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5月25日
从永通厂炒掉后，还好工资核算了，由于身上一百多块钱，我一点也不怕，说怕当时还是有点担心，毕竟我连个身份证也没有，但走投无路只好拿着一个六九年的身份证也这样去碰运气了，谁知运气还不错，总算混到了这个厂的啤机部。
想来想去，来到广东跳了四五个厂，却还是一个厂比一个厂强，更重要的是不管什么时候，我从来就靠自己，不曾求过任何人。虽然也算有几个好友，但却没有一个在我最需帮助的时候帮助过我。
记得从深圳逃回来，那时才是真正的一无所有，除了一个人没有任何什么，在外打流一个月，身无分文，甚至一连饿上两天，也无人知道……虽然哥嫂他们都在龙岩，但我不愿去找他们，因为他们毕竟帮不了什么，我时常想靠别人，是靠不住的，只有靠自己。
是的，我只有靠自己。
伍春明第一次出去的时候没有告诉她父母。那是1992年的夏天，到外面去，说起来这既莽撞又危险。在她湖南老家的村里，有种说法是进城的女孩子会被骗到妓院，就此失去音讯。
那年夏天春明只有十七岁。她中学毕业，在家附近的一个城里卖蔬菜水果；她和一个还在上学的表姐一起到东莞。两个姑娘借钱买火车票来到东莞，在一家做玩具涂料的厂里找到了工作。化学品的气味让她们头疼，两个月后她们回了家，同之前一样一穷二白。第二年春天春明又出去了。父母反对，又是吵又是哭。但她下定了决心无论如何都要走，还有邻村的几个朋友也一起，她妈妈帮她借钱买了火车票。
1993年的广东比现在还要乱。外来务工人员从农村涌到广东的大街上找工作，晚上就睡在公交车站和大桥下面。找工作唯一的办法就是去敲工厂的门，春明和她的朋友吃了好多闭门羹，终于被国通玩具厂录用了。厂里的普通工人一个月挣一百块钱；为了充饥，他们买回超大装的方便面，加点盐冲开水吃。“我们以为一个月要是能赚到两百块钱，”春明后来说，“就会心满意足了。”
四个月后，春明跳到另外一家厂，但是当一个同事说她表哥知道深圳有更好的工作时，她马上就离开了。春明和几个朋友去了深圳，在高架桥下过了一夜，第二天上午和同事的表哥见面。他把女孩们带到一家发廊，领她们上楼，一个化着浓妆的年轻女人正坐在按摩床上等客。春明一看这场面就吓坏了。“我们家很传统，”她说。“我觉得那里所有的人都是坏人，要我当妓女。我想一旦去了那里，我也会变坏。”
有人跟女孩说她们应该留下来，在公共澡堂冲个澡，但是春明不肯。她走下楼，往大门外看了一眼立刻就跑，连朋友和箱子都不要了。箱子里装了钱，身份证和她妈妈的照片。身后的脚步声越逼越近。她拐到一个巷子，又穿到另一个巷子，脚步声停了。春明冲进一个院子，在后面找到一个废弃的鸡笼。她爬进去，在那里躲了一天一夜。第二天，她的手臂上布满了蚊子叮咬的包，春明走到街上，跪在地上乞讨，但没有人给她任何东西。一个路人带她去了派出所；因为她没有发廊的地址和名称，警察也没有办法帮她。他们给了她二十块钱坐巴士回玩具厂。
还没到东莞，半路上巴士司机就赶她下车了。春明开始走路，街上有一个男人跟着她。她发现一个女孩穿着工厂制服，就问那个女孩能不能让她混进厂里过夜。那女孩借了一个工人的身份证把春明带了进去，那天晚上春明躲在一间澡堂里。早上，她偷了一身晾在澡堂外面的干净裤子和T恤，爬出工厂的大门。那个时候，她已经两天没吃东西了。一个巴士司机给她买了一片面包，让她搭车顺路回她表哥和表嫂在东莞工作的地方。
春明没有告诉他们发生了什么事。她只是在街上闲逛。她结识了一个工地上的厨师，他让春明跟工地上的其他工人一起搭伙，晚上她溜进朋友们的工厂宿舍里睡觉。没有身份证，她就找不到新工作。晃了一个多月，春明看到银辉玩具厂招流水线工人的广告。她捡到一张别人遗失的、也许是扔掉的身份证，用它找到了工作。从法律意义上说，她是唐聪芸，1969年出生。这比她的实际年龄大了五岁，但是没人会细看这些东西。
春明在银辉厂做了一年，把大盆里的塑料混匀倒进模具里做成玩具汽车、火车和飞机的零件。她胆子大，喜欢说话，很容易就能交到朋友。她的新朋友叫她唐聪芸。于是，她真的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离开这家厂之后这么多年，她还会收到寄给唐聪芸的信。春明从来都没搞清楚唐聪芸是谁。
春明告诉我这些事的时候我们已经认识两年了。那是在2006年底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当时她坐在果汁吧里，为了买生日礼物刚逛完一天的街。“我从来没有跟别人说过当时发生的事情，”她嘬着混合果汁跟我说。“我现在讲这件事，就好像昨天发生的一样。”
“你后来有没有搞清楚被你甩在发廊的那些朋友怎么样了？”我问。
“没有，”她说。“我不知道那真的是个坏地方，还是说一个可以单纯当按摩师工作的地方。但是他们不让我们走，这太吓人了。”
被她甩在身后的那些姑娘里有一个是春明最好的朋友。她们是在东莞的流水线上认识的，春明不知道她朋友老家的村名，也不知道怎么再找到她。几年之后，春明碰到一个认识这个姑娘的女孩；她说那个朋友回家了，后来又出来，到了东莞。从这条简短的陈述中春明推论这个朋友后来没事。但是也没办法知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也许她被拐到妓院，再也没有音讯，就像村里人说的那样。春明和她最好的朋友失去了联系，就像她一路上认识的许多人一样。东莞的一年很长，春明在这个城市已经生活了十三年。
1994年5月24日
早上七点钟上班，晚上九点钟下班。接着冲凉、洗衣服，十点多有钱的去吃夜宵，没钱的就睡觉，睡到早上六点半大家都还不想起床，但没法七点要上班，还有二十分钟爬起来揉揉肿肿的眼睛洗脸刷牙，还有十分钟想吃早餐的还利用这十分钟去吃早点，而我却看见很多的人没有吃，不知是不想吃，还是为了省钱，或者是为了苗条……
我总不会为了苗条为了省钱而不顾自己的身体。到底在外打工是为了什么，难道就是为了挣这几个钱吗?
春明来到东莞不久就开始写日记。在这个淡粉色封皮的笔记本里，春明描写她的打工生活，考勤人员的苛刻，花在八卦、零食和对男生犯花痴上的那些难得的休闲时光。你必须每天把自己所见、所闻、所感、所想的事情，用笔给它们记下来，这样不但可以提高自己的写作水平，还可以看到自己成长的足迹。在同一个本子上，她写下跳出打工世界的计划，这要通过坚韧不拔的自我提升方案来实现：读小说，练书法，学说话——既要消除湖南口音，又要学会说广东话——工厂老板的语言。她最怕就是陷在当下。时间是春明的敌人，提醒她又过去了一天，而她的目标还没有实现。但时间也是她的朋友，因为她还年轻。
日记往往没有记下日期，也没什么顺序。春明写得很快，描述她的生活，给家书打草稿，抄写励志口号和歌词，鞭策自己努力工作。有时候她写的句子在两页之间行成对角线，一直歪到每个字有两厘米那么大。在春明的脑海里，她在咆哮。
我没有时间烦闷因为
我要做的事情太多了。
“时间就是生命。”
我们可以平凡但不可以庸俗。——伍春明
目前我什么也没有，我唯一的资本就是我还年轻。
差不多一点了吧！看到这本《外来工》舍不得放手，但晚上七点又要上班，睡算了，还是身体为重。
唉！我真恨时间实在是太少了，每天上班十二小时，剩下十二小时要吃饭，要冲凉洗衣服，还要睡觉，还剩下多少时间来看书，这样上夜班时间总是零零碎碎的，下班吃了饭，又要等一个小时冲凉，下午睡觉到六点钟又要起床，吃饭又是一小时这样浪费了……晚上看到十二点，还可睡六小时，还有一小时用来做其他了。
我失败了，失败了
难道在人生这条道路上我注定要失败吗？
我不相信
我决不相信
伍春明，你总不能每天就如此过下去吧！你想想你来到这个厂已整整半年了，然而你到底有些什么收获呢，你既然知道在这啤机部就是打一辈子工也不会有什么出息的，但你想到跳槽，更想找一份如意的工作：首先你必须学会讲白话，你为什么这么没有用呢，你到底是不是很笨？
为什么别人能学会你就学不会？
你也是一个人，伍春明。难道你就是一个如此无用之材吗？
你已有两个多月了，对白话一点也没有长进，记不记得刚进这个厂的目的就是要学会讲白话，如果在今年之内你学不会讲白话，你就是笨猪、笨牛，也不要在广东打工了，每月这两三百块钱，还不如在家好。
3月22日
唉，我要做的事情真是太多了，时间又太少了，有些人只说烦死了，嗨！别人烦，我可是没时间烦。
第一、要锻炼身体，太肥了可不行；
第二、要多看书，多练字，自己过得快乐、充实；
第三、要学讲话，这不能太急需慢上学。
至于睡觉时间最多只能睡六小时就足够了。
3月29日
今天发了工资，领了365元，还了50元账还有300元，要买手表，要买衣服，要买日用品，哪还有钱剩余……夏天来了，一件衣服也没有……至于手表必须得买，没有手表，不能准确地更好地利用时间。
至于寄钱回家更不可能了，下个月发工资去报读速记文秘函授大学，我一定要拿到一个大学毕业证，我来广东绝不是为了挣这二三百块钱一月……这只是我暂时的落脚点，这绝不是我的永留之地。
没有人会理解我，我也不需要别人来理解我。
我尽可以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罢！
5月22日
很多人都说我变了，我不知道我自己到底变了没有……我现在沉默了许多，再也没有以前那么爱笑了，有时笑也是极勉强的笑，有时我觉得我自己麻木了“麻木”，麻木不是不是！但我实在不知道该找个什么词来形容现在的我。
反正，我好累，好累，真的，真的，觉得好累。
不管是身体还是精神都感到好累，这样太累、太累，不要这样过了。
不要这样过了，再也不要这样过。
再也不要那样过。
究竟我该怎样过？
即使春明计划在打工界出人头地，在信里她还是努力表现出一个传统的女儿的样子。
妈妈，我给您织了一件毛衣……如果我不织毛衣的话，我可以用一天的时间看很多的书，但是，妈妈，有时我都想：我宁可做一个妈妈的乖女儿，做一个有孝心的女儿，甚至可以丢开那些我非常想看的书。
妈妈，我把我对您的爱全部织进了毛衣中……妈妈，记得在家的时候，您总是说人家的女儿多么多么的会织毛衣，你永远也没那个常心。而如今，您看您的女儿也不是会织吗？要记住，您的女儿永远不会比别人笨！
家人的期望压迫着她。农村来的女孩尤其能感到来自家庭的压力。如果她们进步得不够迅速，父母会催她们回家结婚。
终于收到了家里的一封来信……能给我写信的除了爸爸，还有谁呢？妈妈甚至连一句话也没有，说妈妈挂念我……上次那封信还附上了一句话，要我不要在外交男朋友。虽然仅此一句也使我高兴，就仿佛妈妈站在我身边在教我一样。
我是多么想把心中的话向妈妈倾吐一番，然而不能，妈妈！我的妈妈，你为什么是一个文盲，你是个文盲也没关系，你为什么连封信也不会写，你不会写信也没关系，只要你会写几个字也行，你把你要说的话乱写几个字拼起来，我也会理解你的心思。
妈妈，我知道你有很多的话要对我说，只是爸爸没有写出来……爸爸妈妈，看来我们之间是无法沟通的了，你们永远也不会知道也不会明白女儿心里真正所想的，也许您们所想的是我已经找到了我理想的厂了，有三百多块钱一个月，以为我再也不会跳厂，您们的要求也许是再也不要跳厂了，在这个厂好好做两年再回家结婚，再像农村所有女孩子那样成一个家，然而这些都不是我想的……
我要在广东闯出一番天地来……我的计划是：
第一、去读函授大学
第二、学会讲广东话
第三、一无所有，一事无成，决不结婚。
在东莞的头三年，春明没有回过一次家。她告诉朋友们工厂放假的时间太短了，但是在日记里她写道：有谁知道，我为什么不回家过年？最主要的原因，我实在不想浪费时间。因为，我要读书！她也没听妈妈的叮嘱，给车间里一个帅哥写了情书。工作的地方，男孩子很少见，长相不错的更是引人瞩目，有许多女孩子追。这个男孩对春明没感觉，还把春明给他的情书传给别人看。
流水线上工作半年后，春明得知工厂在内部招聘文员，她写了一封信给部门领导，表示她有意应聘。老板听说过春明倒追男生的名声，下令将她调到另一个部门。但是他的命令不知怎么被会错了意，春明反而当上文员。之后她表现得不错，老板也改变了对她的看法。新工作一个月三百块钱——这是春明一年前月薪的三倍。
打工女孩的故事有某些共性。刚来城市的时候总归有些稀里糊涂、摸不着头脑，也常常有这样那样坑蒙拐骗的情节。姑娘总说她们是一个人出来的，虽然事实上她们通常是跟别人一道来的；她们只是觉着孤独。她们会很快就忘了工厂的名字，但是对一些特定的日子却记得很牢，比如离家的日子，或是永远离开一家烂厂的日子。工厂是做什么的从来都不重要；关键是那份工带来的艰难或机遇。打工女孩的命运转折点永远是她向老板发难的时候。那一刻她冒着失去一切的风险，从人群中脱颖而出，迫使这个世界将她视为独立的个体。
在工厂里你很容易迷失自我，那里有成百上千个背景相似的打工女孩：在农村出生，没念过什么书，穷。你非得相信自己是个人物，就算你只是百万人中的沧海一粟。
1994年4月17日
是呀，我毕竟是一个平凡的不能再平凡，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一个人，一个女孩子和所有的女孩子一样，爱吃零食，爱贪玩，更爱漂亮。
不要幻想能成为一个超人。
你只是一个极平凡极普通的女孩子，同样对好看，好吃、好玩的任何东西感到好奇。
还是从平凡从普通做起吧。
东莞的工厂里，男女分工很明确。女人当文员，在人力资源部和销售部门工作，流水线上绝大多数的工作也是她们的；老板们觉得小姑娘更勤奋也更好管理。男人垄断技术工种，比如模具设计和机修。他们通常占据工厂的高层职位，但也出现在最底层毫无出路的岗位上：保安，厨子，司机。工厂外面，女人做服务员、保姆，美发师和妓女。男人在工地干活。
这种性别划分也反映在招工广告上：
高埗手袋厂招聘
销售：限女性，英语四级
前台：限女性，会讲粤语
保安：男，30岁以下，身高1米7
或以上，退伍军人，懂消防，
会打篮球者优先
这同时暗示了不少信息。年轻姑娘享有流动性更强的工作机会；她们可以进厂做流水线工人，然后升职到文员或者销售。小伙子进厂则更难，一进去往往就难以改变。女性不管在厂内厂外，都有更广泛的社交，很快就能接纳城市的穿着、发型和口音。男人则容易自限在局外人的世界里。女性更容易融入城市生活，要留下来的意愿也更强。
女性占中国流动人口的三分之一。她们往往比打工的男性更年轻，也更可能是单身；她们离家更远，在外的时间更长。她们更有自我提升的动力，也更可能将打工视为改变一生的机会。一项调查显示，男性表示获得更高的收入是离家打工的主要目的，而女性则渴望“有更多的生活经历”。和男人不同，女人无家可回。根据中国的传统，儿子结婚以后要带老婆一起回他父母家；男人永远在他出生的村子里有一个家。女儿，一旦长大成人，便永远不会回家居住——直到她们结婚，否则哪里都不是她们的归宿。
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根深蒂固的性别歧视对女性有好处。许多农村的父母期望儿子离家近一些，或是在附近的城里送货或者卖菜。没什么盼头的小伙子可能就这样混，干些杂活，抽烟喝酒，把微薄的薪水赌掉。小姑娘——没那么多人宠，也没那么多人疼——可以远离家乡，自己做打算。正因为没那么重要，她们能更自由地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但这好处也不牢靠。如果说外出打工将女性从农村解放出来，它也同时把女人置于缺少异性接触机会的环境中。在农村大多数姑娘二十出头就结婚了，但是推迟结婚年龄的打工女孩就会冒着永远失去这种机会的风险。东莞人口的性别比例不平衡，据说百分之七十的劳动力是女性，很难找一个素质高的对象。社会流动又把找老公这事儿弄得更加复杂。从流水线开始向上流动的姑娘瞧不起农村的男人，但是城里男人反过来又看不上她们。打工族把这叫作高不成，低不就。
我认识的那些打工女孩从不抱怨做女人所面对的种种不公。父母重男轻女，老板喜欢漂亮秘书，招工广告公然搞性别歧视，但她们却从容面对这些不公——在东莞这三年，我从来没有听到任何一个人说过任何女权主义论调的话。也许她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大家过得都不容易。唯一要紧的鸿沟横在农村和城市之间：一旦你跨过这条线，就能改变你的命运。
春明晋升得很轻松。1995年，她跳槽到东莞较偏远的一家做水枪和BB枪的工厂。她终于学会了粤语。一年之内，她的工资从一个月三百块涨到六百五十块，再到八百块，然后是一千块。她发现部门的领导们跟她做一样的事情，却比她拿得多。如果你不把我的工资涨到一千五百块一个月，她给老板写信，我就不干了。她最终达到了目的；这家厂以前从来没有人一次性涨过五百块工资。但是春明不满足于升职涨工资。她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界，在那里她还要学会更多。
和人相处马上变得复杂起来。在村里，人际关系是由亲缘纽带和共同的家族历史而决定的。在学校里，在流水线上，大家的地位一样低。但是一旦某个人在打工界晋升，权力的平衡发生转变，就会令人不安。朋友可能变成老板；年轻姑娘可能比男朋友先得到提拔。
1996年3月26日
从我这次的提升，使我看到了人生百态有人喝彩，有人羡慕、有人恭喜、有人祝福、有人嫉妒、也有人不服……
而那些羡慕我的人……就当它是前进路上的绊脚石踢开它、继续走。以后还有更嫉妒的呢！
给陌生人留下良好的第一印象变得重要了。春明研究了厂里的高层，就像生物学家研究标本那样专心致志。人力资源部的头儿发言的时候，春明观察到他很紧张，手在发抖。春节期间，一个车间经理假装没看到春明，直到她勇敢地上前祝他新年快乐；经理热情地回应，还给了她一个十块钱的红包。从这件事……我明白了：有些人你总认为难以接近，其实不然只要你自己变得容易接近一点就可以了。
春明重塑自我的计划又上了一个档次。在日记里，她不再记录生活中的细节，而是抄下让自己变成另一个人的格言，为了完成这个任务她广泛阅读，即使有时候读到的东西不那么前后一致。
自信，练达，端庄，优雅，是职业妇女应该塑造的形象。
富兰克林的十三条道德准则
1.节制：食不过饱，饮不过量。
2.静默：与人无益者，禁琐眉之谈。
3.秩序：置物有定位，做事有定时。
4.决断：决定做所要做之事，不屈不挠。
5.俭朴：不费钱，费钱应在与自己和他人有益事上。
接受批评
1.别人批评你，你要平心静气，而且明白表示你在聆听。至于你是否同意，等他说完后你再说。
2.眼望着对你说话的人。
3.对刚刚批评过你的人，无论如何你不能反过来批评他。
4.不要垂头丧气，这会叫人不知如何是好。
5.不要开玩笑。
春明日记里的理想和她生活的世界刚好颠倒。她的励志表里有一条“不称职领导者的十五个特征”完全可以换成另一个标题“怎样当东莞老板”，比如第三条：
忙于小事，参与所有事情。
以及第十五条：
当集体被授予奖金或奖励时，他第一个列在名单上，在主席台中坐头排位置。
她报了个函授班学习文秘，但是中途放弃了，因为课本看起来太难。学习公关的计划也以失败告终。
你准备如何学习公共关系学？
答：要想学好公共关系学，必须先学习如何做人。
春明一度决定自学英语。她做了一个单词表——
ABLE能干
ABILITY能力
ADD加
AGO以前
ALWAYS总是
AGREE同意
AUGUST八月
BABY婴儿
BLACK黑
BREATH呼吸
——但是在学到C之前就放弃了。
要学的东西那么多，进步的规则在日记里搅成一团。60%的人无目标。画眼影，绚丽光芒：以黑灰，金黄，宝蓝，艳红配合。可以干洗：“A”代表所有的洗洁剂都能用。互相问候是交谈的催化剂和润滑剂。喝汤的时候不要将汤匙碰响了盘子。人不读书便言语乏味，面目可憎。
因为妈妈不在身边，打工族会从别处寻求忠告和指导。以打工族为读者群的杂志在90年代中期出现，尤其是在华南的制造业城市。杂志印在粗劣的新闻纸上，大约四块钱一份。打工族杂志调查外来务工人员的工作条件，并在法律、求职和感情问题方面提供咨询建议。用第一人称描写追溯打工者各自的人生经历，故事总是千篇一律：一个姑娘来到城里，吃苦耐劳获得成功，要么是自己开公司，要么是买了房。或者，一个姑娘来到城里，落入苦海，比较典型的是跟了一个又懒又不忠诚的男人，或是已婚又有了孩子的。女主角仿佛取材于TheodoreDreiser、EdithWharton和HenryJames这些为当代西方文学传统奠基的小说家的作品。但是在打工族杂志的字里行间，这些故事的寓意总是一样：你只能靠自己。
每一个成功故事都以个人胜利结尾，而且都能量化到会计的账簿里：公司的月营业额有多少，或是房子有几平米。在一篇“雄心造就我”的故事里，一个小保姆自学读书写字，靠卖冰棍、送货，给人剪头发和兜售保险供自己和弟弟念完大学。故事结尾时，她已经是一个保险公司销售部门的头头，还有一间一百二十平米的房子。另一篇“做自己的主人”中，一个姑娘做了两年的美发师而没有拿一分钱薪水，就为了学成这门手艺，最后开了自己的美发店。月营业额三千块，租金六百，税金一百，剩下全都是她自己的。还有一篇“想拍电视剧的女孩”，一个姑娘从最低贱的办公室杂活开始做起，勤勤恳恳——她经常连续打字十个小时不休息——最后成为一家娱乐公司的副总，还拥有一间七十平米的房子。
成功的道路漫长而艰难，许多人在路上迷失了方向。一个姑娘可能梦想着找到一个爱她、支持她的男人。但这总是歧途。
我回到家，放声大哭，不敢相信我的真爱是一个大骗子。
他看中了我那么容易被欺骗。
如果我现在就这个样子离开他，谁还会要我呢？
文章也描写了打工生活的种种不堪。一个姑娘混进麦当劳的厕所，因为她的房子设施太差劲了：麦当劳的厕所环境太好了。不仅非常干净，还有手纸和干手机。一个打工者不好意思告诉他老板他买不起手机。而那些找到办公室工作的幸运儿则发现里面的水深火热跟达尔文描述的一样残酷：
因为我有些客户没有付清款项，公司让我去负责收款，我每个月工资的百分之三十要押在公司那里，直到客户付清所有的钱。这合理吗？
我们公司规定每个月开除销售业绩最差的那个人。这合法吗？
有些时候，这种自我依靠的寓意有点过了头。有一篇文章说一个保姆遭到体罚，但没有关注家政工人的弱势处境，而是赞美她逃出主人家的勇敢。唯一能拯救王丽的人就是王丽自己。有篇报道在写一场百货商场里的致命火灾时绕开了更重要的话题——建筑质量低下和缺乏防灾措施——避而不谈，而是教人火中生还的小窍门：火烧到身上的时候要脱掉衣服或在地上打滚以扑灭火焰。
和中国媒体一成不变的说教相反，打工族杂志开拓了一片新领域。他们并没有坚持那些皆大欢喜的结尾。许多故事以苦恼或是困惑告终。在他们描述的世界里，人们互相欺骗，对于寂寞或迷失的人，他们袖手旁观。他们从来不提哪些法律需要修改，哪些行为需要改进，他们也从来不提政府。他们所写的，就是要如何活在这样的世界中。
1996年夏天，春明在日记里写道：
朋友，我们出世时贫穷，并不是我们的过错。但穷死是罪过。
在生命过程中，我们是否努力过，是否坚持奋斗过？要想做一个成功的传销者，必须切实做到下面四点：
1.要有决心。
2.要有一个明确的目标。
3.对公司的产品知识和事业计划要深入研究和透彻地了解。
4.要学习传销的技巧。
那年夏天，一个厂里的朋友带春明参加了一个改变她一生的讲座。演讲人为一家叫做“完美日用品”的公司工作。完美销售健康补品，但是它真正提供的，是包装在“传销”这个神奇字眼里的关于财富和个人成就的梦想。传销并没有明确区分合法的直销和金字塔骗局。腐败，这个有时候似乎就存在于人们日常呼吸的空气中的东西，也渐渐渗入他们使用的语言之中。
春明开始卖完美健康产品以补贴收入，大部分卖给厂里的同事。她买完美公司的磁带，参加完美的讲座。她的日记变成了完美销售手册，夹杂着稀奇古怪的养生之道。
一次业务的成功与否在于见面的前三秒。
说话时要注意对方的眼睛。
一天认识三个人。
芦荟矿物晶能调节人体的五大系统。
会掉头发是因为体内缺少铜。
1996年底，春明已经在厂里做着一份很有影响力的工作，当总务部门的头，但是她辞掉这份工，全职投入到销售完美产品中。她花了一万元存款租会议室和培训课程的器材。她雇用以前厂里的同事加入她的网络，承诺他们会共同致富。在日记的最后几页中，春明列出了她招来的销售员名单。许多人还不到二十岁；她网络里最大的一个人才二十五岁。
今天，我们大家聚在一起来干什么呢？无非让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下：“人一辈子到底怎样去生活?”
想想看，为什么我们一直平凡？为什么许许多多的人辛苦一辈子下来，过的生活却并不是想过的生活。我们曾经都有过梦想，也曾经奋斗过，努力过，但为什么我们的付出与收获是那样的不平衡呢？在我们的身上发生过多少的遗憾啊！
总结反思后，我们渐渐地明白了一个道理，人要发展只有靠把握机会。仅仅有梦想，有决心是不够的……媒介选择不好就会忙忙碌碌一辈子。就好像我们的爸爸妈妈选择了种田，所以，忙忙碌碌了一辈子，到满头白发的时候，还是油盐钱都要去凑合。
各位朋友，我们还想不想去重复父母的路？
不想！
给你们自己一个掌声！
直销公司在二战后的经济繁荣期从美国开始腾飞。和传统的零售商不同，像安利集团和雅芳这样的直销公司，通过独立的经销商而不是商场来销售他们的产品。这些经销商通过两种渠道赚钱：一是通过自己销售产品赚取利润，再就是通过雇用销售员网络，这些人凭借销售业绩获得奖金奖励。
在90年代中期，网络式销售热潮席卷中国，一些传销公司模仿美国的销售模式。另外一些则纯粹向新招进的下线收取巨额加盟费，并承诺他们如果能招揽更多新的成员，就能发大财。这些就是金字塔骗局：他们的钱不是从销售实体商品赚来的，而是仅依靠收取高额的加盟费获得。这种骗局能让最早入伙的人挣到钱，但是一旦下线不足就会轰然倒塌，许多人的积蓄因此被骗得精光。
网络式销售简直是为中国社会贴身打造的理想模式，由于社会的传统道德已经崩塌，只有最残酷的规则——谁也不信，赶快挣钱——还有用。公司依赖传统的大家族和朋友之间的人际关系网络；传销业务员做的第一件事，往往是忽悠每个朋友和亲戚买点东西。包你满意，包你赚钱。他们还会指给你一条明晰的成功路线图：一天认识三个人。这个行业在珠三角的小城镇和打工群体里繁荣兴旺起来。在农村世界和城市世界交会的地方，大家都羡慕别人的成功，渴望自己也能发达。如果有一个认识的人向他们保证有即刻发财的灵丹妙药，他们很容易上钩。
传销公司的遍地开花让中央政府感到担忧。有些公司买卖假冒、走私甚至伪劣商品。他们的培训会上，有人格魅力的头头们驱使成员投入布道一般的销售狂潮，看起来像邪教一样令人不安。一些更极端的举动甚至威胁到了社会治安。1994年，一家来自台湾卖钻石的金字塔骗局垮台后，公安出动警力驱散了上百个愤怒的经销商。中央也通过了许多法律法规以控制网络式销售行业，但是地方政府却很少执行。部分原因是这些公司给当地带来了大受欢迎的税收和就业机会，另一部分则是因为兼职当个传销商也是地方官员流行的副业。
对春明来说，销售集会是学习演说的训练场。中国传统认为口才不是什么重要的技能——以一手好字写一篇美文才要紧——在中国演讲经常叫人不敢恭维。演说者通常只会念稿子，而内容往往又乏味不堪。像春明这样的人——年轻，农村来的，又是个女人——在比她条件好的人面前有太多的理由保持缄默。但是在商业和竞争驱动的现代中国，知道如何说话成为了一项必备的技能。
传销公司把美国本土的思维和作法直接灌输给中国的底层阶级。他们的演说风格结合了旧时传教士领读跟读的方式以及励志型演讲师喋喋不休的高谈阔论。他们散布讯息：个人是重要的，每个人都是赢家。他们也带来了非常美式的信仰，那就是财富和美德能携手并进。
在日记里，春明收录了她演讲的草稿：
我姓伍，叫伍春明，名字非常普通，也非常平凡，但是我相信，我会让我的名字从将来的某一天起变得不再平凡……
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大家：朋友，你将来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这个问题值得我们去想一下。那么，今天我们是什么样的人，重不重要？
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将来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在座的有很多是从内地来到广东的，也包括我自己。我们千里，背井离乡，出来打工是为了什么？
赚钱。
对了，赚钱。但是，直到今天为止，我们有没有赚到我们想赚的钱呢？
没有。
今天我们过的生活是我们想过的生活还是我们能过的生活？
是的，今天我们过的生活是我们能过的生活……
朋友，你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这完全在于你自己。如果你从来不敢想要成功，那么你就永远不可能成功……重要的是你要敢想，敢要……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生命，也没有生下来就注定要失败，因为我们都是天生的赢家。
所以，朋友，请相信我！但更重要的是要相信你自己。因为你一定能。
在完美公司，春明很快从培训生晋升到经理。1997年，她从完美辞职，加入一家叫做唐京灵塔园发展公司的台湾公司。这家公司专门建造放置骨灰的高楼。这些高楼被称为“灵塔”，而他们的销售噱头与人们的精神和物质需求以及中国人对房地产的热情真是天生的一对。对逝者而言，唐京灵塔园保证了永息的风水宝地。对生者来说，关键在于塔园的地段绝佳、席位限量，以及珠三角激增的人口数量。投资者可以买下整座灵塔，再分销给各个买家赚取利润。
春明的工作是给公司的销售人员上培训课。她已经学会说话了，现在还能转过来教别人——就像工厂一样，企业卖出的产品总是最不重要的一面。春明的营销论调融合了佛教教义，火葬对环境的好处，以及近乎肯定的三倍获利。死亡，换句话说，是最好的长线投资。
使我们的先人以最文明，最体面，最庄严的方式走完人生的最后旅程。
仅广东每年就有近百万的往生人口。
我公司普通型的塔位价自1995年7月的3500元升至现在的5600元。
服务一条龙(从火化到入塔，经过超度等)。
经营期限：1994年7月11日至2044年7月10日。
春明的经营时间显然更短一些。1997年她又跳槽了。新的传销公司卖给新会员一千块一盒传统藏药。这是纯粹的、彻头彻尾的金字塔诈骗，春明进去的时间够早，真金白银地赚到了一笔。她发展了十几个下线，都是会赚钱的主儿，几个月内她已经是一万人的上线了。这时候春明一个月赚四万块，在1998年的珠三角就是个天文数字。公司开始把她的周薪工资单塑成放大透明版，这样她就能把它作为激励工具展示给下线看。春明回了趟家，给了父母三万块翻新房子，贴上瓷砖，买些新的家居用品和一台二十九英寸的电视。春明在城里的成功使得她在家乡声名远扬。“我们那地方每个人都听说过我，”她说。
但是传销行业逐渐失控。在离东莞六十公里的淡水，一个卖足部振动按摩器的台湾传销公司最为猖獗。要加入这个企业，每个参与者必须花三千九百块买一个足部振动按摩器，这几乎是市场价格的八倍。公司告诉参与者说他们每发展一个下线，就能从加盟费当中抽取百分之四十的提成。打工族一窝蜂地涌向淡水；有些人卖了房子、家具和家里的牛凑钱付加盟费。结果证明在一个贫困的县城销售三千九百块的足部振动器并不容易，更何况有几千个人都在做同样的事情。
骗局曝光后，一些受骗的会员对拉他们入会的人动武，而另一些人则在政府办公楼前面示威，要求拿回他们的钱。公安出动警力平息了闹事人群，重建秩序，把打工族遣送回家。这时，组织者早已搬往内地，在湖南的一个县城重操旧业，在骗局再一次垮台之前拉入了大约三万名会员。
1998年4月，朱镕基总理的内阁命令所有传销公司停止运营。超过两千家公司倒闭，一个抵制政府监管数年的行业瞬间轰然坍塌。春明发现自己失业了；她的有钱人生活刚好持续了两个月。这次变故对她打击很大，她也知道为此要归咎于谁。“朱镕基上台之后，”她说，“他不允许做传销，所以我不干了。”在无所顾忌的珠三角，这个春明学会说话的地方，这个商业为王的地方，这个人人都是赢家、穷死是罪过的地方，政府伸长的手臂终于触碰到了她的生活，令人惊讶的是，这还是头一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