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1945年的中国，大后方还没有从日军“一号作战”带来的巨大冲击中完全恢复过来。1944年9月，毛泽东就延安与重庆间的实力对比做出了一个判断，他认为国共力量的对比已经是势均力敌，考虑到日军在“一号作战”中的进展顺利，也不排除共产党的力量超越国民党的可能。这个判断促使中共提出了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但这个建议被已处在困境中的蒋介石断然拒绝。他认为召开党派会议等于分赃会议，组织联合政府，无异于推翻政府。

    这一年的1月28日上午，卫立煌的滇西远征军与孙立人的驻印军新一军在芒友附近的山坡上举行了会师典礼。这两支与日军恶战取胜的军队给蒋介石带来了自信与底气。更重要的是，随着滇西缅北反攻的成功，中国、印度间的交通完全恢复，这条从莽莽林海中开辟的道路被命名为史迪威公路。和这条公路同时进行的是中印输油管道的铺设，这条1850英里（1英里约合1.6公里）长的管道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输油管道。美国生产的大量援华物资从中印公路与滇缅公路运到国内，30多个师被迅速用美国军械武装起来，而更多的美国援助物资还源源不断地到来。这些物资都武装了重庆辖下的军队，而共产党的军队得不到丝毫的补充。国、共两党的军力对比在数月之间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国民党依旧占了上风。

    一二月间，赫尔利及魏德迈分别在大使馆和美军司令部训话，表示美国只承认国民政府，并让属下所有工作人员签字保证，未经蒋介石同意不得与任何党派或组织商谈军援和经援问题。对违反这一规定的官员则施加压力，直至调离中国。这一规定致使了解中国政治，对共产党比较同情的驻华人员包瑞德、戴维思、谢维思等相继离职。魏德迈决定，任何武器装备不管任何用途，未经蒋介石同意不得分发，坚决反对将美国物资供给共产党或其他集团。4月2日，他在华盛顿的记者招待会上公开表示，美国只同蒋介石合作，不同共产党合作。

    这年3月，日军发动了湘西之战，目的是摧毁芷江机场。这次战役，是在华日军发动的最后一次大规模的攻击作战，进攻的日军第二十军遇到的对手已经是以美式装备为主的中国军队了。战事持续到6月，日军在雪峰山被包围，死伤近3万人。经此一战，日军在中国战线改为全面的收缩防守，而中国军队开始转入反攻。反攻的区域是从广西发起，重新收复了柳州、桂林。收复桂林已经是7月28日，离日军投降之期已非常近了。

    尽管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分别开始了反攻，但考虑到日军在中国大陆的军力，国、共双方领袖都估计到中日战争会在1946年左右结束，美国方面在年初的判断也大致相仿。但随着美国原子弹的投放和苏联出兵东北，胜利迅速来临了。可叹的是当时的中国因为工业化的薄弱，只是有大国之名，并无大国之实，虽然顽强地坚持到了最后，但真正的胜负却不是在中、日军队之间决定的。

    中国当时号称四大国之一，与英国、美国、苏联并列，但国际间最后还是凭实力讲话。西方的政治家和政治原则在传统上就是尊重实力，根据实力来分享权力。落后不仅挨打，就是成了胜利者还要受到不公平的待遇。中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巴黎和会上已经有此教训，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将要结束时签订的《雅尔塔协定》更是明显的例证。

    1945年初，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等在黑海克里米亚半岛上的雅尔塔举行会议，罗斯福总统最关心的是对日战争，他估计如果没有苏联参战，美国将要付出100万人以上的死伤代价和以更长的时间击败日本。斯大林表示可以参加对日作战，但同时提出了参战的条件。

    2月11日，英国、美国、苏联三国首脑在克里米亚半岛签订了《雅尔塔协定》，主要内容是，德国投降后一两个月内，苏联将参加对日本作战。条件是：外蒙古保持现状；恢复俄国1904年以前的所享权益，即库页岛归还苏联，大连港国际化，苏联有优先权；苏联恢复租用旅顺为海军基地，中东铁路与南满铁路由中苏共管，苏联承认中国在东北的主权。这个条约的特点便是牺牲中国的利益，而且在签订时中国政府完全不知情。直到6月15日，美国特使赫尔利将《雅尔塔协定》的内容告知蒋介石，苏、中才开始谈判。后来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实际上认可了《雅尔塔协定》，但条件是苏联将援助物资和军用物资全部供给、支持国民政府。国力羸弱加上内部分裂，在国际权力的大格局中，中国难免仰人鼻息了。

    7月26日晚9时20分，美、中、英三国向日本发出由杜鲁门、蒋介石和丘吉尔签署的《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27日，东京时间早晨6时，日本广播电台播出《波茨坦公告》的全文。当天，日本首相铃木主持召开最高战争指导会议，用一整天时间讨论日本政府对《波茨坦公告》的立场问题。最后日本决定拒绝接受《波茨坦公告》。这一决定导致的直接后果，一是招致8月6日美国向日本投放原子弹；二是招致8月8日苏联正式出兵中国东北。

    8月10日下午8时，日本广播宣布日本政府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正式照会已经托瑞士及瑞典政府转致中、美、英、苏四国。重庆的中央广播电台播送这一消息时，播音员感情激越，在播音结束时，他激动地说：“诸君，请听陪都欢愉之声！”此时，收音机中传出响亮的爆竹声、锣鼓声以及外国盟友“顶好、顶好”的声音，欢呼声如春雷般炸响开来。那是个欢腾的夜晚，那种气氛会让拘谨的变得放纵，沉郁的变得豪放。市民自发结队游行，高呼万岁，狂饮高歌者比比皆是，辛酸而艰苦的日子总算没有白过，被压抑8年之久的神经需要痛快地宣泄，庆祝活动通宵达旦。

    就像一场足球赛，比较起过程，更重要的是结果。生存和胜利永远是最重要的。中国利用持久战略生存了下来，坚持到了胜利的到来，从而一跃成为世界四强之一，奠定了今日在联合国担任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基础。国、共代表出席了在美国召开的旧金山会议，共同见证了这一光荣的时刻。

    胜利之后，流亡到西南的数千万移民蜂拥东进，喜归故乡，无人能够遏止这股耐不住乡思之苦的奔腾人流。胜利带来了无穷的欢乐，欢乐到最后集中到了复员与返乡。胜利之初的那几天，许多人在明月升空的时候爬上重庆位置最高的地方，三两成群的人静静地坐着，默默地俯视着月光下的山谷与河流，向战争、向重庆做最后的告别。

    中国政府根据盟国的协议，接受中华民国（东三省除外，归苏联军队受降）、台湾与越南北纬16度以北地区内日军全部陆、海、空军的投降。中国政府对待战败的日本，采取了以德抱怨的政策，在国内政局动荡不安的情形下，仅用了1年时间就把日俘与日侨遣返回日本。

    但胜利的光辉因为国内政治争端的白热化而晦暗了许多。在受降之时，国、共的矛盾已经非常尖锐，因此共产党被排除在了受降的行列之外，对此，共产党的反应就是公开藐视重庆的权威而自行其是。后来，蒋介石与毛泽东在重庆有过会谈，双方达成了“双十协定”，在协定签字后的第二天，毛泽东才返回延安。但和平是脆弱的，第二年，大规模的国、共内战重开。国民党政府如果将对待战败了的日本军人与侨民的宽厚精神施于国内的政治对手，许多悲剧和惨剧将不会上演；如果它能够深刻领会抗战8年之后国、共之间力量对比的巨大转换，就不会过于妄自尊大，轻用武力，也就不会失败得那么迅速、那么凄惨。在日本军事机器的打击下，这个政府支撑了8年，但面对从农村中成长起来的共产党军队，仅仅4年就土崩瓦解了。4年在历史长河中是极短暂的一瞬，但中国的命运从此改变。

    抗日战争让中华民族付出了无比沉重的代价——亲人被野蛮屠杀，家园被夷为废墟，财产遭受掠夺，颠沛流离的逃难，战场上的流血牺牲。抗战的胜利给了中国丰厚的回报：台湾、澎湖列岛的收回，国际地位的恢复并成为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不平等条约的废弃，一场真正的胜利。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伟大的民族战争，在抗战的那个大时代，千千万万的士兵倒下了，千千万万的民工倒下了，当时他们像蚂蚁被踩在脚下似的一点声息也没有，但战争是靠他们才能够坚持下来的。大公报记者徐盈在抗战胜利前后，曾经走访了大后方的许多地域，也接触到各种不同的人群，他感慨地写道：“我在中南和西南走了9省，最大的收获就是从广大人民的面孔上，发现了我们韧性的民族同时也是一个会笑的民族，就是再有多少愁苦，我们的民族也能够用笑将它冲淡了。会笑的民族是不会失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