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底，中国因为美国的参战而欢欣鼓舞，相信胜利已经不再遥远。仅仅过了一年，即到了1943年，人们的情绪却一落千丈。通货膨胀已经无法控制，工薪阶层营养不良，悲观失望的情绪已经难以掩饰。

    1943年3月间，美国《时尚》杂志的记者为来访的宋美龄女士拍摄了一幅沙龙照。她穿着典雅的紧身旗袍，说的是一口流利的英语。她伴随着蒋介石站在光荣的顶峰，在美国国会的演讲中，她获得了国会议员们的热烈掌声。这年的开罗会议上，蒋介石作为大国领袖与罗斯福、丘吉尔坐在了一起。这是蒋介石夫妇荣耀的顶点，但致命的是，他们在国内统治上的弱点已经在这一年显露出来。光辉与阴影就这样结伴而来，显得极不和谐。

    这一年，由于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遭遇车祸去世，蒋介石继任了国民政府主席。到此为止，他已经获得了所有的最高名位，还在拼命地强化他个人的权力，但政府的无能并不因此而改变。他面临众多问题：他的政治对手共产党在不断提高谈判的条件；他的参谋长史迪威向他索要更多的军事权力；美国舆论从上一年的赞美也转而报道许多对蒋介石政府不利的消息；美国的驻华外交人员主动与共产党接触；日本军队准备发动孤注一掷的最后攻势；在野的反对党派要求国民党结束训政，实行宪政，他们加强了政治活动，要求政治公开。蒋介石的权力开始遭遇到抗战以来前所未有的挑战，而且他在领导抗战中积累的威望已经被政治上的无所作为所抵消。

    在重庆的美国人都觉察到了社会气氛的紧张，日后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当时正在重庆做情报工作，与当地的知识界多有接触。1943年8月他写道：“现存政权已无多大希望，因为它无法在感情上依赖人民大众，在行政上又效率太低，实际上无法为民众做什么有利之事，而骇人听闻的苦难和灾祸总是跟随它的踪迹。”

    国民政府及蒋介石在美国树立的美好印象也开始崩塌，就像一个充气过了分的气球一样，处于快要爆炸的危险状态，幻想的破灭也是在1943年夏。在中国生活长大的赛珍珠曾以《大地》一书荣获1934年诺贝尔文学奖，《大地》一书就是以中国农村为题材的。蒋介石夫妇喜欢庐山，而庐山也是赛珍珠居住过的地方。但赛珍珠不喜欢宋美龄曾在美国风靡一时的谈吐，她评价宋美龄作为罗斯福的宾客，她的举止如同一个任性的公主。有一次她接到宋的侍从打来的电话，说，请马上来，夫人要接见你。赛珍珠从宾夕法尼亚的珀卡西镇匆匆赶来，却发现自己并未受到邀请。要找她的是宋美龄的随员陈珍珠，只说了句“对不起”就了事了。《纽约时报》记者鲍德温则在《读者文摘》第8号上以一名军事记者的身份反映了美国驻昆明的军人长期以来存在的幻灭感。

    对重庆政府来说，危险信号已经不断发出。中国政府实行统治时一向特别依赖道德的声望，因为中国的中央政府历来不过是稀疏而分散地凌驾于广大民众之上的行政和司法官员构成的薄薄的一个阶层。作为统治者，与其说依靠实力，不如说依靠威信和它的公众形象，当人们从怀疑发展到确信它是不道德的政府时，这个政权的命运就岌岌可危了。

    重庆政府想控制日益升腾的物价，但到1943年，情况不仅没有好转，反而是越加恶化了。从太平洋战争的第二年开始，物价直线上升，1943年的生活指数比1937年7月增加了410倍，城市内工人及公务员、教师等几乎无法正常生活下去。在所有居民中，城市居民要比乡村中的农民更加强烈地感受到通货膨胀的威害，而在城市居民中，军人、低级公务员、教师阶层的生活以致生存受到了最严重的威胁，而他们是国民政府权力的重要基础。在大后方囤积居奇的奸商、贪污的官员、走私的军官、控制外汇兑换的权贵等阶层生活得花天酒地，造成社会秩序和道德的极度低下和混乱。

    在1943年发生了奇怪的事，这年已经是抗战的第七个年头，战争是头等大事，可是重庆政府下达了紧缩兵工生产的命令，经费减少，人员也要裁去五分之一。金陵兵工厂的厂长李承干拿出花名册，告诉上面来的人说：“我这里没有闲人，每个人都有工作，一个不多，一个不少，花名册上个个有保人和相片的。”这一年，美国顾问纳尔逊来华调查，结果发现中国兵工生产的水准低下，竟然有的士兵在一年内分配不到一颗子弹。

    知识分子逐渐失去对政府的忠诚，考古学家李济对蒋介石出面支持限价的行动感觉近乎可笑，仿佛经个人要求就会改变经济规律。在昆明，学者们对蒋介石既做英雄，又充做圣贤进行了尖刻的嘲弄。金岳霖拒绝阅读蒋介石的新作《中国之命运》。知识分子们认为，如果他们是真正受到重视的，或者在国难当头之时上上下下的阶层是同甘共苦的，那么即使清贫挨饿也没有失落和怨恨。但在亲眼目睹如此触目惊心的不平等现象和社会上层的奢侈浪费之后，真诚而敏感的知识分子终于开始心灰意冷了。偏偏自大而麻木的政府对教师们忍饥挨饿显得很冷漠，但对加强政治和精神控制却兴趣盎然，党化教育毫不放松。

    前方战士们的待遇日渐低落，与物价形成反比。他们过着半饥半饱的日子，隆冬腊月都是裹着一袭单衣。陆军上将月薪俸收入甚至不如一些行业的普通工人，若以生活指数计算，只抵得战前文书上士的收入。军人的待遇不仅偏低，而且还时常被拖欠军饷，军饷到部队后往往又被一些军官克扣。伙食的恶化带来士兵体质的恶化和衰弱，1943年，中国空运1800名新兵去印度蓝姆伽接受训练，其中有68％的士兵因体格不合格而被淘汰。士兵体质之差由此可见一斑。当时的一位军长承认，“今日如规规矩矩拿薪水，便要饿饭，而且不能做事，势必失败不可；反之，混水摸鱼，贪污舞弊，自己肥了，大家也可沾些油水，倒是人人说声够交情，有了问题大家包涵。这是做好不好，做坏倒好，正义扫地，是非颠倒。”一部分军官经商，有的甚至铤而走险进行走私活动，贪污和克扣士兵的军饷、吃空额的现象形成风气，高级军官精神颓唐，腐化堕落严重。蒋介石并不讳言这一事实，他承认，“自抗战末期以来，我们国民革命军内所表现的贪污腐败的内容和实情，真是光怪陆离，简直令人不敢想象。”但除了以家长式的口气进行道德方面的训导，他没有采取有力的措施来改变这种局面。这些严酷的事实不能不影响到军人的士气。由于上述原因，军队中逃亡的士兵很多，以致各部队无法有计划、有系统地对士兵进行有效的作战技能训练。这种恶性循环导致部队作战能力衰退，而且士兵的大量逃亡加重了军队中已经十分严重的作战伤亡以外的损耗。另一后果是军中军纪废弛，士兵中扰民的违纪行为也日渐增多，招致当地民众产生恶感。国民政府军队的虚弱在1944年日军发起豫湘桂战役时终于暴露于世。

    一个日益老化、僵化、家族化的政府在不知不觉地掏空自己的政治基础，还误以为自己真的可以悬空独立呢。

    这年的6月10日，共产国际正式宣布解散。这一消息在中国引起巨大反响。国民党乘机提出，既然共产国际已经解散，那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的中共也应该随之解散。国民党的内部有两种意见：一种主张共产党交出军权、政权，然后组织可以合法；另一种主张是要共产党和国民党合并。国民党军队还在陕甘宁边区附近集中了16个师，用武力威胁延安和陕甘宁边区。这些行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心理战，重新造成国共关系的紧张和不安。

    到了9月18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主席张澜发表了《中国需要真正民主政治》的论文，严厉批评国民党的一党专政，要求国民党立即放弃一党专政，结束党治，取消党化，从速准备实施宪政。他要求政府首先要做到：（1）立即设立一公开法定的协议机关，容纳各党派参政员及参政会外人士，共同审查宪法，促进宪政；（2）立即宣布人民享有依法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居住、身体之自由；（3）立即承认国民党外各党派之合法存在与活动；（4）在宪政实施前，各级准民意机关，如国民参政会、省县参议会等，应具有审核同级政府的预决算及弹劾同级政府不法官吏之权。这篇敢于直言的论文被印成小册子，在社会上广为流传。

    9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对宪政的要求做出了回应。会议表示要在抗战结束1年后召开国民大会，颁布宪法，实施宪政。蒋介石在会上指出，中共问题“为一政治问题，应用政治方法解决”。10月5日，中共领袖毛泽东也表示了善意，表示“在蒋先生和国民党愿意的条件下，我们愿意随时恢复两党的谈判”。他要求中共代表董必武在和国民党接触时应采取缓和的态度。15日，中共代表董必武重新出席了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陷入僵局的国共关系开始有所缓和。

    1942年滇缅路的截断使得日本对中国的经济封锁完全达成，大后方的进出口贸易均告中断。只有驼峰航线可以使中国得到盟国一点微薄的帮助。1943年，大后方有5266家工厂，资本总额48700万元。但从这一年开始，后方的工业全线走向萧条。新设工厂逐年减少，原有工厂纷纷倒闭。如重庆市原有工厂871家，到1943年停工的达270家。

    以大后方薄弱的工业基础和落后的农业生产来维持庞大的军队和战争开支，支撑由众多的行政与党务人员构成的巨大官僚组织，国民政府的财政必然难以为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