卜奎到省委报到了。这是由办公厅单主任通知他的，说是让他临时帮助张书记做一段工作，以后再正式分配。
此前，组织部长曾经向张敬怀提出过建议：让卜奎先在办公厅作为一般的秘书，考验一段，看看他的能力，如果称职，再作他的私人秘书不迟。可是张敬怀坚持，马上把卜奎调到他的身边当秘书，以至他说出这样的话来：“你们给我配秘书，我相不中；我相中了的，你们又提出这样那样的建议，咱们到底谁听谁的呀！”大有“我意己决，勿庸再言”的气势。组织部长还是坚持：“给您当秘书，按任用干部原则，是要经过严格考核的。”
张敬怀说：“他不在我身边，我怎么考核他？”但张敬怀也退了一步，目前不算正式秘书，要半年试用期。
单主任找卜奎谈了工作，安排食住。总务科长在张敬怀办公室隔壁给他腾了一间小屋，安了一张床，既是办公室，又是住室。省委后院就是省委的大食堂，吃饭极其方便。张敬怀又在自己院子中的西厢房，腾出一间屋，也安了一张床。
他也可以住在他家里。这样，有什么事，无论在什么时候，可以随叫随到。张敬怀还告诉卜奎：你如果愿意，也可在我家里吃饭。
此时卜奎的心情非常复杂，他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把工作做好，是不是会辜负领导的信任。他写那篇文章时，不过是心中有话，不吐不快，没有想到，这篇文章竟然在改变他的命运中起了这么大的作用，他只有好好工作，来报答组织的信任和重用了。
办公厅单明主任对这个小青年一直不放心。给张书记当秘书，是一个多么重要的岗位呀！他必须开导开导他。如果工作中出了一点纰漏，他这个办公厅主任是有责任的。
在卜奎报到的第三天，单主任和卜奎认真的作了一次长谈。
单明主任是一位老办公厅主任了。对工作要求严格，一丝不苟。管好省委领导的秘书们，他是有责任的。
首次和卜奎个别谈，单主任先说了些欢迎之类的话，然后对卜奎说：“卜奎同志，你过去在地区工作，表现很好。可是你应该知道，在地区和省委，位置不同，工作要求也是有很大区别的。”
“我知道，很怕工作不称职，做不好，出了错误，造成损失。”卜奎低着头，感到负担沉重。
“你有了这个想法很好。特别是给张书记当秘书，稍有不慎，出现了差错，不仅给你个人，还会给张书记造成不良影响。”
接着单主任对他谆谆教导说：“先说这工作能力：因为省委领导管的是本省的或者是有关国家的大事。大事可多了：东、南、西、北、中，党、政、军、民、学，农、林、牧、副、渔，文、教、卫、财、贸，秘书虽然不能尽通，但方针、政策方面的基本知识是必须明白的。
“第二是文字水平：因为要替领导起草发言稿，讲话稿，工作总结，对上的报告，对下的批示，有时候文件又要得很急，如果说张书记明天要去开什么会议，做什么报告，你就得连夜准备，有时还要带许多资料。秘书需是‘笔杆子’，还得是快手。有时需要一夜之间，熬出上万字的草稿，这种稿子的文笔，既要符合党的方针政策，又要符合当时的需要。要先请示领导，根据领导的指示精神，再经过自己的思考，写出的稿子，才能符合要求。
“第三，还必须有很强的综合、平衡能力。张书记管的方方面面的事很多。
就说每天上边发下来的，下边报上来的文件，群众来信，不要说堆积如山，用尺量是可以说的。张书记没有时间全看或者细看，这就需要秘书分类整理、归纳，在文件上贴签，写出内容提要，供张书记批阅。你不能漏掉重要的，也不能把本来属于秘书自己可以处理的，再‘端’给张书记，浪费领导的时间。
“第四，秘书和书记是领导与被领导关系，但政治上是同志关系，组织上必须服从领导，可是领导也不可能事事都绝对清楚。秘书要服从，而不能盲从。秘书要代替领导做许多辅助性质的工作，但不能‘越位’。大事不请示领导，擅自做主是绝对不行的。秘书不仅要做自己业务范围内的工作，还要关心领导的生活、健康。关心而不是阿谀奉承，……要正确处理这些关系，有许多矛盾和辩证法。
“第五，秘书常常接触党的最高机密，对这些机密，要有‘上不传父母，下不传子女’的精神，搞自由主义是要犯大错误的。
“第六，当张书记在省里开会时，省委书记的秘书们，也就有聚在一起的机会了。没有事的时候，难免谈天说地。一般说来，在领导班子间，有些分歧或者矛盾，是正常现像，绝对的团结是没有的。平时领导难免对秘书有意无意间，流露出某些情绪。所以，在秘书们聚在一起闲聊的时候，随便议论和‘传话’，是最忌讳的，否则要涉及领导之间团结的大局。必须做到这一点，要用党性来保证……，
“不能细说了，这种严格的工作要求和复杂的互相关系，有些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要靠在实践中体会……以后有什么问题，你可以找我，随时汇报。
不要怕我麻烦……。当秘书的责任和学问，不是几句话能够说清楚的。以后在实践中你会慢慢理解的。”
卜奎感谢单主任的关怀，并且表示一定按照单主任指示精神，好好工作。
“就谈到这里吧。”
卜奎怀着感激的心情全心全意地投入到工作中了。他时常想念老母亲，但是，有他姐姐照顾，而且母亲转为城市户口，吃商品粮。当时叫“农转非”，这是比登天还难的事。这种大恩大德，他怎么报答呢？所以，他不仅担当了秘书的责任，同时也负起了张书记的家庭生活的某些责任。张敬怀夫人的身体不好，他陪夫人到医院看病。张敬怀的小女儿胜美，已经进了幼儿园，每天接送胜美，也是他主动承担的任务。有时张敬怀的厨师来不及采买，他也提着篮子主动到市场上去。
使张敬怀觉得十分满意的，还是他细致而又有条理的工作作风。张书记每天都会收到数十份文件。经过他整理分类：必须经他亲自批阅的，卜奎用曲别针别在一起。此类文件，如果涉及到党的重大方针政策，卜奎都把有关这方面的文件，摆在前边，供张敬怀阅读；凡是不太重要的文件，卜奎也归类在一起，写上“内容提要”，让张敬怀一目了然。有些群众来信，该转给有关方面的，他别在一起，注明：“建议转某某单位处理”。有些需要张敬怀去讲话的重要会议，他先请示张书记讲话的内容提要，然后起草讲话稿，让张敬怀修改。有些不太重要的会议需要张敬怀讲话，他就先起草个讲话提要，供张敬怀参考。有时，遇到什么问题，张敬怀也先征求他的意见。在张书记不太忙的时候，也和他谈聊天。
这样过了不到三个月，他已经成了张敬怀的不可离开的助手甚至成为忘年交的朋友了。
由于张敬怀不替夫人说话，艾荣的职务和待遇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哪怕他向组织部说一句：“你们考虑一下艾荣同志的工作安排问题。”组织部门也会心领神会，一下问题就解决了。“举贤不避亲”嘛！可是张敬怀就是不肯说这句话。
自从女儿下生之后，作为父亲的张敬怀几乎没有抱过她，亲过她。连女儿进省委幼儿园，也是艾荣去联系的。所以，女儿对爸爸也少了些父女之情。张敬怀白天上班，开会，晚上回家批阅文件，哪有时间去亲亲女儿呢？
有一个星期六，卜秘书去幼儿园接胜美。幼儿园离张敬怀的家里，有四五站路，还需要换一次车。平常只要胜美见到卜秘书去接她，马上叫着“卜叔叔”，就扑到他的怀里，跟他回家。可是那天小胜美哭得像泪人似的，就是不跟他走。
卜奎问幼儿园阿姨，出了什么事？阿姨说：“刚才几个小朋友在一起议论：看谁的爸爸妈妈官大。有的孩子是吉普车来接，有的孩子是小卧车来接。他们说，用吉普车接自己的，爸爸妈妈不如用小卧车接孩子的官大。有的孩子对胜美说，你爸爸的官肯定不如我爸爸官大。小胜美不服，说，不对！我爸爸的官比你爸爸官大。那孩子说，你爸爸要是比我爸爸官大，你让他用小卧车来接你，我才信呢？所以今天她等着小卧车来接她。”
卜秘书劝着胜美：“好孩子，跟叔叔走吧。”说着去拉她的手。
小胜美打着滴溜，哭着不肯走。阿姨怎么劝也不行。没有办法，卜秘书只好给车库打电话。谁知张敬怀因为有会议，车子不在家。这样一直等到晚上七点多钟，才来车把胜美接了回去。
一进门，夫人艾荣问：“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呀！”
卜秘书说了细情。张敬怀也听到了，大发脾气：“谁让你用我的车子去接她了？下不为例！”
夫人在一旁也发了火儿：“就显得你革命，就表现你艰苦朴素！车子闲着也是闲着，接接孩子有什么了不起的！”
张敬怀说：“你懂得什么！用车接接孩子，本不是什么大事。你知道这在孩子的心灵里，种下什么种子？小小的年纪，就用爸爸的地位和人家攀比，养成优越感，虚荣心，出人头地的品行……等我们蹬腿一走，她能干什么？不会有出息的！”
夫人说：“我们嫁给你这个首长，不仅沾不着光，为了你的‘革命’，连我的工作安排都得低人三分！”
胜美在旁边听着，也噘着嘴表示不满。
卜奎知道张敬怀的夫妻不和，他们的分歧，虽然并不隐瞒卜奎，但，人家的家务事，作为秘书的，从不插嘴。一旦他们吵嘴，卜奎便躲进自己的小屋里。
随着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的贯彻执行，各条战线都在纠“左”。一九六二年初，中央在北京召开了七千人大会。由于张敬怀过于疲劳，生了一场病，住了一个月的医院，所以张敬怀没有能够参加这次在党的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会议。他一出院，就让卜奎把大会文件找来，他一件一件，一字一句，认真阅读着。
这是一次总结大跃进以来历史经验教训的会议，是一次令人感到鼓舞的会议，也是实事求是要人敢于发表意见的会议。
张敬怀认真阅读了“七千人大会”的所有文件，包括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各个中央部门领导的发言，会议简报。不是看一遍，而是看了好多遍。会议的精神是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纠正‘左倾’错误。
张敬怀阅读七千人大会的文件时，使他特别感动的是刘少奇在大会上讲话中的那一段话：
刘少奇说：“我看在座的同志应该是有经验了吧！饿了两年饭还没有经验？铁路还要修几万公里？‘小土群’还要搞那么多吗？工厂还要开那么多吗？还舍不得关厂吗？还舍不得让一部分工人回去吗？……恐怕应该得到经验教训了。农民饿了一两年饭，害了一点浮肿病，死了一些人，城市里的人也饿饭，全党、全国人民都有切身的经验了。回过头来考虑考虑，总结经验是时候了，再不能这样搞下去了。”
关于造成这几年困难的原因，刘少奇说：“这里提出一个问题，这几年发生的问题，到底主要是由于天灾呢，还是由于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呢？湖南农民有一句话，他们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我也问了几个省委干部，我问过陶鲁笳同志：在你们山西，到底天灾是主要的，还是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主要的？他说，我们工作中的缺点或错误是造成目前困难的主要原因。河北、山东、河南的同志也是这样说的……”
这几年，我们工作中一出了错误或偏差，总是讲“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
就这一问题，刘少奇同志说：“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你不能到处这样套。可是，全国总起来讲，缺点和成绩的关系，就不能说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
刘少奇在报告中有一段痛心疾首的话：“应该把我们这些年来所犯下的错误，对老百姓所欠下的债务，血泪的教训，刻成碑文，立在每一个地委的大门口，每一个省委的大门口，直至立在中南海的大门口，让我们的子子孙孙，牢记住我们的错误，保证世世代代，决不重犯！”
张敬怀读到这一段，不禁热泪盈框了，多么尖锐！多么深刻！
张敬怀又细读毛主席的讲话，毛主席没有就大跃进以来的问题讲话，而是讲了一个民主集中制问题。
现在回想，彭德怀老总在庐山会议上的“万言书”和多次发言，是有先见之明的，是对的。从中央到地方，在“反右倾”斗争中，定的“反党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先后都平反了。令人感到有趣的是：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成立有“专案组”。在认定这些人是什么“分子”的时候，根据专案组整理的材料中，说“像这种言论”是典型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现在平反时，还是这份材料，又认定“这是典型的冤假错案”，同样一个人，同样一份材料，却得出了截然相反的不同的结论，仅仅是专案组的悲哀吗？有人竟然先后当了两当了两次典型，“右倾机会主义”的典型，敢于说真话的典型！实事求是的精神哪里去了？
可是，这次七千人大会却没有涉及彭德怀老总和“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问题。这是张敬怀最关心的问题。自己过去之所以受批判，是和彭德怀的问题有密切联系的。现在组织上对自己的批判和调离部队，难道不该有个说法吗？
目前省委为了贯彻七千人大会精神，对下边定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纷纷平反了，自己该怎么办呢？要不要向上级申诉呀！他百思百想，找不到一个合适的措施。他身上仍然压着一块石头，就是他真的犯过“错误”，现在也应该给一个“说法”呀！
张敬怀正在想心事，卜秘书拿着一罗文件进来了。
卜奎从中抽出党校一份报告，说：“为了贯彻七千人大会精神，省委在党校办学习班，短期轮训干部，时间是两个月。主要是让大家就这几年我们的工作，总结经验教训。后天，第一期开学。党校请张书记做一次报告，也算是开学典礼。
如果张书记同意，我就告诉他们。需要我起草个稿子，请张书记把基本精神讲个纲要，便于我起草讲话稿时把握方向……”
这几天，张敬怀苦思冥想的结果是：自己虽然受了批判，但是并没有给自己立什么“案”，也没定什么“性”。那么，既然没有立案，又未定性，当然也不在平反之列。即使给他一个“说法”，他也不可能再调回部队了。况且，这一段他在地方工作，已经熟悉了情况，工作很顺手，不管是省委领导班子的同志们，还是他分工的下属部门的同志们，对他也格外尊重。他的思想感情已经完全投入省委的工作中了。既然如此，自己不可能也不想回部队，那么写一个什么“申诉材料”是没有实际意义的。
他有点想开了。
可是张敬怀的思路，继续发展下去：他从苏区的“肃反”，想到延安的“抢救运动”，又想到大跃进和庐山会议。个人受点什么委屈事小，接受几十年极左路线的教训事大。关于自己的受批判，还是以不声不响为好。现在中央既然要大家讲话，让大家“出气”，那么所谓“出气”的目的，是为了总结经验，自己还是写一份更有价值的材料为好。
关于要去党校讲话的问题，他虽然有许多话要说，但觉得自己现在讲什么，都不是适当场合。中央在七千人大会上，号召大家出气。如果他去讲话，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会把握不住分寸，还是不去讲的好。便对卜奎说：“你告诉党校，我没有时间。让他们请别的省委领导讲话吧。”
卜奎说：“好的。”
张敬怀又沉思良久，说：“我现在所考虑的不是到什么地方做报告、发指示的问题。最近，我想了很多或者说是更大范围和更长时期的问题，我想和你谈谈，让你找些资料，帮助我起草一份文件。”
卜奎说：“我不知道能否完成任务……”
“你听我慢慢讲。”
然后张敬怀和卜秘书做了一次促膝谈心。这次谈话不是张敬怀和秘书，也不是上下级之间，而是同志和朋友之间才有的谈话。
他从自己在江西故乡当放牛娃想起，想到苏区“肃反”的血腥事件，想到延安的“抡救运动”，又想到大跃进，想到庐山会议，三年困难……他感到，几十年来，“左倾”路线的错误。对党造成的损失太大了。最近在一份简报上，他看到一个基层干部的总结发言中的一段话。那干部说：“人们为什么要犯左的错误呢？在观念上认为，”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左“边是棉花坑，”右“边是大粪坑，掉在”左“边坑里，萱腾腾；掉在”右边“坑里臭烘烘。这真是一语道破的至理名言。可见纠正‘左’的倾向，还需要花费大的力气。
那么自己要写的材料，就不要从个人问题出发，而是要从更长的时间，总结出一点历史经验，写一份“意见书”，供中央领导参考……
要使自己的材料具有说服力，得举出许多例子，得找出许多历史文件。这就必须要卜奎秘书参与了。这是他决定和卜奎深入谈一次话的根本原因。
那天晚上，他把卜奎留在家里，泡上茶，让卜奎坐下来，轻声细语地说：“卜秘书，我想和你细谈一次，你要帮我整理一份大材料。”
卜奎感到，现在在他面前的张书记，不像是一位领导，而是像同志一样和他谈心的兄长。
“请张书记吩咐。”
张敬怀停了一刻，问：“你知道苏区的‘肃反’吗？”
“知道一些。”卜奎答。
张敬怀有点疑惑：“你这么个年纪，怎么会知道？”
“听老同志说过一点。”卜奎答。
张敬怀接着说：“苏区的‘肃反’，肃‘ＡＢ团’，肃‘改组派’，我们杀了自己很多同志。”
“嗯？”
卜奎睁大了眼睛，张敬怀接着说：“不仅那时，就是到现在，谁也不知道所谓的‘AB团‘，‘改组派’，到底是什么，他们在哪里？”
卜奎认真听着，感到了极大的震撼。
“我曾经被‘肃’过，你相信吗？”
“我无法相信。”
“你想一想，一个穷放牛娃，十五岁参加革命，我知道什么是‘AB团’，改组派？可是，有人说我是‘AB团’。也没有怎么审问。在一天夜晚的行军路上，差一点没有把脑袋丢掉。后来，我逃跑了。往哪里去呢？我思虑再三，回家，见着白狗子，也难免一死。逃跑，也无处可去，反正，我是被冤枉的，干革命受点冤枉是难免的，活着还得干革命。只要我回到部队，会说清楚的。这样我就撵队伍去了。没有想到，经过这么几十年的战争，居然没有牺牲，还熬出来个将军！”
张敬怀苦笑了一下，卜奎觉得惊心动魄。
“你知道延安的‘枪救运动’吗？”
“也是从老同志那里听到一点点。”卜奎答。
“那时，我在敌后，先是当营教导员，后来当了团政委。没有受到触及。那年春天，从敌人占领的北平，跑过来一批学生。经人介绍，处了一个对像。后来，我把她送到延安学习。可是她被当做特务，给‘枪救’了。从此，我们就断了关系。当时从敌占区到延安寻求革命的知识分子，被‘枪救’的，也不知道有几百几千人，全是假案，冤案，错案。又过了十多年，认识了你这位艾阿姨。”
张敬怀又停了很久，双方都陷入深思之中。还是张敬怀问：“我在‘反右倾‘运动中，受过批判，你知道吗？”
其实，卜奎从别的秘书那里，听到了一点，但他说：“不知道。”
“我讲给你听。”于是，张敬怀把自己在庐山会议之后他受到的批判，像对老朋友那样，讲给自己年轻的秘书听。接着张敬怀叹了一口气，意味深长地说：“我现在想做一篇长文章，不在于给自己’平反‘什么的，而是想总结一下历史经验。在习惯上，在一般人们的心中，好像左比右好。其实，几十年的革命和建设实践证明，左并不比右好。左倾路线所造成的损失，要比右大得多。同时，我们过去所批判的许多’右‘，并不是真正的右，反而是马列主义。我想从历史上摆许多历史事实，来说明这个问题。……”
张敬怀停了一刻继续说：“过去，我是不敢写这么一篇文章的。因为从全党的情况看，大家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现在，从七千人大会的精神看，从全国、全党的气候看，我觉得，大家都觉悟了。我做这篇文章也是时候了。我想极左路线给我们造成这么大的损失，只要我们不健忘，起码在二十年内，我们这些老家伙在世时，是不会再重复了。但是我们要给下一代人留下些资料。反面经验也是财富呀！”
“我能帮张书记做些什么事情呢？”卜奎往前探了探身子。
张敬怀说：“我要写文章的基本思路，立论根据，总体结构，我已经想了很久，问题是缺乏具体材料。特别是有关档案，我手头没有。我给你的任务是，到中央苏区，鄂豫皖苏区，找一些当时在肃反中的大案，要案。之后，你再到延安去一趟，把当时’抢救运动‘中的档案材料找几份。至于，找什么材料，以哪些大案、要案为重点？我给你开了个单子，你按着单子去找档案。介绍信呢？一是由省委组织上开一份，我个人再给你写几封个人信件。凡是我让你去的地方，无论是当地的军区，省委，地委，军分区，都有我的老战友。他们一定会全力以助的。你不必告诉他们做什么用，只说是为了给一些老同志落实政策。你回来后，关于大跃进以来，极左路线造成的损失，材料都很现成。随用随拿就可。”
张敬怀说到这里，打住了。
“因为我的文章能不能写出来，写得怎么样，我也没有把握。即使是写出来，也只是一个’意见书‘，内部材料。这事，你不可对别人讲。”
“那自然。”卜奎说，又问“我什么时候出发？”
“你把手头的工作处理一下。下星期就出发吧。”
一个月后，卜秘书回来了。任务完成得很顺利。凡是张敬怀开列单子上所要的档案材料，基本上都有了。于是张敬怀除了处理日常工作，便没日没夜地投入到写他的文章中去了。
一天晚上，张敬怀正在潜心写文章，夫人艾荣进来了。张敬怀一回头问：“有事吗？”
夫人有点生气：“废话，没有事就不能来你这屋？”
张敬怀见她进来，赶忙把正写的文稿合上。
艾荣说：“你防贼呀！”
张敬怀语塞了。
张敬怀是属于那种党性极强的党员。无论什么事，凡是党内的机秘，不该让夫人知道的，他对夫人是一句话都不讲的。什么人能看党内什么文件，是有严格级别规定的，不该夫人看的，他总是锁在保险柜里。这次他写的是一篇文章，本来不是党的文件。艾荣便走近办公桌，他也只能任其翻阅了。
夫人看那标题是“关于如何从根本上防止极左路线回潮的建议”。夫人又翻了几页纸，笑着说：“你又犯老毛病了是不是？才几天没挨整，心中痒痒了？”
张敬怀不喜理她，这些重大问题是无法和她讨论清楚的，只说了一句：“什么话！”
“这么大的问题，你胡说什么！上有党中央，毛主席。中有各级党委、政府，下有广大群众。难道你比党中央毛主席都高明呀？”
“我并不觉得比党中央、毛主席高明。可是我有我掌握的情况，我有我看问题的角度。问题提得对不对，可以供领导参考嘛！”
“我看你五九年挨整还没挨够，又多嘴多舌！”
这话又揭了张敬怀的疮疤。但他不想再说什么，在一旁喘粗气。
夫人又说：“胜美发烧了，三十九度，你知道不知道？”
“嗯？”
“你白当这个爹了！什么时候关心过孩子！”
“上医院看看嘛。有大夫呀！”
“现在是晚上十点，黑天半夜的，怎么去？”
“叫个三轮嘛。”
“你不是有车吗？让出一趟车嘛。”
“老百姓生了病，没有车，就不去医院了？”
这时卜秘书进来了。卜奎知道张书记从来不让为家属私事出车，张敬怀不发话，司机也不敢出车，对艾荣说：“这事交给我吧！”
他们出去了。卜奎个别给司机说了说，司机通情达理，悄悄把车子从后院开出，没有敢鸣喇叭。
党校一再来请张敬怀在第一期学习班的开学典礼上讲话，实在推辞不掉，他还是去讲了话。
张敬怀没有拿稿子，侃侃而谈：这几年，在各条战线上，我们都做了不少荒唐事，还不让大家说话。说大话、假话者，升官；说真话，实事求是者，挨整。
上上下下都有一股气。“七千人大会”，不是让大家“出气”吗？。我本着这个精神，也号召大家“出气”。中央对“出气”规定了五个“不”：即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挖根子，不打棍子，不装袋子（装档案袋），大家俗称不搞“五子登科”。我认为还要发展一下：无论谁发言，无论讲什么，也无论对错，不做纪录，不搞录音，即使说了错话，也不搞大批判，要人讲话，要让人把话讲完，也不要搞所谓批判性的“大辩论”，成了“十不”。这样有助于发扬民主，让大家畅所欲言。早知如今，何必当初！如果当初，有这十个“不”，我们就不会犯那么多的错误，就不会出现三年困难！……
张敬怀的讲话，不断为掌声打断，大家真觉得民主的春天到来了。张敬怀自己讲完话，心里也觉得从来没有过的舒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