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艰苦的抗战步入了第七个年头。这年元旦，已经重新担任国民政府主席的蒋介石在重庆向全国军民发表演说：“中国胜利在望，围攻日寇，我须承担主要任务。”

    当时的重庆已经解除了灯火管制，有了美国第十四航空队和中国空军的联合护卫，居民已经不再担心日本飞机的空袭。只是他们遇上了新的难题：天天需要面对物价上涨。工薪阶层的生活从来没有这么艰难过。面对来自民众的不满和在野党派的批评，蒋介石在演说中不得不承认：“我们反省自身，实在是不够进步，不只是军事上有待于加强，我们的政治与经济，实未能配合战时的要求”，他许诺要“刷新政治”。不过，蒋介石确信，最艰苦的日子已经过去。

    从中途岛海战以后，日本就已经转攻为守。到了1944年，日本帝国已经是正在西沉的夕阳。它正在惊恐地看着自己逐渐失去空中和海上优势。1943年9月30日的御前会议上，日本确定了防御的底限。也就是说，在太平洋中，日本最少要据守千岛群岛、马里亚纳群岛和印尼群岛；在亚洲陆地上，日军则要控制中国的平汉、粤汉铁路及中南半岛，并延伸到缅甸与印度东部。这一庞大的防御线被称为“绝对国防圈”。

    但所谓“绝对国防圈”不断被强大的盟军轻易突破。美军聪明地采用跳岛战术，兵分两路，发动攻势。一路自西南太平洋出发，以陆军为主，由陆军上将麦克阿瑟统帅；另一路自太平洋中部攻击前进，由海军上将尼米兹统帅。

    1944年2月初，美、英军攻占马绍尔群岛。

    2月26日，美、英军在新几内亚岛北面的阿德默勒尔蒂群岛登陆。

    3月5日，英军温盖特少将的空降兵团在北缅伊洛瓦底江两岸空降。15日，英军第十五军在印东英帕尔发动攻势，28日截断科希马至英帕尔之间的大道。

    3月30日至31日，美、英空军轰炸荷兰迪亚（今查亚普拉），日军第四航空军遭到毁灭性打击。

    3月31日，日本南方军联合舰队司令官古贺大将及司令部幕僚战死。

    日本海军、空军的萎靡不振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散落在东南亚的50多万日本陆军与日本本土的海上交通随时会被美国海军切断，陷入补给中断、孤悬海外的窘境。

    这一年，盟军的空中优势愈发明显。四川的数十万农民被组织起来从事一项巨大的工程建设。40多万农民，自带工具和90天的口粮，步行前往工地，工程从1943年就开始了，1944年1月到2月间，他们更昼夜忙碌。用最原始的劳动方式，在90天内建成了6座机场。对此，美国盟友赞叹不已。美国《圣路易邮报》曾经兴奋地宣布：“我们感激中国供给我们可筑机场的重要据点，以及中国43万人民的劳动。中国这样庞大的人力征调是2000年前建筑万里长城以来空前的一次。”

    从1943年11月起，日军开始酝酿一个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制空权的计划，以求缓解赖以生存的运输问题。11月初，日军参谋本部杉山总长首先提出：“压制中国大陆的美空军似有困难……难道不能从华中和华南打通粤汉铁路，使美空军不得使用中国东南部的基地吗？”

    1944年1月13日，日军大本营经过御前会议，核定了这个试图挽救日本命运的行动方案，也就是“一号作战计划”。

    一条从日本—朝鲜—华北—华中—华南—越南—泰国—新加坡的漫长的大陆交通线，被考虑用来替代海上运输线，同时也是为日本本土危急时在亚洲大陆与盟军决战预先留好的最后退路。日本军方勾勒出的这条交通线，其中平汉路南段、粤汉路中段和湘桂铁路牢牢控制在中国军队手里。与其坐以待毙，不如放手一搏。日军大本营再次把目光注视到沉寂已久的中国战场。“一号作战计划”有两大重点：一是打通铁路线，二是攻击与摧毁中、美空军在江西、湖南与广西所有的空军基地。走投无路的亚洲海上霸主如今把陆上交通当成了救命稻草，以便挽回或者缓解战场上的颓势。

    4月，日军进入河南，一号作战开始。这次作战中，日军在洛阳、衡阳、桂林遭遇到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尤其是守卫衡阳的中国第十军官兵创造了许多例外。以往日军攻城都是以少敌多，但日军围困衡阳则是以多围少。中日战争中，双方伤亡率之比一般都是中国方面超过日本5倍以上，但衡阳守城战的结果却倒了过来，第十军参加守城的官兵17000人。据日军记载，缴械的第十军官兵共13306人，其中大部分为伤病员，能战斗者约4000人，牺牲约4000人。而根据日军公布的数字，日军死伤高达19380人，仅高中级的军官就死亡390人，负伤520人。至于孤军守城时间之长也是抗战史上前所未有的。本来，第十军的任务是守卫10天到半个月，但他们孤军坚持了47天。参与攻城的日军第一二〇联队长儿玉秀雄感叹衡阳之战是“近代战争中罕见的悲壮的决斗”。

    但这次大战更暴露了重庆方面的弱点，在反法西斯各个战场高奏凯歌的时候，中国战场却在难堪的败退。到1944年夏秋之际，长沙陷落，衡阳危急，内政不力对军事的影响已经充分暴露，在战场上挫折连连的蒋介石的威望日低。国内外人士普遍忧虑，并对负有领导战争的蒋介石和他的中央政府提出了严厉的批评。美国《圣路易报》直率地提出：“第一，我们至少能够利用空中堡垒一次，以协助中国防御内地，予敌以摧毁性的打击。第二，我们要坚决设法使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之间获得和解。第三，我们可以劝蒋委员长迅速对他的政府的效率，与他的课税法律进行早应该进行的改革。”

    史迪威将军对蒋介石的政府大失所望，而将目光投向了中国共产党的军队，提出中国共产党的军队也可以分享美国运送来的战争物资。但蒋介石大为不满，并产生迫使美国总统罗斯福召回史迪威将军之念头。

    但共产党的强大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唯一令人欣慰的是，从1944年5月间，停顿已久的国共两党谈判在西安重开。双方代表林伯渠与王世杰、张治中谈判了5次，最后一次会面时，把会谈结果整理成记录。后来谈判移到了重庆，谈到8月还是没有什么结果。

    9月间，国民参政会在重庆召开。参政员们纷纷对国民政府提出质询，用词的严厉和涉及问题的广泛，前所未有。涉及到了诸如河南、湖南的战败、通货膨胀、贪污、控制舆论和党化教育等。国共关系这一大问题第一次走上了作为民意机关代表的国民参政会的议程。参政员终于知道，共产党的军队在7年的抗战中已经拥有了47.75万人的军队，另外有120万的民兵。已经在敌后建立了15个根据地政权，选举了自己的政府。

    9月15日是个难忘的日子，这一天林伯渠代表共产党正式提出了要建立“联合政府”，共产党人显示了力量和自信。毛泽东后来解释说：“‘联合政府’这个口号是由于国民党在军事上的大溃退，欧洲一些国家建立联合政府，国民党说我们讲民主不着边际这三点而来的。”

    9月19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举行代表会议，决定改名为中国民主同盟。

    24日许多党派和知名人士如冯玉祥、邵力子等500多人聚会，要求改组国民政府，成立联合政府。

    9月的蒋介石很郁闷，不仅面临国内要求宪政的强大压力，来自盟国的压力也是空前的。9月18日，美国罗斯福总统向蒋介石发出一份措辞极为严厉的电报，电报称：“因阁下延搁委任史迪威将军指挥中国所有之军队，致损失中国东部之重要土地”，“盟军在太平洋之跃进诚属迅速，但除非阁下立即积极行动，在太平洋之迅速跃进对于中国战场之影响亦将不免有‘来不及’之叹。”电报态度强硬地催促蒋介石交出指挥权。深受刺激的蒋介石拒绝了美国总统的要求，而做出了撤换史迪威的决定。此时正是美国大选投票前夜，罗斯福为避免麻烦争取连任，迅速撤换史迪威，此一事件以蒋大获全胜而告结束。但他的弱点已经暴露，和罗斯福总统之间的关系也出现了裂痕。

    美国总统特使赫尔利来华，他11月7日赴延安访问，带去的是国民党的方案。但在与毛泽东等共产党领导人会晤中，赫尔利主动提出了建立联合政府的建议。11月10日，赫尔利偕周恩来返渝，带回一个与中共签署的5点新协议，核心是改组现政府为联合政府，改组军事委员会为联合军事委员会。数日内赫尔利一口气赞同了两个截然相反的方案。新方案在国民党一方引起的震动可想而知，但王世杰仍向蒋介石进言：“不可使赫尔利成为史迪威第二。”意思是刚刚赶走史迪威，不能再将赫尔利赶走了。

    正面战场的噩梦还在持续，广西已经数年无日军踪影了，1944年秋，桂林守军突然发现自己已经腹背受敌。南有从越南而来的日军，北有从湖南而来的日军。打通连接湖南与广西的湘桂铁路是日军最后的目标。桂林、柳州相继沦陷，日军一直打到了贵州的独山。

    从1944年4月中旬到12月初，战事绵延了8个月之久。日军如愿以偿地夺取了平汉、粤汉、湘桂3条铁路干线，从而打通了中国大陆的交通线。占领了洛阳、长沙、桂林等3个省会以及郑州、许昌等数百个大小城市，占领了衡阳、零陵、柳州、丹竹、南宁等7个空军基地和36个飞机场。

    中国损失军队50余万，损失的武器装备可以用来装备40个师。大片国土沦丧，兵源及粮源大为减少，民众生活雪上加霜。

    当日军为打通大陆交通线而最后一搏的时候，中国正在努力打通中、缅、印的交通。靠驮峰空运来的物资量根本无法满足中国对物资的需求。1943年底退入印度的远征军经过整补和换上美式武器装备后，开始向缅北发动反攻。1944年5月在云南的远征军向滇西的日军发起反攻。与第一次入缅作战不同，这次中国军队反攻缅北滇西，享有美国空军保障的制空权，补给和医疗救护也有充分的保障。在收复滇西和缅北以后，1945年1月27日，中国驻印军与远征军在中缅边境的芒友会师。

    在滇西、缅北的反攻中，蒋介石与美国总统罗斯福围绕史迪威的问题，有许多信件往来。他们把豫、湘、桂称为东战场，而把滇西、缅北称为西战场。中国装备最好的军队被用在了西战场，而美国运来的武器装备也主要用于美国驻华空军与远征军。尽管西战场节节胜利，但东战场的惨痛失败令蒋介石在国内的处境非常窘迫。他把怨恨发泄在了史迪威身上，他对罗斯福表示，北缅一隅之胜利实不足以抵中国东战场之损失。最终使罗斯福总统召回了史迪威将军。

    巧合的是，当日军打通大陆交通线的时候，中印公路也开通了，后来蒋介石命名这条路为“史迪威公路”。日本打通的大陆交通线除了给中国一次最后的破坏外，对日军并没有带来实质性的作用，而中印公路的开通给中国带来的却是源源而至的美援，这导致了后来在湘西雪峰山日军最后一次进攻作战时的惨败，也导致了国共力量对比的急速变化。

    1944年，八路军一边恢复根据地，开始局部的反攻，一边开始军队的正规化建设，以适应全面反攻的需要。8月至9月，中共中央军委的高干会议在提出由以游击战为主到以运动战为主的军事战略转变时，认为在组织形式上多编组团、师和集团军，扩大炮兵、工兵和坦克兵。与抗战中期的坚持农村，巩固根据地，保存抗战实力，与日寇“熬时间”的战略已完全不同。新的战略可以概括为：除内线反攻外，积极与美军配合，向南方发展，向城市进军。

    1944年，对许多中国人来说，是伤心而愤懑的一年。临到抗战最艰苦的时候，官僚政治暴露出了自己的无能。筋疲力尽的民众继续感受着战争的恐怖，而恶性的通货膨胀也极为可怕。谁都知道黎明是逼近了，而黎明前的黑暗越发叫人难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