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敬怀回到省城的第二天，就参加了省委常委会议。原来的省革委会，凡是解放军在“支左”中任职的领导人，现在一律调回了部队。参加会议的省委委员，基本是“文化大革命”前的成员。杨同理仍然担任省委书记，其他人为副书记和常委。张敬怀和他们从红卫兵冲散那次省委会议之后，十多年来没有见过面。杨同理可是老多了，满脸皱纹，像蛛网似的，面色油黑，但看来还算健康。其他委员们，十年浩劫中，也都没有见过面。这第一次省委会议，也算是个“见面会”，彼此握过手之后，从感情上讲，都想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啊，你还活着呀！”但是谁也没有说话，劫难之后的沉痛，压倒了要说话的愿望。
“现在开会！”杨同理宣布。他向长方形的大会议桌扫了一眼，好久没有说第二句话，好像要哭的样子。他压抑住自己的感情，说：“不是都回来了吗？什么也别说了。回来了就好，回来了就好了。……”
杨同理又看了看会议桌周围的同志，发现只缺少一个人，那就是原纪律检查委员会方一宙书记。办公厅那个靠造反起家的“刘司令”，因为他的违纪行为，方一宙处分过他，方一宙在长期的批斗中，没有挺过酷刑这一关，去世了。杨同理说：“原来的常委，就缺方一宙同志了。为了他的不幸，我们默哀三分钟！请大家起立。”
大家站起来，低头默哀。
……
这次会议主要是研究常委的分工问题。关于谁抓政策的“拔乱反正”和平反冤假错案和清查“三种人”的问题，没有定下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喊得最多的口号是“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实际上造反就是一切，邓小平在一九五七年，整顿了一段，大见成效。可是却来了一场“反击右倾翻案风”，又乱了套。
现在清理“三种人”的任务还很重，一部分造反派还在台上，“两个凡是”，还很流行。平反冤案的阻力也很大。
最后，杨同理说：“我看由张敬怀同志抓这项工作吧。谁受过的磨难最多，感同身受，抓得会最紧。大家同意吧？”
同志们都同意。杨同理问张敬怀：“敬怀同志，怎么样？”
张敬怀说：“我接受任务。”
张敬怀在翠谷山庄的那些日子里，两个造反派抢占的房子被退了出来，小院中间砌的那堵不三不四的墙壁，拆掉了。经过简单的修缮、整理、粉刷、打扫，楼院又恢复到原来的样子。被没收的几千册书籍，也搬回来了。这是张敬怀最高兴的一件事。办公厅单主任，又给拉来几件家具，已经像个家了。
“家”是恢复了。可是张敬怀和夫人艾荣、女儿胜美的感情，还是难于“修复”。矛盾还是发生在艾荣工作的安排上。
第一件事，还是艾荣的工作安排和级别待遇问题，夫妇还是没有解开疙瘩。
第二件事，是关于女儿的入学问题。胜美已经上初中二年级了。在县里那个中学，教育水平很低，这次回城，艾荣想让女儿进“育才中学”。一般高干子弟，都进这个学校。艾荣让他打电话给教育局，把孩子送进去。张敬怀就是不肯。
艾荣几乎是吼叫着向他说：“跟你这个首长，好事没有份儿，你被打倒，我们可都占光了！你对老婆孩子亏不亏呀！”
张敬怀坚持说：“在我这个岗位，就得讲党性，就得按原则办！”
艾荣说：“去你的原则党性吧。你为什么脱军装？你为什么坐十年监狱？不都是什么党性原则的结果吗？”
此话捅到了张敬怀的痛处。张敬怀也吼起来：“不许你胡说！”
……
张敬怀暗自伤怀：“家”是有了，可是它还是破碎的呀！
张敬怀只休息两天，就上班了。按照分工，他除了管原来文教那一摊，又兼管了政法这条战线。为清查“三种人”和落实干部政策，成立了一个专案组，就在他的直接领导之下。原来专案组已经进行了大量的工作，但现在还有许多案件等待处理。办公厅送来的文件，有一两尺高，来找他请示、报告工作，或者有急件等待他批示的人，络绎不绝。白天时间不够用，人们便在晚上找到他家里。有的人谈完了工作还不走，总是对他问寒问暖的。这些人大多也走了“五七道路”，最近先后从乡下调回来的，他都认识。在同这些人的接触中，他感到有点奇怪：凡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斗他斗得最狠的，甚至对他拳打脚踢过的，因为上不了“三种人”这条线，不在清查之列，现在对他却格外亲热。而那些没有带头造他反的“逍遥派”，或者在大批判中比较实事求是的，他恢复工作后，反而对他没有那么多“热情”。仔细一想，这也不奇怪。于是他在自己心中定了一根弦：凡是在“文化大革命”前，他在位时，对他吹吹捧捧，在“文化大革命”中和他“划清界限”最积极，斗他斗得也最狠。而现在对他却一反常态，表示格外“亲近”的，对这类人他都格外小心，对他们讲的什么话，要保持警惕，且不可完全信任；而在“文化大革命”前，他觉得对他不那么顺从，还常常向他提点不同意见的，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大批判”中，却比较实事求是的。现在他官复原职了，和他还保持着正常的上下级关系，对这些同志，说话办事他就比较放心。
他上班的第二天，单主任就向他请示：你的秘书问题怎么办？
张敬怀正要问卜奎的情况，单主任汇报说：“卜奎同志还在乡下──回了他的原藉三平地区。据说在”文革“中他因为是个死硬的’保皇派‘，三平地区给了他开除公职的处分，连他姐姐的工作也丢了。”
张敬怀说：“这样的同志不该落实政策吗？”
单主任说：“还没有来得及吧，只要张书记有话……”
张敬怀说：“马上把他调回来，我不要别的秘书。”
单主任说：“我就去找组织部，让他们急事快办。”
五天之后，卜奎就回来向张敬怀报到了。见了张敬怀，二话没说，因为实在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大哭了一场，劫后余生呀！
张敬怀也止不住流下了眼泪。
过了片刻，两人让心态平静了一下才开始说话。
张敬怀首先说：“关于我的事，什么也不要说了。”他打量着十年没见的卜奎，除了脸色变得黝黑，有点消瘦外，看不出有多大变化，问：“你在乡下这几年，我一直蹲班房，不知道你在哪里。”
卜奎说：“在乡下当农民呗。我本来是农民，又让当农民，反朴归真，没有觉得有什么不适应的。”
“那好，那好，就应当这么想。吃饭吧，吃了饭我们好好谈一谈。”
“我也有好多话要给张书记讲呢。”卜奎说“你的身体还好吗？”
“还好！能活过来，是最主要的。”
“经过这场大风暴，能挺过来实在不容易。”
“你不是也受了许多苦吗？”
“苦过一段，比起张书记不算什么。”
“好在历史是由人民写的，它公正而无情！”
沉思了片刻，卜奎说：“张书记，我一直觉得内心有愧，对不起您。”
张敬怀说：“不对，是我连累了你。可以设想，你要是不给我当秘书，哪里会挨这顿整。”
卜奎说：“使我一直不安的是，我不该把关于’毛主席万岁‘和对’毛泽东思想‘一分为二的事，抖落出来。”
“你不要为这事有负担。在当时，你就是不说，他们也会从别的地方搞到材料。况且，就是没有此事，我也够他们打倒一百次。你有什么办法呢？”
“可是”卜奎仍然闷闷地说“那时候，反对’毛主席万岁‘，对’毛泽东思想‘要一分为二，是十恶不赦的罪名呀！那次他们斗了我三天三夜，我糊里糊涂地讲了这件事，我觉得问题太严重了。我痛苦万分，用烟头烧自己的手都没有感觉。你看……”卜奎伸出左手，手背上还有一块疤痕。
张敬怀抚摸着卜奎的手，心痛地说：“别说了，一切都过去了，都过去了。”
“现在我不知道怎样进入工作。经过文化大革命，好多是非问题，还是闹不清楚。”
“你先看些文件吧！现在冤假错案一大堆，许多政策搞乱了套，极需拔乱反正，中国耽误了十年，我们得往前赶呀！”
……
停了片刻，张敬怀又问：“你和青莲的关系，经过这场劫难，应该有好转吧？你回家了？”
卜奎叹了一阵气，半天才说：“青莲住在她娘家，来咱家之前，我先去看了看。我作为她的丈夫，没有尽到责任，我挨了斗，她也和我划清过界限，提出了离婚，可是并没有办理手续。作为女婿，我那位老泰山，一直讨厌我。在’文化大革命‘中，他老人家去一个大厂’支左‘了。’文革‘后，按军委命令，他退出这个厂子时，不知道因为什么问题说不清楚，该厂群众不谅解，很久不让他离开。这次见了我，老泰山先问：’你在乡下这几年，思想改造得怎么样？是不是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了？‘。我真不知道怎么回答。青莲呢？只问了一句话’回来啦‘，就到她自己屋里去了。看样子，没有和好的可能。”
“你们的婚姻，是个历史性的错误。”
卜奎点了点头。
两人说到这里，张敬怀大声喊：“你们看看是谁来了？”
尽管他们家庭不和，可是夫人艾荣和女儿胜美，都欢迎卜奎则是共同的。夫人一见卜奎，比见到张敬怀都高兴，说：“卜秘书，你好呀！”又向里屋招呼“胜美，快来，你卜奎叔叔回来了！”
胜美马上跑出来，一见卜奎就投入他的怀抱：“卜叔！”
卜奎抚摸着她的头发：“啊，都长这么高了。过来，和叔叔比比，长了多高？”
卜奎用手一量：“快赶上叔叔了。”……
艾荣说：“都是初二的学生了。”
四人略略谈了一会儿，艾荣把卜奎叫出来，说：“你来，咱们得说说私房话呢。”
说着艾荣领卜奎到了自己的房间，说：“胜美从乡下回来，入学问题还没有解决呢。在乡下上那个破中学，纯粹误人子弟。我让老头子说句话，胜美进育才中学，老头子就是不肯说话。你看看怎么办好？”
“你交给我吧。”卜奎说。
卜奎知道夫人是个急性子，要办事一定得办成，而且要快。他想了想，原来某书记的秘书，目前当着教育局局长，他们原来就很熟悉。卜奎立即给教育局长打了一个电话。二人在电话中先交谈些闲话，教育局长先祝贺他，又回到省委工作，“官复原职”。又问卜奎，有什么要他办的事。卜奎说，有一个同志的孩子，想进“育才中学”，你这个局长得讲句话。局长问：“谁的孩子？”
卜奎知道，他不能打张敬怀的旗号，说：“我一个朋友的孩子。”局长说：“你的朋友，那好办。我马上给学校打电话，你直接找他们的武校长吧。”
胜美的进育才中学的问题，就这么容易的解决了。
卜奎马上对夫人汇报，夫人高兴地说：“还是卜秘书，比老爷子强！”
张敬怀一投入工作，就像打仗一样，恢复了那种拚命精神。他脱离这个社会太久了，好像什么事情对他都是生疏的。卜奎每天都给他送来一大批中央文件、省委文件，各种来信。像过去一样，经过卜奎的整理、分类，写了内容提要，为他批阅提供了方便。因为他分工落实干部政策，他得首先掌握中央精神，凡是中央有关这方面的文件，他总是一字一句地阅读，重要的地方，他都用红圆珠笔把要点画出来。有关这方面的干部和群众来信也最多。他们字字泪滴滴血的申诉，他都感同身受，提前写出平反指示。他们被冤枉十年了，由于各种历史和社会因素，这些冤假错案久拖不决。再就是清查“三种人”，虽然已经做了大量工作，但有些造反派还在台上作威作福。这类告状信，也很多。他几乎每天都被文件埋住了，再就是会议多，凡是礼仪性的活动，他一律不参加。他很久没有到基层了，对“文化大革命”之后的社会情况太生疏了。他想抽出点时间，到群众中搞些调查研究，以便有更多的发言权，自己提出的意见也会切合实际。也正在此时，在卜奎送给他的文件中，他发现了三平地区的一封匿名信。
匿名信说写道：
“省委领导：
谨抄寄三平地区民谣一首，它反映了我们这个地区目前的形势，希望领导亲身来调查一番，以便真正把党的政策落到实处……“
下面是那首民谣：
一贯正确造反派，
两手紧紧捂着盖。
三餐顿顿有鱼虾，
四面楚歌不下台。
“五谷丰登”没粮吃，
“六畜兴旺”没得宰。
七窍难通民心意，
八方民怨上不来。
九九归一群众苦，
十盼上级派人来。
卜奎在这封匿名信前的“提要”笺上写了这么几句话：匿名写信，可见群众还心有余悸。党的政策的阳光，还没有照到这个角落。请张书记批示。
和这份民谣相对应的，是三平地区革委会最近报给省委的“工作报告”。报告的题目是：《抓清查，促生产》。报告中详细报道了三平地区怎么通过抓清查“三种人”落实党的政策，形成了生产的大好形势，创造了各条战线的好成绩。
从报告看，现在的三平地区，真是政通人和，工业生产飞速发展，农业是“五谷丰登，六畜兴旺”，人均年收入达到了四百多元等等。
显然这两份材料是完全矛盾的。张敬怀立刻把卜奎叫来，问：“你对这两份材料如何评价？你下放回乡这么好几年，应该是最了解真相的。”
卜奎说：“关于三平地区的情况，我还没有来得及向张书记汇报。事情是这样：在”文革“中间，三平和全国各省一样，成立了誓不两立的两大派：一派叫’井冈山‘造反兵团，一派叫’长征造反兵团‘。两派反复夺权。因为长征造反兵团人数最多，号称十万之众。其头头名叫闻大名，在武斗中异常凶狠。他们的观点又是站在’支左‘的解放军这面的，所谓’站队‘站对了。所以在’建革‘时，这个闻大名便结合’进革‘了。先是革委会副主任，正主任是军分区的司令员。
文革后，解放军代表一撤，原来的地委书记现在的祈主任扶正，当了正主任。可是闻大名一直认为他们是’正确路线‘的代表，他的哥儿兄弟们也在各个部门掌握着实权，捂着盖子。祈主任虽然是地区的一把手，可能是被斗怕了，心有余悸，不敢大胆抓工作。所以，中央的许多政策得不到落实。这首民谣反映的情况是真实的。”
张敬怀说：“你再举一个最明显的例子看。”
卜奎说：“有一个公社干部，在一九六六年，看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电影时，见林彪跟在毛主席身后，晃着语录本。这个干部私下对一个同志说：”你看林彪这个人，八字眉，洼抠眼，我怎么觉得有点’阴‘呀。“这话被揭发出来了，在文化大革命中，虽然天天喊”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别的政策都没有定。但是在”公安六条“中有一条：反对林副主席的，就可定性为现行反革命。于是这个同志被逮捕法办，判了十年徒刑，到现在也不得平反。闻大名提出的理由是：当时林彪还是副主席，反对他仍然是错误的。现在，这个干部是释放了，但’反革命‘的’帽子‘还得戴着。”
张敬怀想了想，说：“我脱离实际太久，只就文件批文件是不行的。你准备一下，我们下个星期到三平地区搞点调查研究。”
“好的。”
“说去就去，可不要事先和他们打招呼。”
“不通知公安部门？”
“你看，你这个同志，文化大革命中我都没有死，现在还怕什么呀！”
张敬怀又想，他下去之前，好像有件急事要办，但又想不起是件什么事。想了想，哦！想起来了；顺便拿起毛笔，饱沾墨汁，在一张宣纸上写：冯怡，冯怡，冯怡…。一连写了好多个。
卜奎走近了审视了一番，问：“冯怡是谁呀？”
张敬怀说：“是，是，我在翠谷山庄，认识的一个女孩子，名字叫冯怡。她父母可能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死了。我问过她多次，她都不肯讲。她只身一人，没有个正式工作，也该落实政策吧。这是她给我的地址，在咱们出发之前，你找一找她，看看她有什么事，需要我们帮助的。能够解决的，尽量帮助她一下。”说着把冯怡的地址交给卜奎。
卜奎说：“好的。”
这些日子，稍有空闲，张敬怀就会想到冯怡。他绝对不会官复原职了，就忘记这个忘年之交的小朋友。如果能够帮助她解决一点困难，他会觉得安心一些。
当天，卜奎就按照张敬怀给他的地址，找到了冯怡。
现在冯怡一个人住在书店仓库的一角。室内黑暗得好长时间才看清了她的面容。墙壁的一角有一只黑锅，一只塘瓷小碗，一块旧草垫上堆着一床破被子。大概这就是她的全部生活了。只有地上堆着的一罗书，说明她在追求知识。
卜奎说：“我是奉张书记之命来看你的。”
“哦，”冯怡想：他还没有忘记我，随后说“我得谢谢他。”
“你没有家吗？”卜奎问。
冯怡说：“老张问过我多次，我都没有讲。太令人伤心了。”停了一刻才说“我父亲原来是海天大学哲学系的教授，文革中’自绝于人民‘了。我母亲因受不了这种打击，不久也去世了。”
卜奎还是第一次听人称张书记为“老张”，可见他们是苦难中的忘年之交，问：“老张要我问问你，是不是需要帮助？”
冯怡停顿了片刻，说：“如果是领导的恩赐，我不需要什么人的怜悯。”
卜奎忙解释：“不是，根据你的情况，是要落实政策。”
冯怡说：“我现在就是你看到的情况，怎么落实，我也说不清。”
两人细细谈了很久。
“好了，什么也别再说了，你等着吧。”卜奎说着告辞出来，冯怡送他到仓库门口。
只过了两天，在张敬怀到地区三平视察之前，卜奎向张敬怀汇报：“冯怡找到了。”
“她的情况怎么样？”
“我和她谈了。我觉得这个女同志，很有头脑，很有水平，善于独立思考，非一般同志可比。我看是个难得的人才。可是，她目前当个临时工，生活也很困难，值得同情。”
“她没有提需要帮助的事？”
“开始没有。我看她的自尊心很强，没有主动提。”卜奎说“我想，这事在眼前摆着，也不用着她提，应该主动帮她解决──现在，该解决的问题，都解决了。工作已经安排在新革机械厂，在党委宣传科当干事。住房、户口、粮食关系，也都办妥了。”
这太出乎张敬怀的意外了。现在回城、解决工作、户口等问题，无一不是比登天还难的事。他没有想到，卜奎会办得这么顺利。问：“怎么解决得这样痛快？”
卜奎汇报说：“其实，并没有费什么劲，我只给常局长打了一个电话，把情况一讲，他说了一句，你就放心交给我办吧。没用我再问，第二天，他就打电话让我去看房子了。您看，现在不是我们挨斗那个时候了。”
“常局长？哪一个常局长？”
“就是原来于善有书记的秘书小常呀！现在是人事局的局长了。要嘛人们在文化大革命中那么出生入死的去夺权呀！有了权，什么都好办。”
这不能不引起张敬怀的深深思索：许多人给领导当秘书，三五年之间就放“外任”做了领导。像卜奎这样的秘书，有文化，有理论水平，品质好，工作认真负责，对党忠心耿耿，经过文化大革命的考验，这样的干部不提拔，是没有道理的。他不能老是把卜奎“窝”在自己身边呀！他得为卜奎的前途想一想。但就目前而言，他又实在离不开卜奎。将来再说吧。张敬怀想。
“冯怡还说什么了？”张敬怀想知道更多的情况。
“没有。”卜奎说“哦，她说，让我谢谢张书记。”
“她没有说来看看我？”张敬怀问。
“没有。”
这使张敬怀很伤心。怎么回事？为什么地位一变，她对我就这么生分了？等从三平回来再说吧，张敬怀想。
他们去三平地区调查研究的事，卜奎没有通知公安部门，但是按工作正常程序，按工作纪律，他得向办公厅单主任报告，一是问一问省委最近有没有重要会议，二是他们外出得领旅差费，单主任是他的直接领导。作为秘书也得向他报告。
也理所当然的，单主任得在张书记行前通知三平地区，以便他们接待。所以，他们还没有出发，闻大名就得到了消息，并且做好接待的各项准备。
就在张敬怀出发的头一天晚上，闻大名的电话打到了卜奎家里，电话以一种热情、关心、亲切又带几分谄媚的声音说：“卜秘书吗？我是闻大名呀！今天接到办公厅单主任的电话，说是张书记要来三平地区视察。请你告诉一下，张书记都要视察什么地方？调查什么问题？需要我们准备些什么材料？”
卜奎的回答是：“我作为秘书，不该问的，不能随便问。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了。”
“我的好老乡呀！你可别给我打官腔。别的我不问了，行不行？可是张书记都有什么生活习惯，比如，爱吃什么？口味是咸一些好？淡一些好？这些小事总不是秘密吧。不然，张书记到了我们地区，吃不好饭，影响身体健康，不大好呢。
告诉我们一下，以便我们做些必要准备……”
“张书记在吃饭方面很随便的。”卜奎说。
闻大名又罗嗦：“哎呀，你老兄……您回乡的几年，我对您是有照顾不周的地方。我的水平低，看不远，您还不原谅呀？接待张书记，如果我们搞得太寒酸了，对张书记有失尊重；但太奢侈了，又怕张书记训斥。您是三平地区出去的干部，等于半个主人，您说说，怎么接待才算’适当‘？”
“越随便越好？”
“给张书记吃炸酱面条？”闻大名哈哈笑着说。
“对对对！炸酱、打卤都行！”说着把电话放下了。随后气愤地自语：“王八蛋！”
次日，卜奎陪着张敬怀乘小车出发，不到四个小时，就到了三平地区。
在“拔乱反正”中，大部分地区，都把党政合一的“革委会”又分成“地委”和“专员公署”。可是三平地区的大门前挂的还是“三平地区革命委员会”的牌子。汽车到达之时，地区革委会的领导成员都站在大门口迎接。那个闻大名越过目前是革委会一把手的祈主任，抢先几步走过来紧紧抓住了张敬怀的手，热烈地摇晃着：“欢迎，欢迎！欢迎张书记来视察工作！”接着又抓着卜奎的手拚命摇晃。又向张书记一一介绍来欢迎的人，好像他是三平地区的一号领导。
张敬怀把手从闻大名的手中抽出来问：“你们这里的革委会谁是一把手？”
这时闻大名才向张敬怀介绍：“这是我们祈主任，祈主任！”
张敬怀问闻大名：“你是不是有点’越位‘呀！”
闻大名脸色一红，退居一旁。
这一天，闻大名像热锅上的蚂蚁，走前不妥，走后不忍，不知道如何是好。
晚饭后，张敬怀先同祈主任做了个别谈话，要他消除“余悸”直起腰板，大胆工作。接着拿出来两份文件：一份是那封匿名信和三平地区的“民谣”，一份是他们以革委会名义写给省委的《抓清查，促生产》的报告，说：“你看看，这两份文件，哪一份反映的情况是真实的？”
祈主任看了，想了多时，说：“当然，’民谣‘反映的情况是真的。”
张敬怀有点生气：“既然’民谣‘反映的情况是真实的，那么《抓清查，促生产》这份文件，怎么会以地区革委会的名义送到省委？”
祈主任又迟疑了半天才回答：“闻大名这个人飞扬跋扈，权欲心很强。据说他上边有根子。谁也不敢动他……”
“这我就该批评你了。他有什么根子？我们只有一个’根子‘，那就是党的政策。你呀……”
张敬怀停了一刻接着说：“你还是怕！越怕，鬼越来欺负你！你不怕鬼了，鬼就怕你！”
“是，是！”
“我们都是经过了文化大革命这场浩劫的人，什么刑没有受过？什么苦没有吃过？还有比那种日子可怕吗？我看，我们这一代人，只要不健忘，文化大革命是不会重复了。全民遭殃，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教训还不够深呀？”
张敬怀和祈主任的这次个别谈话，一直谈到深夜。
他们走出谈话的房间时，闻大名正在门口的沙发上坐着。见张敬怀出来，像火烧了一下似的，猛地站起来。
张敬怀问：“你在这里干什么？”
“我怕张书记有什么事吩咐，在这儿等着。”
“我有事。”张敬怀说。
“什么事？我马上去办！”
“我的事，睡觉！”说罢扬长而去。
闻大名在那里站了半天，悻悻而去。
次日，祈主任领着张敬怀到地区各部门开了两个座谈会，晚上又找了几个同志个别谈话，第三天又到两个区了解情况。第四天，召开了“中国共产党三平地区委员会”。这是文化大革命之后，第一次正式的地委委员会议。闻大名原来不是党员，是在文化大革命时，在某次武斗中，由另一个造反派介绍，“火线入党”的，会议不承认他的党籍，一开会就被“请”出了会场。
会议由祈主任主持，张敬怀先在会议上讲了话。祈主任和其他地委委员们都发了言。会议结果是做了几项决议：
关于撤销靠造反起家有打砸抢行为的闻大名及其同伙的一切职务并隔离审查的决议；
关于继续清查“三种人”和落实干部政策的决议；
关于抓好当前生产和改善人民生活的决议。
另外还有几项有关某些具体工作的决议。
这些决议，大快人心。三平地区见到太阳了。
从三平地区回来之后，在一次省委常委会议上，关于这次在三平地区之行的情况，张敬怀向常委们作了汇报。杨同理书记完全肯定了他的工作，并说：“我的老张同志呀，你辛苦了。休息几天吧。”
张敬怀在家里休息时，他想就三平地区之行写篇文章，标题都想好了：《书面报告和实际情况》，还找了几本书和一些材料。可是心神不定，怎么也看不下去。他问自己：“我怎么了？”
想了半天，忽然叫道：“卜秘书，你过来一下。”
张敬怀不上班的时候，卜奎也住在张敬怀家里的办公室。卜奎立即站在张敬怀面前。
“你能找到小冯吗？”
“好找。”卜秘书答。
“你告诉她，让她到家里来一趟。”
“好的。”
就在这天下午，冯怡来了。她觉得是“奉命”来的。好像一个普通干部晋见首长那样，生分分的，站在那里，低着头，等着张敬怀问话。可是张敬怀半天不语。
冯怡问：“张书记找我有什么事吗？”
这问话使张敬怀有些伤心，又是半天，张敬怀说：“你为什么不来找我？”
“我为什么要找你？”这话又刺痛了张敬怀。
“没有事就不能找我？”
“我已经让卜秘书谢过你了。还有什么事找你？”
“你坐下吧。我们还像在翠谷山庄那样谈谈好不好？那时，你可不是这样子的呀！”
冯怡说：“那时，你养病，我也是休养。我们是病友，也就是说是平等的朋友，现在不同了。”
“什么不同了？我还是我，你还是你呀！”
“不同的，不同的。首先，你现在肯定很忙，我不愿打扰你。”
“我忙，这不错。但是也没有忙到见一个朋友的时间都没有呀！”
“你是张书记，我只是一个普通干部。我们之间相差得太远了。我来找你──一个普通干部，老是往省委书记家里跑，别人会怎么看我，又怎么看你呢？”
“别人怎么看，且不去说他。我倒是问问你，当了领导就不兴有朋友了？”
“现在，你的朋友……只有在你工作的圈子里找。”
“荒唐的逻辑！怎么当了领导就不能和普通人交朋友？”
冯怡不语。
张敬怀缓缓地说：“小冯呀，看来你还是不了解我。我们在翠谷山庄那一段，作为一个普通人和普通人，无所不谈。那是我有生之年最大的快乐。现在，历史又把我推到这个岗位上，你认为我愿意呀！我是别无选择。我们能不能恢复在翠谷山庄那样的忘年之交的关系？”
冯怡这才慢慢有了笑容。
“可以的，只要你在我面前不是领导。”
“哎呀，你呀，你！你以为所有的人都是’一阔脸就变吗‘？……算了，我想问问你的生活、工作，都怎么样？”
冯怡这才和张敬怀谈天说地，说起来没个完。
他们一直谈了一个下午。张敬怀要留她吃饭，冯怡不肯。张敬怀也没有勉强她。
冯怡走后，张敬怀一直陷入深深的思考，做了高级干部，连交个普通的朋友也难呀！他感到无限的悲哀。
当卜奎领着冯怡进院子的时候，夫人艾荣和女儿胜美都在家。以前夫妻关系不好，艾荣一直怀疑丈夫可能有外遇。但是经过多方观察、考核、调查，并没有发现蛛丝马迹。今天见卜奎领着一个姑娘进来，长得那么俊俏，立刻引起了艾荣的注意。她们娘俩，躲进西间屋，侧耳细听。开始并没有什么响动，后来却不断传出极其热烈的谈话，而且丈夫还常常开怀大笑。艾荣只有在他们结婚不久，才听到过这种开心的笑声。但是他们谈的什么却听不清楚。
当冯怡告辞出来的时候，张敬怀还特地送到门口，说：“欢迎你常来串门！”
一个姑娘，顶多是个科级干部可能连个科级也不是，和一个省委书记谈得那么热烈，艾荣还没有见过。心中不觉涌起一阵酸楚。像犯了胃病似的想吐。“什么东西！”她暗暗骂了一句。
冯怡走后，老头子又开始批阅文件。卜奎也回到西下屋。艾荣也跟进来了。
艾荣对卜奎，有时把他当作自己的儿子，有时当作自己的弟弟，有时也当作自己的贴心秘书。他们家庭的矛盾，没有什么瞒着卜奎的。一进卜奎的屋子，艾荣就小声问：“刚才来的这位，是干什么的？”
卜奎知道夫人这方面很敏感，忙答：“是张书记在疗养院认识的一个知青。
她父母在文革中都被迫害死了。很可怜的一个孩子。张书记给她落实了政策，她来表示感谢。”
“没有别的关系？”
“没有的，不会的。”
“怎么谈那么热乎？”
“姑娘爱说笑话。”
“你知道，我们这位老爷子和我这么笑过吗？”
“我向阿姨保证，绝对没有别的事。张书记在这方面是很传统的。你放心。”
“现在的男人呀，谁能打保票！”
艾荣出了卜奎的房子，又和女儿嘁嘁了半天。妈妈又征求女儿的意见，儿女说：“我爸，不会的。他们这一代人，不管家庭如何，这方面都是很传统的。”
妈妈想了半天：“防女人，比防贼都难。”
张敬怀还是日日夜夜地忙碌着，时间在开会和批阅文件中流淌过去。从早晨到深夜，几乎没有一分钟是属于他自己的。
有一天晚上，卜奎照常给他抱来一大堆文件和报刊。
他先浏览了中央几份大报，见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文章，仅仅从这个标题，他就觉得很新鲜。他先是粗略地读了一遍：有意思！有意思！他想。又反复读了好几遍，越读越觉得这篇文章不简单。又看了两遍，眼前一线光明在闪耀。看此文发表日期是五月十一日。署名是“本报特约评论员”按照文化大革命形成的习惯，凡是代表中央精神的社论、评论，都是“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首先发表。可是，这么一篇充满新思想、新精神的文章，怎么在光明日报发表呢？又为什么不用“社论”而用“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呢？
张敬怀把卜奎叫来，指着光明日报问：“这篇文章你看了没有？”
“看了，看了好几遍。”
“你有什么想法？”张敬怀盯着自己的秘书兼朋友。
卜奎也不像是向张敬怀汇报，好像意见一样坦率地说：“我看这篇文章充满了新的思想和新的精神，可能会引起我们国家的很大变化。”
张敬怀和秘书讨论式地说：“如果这篇文章代表中央，那么应该是’两报一刊‘首先发表，一般也都用’社论‘形式。可是光明日报先发表，而且用’特约评论员‘就有点意思了。”
卜奎继续表示自己的看法：“这个问题，事关重大。如果按照这篇文章的精神，恐怕文化大革命就要被彻底否定。也可能本来是中央精神，因为事关重大，先在光明日报发表，做点舆论准备。当然，也可能是某个理论家个人的想法，因为符合主编的思想，没有请示中央，阐自发表也有可能。”
张敬怀说：“这就看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是不是转载吧。如果这两个大报转载，那这就是当前党中央的声音。如果他们不转载，就可能是个别人的意见了。”
“我想是这样。”
次日，即五月十二日，张敬怀和秘书都急不可耐地等着报纸。直到下午，当天报纸才到。张敬怀先看人民日报，一字不差地原文转载，又看解放军报，也是原文转载。新华社向全国发了通稿。
“这肯定是党中央的精神！”张敬怀高兴地说。
接着省委书记杨同理，给张敬怀来了电话：“老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这篇文章你看了没有？”
“看了。”
“做何感想？”
“我看这篇文章是代表党中央说话的。按照文章的精神，要重新评价二十多年我们的历史，许多被颠倒的历史得颠倒过来。”
“我同意你的看法。”杨同理说“新华社记者今天要向我采访，要我表示态度。还希望我写篇文章，大事呀，大事！”杨书记的兴奋心情从电话中听得出来。
“是，是，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张敬怀说。
“伙计，你也写篇文章吧。这场和’两个凡是‘的大论战，我们得参加呀！”
“我要写的。”张敬怀说。
以后许多天，张敬怀都急不可耐地等着看每天的报纸，发现中央各部、委、解放军各军、兵种，各省的主要领导，纷纷发表谈话，拥护和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报纸的头版头条，都是发表的这类报导和文章。
张敬怀的文章很快就写好了。标题是《需要重新整顿“三风”》。
这篇文章的内容要点是：首先回顾了抗日战争期间延安整顿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使中国革命从一个胜利走向一个新的胜利。文章接着讲到，近二十年来，大跃进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文化大革命为自己树立了许多假想敌人，像唐吉诃德和风车作战那样；造反组织林立，制造了许多新宗派，酿成全面内战；在文化大革命中，言必引用领袖的话，“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空话连篇，言之无物，谁也不敢说自己的新思想，新观点……这是“党八股”的大泛滥。正是由于这种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作祟，二十年来，我们从一个失败走向另一个失败，却又总说是形势大好，越来越好。大跃进提出：苦战三年改变一穷二白面貌，由于主观主义，结果造成了国民经济大灾难。……最后，文章对深入开展这场大讨论，还提出了若干意见和建议。
文章尖锐，文笔流畅。洋洋洒洒占了两大版。在省报发表后，全国各地报纸纷纷转载。
与此同时卜奎也写了一篇长文，标题是《实事求是精神的丧失》。文章从大跃进讲到文化大革命，也是洋洋洒洒占了大半版。许多读者都来信说他的文章写得很有水平。
有一天，在省报的文艺版，发表了一篇杂文《砂锅捣蒜的故事》，副题是《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有感》，写得很有意思。
文章一开始就讲了一个民间故事：
俗语云“砂锅捣蒜，公鸡下蛋”纯粹是胡扯！可是有一位理论家偏说：“小砂锅，能捣蒜，千锤万锤打不烂。”众人不信，那么就实践一下吧：第一个人拿来一个砂锅。“乒当”打破了，理论家说：“你的砂锅质量不好！”那么，再实践一回，人们拿来第二个砂锅，“乒当”又打破了，理论家又说：“你捣的方法不对！”那么进行第三次实践，又拿来一个砂锅，第三次打破了。理论家气急败坏地说：“你是别有用心的破坏！”
虽然屡试屡败，就是不承认实践，就是不承认“砂锅不能捣蒜”这一规律。
张敬怀和卜奎看了，都说写得好，很形像，且具有哲理性。一看作者，署名是“二马驹”显然是一个化名。张敬怀让卜奎向报社打听一下作者是谁，很想和他谈一谈。
卜奎给报社编辑部打电话询问，编辑部回答说，作者叫“冯怡”，并且说了作者的地址和电话。
卜奎回来报告张敬怀：“你猜猜，这个二马驹是谁？”
“谁呀？”
“你认识的。”
张敬怀略微一想：“是小冯吧？”
“是。”
张敬怀和秘书都开怀大笑了。
“这个小冯，笔端还真有点文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