的钱建两个像样一点的博物馆还是可以的。作为房地产商的樊建川，可以找到很好的设计师来设计博物馆。樊建川开始兴奋起来，他的藏品足够他开一个博物馆，而盖房子则是他的本行。
一种自信在樊建川胸中开始建立，他决定凭一己之力，建一个博物馆。樊建川觉得办博物馆主要是要战胜自己，相信自己能办博物馆，敢想才会敢干。
理想主义者樊建川给自己确立了一个新的目标，博物馆的规划在他的头脑中逐渐清晰了起来。但就在他走出了第一步的时候，他发现，建一个博物馆并不像搞收藏那么容易。对于民营资本来说，投资建博物馆并没有太大问题，在樊建川之前，民间力量建博物馆已有先例。樊建川的问题是：他要建的是一个规模远远超出人们想象的博物馆，这将是一个占地500亩的博物馆群。樊建川将之称为博物馆聚落，他认为这是一种很好的博物馆经营模式。
樊建川首先想到的是北京，洽谈的结果是在卢沟桥地区可以划给他八亩地，有关方面认为卢沟桥的抗日战争纪念馆才占地十几亩地，一个私人博物馆，8亩地足够了。樊建川又跑到上海，上海方面倒是很干脆，同意给他500亩地，但是上海高昂的土地转让金却让樊建川难以承受。
碰壁之后，樊建川把眼睛放回了四川盆地。他先后来到重庆和都江堰，建博物馆的计划得到了当地的支持，但是在土地这一环上还是出了问题。有人怀疑，樊建川是打着建博物馆的旗号搞房地产开发。
樊建川的计划搁浅了。
2003年年初，一次意外的机遇使四川大邑县的安仁镇进入了樊建川的视野。樊建川对安仁镇有一些印象，他知道这个地方地处偏僻，交通不便，是一个非常冷清的小镇。但是在这里樊建川可以以很便宜的价格得到他想要的500亩土地，这样就有足够的空间将他的博物馆聚落逐一完成。用500亩地来建博物馆，这在中国本身就是一个纪录。
作为房地产商的樊建川对城镇规划也了如指掌。在这个历史文化名镇不允许建超过13米高的建筑，这意味着全镇不能有超过4层的楼房，他规划中的博物馆壮士广场将看不到高大建筑、立交桥和烟囱。
樊建川迅速做出了决定：投资2亿元，集中建设一个占地500亩的中国最大的博物馆聚落。樊建川说，当地政府对他的项目非常重视，允诺修一条四车道的公路直通他的博物馆。
作为一个收藏家，樊建川一来到安仁镇，就被镇上刘文彩家族的老公馆吸引，他清楚地知道这15座老公馆的价值。当年，统治四川的刘氏家族建造的这些老公馆，无论面积、规模还是园林艺术水准，都是当时四川最高的。此时，这些老公馆被当地驻军占据，部队觉得这些漏风漏雨、长满蒿草的老房子居住和管理都很不方便。
除了已经成为国家博物馆的刘文彩庄园，樊建川以5000万元的价格，买下了这批藏在山中无人知的珍宝。现在，除了上千万件文物之外，这14座老公馆已经成为樊建川所掌握的最有升值潜力的东西。
选择大邑县安仁镇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在这一年，熟悉房地产政策的樊建川敏锐地感觉到土地政策的闸门即将关闭。如果再不出手，他将失去建博物馆的机会，他规划的博物馆聚落也许从此将永远成为一个无法实现的梦。
樊建川的博物馆梦开始变为现实。
2003年7月16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则消息——《成都兴建抗战文物馆》，樊建川再一次成为媒体关注的对象。这则两百余字的消息说：
“一座占地500亩、建筑面积15000平方米的抗日战争文物展馆已在成都市大邑县开始兴建，预计2005年9月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时将正式开放。
“这座建设中的文物馆计划由万众一心抗战、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国民党战场、盟军参战及日军暴行和汉奸丑态等展室组成，主要以近万件抗战文物真品、图片和抗战英烈群雕等展品和艺术作品展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历史，缅怀抗日民族英雄、爱国志士。展馆是四川省建川博物馆的组成部分，由成都建川房屋开发有限公司等单位建设，主要展品以收藏家樊建川个人收藏为主。”
樊建川始终觉得，他能走到今天这一步，是时代的风云际会和很多历史机遇撞击的结果。
在安仁镇的建设工地上，巨大的施工机械日夜轰鸣，图纸上的规划逐渐变成越来越多的钢筋混凝土建筑。他规划的25个馆正在一点点破土而出，他的设想也一天天地接近现实。而走过了改革开放20多年风风雨雨的中国也一天天地变得成熟和自信，中国人正在越来越精彩地书写着自己的历史。
2005年是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这一年也是海峡两岸关系史上的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在经过半个多世纪的风雨之后，又走到了一起。
在与连战的会谈中，胡锦涛说：
“从你们踏上大陆的那一刻起，我们两党就共同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我们共同迈出的这一步，必将记载在两岸关系发展的史册上。”
这个时候，与亿万中国人一样，将收藏和保存历史的记忆作为自己终身事业的樊建川也激动不已，他立刻感觉到了胡锦涛和连战的这次历史性握手对他的博物馆事业的意义。2005年是抗战胜利60周年，一个甲子的轮回，在中国人眼里有着特殊的意义，是对60年前那场战争进行反思的一个良好契机。樊建川强烈地感觉到，这一年中国人对抗战会作出很多新的阐述和新的结论，并且会产生很多新的观念。
在修建博物馆的时候，樊建川就定在2005年8月15日抗战胜利60周年之际开馆。现在，樊建川开始了最后一百米的冲刺。在樊建川的人生历程中，他似乎总是在一次次地完成在别人看来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直到当年8月13日，对樊建川的事业比较熟悉的人还认为，樊建川的博物馆不可能在两天后开馆。因为，这一天准备开馆的是博物馆的5个分馆：共产党抗日军队馆、国民党抗日军队馆、川军抗战馆、援华美军馆和抗日战俘馆。
熟悉历史的人一眼就可以看出，能不能开馆，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工程能否如期完工的问题。办一个博物馆，不仅仅是把文物放在展馆中供人参观，而是牵涉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樊建川的抗战博物馆，争议最大的就是国民党抗日军队馆，在革命史观的宏大叙事中，为国民党军队正面树碑立传，似乎是一件很难接受的事情。
在为博物馆办“准生证”的过程中，实际情况也是如此。关于现代历史宏大题材的大型民间博物馆，是从来不曾有人涉足的盲区，在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在具体政策和尺度上，到处都有使樊建川寸步难行的障碍，他似乎在一片荆棘密布的丛林中穿行。
樊建川被有的媒体称为“机谋深沉的现实主义者”，商人务实的特质在这时发挥了作用，他找到了与现实妥协的办法。这一年8月15日，建川博物馆以“试馆”的名义开馆。
这一天，樊建川26年来搜集到的上百万抗战文物中的精品与人们见面，包括武器、钢盔、报警器、防毒面具、匕首、军用地图等，其中还有14件国家一级文物。樊建川放在成都市区的上百万件抗战文物终于有了一个妥当的新家。
这天与人们见面的还有3个庞然大物，这是樊建川在开馆前的6月14日在一片杂草丛生的荒地上找到的，这3个由水泥、钢筋、鹅卵石制作的巨大碾子，是抗日战争期间修建军用机场跑道用的，最重的一个达13吨。在中国造不出压路机的时代，数以万计的中国人用血肉之躯拉着这些犹如巨型农具的简陋工具，建起了可以起降巨型战略轰炸机B—29的大型机场，这些轰炸机从四川起飞，将成吨的炸弹倾泻在日本上空。
60年后，这3个见证了当年中国老百姓胼手胝足，筑起血肉长城的大碾子被安放在建川博物聚落的援华美军博物馆的大门旁边。
2005年9月，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大会上，胡锦涛指出：
“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分别担负着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作战任务，形成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态势。以国民党军队为主体的正面战场，组织了一系列大仗，特别是全国抗战初期的淞沪、忻口、徐州、武汉等战役，给日军以沉重打击”。
樊建川迅速把这段文字放在国民党抗战馆正对大门的墙上，替代了原来放在那里的蒋介石发表庐山抗战演讲的那张巨幅照片。樊建川是一个懂得与现实妥协和变通的人，他知道在中国办事光凭热情和金钱是不行的。
此时，建川博物馆尽管已经开门，但是还没有报上“户口”。直到这一年的12月27日，樊建川才走完所有程序。当初参与建川博物馆筹划的许多人，都认为这是一个奇迹，他们很难想象，建川博物馆聚落抗战系列中的国民党馆、川军馆、美军馆、战俘纪念馆竟然能在今天的中国存在。在与现实的不断妥协和变通中，樊建川历经九曲十八弯，达到了他的目的。
在这个比赛耐心和毅力的马拉松式的过程中，建川博物馆的抗战系列分馆经历了馆名、内部装饰等一系列变更之后才获得通过。原来的“国民党抗战馆”在正式开馆时被改成了“正面战场馆”，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题写的馆名和题词也被放在馆内，当做文物收藏了起来。
樊建川觉得，对国民党的抗战，长期以来我们没有给予理智、公正和冷静的对待。在正面战场抗战中牺牲的军人理应得到尊重，这一段历史也应该得到肯定。樊建川的正面战场馆开办以后，得到了官方和民间的一致的肯定和赞许，他把这看做是改革开放的结果。
樊建川原先最担心他父辈那批离休老干部对他的正面战场馆有意见，但最终他最担心的却变成了最不担心的。很多离休的老共产党员在参观之后，一致认为樊建川还原了历史的真实。樊建川说，中国人只有正确地看待和尊重历史，才能对未来负责。以更加开放的心态尊重历史，最终带来的结果是民族的繁荣和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