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最没有悬念的事情就是我们都会变老，人生最大的悬念则是我们会如何变老。女人的相貌在岁月中悄然变化，更大的变化在于心态——
杨澜
“魔镜，魔镜，告诉我，世界上最美的女人是哪个？”皇后每天问同样的问题，并期待着同样的答案。烦不烦啊！每一次的问答都助长着她的骄傲，也加剧着她的恐惧。在内心深处，她一定预感到那个叫白雪公主的小女孩终究会超越自己成为最美丽的女人，但她偏要难为可怜的镜子。一切明明无可避免，她偏偏拒绝接受，只好自取其辱。
人们显然对皇后的痛苦没有多少同情，一代又一代人读着她的故事，嘲笑她的虚荣与无知。即使有魔镜在手，我们大概也不会日复一日地去麻烦它回答这样的问题，谁是最美的女人与我们有什么相干，皇后的烦恼不属于我们。就像某国际机场一张巨幅美女照片旁边分明写着：“这样的容貌10万人中才有一个，你何苦跟自己过不去呢？”世界之大，追求最美已经胜算不高，要是再跟时间作对，那真是自讨没趣。
但是这并不妨碍每个女人对美丽着魔般的追求，简直可以用前仆后继、百折不挠来形容。先不论自古她们在这方面不惜花费大量的精力与时间，单就她们愿意为此承受的不适甚至痛苦，包括但不限于束腰、裹脚、穿高跟鞋、忍饥挨饿，直至往自己脸上、身上动刀子，那真是义无反顾、气壮山河！美，催生了巨大的产业，也消耗了大量的生命。
动物学家解释说这是本能的冲动，来自于对繁殖机会的渴望；社会学家说这是因为希望得到关注与好感，从而获得更高收入和地位；佛家当头棒喝说这只是一副臭皮囊，虚妄的幻象，超越轮回的障碍。可我得承认我有点稀罕这皮囊，因为它是我的。我的呼吸，我的奔跑，我的哭泣，我的喜悦……它承载；自然的春夏秋冬，人世的聚散冷暖，它感知；当稚气一点点消退，少女的面庞开始舒展，身材渐渐丰满，当初吻让年轻的面颊染上红晕，当泪水模糊了新娘精致的妆容，当沉静的夜里婴儿满足地依偎在妈妈的胸口，当不经意间眼角出现一条细细的皱纹……我的容颜，我的身体，记录着我的生命和生命中的一切。谁说美只有肌肤那么浅？它贯穿生命，刻骨铭心。女人的美，是一份礼物，也是一种权利；女人的美，是人类的骄傲，是造物主的喜悦。我们美得理直气壮。
不过，魔镜，魔镜，告诉我，谁来定义我的美？我小时候认为大眼睛双眼皮最美，一度因为自己眼睛小而自惭形秽，双眼皮倒是有，可若隐若现，发烧的时候会明显些——可也不能老发烧啊！只好拍照时挑起眉毛，瞪圆眼睛，好像见着了外星人似的，常被我爸笑话：“牛眼睛大，可也安不到人脸上。”没想到眼睛大的女孩也有烦恼，赵薇曾经希望自己“心灵的窗户”尺寸小点也无妨；世界小姐张梓琳告诉我，她做模特时曾经被某大牌时装秀拒绝，因为她的眼睛不是西方人喜欢的眯缝眼，没有东方神秘感，或许他们是想找我这种类型的？
环肥燕瘦，是皇帝们的口味；画眉深浅，是为悦己者容。今天是铺天盖地的商业广告人为地造成女性的普遍焦虑。过去的女人听说西施漂亮，那只是个传说，不构成威胁，可现在西施们就成天在周围出没，还成为老公们的梦中情人——在梦里都不放过我们的男人！这种对美的灌输从娃娃就开始了，比如有了芭比娃娃。知道吗？全球已经卖出了10亿个芭比娃娃！一位在流水线上专门负责给芭比娃娃安装脑袋的年轻女工是这样描述芭比的：“她太瘦了，硬邦邦的，根本没法抱在怀里；她总是一成不变地笑着，好像扮靓和微笑就是她全部的人生；她脑袋里空空的，什么也没有。有个帅哥娃娃（先是有一位西装革履的叫Ken,后来有一位冲浪男孩叫Bryan）跟她配套卖，主要是为她拎包的。女孩们都想长成芭比那样，可是你们怎么知道这就是芭比要过的生活？”
就像芭比有着标准的微笑，有人总结的标准美女脸是“三庭五眼”，即额头、鼻子、鼻尖以下正好把脸分为三等份，而脸庞最宽处正好是眼睛长度的五倍。但有人按这个标准整容，其结果并不让人惊艳；符合那些三围指标甚至乳间距离之类的美女，出现最多的恐怕是在漫画书或电子游戏里。为什么辛迪·克劳馥腮边的那颗痣让我们记住了她？为什么茱莉亚·罗伯茨咧开大嘴笑起来风情万种？为什么安吉丽娜·茱莉脸部硬朗的线条让男人和女人们着迷？为什么张曼玉骨感的身材让人大呼性感？其实比那些刻板标准更重要的是生动，某种“缺陷”恰恰成为个性与魅力所在。与其在僵化的“标准”前自惭形秽，不如大大方方地秀出自己的与众不同。我有我的美！
我怀疑，关于美能带来的奖赏，一直被有意无意地夸大了。有一位年过六旬的妇人，前后经历十余次整容手术，只为恢复16岁的容颜，去找初恋的情人。愿意做多少次整容手术是个人的自由，不过，经历这番磨难的假设却让人存疑：只要恢复16岁的容颜，就能回到16岁吗？那位初恋的情人，如果真找到了，他的惊喜多一些还是惊吓多一些？那些爱的空白与人生的遗憾，是否也能用硅胶来填补呢？当我们否定了自己，别人还会接受我们吗？有时候我们给“美”安排的任务是否太多了？有人认为自己之所以缺少机会是因为相貌不够出众，心理学家发现，当我们遇到挫折和拒绝时，通常首先寻找外部的原因，比如说上级没有眼光，竞争对手用了不光彩的手段……即使当我们审视自身，也往往偏重外在的因素，“不够漂亮”常常在这时成为了替罪羊。我认识一位不断整容的歌手，因为她坚信自己没有大红大紫的原因就是不够漂亮。而如果她肯多花点时间去琢磨音乐，她就会知道其实她的音乐还远远不够好。我们面对魔镜时，从不问“如果我更漂亮，我的问题就将迎刃而解吗”，既然我们不问，魔镜也就沉默着，它以为这样会引发我们更深层的思考。可是它忘了，思考是累人的，反省意味着更艰难的努力。
人类喜欢方便的解决方案。现代科技让我们拥有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去改变自己的容颜，可是我们的内心是否变得更自由了呢？
被称为“法兰西玫瑰”的法国演员苏菲·玛索自14岁初登银幕，出演《初吻》，之后主演了《芳芳》《勇敢的心》《安娜·卡列尼娜》等作品，三十多年以来一直是女性魅力的代表，无数男性的梦中情人。2012年12月，她来《天下女人》做客。有网友提问：“你的美貌是否让你更容易获得爱情？”苏菲回答说：“爱情是一颗心遇到另一颗心，而不是一张脸遇到另一张脸。”我把这句话发到微博上，一天之内超过6万人转发。其实接着她还说了一句：“我们的心会改变我们的脸，而不是脸改变心。”这就是中国人说的相随心生吧。我主持《天下女人》时的搭档秋微说起这么一件事：一天早晨她去咖啡店买咖啡，排队的人不少，有的人看时间来不及就离开了。有一位女士显然也在赶时间，她焦虑不安地来回变换着重心，抖着腿、跺着脚、摇着头，嘴里不断发出啧啧的声音。秋微看到了她的脸，深深的眉间纹和鼻翼两侧的法令线如此之深刻，用秋微的话说，那简直是人脸版的奔驰车标！唉，烦躁不会改变别人的做事节奏，唯一改变的只是自己的长相而已。
人生最没有悬念的事就是我们都会变老，人生最大的悬念则是我们会如何变老。女人的相貌在岁月中悄然地发生变化。我们可以与时间做个交易，换得人生智慧，换得内心的通融。当我们对自己更加了解和接受，对他人更能理解与包容，我们的容貌也随之明朗柔和起来。不用缠着魔镜问这问那，我们也知道什么样的发型服饰让自己看起来更棒。营养、健康条件的改善让同年龄段的女人比历史上任何时代都显得年轻有活力，30岁的女人们说：“30岁？一切才刚刚开始。”40岁的女人们说：“40岁？一切才刚刚开始！”当60岁的IMF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冷静面对欧债危机；当80岁的模特卡门·戴尔·奥利菲斯压轴走上T台，尽显女王归来的风范；当90岁的秦怡雍荣华贵地出现在我们面前——年龄不是她们的障碍，一头华发就是她们的王冠。她们的尊贵气度岂是二八少女可以望其项背？美的时间跨度给女人更多智慧和力量。
跟柯蓝一起主持《天下女人》时，有一天她给我9岁的女儿准备了一个礼物——一个奈良美智娃娃：红色的头发，邪恶的笑容。（我以为是巫毒娃娃，被她笑话太土。）柯蓝用同样邪恶的表情对略显惊恐的我说：“这是用来抵消芭比娃娃的毒害的！”回家后我把娃娃交给女儿，她抓过去摆弄了几下，说：“这算什么？我可以做个更吓人的！”
无论美艳，还是平淡，每一种美丽都是岁月与自我共同雕刻的结果，但女人总习惯于通过心中的那面“魔镜”拿自己与他人比照，且不论胜负如何，别有意味的是，美丽最终往往被岁月调侃。打破那面魔镜，建立自己的美丽观——
朱冰
完不了的美
“女人本来就是天使。”2005年1月5日，37岁的杨澜将这句话献给了那些在电视屏幕前的天使们——25岁至38岁的女性。无论对于她们，还是自己，“天使”的比喻都算不上精当，但一个有点自恋色彩的口号彰显的是天下女人心中对“完美”生生不息的追逐。
女人是天使，天使自然爱美丽，但从爱美丽到变美丽并非一件易事，杨澜也不例外。每个灰姑娘在变身之前，大约都会有一段普通到尘埃里的开始。与70后的林琳不同，60后杨澜的美丽之路可以说是在无知无觉中开始的，小时候，杨澜很少在母亲嘴里听到夸奖自己漂亮的话，顶多被评价为“长得很健康，很结实”。步入青春期之后，她更是架着一副白边眼镜老老实实读书的乖乖女一枚。她的美丽启蒙老师既不是母亲也不是身边的朋友，而是一部电影中的女孩——《庐山恋》的女主角，青春逼人的张瑜。出品于1980年的《庐山恋》是中国“文革”后首部以“爱情”为主题的电影，随着这部电影的放映，上海女孩张瑜扮演的归国华侨周筠的全身行头，让刚刚走出蓝蚂蚁阴影的国人们大开眼界，十多岁的杨澜曾经仔细地数了数周筠的戏服，她从头到尾，竟然换了43套之多！但最吸引杨澜的是她个性的发型：头发松松地烫了，梳成两个辫子放在胸前，上边再系上一对彩色的塑料球，在那样一个女孩子们习惯简单将辫子拢在后脑勺的年代，这真是让人耳目一新的造型！趁着在上海外婆家过暑假，杨澜偷偷跑到上海城隍庙，挤到首饰柜台前硬是买回了一副相似的彩色塑料球。不过，回到北京，到了开学的时候，虽然欢欢喜喜地把它戴上了，但到了校门口，却因为怕太引人注意，赶紧收起来又放进了书包。后来，杨澜颇为庆幸自己这个举动，因为邻班的一位把辫子梳在胸前，还烫了大卷发的“同道中人”被班主任大骂一顿，原因是她梳了一个“流氓头”！二十多年后，当杨澜向自己的美丽启蒙老师张瑜讲起当年这件趣事的时候，张瑜的反馈令杨澜大为意外：当时我根本就是短发，这蓬蓬松松的发辫是织上去的假发!
20世纪90年代，凭借区别于首都其他高校的语言优势北京外国语大学从更多的通道领略了西风东渐的魅力。杨澜宿舍的隔壁住着俄语系、法语系的系花们，初识时尚之味的年轻女孩开始穿着紧身的衣服、烫着头发，并开始自己动手化妆。作为自小在北京外国语大学校园长大的土著，杨澜在大学时代最靠谱的身份是一名可爱的班干部，热爱读书，也热爱集体活动。大学一年级，为了组织好第一场新生舞会，杨澜和女孩们决定自己美化自己一下，一起动手给自己化淡妆。没有化妆品怎么办？这个贡献一支口红，那个贡献一点粉饼，杨澜呢，就跑回家在妈妈的化妆盒里找了一支很古老的大概20世纪60年代的眉笔，而且是棕红色的。于是，一众女孩们凑在宿舍里一个圆圆的镜子面前，在昏暗的灯光下，使劲儿描啊描啊，直到彼此确认的确是淡妆后，一队女生才非常高傲地走进舞会现场，当场就有男孩被她们惊着了，高呼：“赤眉军来了！”这是杨澜对于“第一次化妆”的记忆，也是一名女孩探索“美”、探索自我形象的第一步，虽然有点小笨拙，但哪一种美丽的生成不是从第一次开始起步的呢？
虽然外在的着装不会像系花们那么夸张，但北京女孩杨澜对于美有了自己的主动权，开始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怎么样能够穿得跟别人不一样呢？尽管有父母给的每月60块钱生活费，再加上奖学金，也还是不够买成品的衣服，怎么办？彼时的魏公村街头经常会有卖布头的摊子，摊贩们兜售的是来自港台的零布料，除了图案、质地和价格很吸引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可以用当时通用的粮票换购，得益于这种方法，杨澜将精心换购的布头直接拿到裁缝铺，比照着刚刚出现的时装杂志上的款式，很快就拥有了一件个性十足的蝙蝠衫。
当杨澜开始向美主动靠近的时代，也是一个理想主义渐行渐远的时代，但校园里馥郁书香的熏陶给予了杨澜真正的馈赠，那就是对理想的拥戴，对功利的鄙夷，对独立奋斗走向成功的信仰。怀揣着做职业女性的梦想，将戴了多年的白框眼镜换为刚刚出现的隐形眼镜，大学毕业生杨澜走进了美女如云的CCTV《正大综艺》选拔现场。一位男评委在现场抛出一个问题：“杨澜同学，你觉得自己漂亮吗？”面对这个表面普通实则尖锐的问题，杨澜没有感到尴尬，她非常镇定地回答道：“我不算漂亮，但也不丑，我觉得自己挺有气质的，为什么女孩子一定要漂亮？做主持人一定要有的是自己的见解，不是吗？”闯过一轮轮的试镜，似乎总有一个声音在起作用，那就是“还不够漂亮”，当结论还在路上徘徊，面对主考官最后一个问题“你将如何做节目主持人”时，杨澜回答说：“我认为主持人的首要标准不应是容貌，而是要看他是不是有强烈的与观众沟通的愿望。我希望做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因为我特别喜欢旅游。人与大自然相亲的快感是无与伦比的，我要把这些感受讲给我的观众。”现场刹那间陷入无声……当一切尘埃落定，几乎所有的人都在赞美电视屏幕上这个“纯情，有书卷气”的女主持人时，没有人知道，她已然在改写着女主持人之于央视的既定形象，改写着美丽之于女性的既定规则。
从对美无知无觉，到主动追求美，再到个性美，在杨澜审美观的形成道路上，中央电视台的资深化妆师徐晶也是一位重要引领者。在当时那个电视台女主持人几乎清一色短发的环境里，徐晶不仅鼓励杨澜坚持自己的特色，继续保留长发飘飘，而且还把从香港TVB“偷师”回来的发型和画眉技法送给杨澜，比如把长直发两边编成辫子，比如一反以前用黑色眉笔画细柳叶眉的方式，用棕色的笔画上自然时髦的粗眉。做节目穿什么衣服好，这对于刚刚入行的女大学生杨澜来说也是个问题，《正大综艺》时代，中央台还没有服装赞助的先例，好在身边的导演、编导们都把自己最漂亮的衣服借给杨澜穿，那些日子，杨澜成了穿“百家衣”的小女孩。
个性的妆容只是表面，从穿百家衣到自己动手设计出场服，杨澜式的美丽观开始萌芽、拔节。1992年，杨澜作为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主持人惊艳亮相，人们发现她并没有穿舞台感十足、装饰满金丝银线的蓬蓬裙，而是穿着一身淡绿色、两边翻开白色衣领的双排扣收腰长西装，既干练又帅气。人们立刻记住了这个“不走寻常路”的姑娘并掀起了一股模仿的风潮。这是杨澜为自己设计的出场服，也是她为自己量身打造的定位：我有我的美。这个原则，杨澜一直秉承至今。
所谓完美，也许是上帝和女人开的玩笑，完不了的美即完美。美，或者完美，一切来自于每位生命个体的心灵宇宙，面前有无那么一面镜子，真的毫无意义。因为美，定义在她与她们自己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