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手记
福建省三明市位于武夷山脉和戴云山脉之间的梅列盆地。闽江支流沙溪河穿城而过。三明市下辖九县一市两区。红军时毛泽东曾在此作词两首，一首《渔家傲》，写建宁大捷，一首《如梦令.元旦》，其中有宁化、清流、归化、路隘林深苔滑句，写的就是三明属地。
三明在夏商时属杨州之城，周属七闽，战国时属楚，秦汉时属闽中郡，三国时属建安郡。东晋始为县，日沙村县，明改为沙县。民国时为三元县。因此地大山阻隔，交通闭塞，可谓贫穷不堪。有民谣日：小小三元县，三家豆腐店，城里磨豆腐，城外听得见。
1956年三元、明溪两县合并，各取冠首一字，故为三明。
文化大革命中，三明并没有躲过浩劫，它呻吟在闽西北那层层叠叠的山林里，满目疮痍。
就在这个时候，一个人来到了三明市。他叫袁启彤，三明市新任市委书记。袁启彤走马上任的确切时间是1979年4月，一个春意盎然的日子。和他结伴而行的还有新任市长孙贞贵。不知是一种巧合，还是命中使然，人们都把新一届领导班子和刚刚结束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联系在一起，热切地等待着他们的到来，好救救这个城市。
袁启彤上任不久就适逢电影《七品芝麻官》上演。他也是七品芝麻官，他刚刚从临近的永安县调来，在永安县是县委书记，在这里是市委书记，虽然一个是县，一个是市，但论级别，都属县级，都是七品官，于是他就抱着学习的态度，很投入地看人家的七品芝麻官是咋当的。他一连看了两遍，并死死地记住了戏中很经典的一句话：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这话因为分量很重，使他不时咀嚼，思来想去觉得七品芝麻官固然是个好官，但毕竟不是共产党员。共产党讲究为人民服务，讲究做人民的公仆，当然不能把思想境界定到为民做主的档次上。于是他就在一次干部会上发表观后感说：我们也算是一堆芝麻官了，我们不求为民去做主，但得求为民去做事。俗话说公鸡要打鸣，母鸡要下蛋，我们这些芝麻官就从老百姓的芝麻事去一件件做……
一天，袁启彤上班时收到三明市一中一位老师转来的一篇作文，作文是一位初中生写的；题为《等车》。该生以很诙谐的笔调叙述他怎样精确地算计他上学的路线，如何调整自己的步速以及他等车时特有的耐心，即使如此，他也很难准时到校。看完这篇学生作文，袁启彤当即批示，请市委、市府负责同志传阅这篇作文。这篇作文来自一个稚嫩的呼喊，领导们都依稀听到了。
领导们说，咱们都改变一下角色，去挤挤公共汽车吧。
于是，他们不再是什么书记和市长，不再是政府官员。他们把自己想象成急着上学的学生，想象成赶第一班车去钢厂上班的工人，想象成赶早集卖菜的农民……他们挤在空气浑浊的公共汽车里，彼此能听到对方急促的喘息声。他们听任车内粗野的叫骂，听任拥挤的力量把自己挤压成薄薄的没有分量的照片状。他们一瞬间品尝到了什么叫中国的老百姓，以及老百姓所必须经受的生活磨难。
他们被深深地触动了。
经过一番紧锣密鼓的研究、磋商，当然也经过不懈的努力，20多条对人民生活有着重大影响的道路修好了，接着他们又治理了47条支路，公共交通部门投资117万元，新购客车20部，增开了直达车和通宵车，乘车难的问题就这样解决了。
曾几何时，人厕难成了城市病之一。袁启彤他们试着到几个市民密集区的厕所解了几次手，这一试，试出了颇多感慨。有人说，城市说到底是个容器，只是渠道多多，有进者亦有出者。而厕所就是城市的排泄口，在西方国家，厕所就是最好的文明尺度。我们许多人一直弄不明白，那些资本主义国家的饮食男女们，何以把卫生问修得比厨房还宽大，在许多电影或电视里，选择在卫生间演绎故事的概率何以要比厨房大许多。而这一切都隐含着一个曲折的关于厕所进化的故事。
厕所是一个有关乡村和城市分野的话题。
西方一些国家很早就为厕所问题犯愁了。17世纪末，在德国柏林，市政官特意颁布了二条关于处理秽物的法律，凡是进城来买卖东西的农民，每人都要准备好盛粪的器物，当你事毕之后，你可带着你的物什和钱财还有你自己的粪便回去。
因为城市早已不能承受粪便之累了。
排除城市污水秽物一直是西方人魂牵梦萦的事情。最初他们在房子正中掘一道深槽，然后用水冲刷便溺，但由于经常堵塞，致使室内常常臭气熏天。但这种臭气正是一种身份的体现，也正由于这身臭气，后来才引发了香水的问世，它由此推动了一项产业的发明。据说当年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在欧法特的宫中召集一个重要会议时，由于莅1临会议的公侯王爵们着实太多，竞把楼板踩断了，许多达官显贵和皇帝一起掉进了污水池里，饱尝了一通屎尿滋味后才被救起。
即使是法国巴黎也依然臭气熏天。居民们的便壶可以在窗口随便倾倒，楼上的居民仅仅说一声当心水，不等行人躲闪就劈头洒下。成千上万个居民沿街倾倒便壶，成为巴黎一道动人的风景。鳞次栉比的楼群被尿液冲淋得湿漉漉、亮闪闪的，而大街上却弥漫着浓烈的臊臭味，即使再矜持的小姐太太也只得争相掩鼻。著名的罗浮宫也难免其害。法国人尤其是法国男人有随地小便的癖好，不管有否女人在场，一转身就可放水，因而把个罗浮宫弄得点点滴滴行人尿，宫中无处不是臊，最后弄得法国皇帝不得不出面谕示，告知任何人不得在此便溺，哪知颁布圣谕的当天，就有皇子冲着宫墙做小龙吟，弄得皇帝老儿哭笑不得。
后来，一个管宫廷后勤杂事的大臣安吉维勒伯爵想了一个主意，他请人设计了比一般家庭大得多的厕所草图，并亲自参与修改，亲自监工，完成了世界上第一个公共厕所。因没有这方面的工程开支，安吉维勒就想出收费的点子，凡来人厕者每人收费两法郎，因而这也是世界上第一个收费厕所。从这之后，罗浮宫果然干净了许多。再之后，公共厕所的模式渐渐传播开来，西方许多城市争相效仿，最后完全融人到城市文明之中，成为一种标志性的设施。
而城市居民也从中受到启发，经过持续不断的厕所革命，终于进化到今天我们在电影或电视里看到的样式。
这是一个典型的城市化问题。
即使一个普通的公共厕所，也是一个系统工程。它关系到水、电、管道、建筑、管理与维护等问题，而对它的漠视，实际上是一个相当深刻的认识问题。
三明市的公共厕所，无一不是污水横流，臭气熏天。人来时提着裤管踮着脚尖，那模样像是在跳芭蕾舞。三明人戏称一个厕所就是一个芭蕾舞学校，只是它招生不受限制老少皆宜。然而即使这样的厕所也要排队等候。年轻的，踮着脚尖还能坚持，年纪大的就只能听任污水浸泡了。百姓苦，吃又吃不好，拉又拉不得。于是有人骂娘：三明还有没有政府？
袁启彤把市委、市政府的一班人都叫来，在一个小学门口的厕所旁开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常委会。
咱们都好好闻闻这臭味吧，是不是不好闻？可是这里的师生闻了10多年！我们应该多到这里闻闻臭味，好清醒清醒我们的头脑……积了多年的臭味像火焰一样炙烤着三明市的领导们。这是一种彻人心脾的臭，是一种复杂深刻的臭，臭味仿佛刀刃一样锋利，使他们立即下定决心：马上改建新厕所！
第二天，袁启彤又来到小学校，见厕所依旧矗立在那里，问一个主管局长，他小声回道：现在人手不够，抽不出人来……袁启彤摆摆手止住了他的话，二话没说就动起手来。
市委的领导们闻讯赶来了。市府的领导们闻讯赶来了。一个城市的人似乎都来了……当实验小学门口重新矗立起窗明几净的新式厕所后，当那些复杂深刻的臭味被引来的沙溪水冲走的时候，被臭味熏得异常清醒的袁启彤们和孙贞贵们却在思考三明市为何走到这步田地，究竟是什么东西阻挡住了干部们的视线，正像《龙江颂》中一句著名的台词：是不是巴掌山挡住了你的视线……
长期以来，在一些干部，特别是一些领导干部心目中，极少有城市意识，更不要说有城市化的概念。他们被农业学大寨的思想牢牢禁锢着，即使是城市，也要想方设法变成大寨式的城市。以三明市为例，1979年，三明市有20万人口，农业人口占25%；工农业生产总值6亿元，农业只占5%。但是，仅占5%的农业，却使多少干部竞折腰，一天到晚围其打转转，虽然明白挣不了几个钱，但谁都知道抓大寨保险，政治上靠得住。
当时正值全国大搞真理标准讨论，袁启彤就给全体干部出了一个思考题：在三明，农村、城市，何者为大？何者为小？是固守学大寨，还是根据实际情况决定三明市的工作方针？
此题一出，满城哗然。
人们的目光开始在三明城区巡视。这是一个沿河而建的长条状的城市，河东多住居民和行政区，河西多，四周群山环抱，山上密林叠翠，山下楼群逶迤，加上秀水如带，倘若细细端详，正经有几分妩媚呢。可是几多年来，谁也没把它放在心上，冬天里它蒙上一层煤灰，家家户户门前放着用黄土和煤末做成的煤饼，烟囱里升起大股呛人的黑烟；夏天，整个城市似乎就是一截不断排泄的肠子，粪便和污水四溢。苍蝇和蚊虫乱飞，就是原本明丽的沙溪水，也成了一河墨汁样的臭水滚滚流去，带着三明人的耻辱和忧愤悄悄汇人闽江。即使是三明人，这个原本从五湖四海抽调过来的八方豪杰四面精英汇聚而成的人群，也变得浮躁和狂野了，人们都在怨天尤人，眼神中都深含着警惕和敌意。更令人担心的是他们的后代，那些第二代、第三代的三明人，他们本来应该像花朵盛开在沙溪河两岸，现在都成了一串串浑身是刺的野蒺藜。更甚者有些青年整日打架斗殴，结伴滋事，扰乱治安，成了三明的公害。人心不古，人心不再向善。营业员一句话能把老人气死者有之，明火执仗殴打政府人员者有之，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整个三明，一明不明，三明三明，没有文明。可是，这一切原本是可以改变的呀！如果我们不被左的思想袭扰，如果我们把城市建设摆上议事日程，如果我们最终记着城市居民们的衣食住行吃喝拉撒，如果我们拿出战争年代那股劲用在三明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上，三明能会成为今天这个样子吗？
这是每个三明人发自内心的自责。这是一个城市的集体忏悔。
市委和市府的领导们，在忏悔中做出决定：以城市为重点，农村工作为城市服务，把工作重点从农村转移到城市来！
于是，一个有关全城厕所分布的图纸很快绘制出来，袁启彤给它起了一个很有深意的命名：特殊工程，然后郑重其事地把它放在办公桌的玻璃板下，每日目睹，谨记于心。
有人大惊小怪说：这些事也委实太小了吧，一个市委书记不抓大事，光抓鸡毛蒜皮，是不是因小失大？
袁启彤听后从容对日：大政方针，自有中央把握。我等小官，专抓小事。不过，许多人民的小事，加起来就是大事。
俗话说，手里拿着锤子，满大街都是钉子。由于三明市委一班人有了新的城市理念，他们再审视眼前的城市时，就有了另外的发现。
一天市委一班人登上城边的麒麟山。正是重阳，九月九日，登高望远，不见菊花竹篱，但见城市临风，已有些扶摇之态。一班人就感叹起来，城市正在长大，每天有人在此俯瞰，看它如女初长成，也算是一大快事乐事。
市委一班人经此提醒，众人击掌赞日：此议甚好。于是就决定建设麒麟山公园。
此时距今整整20年。在1980年的时候，一个市委班子竞有这样美丽的想法真令人吃惊。据说这想法因为太奢侈曾引起一些街谈巷议。有人说：国家这么穷，还拿这么多钱修公园，这就叫穷烧！也有人说：有这些钱盖个工厂有利润，盖个公园能有啥，那不是瞎子点灯白费蜡！
面对非议，市委一班人一不解释，二不批评。有些事，你看成岭他说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既然看不出妙处，那就暂且不与君说。
但麒麟公园一定要建。
1982年元旦，三明市麒麟山公园正式对外开放。关于它的意义，今天的三明市人民众口一词地说：啥叫站得高看得远？许多城市今天做的事，我们20年前就想到了，这就叫前瞻性……
离麒麟山公园约一箭之地，有一座3900多平方米5层楼高的青少年宫和一座式样别致的青少年会堂赫然而立。这就是市领导们给三明市青少年献的一份见面礼。有句歌词说得好：年轻没有错误。既然年轻，就有很大的可塑性，错误总是难免的，犯了错误改了就是好同志，他们拥有青春，同时就拥有机会。但是，教育青少年，不能仅凭说教，还要有载体，还要有投资，要舍得花钱。在青少年身上投资，就是把钱花到了正经地方，好钢用在了刀刃上。青少年宫内设有展览大厅、游戏厅，有阅览室、美术室、文化室、科技室、舞蹈室、音乐室等。这是一种艺术的吸引，一种情趣的吸引，一种美好心灵的吸引，往日青少年聚集在汽车场打群架的场面已鲜有出现，那种在厕所墙壁和地下通道墙壁上随便涂鸦的下水道文化将要绝迹。三明市的青少年大都吸引到了这里，他们将按照美好的设计开始规划自己的人生，这里又像一艘艘待发的舰船，只等一声令下就满载着希望驶向明天……
在三明市，一直存在着买菜难、买商品难、用水难、用煤难等生活问题。每一种难后面都有着老百姓的苦处和艰难的叹息。但是，这些幽怨被一种左的东西或体制的屏障阻隔住了，使公仆们心变硬了，耳朵塞了，眼睛看不到了。市长孙贞贵说，一切以人民群众的意愿为出发点，就会使我们耳聪目明，办法多多。建设物质文明，不能搞一个模式，建设精神文明也不能搞一个模式，要有多种办法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强的物质需要和精神文化生活。
对于生活难的问题，孙市长理出头绪说：这难那难，问题都出在国营商业独家经营上。现在国营老大不好好干，咱就靠老二、老三干，要让三个兄弟搞竞争！于是就决定积极发展集体和个体商业、饮食服务业，让国营、集体和个体这三家竞争。孙市长还亲自参与筹建以饮食和副食为主、以集体和个人为主的红杏商场。红杏商场占地面积1575平方米，有27家店面，其中饮食业12家，商业服务修理业17家。27家中，集体占20家，个体占4家。国营有3家。
红杏商场建成后，三明市又按照这种三结合的模式投建了农贸市场11个，综合市场11个。几乎在一两年时间里，全市发展集体、个体饮食服务业1088家，比过去网点多出4倍多。
笔者曾于1993年发表过河南郑州市的六大商场引进竞争机制，大打商战的长篇报告文学，这在当时可以称之为全国的新闻热点和亮点，也是市场经济推行以来第一首赞美诗。然而，当笔者获悉三明市早在10年前就引进竞争机制，将商品经济纳入到第三产业并卓有成效地为三明市人民群众服务时，不禁为之汗颜。笔者认为，就其时间跨度来说，当时三明的这些做法，应该是中国经济改革推行最早的城市，也可以说是呼唤中国市场经济最早的呐喊。而这些呐喊又产生在中国最早创建文明城市的三明市，这其中难道没有什么值得令人追寻的东西吗？
1982年1月24日，福建省委第一书记项南在听完三明市领导在省城市精神文明建设座谈会上的发言之后，为三明市概括了三句话：三明三明，为了人民；三明三明，精神文明；三明三明，大放光明。
三明以其自身的风姿绰吸了福建省乃至全国城市的注意，新闻媒体也争相报道三明市开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经验，三明市真如项南同志所言，开始在全国大放光明。
1984年6月，中央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委员会在三明市召开全国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工作会议，推广三明市坚持抓精神文明建设促进物质文明建设，建设政治安定、经济繁荣、精神文明、环境优美、生活方便的新型文明城市经验。
从此，多种形式的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在全国全面展开。笔者在福建采访时特意看望了袁启彤同志。袁启彤现任福建省人大主任。在交谈中得知，他并不是本地人，是1949年随南下服务团来福建的，以后就再也没有离开过福建。他在下边县里当过多年的中学校长、县文化局长，当过永安县委书记。他是一步步上来的。他说他的根须在老百姓中间。他说他当年在农村搞土改剿匪反霸时，有一次，他在沙县盖竹乡病倒了，情况很危急，是农民兄弟用担架抬着他，赤脚赶了50多里山路，把他送到了县医院，拣回来一条命。他一直怀念着那时的干群关系，那时乡亲们都不把他当外人，当做自己的兄弟。他在三明所做的一切，就是想或许他有一天病倒了，三明人还像当年那样，不管山路多滑，林有多深，仍会一如既往地抬着担架救他，这就是对他最高的奖赏。为了三明人，为了普通的老百姓，他愿意豁出一切。
他说：
就是那个麒麟公园，我们顶着压力冒险建设了空中缆车，这时有人告状，结果我本应该提十四级的，没提成，还是个十五级。这算是个人待遇上做出了牺牲。三明市拆除违章建筑时，遇到一个刺头，谁去就骂谁打谁，我不怕，我说天王老子也要碰一碰你，就亲自出面碰硬。市法院一个干部养狗，经常伤人，群众意见很大，但没人敢管，我就带着秘书去找他，他放狗咬我们，把秘书的手都咬了，但他最终还是乖乖地把狗交出来。一个团干部恋爱，人家不干，他就打人，并且当着领导的面打，气焰嚣张，当时没人敢管，我就出面，和当时的团委书记李路英找他。他怀恨在心，放出风说要杀我，那时候大伙都为我担心，项南同志曾亲自过问这件事。但我仍然不怕。我有精神准备，我是战争年代过来的人，用革命精神来搞精神文明，也算是祖传秘方吧……但三明市的精神文明之所以搞得好，我认为最根本的东西有两点，一是因为有十一届三中全会，它是时代精神的集中体现，是历史的一种必然，这算是一种外在的动因；二是这是三明市人民的呼唤，是人民的内在要求。如果没有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仅凭我们几个人是办不成大事的……
袁启彤讲话的语速让笔者想起三明市春天里的沙溪河。这是一个颇具个性而又极富激情的人，即使身为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他却没有官场中人特有的矜持和谨慎。他讲话颇动感情，表情率真而明快，但有时他的言语又很缜密，像作学术报告，显现出学者型领导干部的风范。在他宛如流水的叙述里，三明市不断出现在我的脑海里。这个原本名不见经传的南国小城，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就像原子裂变那样，完成了一个近乎完美的飞跃，成为城市走向文明的先行者。而从袁启彤的叙述里，我们似乎找到了答案，这就是因为十一届三中全会思想照耀的结果。三明小城，原本是脏乱差的典型，也是整个中国城市的写照，然而，当三中全会的思想阳光刚刚从云层透出光芒，我们就清楚地看到它最初的生命律动，它被一种思想激活了，也被一种思想拯救了，这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三明市奋起的过程和迅速成长的过程也得益于人民群众求幸福求富强的内在需求，因为这样的需要，才能焕发不竭的创造精神。这是一种威力无比的能量，它比原子裂变的能量还要大。正是这种自上而下的结合，才有了大放光明的三明市。
自1978年之后，也就是以三中全会为界，共和国的历史书上将神圣地书写一个崭新的词汇：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应该说，开风气之先的河北省保定地区崔中旺村和福建省三明市，这两个农村和城市建设精神文明的先进典型，当时对全国的示范作用和推动作用是巨大的，至今精神文明系统的干部提起风乍起时，都能清晰地记起这两个地方，在他们的心目中，这两个地方无疑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里程碑。然而，事物的发展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崔中旺村和三明市的创建经验似乎没有像人们预期的那样发扬光大。它很快就被另外的声音所干扰。这是一团嘈杂的复合音流。1986年1月17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针对精神文明建设中遭遇的这团嘈杂的复合音流发出警告说：经济建设这一手我们搞得相当有成绩，形势喜人，但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
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内国际政治风云云谲波诡，使党和国家经受了一场严峻的考验。在冷静总结过去检讨错误时，说，如果有错误的话，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还不够一贯，没有把它作为基本思想来教育人民，教育学生，教育全体干部和共产党员。不是错在四个坚持本身，而是错在坚持的不够一贯，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太差。10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主要是思想政治教育削弱了。他告诫全党必须认真解决一手比较硬，一手比较软的问题。
1996年10月，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上通过了《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这是共和国成立以来一次殊为罕见的会议，它的隆重和规格，可以看出精神文明建设在党和国家领导人心目中的重要位置。它的召开，充分体现了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战略思想，表明了我们党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规律的认识更加深刻，领导更加有力。
这是精神文明建设史上又一次里程碑意义的会议。
自此之后，一场轰轰烈烈的群众性的创建精神文明活动开始在全国蓬勃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