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15日，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日子里，蒋介石对全国军民与友邦人士发表了广播讲话，他说：“……此次战争发扬了我们人类互谅互敬的精神，建立了我们互相信任的关系，而且证明了世界战争与世界和平皆是不可分的，这更足以使今后战争的发生，势不可能。我说到这里，又想到基督宝训上所说的‘待人如己’与‘要爱敌人’两句话，实在令我生无限的感想，我中国同胞们须知‘不念旧恶’及‘与人为善’为我民族传统至高至贵的德性；我们一惯声言只认日本黩武的军阀为敌，不以日本的人民为敌，今天敌军已被我们盟邦击溃，我们并不要企图报复，更不可对敌国人民加以污辱，我们只有对他们为他们的军阀所愚弄所驱迫而表示怜悯，使他们能自拔于错误与罪恶，要知道如果以暴行答复敌人从前的暴行，以奴辱来答复他们从前错误的优越感，则冤怨相报，永无终止，决不是我们仁义之师的目的。”这个演讲的精神可以用4个字来概括，就是“以德报怨”。

    日本人恢复理智的时候，表现了尊敬强者、服从性很强的另一面，对战胜者彻底顺从并保持了纪律。历史学家黄仁宇参与并目睹了受降活动，他在后来的回忆录中回顾了当时的气氛：“我自己于1945年9月初随第三方面军先遣部队抵上海，又随副司令长官郑洞国将军赴南京，此时京沪铁路全倚尚未受降之日军警卫，而一路秩序井然。黄埔路中央军校旧址为9月9日冈村签署降书场所，所有会场布置工作，一部由日本士兵担任，他们垂首听命毫无参差情节。据通日语之同事道及，他们下级军官对士兵训话仍保持十足威权，毫无恐惧失控情态。凡我所目睹身受，日军上至将领下至士兵全部驯顺有礼。我与彼等相处数月未曾闻一句不逊之言，亦未见一个抱怨怀憾的表态。不久之前尚有一位友人在纽约《世界日报》为文称，彼曾在当日见及日军宪兵队尉级军官。因为日本宪兵平日为非作歹，终战后此等军官成日被居民痛打，但彼等受有冈村命令不得回手，以致每日脸部打肿，仍奉行命令如故。”日本军队在投降过程中显示他们惊人的服从性，中国内部的政治冲突也常使他们左右为难。

    从1945年8月到1947年5月，中国各地共逮捕日本战犯2357名，相继在北平、南京、上海、汉口、广州、太原、徐州、济南、台北、沈阳等地，设立审判战犯的军事法庭。经过各地的紧张审判，35名战犯被执行死刑，遣返回日本者933名，引渡出国者27名，尚有在押战犯1137名，转移到司法机关者数百名。为统一审判在华日本战犯，中国于1946年2月15日正式成立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任命石美瑜为庭长，王家楣为主任检察官，审判由中国驻日代表团引渡的和从全国各地法庭移交的日本战犯。中国军事法庭对南京大屠杀的首犯之一谷寿夫、乙级战犯田中军吉，在南京紫金山下进行“杀人比赛”的向井敏明和野田岩，侵华日军第二十三军司令官酒井隆、侵华日军华南派遣军司令官田中久一等进行审判，并处以极刑。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东京审判是从1946年5月开始，最后裁决东条英机、松井石根、土肥原贤二、坂垣征四郎、广田弘毅等为甲级战犯，并处以绞刑。战争责任之所在，国际社会早有定论。

    根据以德抱怨的政策，从1945年11月第一批遣返船从塘沽港离岸开始，到次年8月21日最后一批日俘、日侨在日本登陆为止，共计有125.5万余名日俘，784974名日本侨民从塘沽、青岛、连云港、上海、基隆等港口乘船回国。之后，还有日俘、日侨陆续回国，总数达到310万人。遣返用了10个月，而当时一些外国人估计，中国的遣返工作需要4年半左右。当时的中国内部并不安宁，但中国政府依然动员大量交通工具和船只，让这些曾经在中国犯下暴行的日本人及时回到他们的家园。考虑到日本已成一片废墟，为减少他们回国后的生活困难，中方还允许他们每人携带30公斤的行李。

    日本入侵给中国造成的损失到现在还无法予以准确的统计，战争刚刚结束时的官方统计结果载在国民政府《关于中国对日要求赔偿的说贴》中，仅财产损失就达350亿美金，死于战场的中国军人达到340万人，平民直接死于战争的有700多万人。在稍后行政院的一项统计中，中国战时损失达到620亿美元。而从共产党执政以后的全面性的调查统计看，日本侵略造成的损失更加巨大，1931-1945年间，中国军民伤亡3500万人，直接经济损失1000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5000亿美元，数百万妇女被强暴。

    但中国得到了多少赔偿，区区2500万美元！中国接受赔偿委员会从1948年1月11日派“海康”号轮船到日本横须贺接收日本赔偿物资，到1949年9月，派船只22次，运回赔偿物资15404箱。全部价值就是2250万美元。对国民政府提出的620亿美元损失，只占万分之三。

    国民政府并没有放弃对日本的赔偿要求，但国民党在大陆失败以后，退守台湾，虽然还在国际上以中国名义进行外交活动，但地位之脆弱已自不待言。而日本坐收渔利，仅以不承认新中国就能够使得台湾的国民党人在赔偿问题上节节退让，而美国也要扶持日本对抗共产主义势力，到1952年《旧金山和约》正式生效数小时前，台湾的国民党政府放弃了对日本的赔偿要求。以致台湾学者余河青评论说：“血战8年的我国，在日方坚持下，所争取的只不过是‘自动放弃’的极度‘宽大精神’罢了”，“该日本代表对我们之宽大精神，似乎毫无感谢之意，反而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真是痛心之至”。

    外交需要实力，而实力的形成需要内政的和谐与清明，国家分裂是分散国力的大忌。中国在20世纪初的对日外交中饱受其中的痛苦，在对日战争中饱受其中的痛苦，在战后对日索赔中依然饱受此痛苦。可惜这局面还在延续，因台独势力膨胀而有愈演愈烈之势。若抗日阵亡将士地下有灵，也会为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而深深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