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秋气不打一处来。此时看什么都不顺眼。他端起茶杯，咕嘟咕嘟喝了个底朝天。他想抽烟，可是办公室里只有他一人，找不到烟。他真想找一个人发脾气，来一点国骂，找一个东西来泻愤。终于，他抓起了几张废稿纸三两下撕成了碎片。这才稍稍解了点气。

    “叮——”电话机讨厌地叫了起来。他不想接，任它叫。可是，它就不停，仍执著地叫着。仲秋气了，抓过耳机，气冲冲地问道：“找哪个？”

    “我找仲记者。”一个女人的声音。

    这个时候你来凑什么热闹？不想和陌生人讲话。他对着话筒吼了一声：“他不在！”然后“咣”的一声，将耳机压上了。

    “叮——”电话铃又叫了起来。仲秋背靠在椅背上，看着电话机，听它叫，就是不接。它叫累了，停了。仲秋出了一口气，脸上显出一丝苦笑。他正要想什么，那电话铃声又急迫地叫了起来，叫得人心烦。他气得不行：你不想接电话，它偏接二连三地来，有时候你心绪好，想接电话，却一个也不来，甚至打出去的传呼也没有人回。等那铃声刚一停，仲秋伸手把耳机取下搁在了一边，从心里说道：谁的电话也不接。

    猛然，他脑子里一个念头蹦了出来：会不会是昨晚上那个被强暴了的女工李、李一凡？离开她家时，曾对她和她的丈夫说过，要赶写一篇报导，抨击和揭露那个坏家伙，让姐妹们提高警惕。还丢下一句，你们等着看明天的晚报吧。是不是他们打电话来问情况？可是……该死！仲秋全身打了一个颤。万一她又打来呢？他急忙地把耳机放回原处。可是，要是她或她先生真打来了，该怎么回答呢？

    自当记者以来，尽管他写的文章“生”不由己，被一层一层的领导枪毙不少，一向抱着“写不写是我的责任，用不用是你的权力”的态度的仲秋从来没有现在的沮丧。他觉得自己被羞辱了，正义被强xx了。自己的形象——那个读者们有口皆碑的为市民、为正义说话，揭露丑恶、鞭打黑暗的大记者形象犹如江边沙堆成的塔在江水的冲击下刹那间轰然倒下。自己多年来用心血、用文字塑造起来的大记者形象原来是个沙雕！一个柔弱的遭侮辱与损害的女人最需要的是什么？不是那张不到二两重的报纸，而是舆论的道义的支持。伸张正义，是世界上一切传媒责无旁贷的义务！等了十多个小时，如果等来的是空空如也。他的心揪紧了！

    仲秋眼光在房间里像蛇一般游走了一阵，最后游出玻璃窗，外面，被一幢幢高楼蚕食了的天空瓦蓝瓦蓝的，如丝如缕的白云从北向南横布在上面，一架在阳光下泛着耀眼的白光的民航飞机在云下滑过，就要在城市南边的机场降落。他的心却随着轰隆的飞机引擎声穿过了历史的云烟，去迎接另一个蹒跚着向他走来渴求援助的被侮辱与蹂躏的女人：那是一九八八年夏天的一个周末。妻子和女儿上街买东西去了，他一个人在家写一篇通讯。正在为一段描写字斟句酌之时，寂静的房间里响起了“砰砰”的声音。是猫儿在翻东西？家里没有猫儿。是耗子在捣蛋？家里没有发现过那东西。仲秋仄耳细听，那声音又响起来了。是从房间大门上发出来的。

    仲秋皱了一下眉头，搁下圆珠笔，侧脸问道：“谁？”

    门外一个女人的声音，细而无力：“我找仲记者。”

    仲秋听说是找自己，将门拉开半边，立在门边半靠着。门外站着一个瘦弱的女人：身高不足一米六，风都吹得倒的身子裹着一件皱巴巴的短袖衬衫和一条颜色、质地和衬衫完全不相同的还打了补丁的裙子，齐耳短发犹如干草，尽管主人用了七八根样式不同、大小不同的发夹压住，但没有光泽的丝丝发丝还是乱飞。两颊凹陷，因而更显得颧骨凸出，嘴巴也被凹下的脸颊挤得有点尖，薄而小的双唇没有一丝血色，两眼大而无神，两个眼泡发青，一管挺直的鼻子只有一张皮包着，额上趴着一根根零乱的皱纹，皮肤蜡黄得犹如才涂了一层菜油。皮包骨头的左手提着一个破旧的黑色塑料包。仲秋心里暗想：这是个什么人？是从垃圾堆里走出来的还是从地狱里爬出来的？打从当记者起，他和各种人都打过交道，可是还没有面对过这样的人！她是干什么的？……一个个问号在他脑子里转。

    “你是仲记者？”女人先发问了。

    仲秋从问号中脱身出来，问道：“你有什么事？”

    “我，”女人抖抖索索地从塑料包里摸出一个信封，递向仲秋，“这是熊总写给你的信。”

    仲秋一时懵了：“哪个熊总？”

    “龙山机器厂的总工程师熊为人，是全国人大代表。他说他认识你，说你是个敢说真话的大记者。”

    一个他并不认识的全国人大代表、总工程师对自己有这番评价，仲秋心里有一份满足。一个记者不管你在单位上怎么样，只要社会承认你，读者给你好的评价，你就应该满足，你就没有白过人生。仲秋接过信，取出信纸，很快看起来：

    我是龙山机器厂的熊为人、全国人大代表。你可能不认识我，但我认识你，你的文章我几乎篇篇都读过。那次，你到我们厂来采访，为厂的二期工程上马被人为阻碍呼吁，得到市领导高度重视，很快解决了。我们全厂都很感谢你。你是一个敢讲真话、敢与邪恶作斗争的记者。因此，我将这个受苦受难的女人介绍给你，请你给她呼吁、伸冤。

    她叫许琼，原在市通联公司财务处工作。是文革结束后财经大学毕业的高材生。

    一九八三年五月的一个星期六晚上，她按照安排到公司值班。半夜，被早已打好主意的公司经理朱誉群强歼。第二天，她去派出所报了案。过后几天，公安人员找了她，也找了朱誉群。以后就没有下文。她去催，派出所说已移交上级部门。她又去找市妇联，妇联的同志很热情，八方为她奔走，而且直接找了检察院。后来，市检察院的同志还来找过她，反复讯问了有关情况，还将她保存的最好的物证——被朱誉群撕烂了的内裤（那上面还有朱誉群的精液）——交给了来人。三个多月过去了，仍然没有下文。朱誉群照当经理和党委书记，每天照样趾高气扬。奇怪的是“七。一”那天，他还被授予市先进共产党员。她多次去问，得到的答复都是“你不要急，我们还在调查了解，我们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也绝不放过一个坏人”。

    她的丈夫在日本留学，这件事她不敢告诉他，只有自己默默地承受。朱誉群找过她，要她不要再告，说：“你只要不再反映。我们一切好说。给你加两级工资，给一大笔奖金，要不，让你去日本探半年亲，等等。否则，有你的好戏看。”她不相信，她要斗到底。现在毕竟不是文化大革命时期了。自己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要用法律来捍卫自己、捍卫自己的尊严。

    她想得太简单了。一张罪恶的网已经向她撒来，一个挖好的陷阱已经移到了她的脚下。那年秋天开始的“严打斗争”将她作为暗娼抓了进去。她一再反映、申诉，但有好几个证人的证词，特别是盖有公司大印的《关于许琼卖淫事实的说明》的揭发材料，更不容她反驳了。不信组织的信谁的？许琼被判刑四年，送到监狱服刑。远在日本的丈夫得知这事后，二话没说，提出了离婚。

    许琼服刑满后，回到了这个生养她的城市，发誓要告倒朱誉群，要洗清自己的冤屈，开始四处告状。但收效甚微。最后找到了我和另几个人大代表。我们联名写了议案。全国人大很关心，将议案的有关内容转给了市里。市里也作了调查，回复还是和过去差不多。也就是说，她翻不了她的冤案。

    无奈，我们就只好让她来找你，用你这支如椽大笔，为这个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弱女子伸张大义！

    仲秋看完信，又打量起面前的这个女人，心里有点乱。她的遭遇真如熊总写的这样吗？作为一个记者，可不能只听一面之词。但是，眼前的这个女人已被岁月的沧桑折磨成了这副模样，看她的五官、她的身板，原本是一个美人儿啊！同情之心油然而生：“当初，为什么没有告倒朱誉群？”

    女人叹了一口气，说：“他的关系网太大。公安、检察院和妇联开始都为我说话，也叫我写了不少材料，还提供了物证。以后就不了了之。然后就把我抓起来了。”

    “什么理由？”仲秋问。

    “说我是暗娼……”许琼全身抖了一下，眼泪滚了出来。

    “要证据呀！”

    她用手背抹了抹眼泪，说：“他们做了假材料，朝我身上拨脏水。朱誉群也倒打一耙，说我去勾引他，为了加工资、得奖金和到日本探亲。”

    “你的物证可以说话呀！”仲秋显得一点急愤了。

    “他们说，那内裤是我自己撕烂的……”

    仲秋抢过话头：“那裤子上的……”

    许群微微低下头，脸上泛起一丝淡淡的红：“说是我与别的男人的……”

    “叫他们去化验，看是朱誉群的还是别人的，不是一下就可以说明白了吗？”

    “他们说，找不到了。”

    一个弱女子，没有了可以证明自己清白的物证，面对朱誉群的强大的关系网，面对代表国家的专政机关，孤立无援，在那个时期，其结局可想而知。仲秋看见弱不禁风的许琼一直站在门外的过道上，真想让她进去坐着谈，话到嘴边，又被理智或者叫世故挡了回去。她现在是这种身份，家里又没有另外的人，万一……以后，他可说不清楚。

    几个新闻界的老前辈告诫过他：“你既然选择了这个职业，特别是要讲真话，要敢于碰硬，要批评报道，那么你就要学会保护自己，不要让自己轻易受伤。被批评的人是会想尽千方百计来为自己辩护，来搞你，甚至不惜动用一级或几级组织来和你斗。”这些年，仲秋一直把它牢记于心，随时受用。他狠了狠心，让她继续在门外站着。这是他当记者以来，破天荒的第一次对采访对象的不礼貌。

    他把信折好，放进信封里，转换了话题：“你到哪些地方去反映过？”

    “能去的都去了。”说着，她从提包里取出一叠厚厚的材料，递给他，“后来，在别人的推荐下我才去找到了熊总。他和他的几个代表很热心，但是……他说，他们碰了软钉子。惟一的办法就是通过舆论来呼吁了。所以就叫我来找你。”

    仲秋用上牙轻轻地咬着下唇，一时没吭声。如果许琼说的是真的，那么这个看似简单的案子，实则很复杂，要不，她告了这几年，又加上熊总等全国人大代表的呼吁，都没有弄翻过来？当年凭人证、单位的材料抓她、判刑的办案人员，有的可能升迁了，有的可能调动了，有的可能退休了，现在再组织复查还不是要找这些人？即使许琼是冤枉的，又有谁愿检讨过去，说自己错了？有良心发现者也宁愿在内心反省，而不愿公开，因为这要牵一发动全身呀！何况许琼的材料不过硬，没有物证、没有人证！明知朱誉群搞的是假材料，那几个他的心腹作的是假证，但你怎么推翻？除非他们站出来否定自己！这不可能。

    仲秋急速地思考了一番，觉得面前的这个女人走的是一条没有尽头的路，他想给她指出来，又觉得不妥。多少人都是靠着希望在努力地活着。如果你像个先知先觉者般告诉了他们的未来，人家是不会感谢你的。尽管你可以给他节约时间、省去不少的金钱……看许琼那柔弱而坚定的样子，翻案，还自己的清白，就是她现在活着的目的。

    面对这个从苦难中跋涉过来的女人，仲秋真不忍心拒绝她，但自己毕竟不是万能的啊！这事就发生在本市，一个市里管着的报纸的记者，对这件案子能有多大能耐？就作算有人民日报、新华社记者那样大的能耐，但这事从何下手？找朱誉群，他一定还会加油添醋地说一些不利于许琼的话，即使不，他也不会说“过去是我们冤枉了她”这句话；找公安，人家会拿出材料说“这是根据他们公司的举报才抓的”；找检察院、法院，人家会抱出厚厚的案卷让你看，一步步都是以事实为依据，法律为准绳进行办理的。真是“野猫咬牛，无从下手”！

    仲秋翻着材料，说：“许琼，你这事……”

    “我只有求你帮忙了。”许琼深怕仲秋把话说死，赶紧抢过去：“你行！你是大记者。熊总他们都说，只要你一呼吁就好办了。

    仲秋苦笑了一下，什么也没有说。这个已经迹近绝望的女人把自己当成了救命的稻草，他能说“我只是稻草，救不了命”吗？他无奈地合上材料，声音显得很没有底气：“好吧。我尽力而为。”

    转眼之间，许琼好像变得年轻了许多，枯瘦的脸上也出现了笑容：“仲记者，我谢谢你了。”

    “你还可以去找一下人民日报记者站、新华社记者站的记者，向他们反映。他们比我强。”

    他看见许琼一副不解的样子，又补充了两句，“你想，市里的工作搞不好，他们可以批评，还可以批评市长、书记，我们就不敢。他们可以约见市长、书记，我们就不行……”

    以后，许琼来找过他没有，他不知道。仲秋把这件事向他当时的顶头上司、现在的总编邹平汇报了，并谈了自己的想法。邹平考虑了半响，说：“你说得对。我们没有这个能力来办她这个事。这事牵涉面太宽。当然，这些都是次要的，关键是她没有过硬的证据。也许，人民日报、新华社有办法。我们只是个地方报纸。至于写‘内参’，我看作用也不大。”过了几天，熊总给他的办公室打过一次电话，他如实地讲了自己的看法，也掺杂了一些邹平的想法。熊总认为仲秋讲得在理，只是在电话那头叹气：“这事为什么就没办法翻过来呢？那女子肯定是冤枉的。窦娥被冤枉，老天都要六月下雪，可是、可……”电话就突然挂断了。后来的几个月，仲秋在采访时曾先后碰见人民日报记者站、新华社记者站的记者，向他们打听有没有一个叫许琼的女人去找过，一个个都摇头。也许，她去找的是另外的记者。日久天长，这件事也就忘掉了或者存封在记忆的仓库里了。

    没想到昨晚上会在那样一个场面不期而遇，而且还有那个逍遥法外的朱誉群！不到两小时，又出了一个李一凡。那次是自己能力有限，没办法写稿。这次是自己撞到了，而且还亲自参与了抓强xx犯……稿件写了，也编了，也上版面了，最后又删改了，连大样都看了，到头来，还是撤下来了。这是为什么？改革开放了这么多年，难道历史会重复自己的脚印？难道还会出现又一个许琼？市里怎么会有这种规定？发展环境综合治理怎么成了传媒不得报道抢劫、强xx、吸毒、卖淫？传媒报道了就会影响市里的投资环境，影响精神文明建设？这是哪家的理论、哪家的逻辑？

    他不相信市委许进才书记是这种水平，也许他根本不知道这个规定！对，干脆给他写封信，反映反映。正在展纸拧笔之时，他心里又打了个小九九，不忙，先找邹平邹总编咨询一下。这些年来，在报社的干部职工中，只有和邹平在一起，仲秋才无话不说。他马上给邹平打通了电话，邹平在电话那边热情地说：“我们好久没有吹牛了，你马上过来。在我这里吃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