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权力的奇妙快感

    次年开春的时候，常务副县长罗庆就调走了，到金安市纪委当副书记，罗庆算是提了一级，正处了。罗庆调走，下面就有了许多议论，说他在常务副县长的位子上也捞足了钱，该动身了，再不动身就要出问题了。罗庆管过工业和交通能源，当常务之后管人事和财政，实权一直把握在手中，那些乡镇领导想调回县城要找他，副职要提拔成正职的要找他，矿产开采要找他，据说都要送钱的。所以他一调动，各种说法都出来了。古长书也多次听到过这些说法，当初他也相信，到后来，有些传说越来越离谱，他就不太相信了。古长书从他的耳朵里听到的，哪个领导都有一些谣言的，只是他没听到过他自己的谣言。他想，他自己也许也有谣言，只是他本人听不到罢了。

    罗庆调走，古长书就接替了常务副县长的职务。不管怎么说，古长书只当了一年副县长，就提拔为常务县长了，进常委了，这是一个比较快的进步。无论是他本人，还是其他县委领导，都明白古长书这个常务提得比较硬气，是他实实在在干出来的。古长书认识省政府领导，他也认识市委领导，可他从来没有为自己提拔的问题找过他们。所以他自己也觉得骨头很硬，是挺着腰杆当官，弯下腰背做事的那种人。对于常务副县长这份工作，他当然能够胜任。在新班子重新分工的会议上，他提出，除了接管原先常务副县长所承担的人事、财政等工作外，他还继续把工业这一块管着。因为这一块他最熟悉，而且有他正在搞的项目，如果换一个领导，且不说他对工业生产的熟悉程度，单凭摸清情况，就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有些持续性很强的工作就是频繁地更换领导搞坏了的。贺建军书记对县政府的最新分工也很满意，他说古长书就是块抓工业的料，让他继续把工业管着是有好处的。

    一宣布古长书当常务副县长，古长书的办公室就从来没有安静过。大家都是来向他表示祝贺的，也有人赤裸裸拎着礼物上门了。而更多的是带着一个信封，说是要意思意思。古长书一再拒绝，可他们却执意要送不可。给他送礼的，都是各部局的领导，也有一些乡镇的正副职。但凡烟酒之类，古长书都收下了，如果拒绝就会伤人家面子。对那些送信封的人就不一样了。等到送礼的人一走，古长书就在信封上写上送礼人的名字，然后收进抽屉紧锁起来。有天晚上，古长书就收了三个信封。他打开那些信封看看，里面都是钱，从几百元到两三千元不等。越看这些，古长书越觉得可怕。

    古长书自己都觉得奇怪，他当团委书记的时候，没人给他送礼，那时别人要是送他一条好烟一瓶好酒，他都会乐意收下，并为此而高兴，感受到作领导的种种好处。可是，即使这样，一年下来也难得有人送他几次烟酒。没人送的时候，他甚至暗暗希望有人送。现在情况大变了，这么多的人要送礼给他了，他又突然不敢收了，而且他对送礼者有种特别的恐惧感。他明白，送他烟酒的一些人，大都平时是些朋友，确实为他当了常务副县长而高兴，那祝贺便真心实意的，烟酒寄托着他们朴素的情感。而送钱的那些人，平时接触本来就很少，没什么友情，这时候送他钱，不是看在友情上，而是看在他的职务上。那是有所求的，他们把他的职务看成了可以发掘的再生性政治资源。古长书当然不愿成为别人手中的一个棋子。

    古长书认真研究过一些能人腐败者。他们首先是能人，其次才是腐败分子。他们往往很有能力，能干事，有权力，别人既然仰慕他们的才能，也倾倒于他们的权力，于是就给他们送礼行贿。腐败分子倒台的时候，就是他们政治命运终结的时候。还有一些庸人领导，他们手中有权，身上有职务，但没有个人能力，既不能为国家办事，也不能为个人办事，下面的人看不起他们，你再权高位重，也没人把你放在眼里，当然也就没人给他送礼了。这也属于窝囊的领导窝囊的官。大明县以前有个副县长就是这种人，工作上没主意，政治上没头脑，下级也不把他当人看。一遇到喝酒的场合，别人就想把他往醉里灌，然后就从他嘴里掏话，让他讲到外地出差时找小姐的事，引起哄堂大笑。这位副县长的日子过得很紧张，嘴上抽的烟都是三五块钱一包的，家里喝的酒都是十多块钱一瓶的。据说此君就非常廉洁，可并不是他本身要廉洁，更不是政治觉悟高，而是无可奈何的清贫。如果有人送他一条中华烟，他会高兴半天。如果过年时送他儿子一百元压岁钱，他也会高兴得眉开眼笑。古长书认为，有人看着权力给你送礼，至少能证明权力的价值；因仰慕你而送礼，说明人格的价值；是朋友而送礼，能说明友情的价值。如果谁都不送你一点什么，说明你已经没有任何价值了，那就是官场的废物，它比腐败的本身更可悲可叹。所以，当古长书看到那些信封的时候，尽管他很惶恐，但心里还是美滋滋的，可以从中体味出权力在运行过程中的奇妙快感。

    11.真正的绿色食品

    怎么处理这些钱？古长书颇费了一番踌躇。他没有告诉左小莉，女人对财富有种天生的向往，怕她不懂事拿着用了。左小莉平时偷偷搞点家教，就是为了补贴家用。如果告诉她有人送钱上门，她也许就求之不得了。古长书也没告诉顾晓你，怕她说你不要给我。他当然更不敢告诉贺建军了，怕他说你上台就收钱呀。左思右想，他让政府办公室给他买了个保险柜，把他收到的那些信封统统保存起来。他想看个究竟，当一任常务副县长到底能收多少钱。如果说权力能量化，能折合成现金的话，他就能得知一个县长价值几何了。

    权力变大了，职位变高了，古长书的生活与工作的模式也变了。没当常委时，他能够非常自由地支配自己的时间，清闲下来就好好写文章，一当常委就不一样了，时刻都有人找他，他被莫名其妙地包围和纠缠着，好象总有一根看不见的绳子拉着他，许多时间都耗费在务虚上了。他希望尽快从这里面抽身出来。所以，当他亲手所抓的山野菜第一批产品出来不久，古长书就一头扎进了推销工作中。他就是要把这个企业扶上马送一程，他觉得只有这样才是扎扎实实的干事情。

    古长书从来不象别的领导那样，八字还没一撇，就勾画出一幅宏伟蓝图，大会小会讲得天花乱坠，然后便是灰心，再然后便是失望。伟大目标制定之日，就是生产计划破产之时。古长书喜欢给自己定最低目标，一步步往前走，走到哪儿是哪儿。抓山野菜，当初只想在本地市场占有一席之地。可产品一出来，很快就在本地超市铺开了，上架后反应不俗。于是他就打起了大算盘，把山野菜往外面推。深圳是他最初闯荡过的地方，他以前的老板黄骏就还那里做公司。他带着厂长和推销科长，随身托运了两吨山野菜，直下深圳了。

    古长书到深圳是下午三点，黄骏自己开着车到车站去接他们。因为古长书托运了两吨山野菜，黄骏安排专人在货运室提货。黄骏接待古长书的方式很特别，也很热情，他提前安排好了下榻宾馆，提前预订了酒席。他手下的人早已在桌上等候他们了。

    一进餐厅，黄骏拉着古长书的手，对他下面的部门经理说：“你们看看，这是我同学，以前是我的助手，给我打工的人，现在已是常务副县长了。在我手下，能干好事情的人很多。可同样的事情让古长书干，他不仅能干好，而且能干得与众不同。”

    几句话把古长书说得有些不好意思了，大家都站起来要给古长书敬酒，他被一种前所未有的热情包围着。但古长书非常明白黄骏的用意，黄骏是个聪明人，一方面他是要给足古长书的面子，一方面他要趁机教训一下他手下的工作人员，同时也显示他自己的重要。他就是要让他们看看，给他打工的人是有出息的。让他们好好干事，都会有出息。

    黄骏能喝酒，但他几乎不喝白酒的。这天例外，为了陪古长书，他喝了许多。古长书也破例喝了半斤。酒劲一上来，话就多了。古长书胀红着脸说：“既然你叫我朋友，我也把你当作朋友，那就说件朋友的事。我带了两吨山野菜产品，一吨是要做广告宣传，全部送出去。一吨是作为商品，要卖钱的。你帮我打进哪家超市去。”

    黄骏此时兴致勃勃，一巴掌打在桌上，酒杯都晃动了。黄骏说：“超市我自己有一个。你那吨作广告的山野菜送我，那吨卖钱的山野菜我买了。你搞的产品我是放心的。万一你那东西不好吃，以后我不进你的货就行了，咱们就是一锤子买卖。如果你搞的确实好，以后我就源源不断地从你那里进货就行了。”

    古长书见黄骏这样说，他就要一口咬死。古长书说：“那就这样一言为定了。咱们的山野菜就交给你了。”

    两人各自打着自己的算盘。古长书是贫困地区的，他开发的产品只要能在深圳落脚，卖得出去，对他来说就是喜出望外，就说明这东西是大有希望的。厂里刚刚起步，没钱在传媒上打广告，只有用产品宣传，这当然是最廉价的广告了。而黄骏也有一本帐，自家办有超市，山里的东西只要加工好一点，卫生方面能过关，本来又是真正的绿色食品，在深圳这地方，是不愁买不出去的。两吨山野菜，他只付一吨的钱，当然是赚钱了。人情与经济利益就达到了高度一致。

    第二天，在黄骏的超市里，就打出了醒目的广告牌：“本店独家经营来自西北地区的真正的绿色食品——正宗山野菜，让利销售。”

    当古长书带着厂长和销售科长到黄骏的超市逛悠时，看到这一幕非常震惊，他感慨他们的工作效率。一夜功夫，产品打上了条形码，录入了计算机，走上了货架，直接与消费者见面了。古长书还注意到了，那种小袋包装的山野菜，每袋只有两百克，在大明县和金安市的售价是一块五角钱一袋，而在黄骏的超市就变成了两块五。古长书卖给黄骏的价格是每袋一块钱。这样，黄骏每袋就能赚一块五，属于暴利了。

    大明县深山里的东西突然摆到了大都市的货架上，古长书确实有些兴奋。趁着一些顾客拿着他们的产品挑挑拣拣的时候，古长书对他的部下说，我们每人也买十袋吧。于是他们每人就买了十袋。不为别的，就是为了凑个人气。古长书非常清楚顾客的心理，当他们对某件新商品的可信度产生疑窦时，他们往往依赖于其他顾客的购物倾向。

    12.把蛋糕做大

    古长书把他们购买的山野菜拿到宾馆里统一收起来，然后就带着厂长和销售科长在深圳到处游览。玩了两天，古长书对他们说：“你们再去给我买五十袋回来，记住，要分多次购买。最好一次只买四五袋。我在深圳还有些朋友，要送人的。”厂长说：“何必这样呢？我们直接从超市免费提一部分就行了。反正我们送了他们一吨。这样就能省现钱了。”古长书说：“叫你去你就去。不要问缘由。”

    两人就去了，分十次买了五十袋回来。晚上，古长书就把买回来的山野菜送给了在深圳打工的老乡。古长书知道，一次送他们几十袋，其实他们自己吃不了那么多的，也是送朋友。朋友送朋友，影响就慢慢扩大了。

    第五天，古长书他们就准备打道回府了。临行前的两个小时，黄骏匆匆忙忙赶到宾馆，为他们送行。黄骏说：“你们这几天玩得怎么样？我是太忙了，没有时间陪你们玩。简直不好意思。”古长书说：“你已经帮大忙了。别说不好意思的话。”黄骏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们超市把山野菜上架五天，卖了二百多袋。平均每天卖出四十多袋，在一万多种商品中，你一种商品每天能卖四十多袋，虽说数量不大，但也算是畅销了。”

    古长书说：“那是你广告做得好。也是正好赶上了绿色食品这股浪潮。”

    这回厂长和销售科长才明白古长书当时让他们购买山野菜的用意何在。他就是要通过这种办法增加销售量，同时也让他们的产品给黄骏一个良好的印象。

    黄骏说：“你们这个厂需要投资吗？如果在几十万元之内，我倒是可以试试的。我可以帮你们把蛋糕做大。”

    古长书说：“这要问厂长了。我欢迎你去我们那里投资。”

    黄骏说：“我是觉得这个产品有前途。一旦深圳这个市场打开了，接下来便是广州市场，小规模生产可能就满足不了需要的。”

    古长书入情入理地说：“那你也要好好考察一下再说。不要盲目投资。你如果把钱投下去了，你又不能赚钱，我会过意不去的。如果确实这是个好项目，有钱不去赚，那也可惜。所以我建议你抽空到我们那里去实地考察一下，做到心中有底。对于你这种大老板来讲，投资这么一点钱，也只是闹着玩玩而已。”

    黄骏说：“那好，有空我就到你们那里去一下。”

    古长书在深圳玩得开心，公事也办得漂亮而圆满，现在该打道回府了。他的下属跟他一块儿出去，见识了古长书在外面的能力，觉得很开眼界，也学到了一些办事的方法。回到大明县后，古长书把到深圳推销山野菜的情况详细向县长和贺建军书记做了汇报。贺建军对他的工作也很满意，做常务副县长的人，能亲自出马推销产品，这才是真正的服务型政府的领导。

    但古长书是个追求完美的人，不管大事小事，他都要把它做得光芒四射。他不会轻易让深圳之行就这样过去了。他回家跟左小莉团聚了两天之后，第一件事就是积极跟黄骏联系，说他把深圳之行的全部情况都向县委汇报了，县委县政府非常感谢他对贫困地区经济工作的支持，同时也真诚地欢迎他有空到大明县来旅游观光。这话就说得黄骏心花怒放了。但古长书绝对不提请他投资的事。他觉得在山野菜这个小项目上让他来投资，太小了，似乎有点不值得。他只是欢迎他来玩，联络感情，增强友谊。在频繁地跟黄骏联系的同时，古长书让宣传部的人找到《金安日报》要闻版记者，让他做个新闻，标题他都拟好了，叫做《大明县山野菜打入深圳市场受亲睐》，他还要求一定要在头版头条发表。

    古长书是非常注重经济新闻本身的广告效应的。这条新闻如愿以偿地在《金安日报》头版头条见报后，果然不出所料，引起了强烈反应。在金安市内一些超市销售山野菜产品的商家，都纷纷把那张报纸张贴在商店门口，顾客进门先要瞅一眼报纸。而售货员则说得言之凿凿：“大明县的山野菜连深圳市民都喜欢，还有什么好说的？”

    紧接着省报也发了消息，只是标题摇身一变，成了《质量过得硬野菜进深圳》。做新闻的明显把调子拔高了，加了个副标题“大明县山野菜占领深圳市场”，正文里特别强调了，“常务副县长古长书亲自出马推销产品”。本来是进入深圳市场，但一改成“占领深圳市场”，那意义就不一般了。反正人们是相信省报的，谁也不会跑到深圳去做一番市场调查。古长书看后大笑，自己做的事情自己不敢夸大，别人替他夸大了。省报的影响自然要比市报大得多了，新闻发表第二天，古长书就接到市工业局陈局长的电话，开口就说：“长书，你干得真漂亮啊！”古长书说得多谦虚：“都是跟你学的。”陈局长说：“我没教过你这些呀！”

    13.常委扩大会

    古长书赶上了绿色食品的浪潮，又沾上了新闻的光，山野菜的生意日渐红火起来。农民有了一个新的经济来源，县里有了一个拿得出手的企业，还解决了几十名下岗工人再就业的问题。实际上这个项目只是一个乡镇企业，县里没出一分钱，但古长书亲自抓了，又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省市的领导下来检查工作，顺便要看看企业状况，山野菜就成了招待他们的食品，也成了馈赠他们的礼物。县直机关到上面办事，也拿他们的产品出去，说是本地特产。贺建军当着市委书记汪洋的面说：“我们这山野菜是古长书牌的。”

    在县里，古长书的知名度远远比贺建军和县长要大得多。虽说他只是个常务副县长，但他有抗洪救灾工作中舍己救人的英雄事迹，有全省十大杰出青年的称号，有在全国各地留下了英雄报告团的声音，有各种媒体的陆续报道。前些年知名度的厚重积累，现在知名度的持续叠加，使他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风光人物。省里市里下来的领导，来了都要问：古长书在吗？那是一定要让他陪同吃饭的。即使不陪吃，也要见见面，聊上几句，看看到底是何许人也。所以，古长书在县里的人气骤旺，几乎谁见了他都要热情地走上来打个招呼，哪怕是县政府天天见面的人都这样。在别人看来，下面有什么事情要汇报，向古长书汇报跟县委书记和县长汇报是一样的，他在他们心目中有足够的份量。甚？跟古长书主管的工作没什么关系的事，下面部门也乐意向古长书说说。仅仅是跟他说说，好象也有说服力，甚至还有一些荣耀。在县直机关，干部们也相信，有的工作别的领导抓不好，但让古长书一上手就会抓好的。表面上他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他却偏偏具有这种特殊能耐。

    人气太旺也给古长书带来了压力。他在众人的目光中被抬高了许多，他在众人的心中被抬高了许多，他明显感觉到有点功高盖主了。对于从政的人来讲，这就犯了大忌。尽管你是常务副县长，是县委常委，但毕竟还是副职。上面还有两重天，一是县委书记贺建军，二是周县长，你不过是他们的助手而已。想到这些，古长书就有点胆寒和后怕。贺建军他倒是了解的，是个直肠子，也是非常欣赏他的。再说贺建军是县委一把手，不会对他的工作带来不利。古长书真正担心的是周县长。周县长平时哼哼啊啊的，成天腆着肚子到处讲话，平时见人一脸笑，摸不准他的脾气。特别是那双眼睛深不可测。古长书常常怀疑自己是不是会给他带来政治上的威胁。如果做县长的感觉到这种威胁的存在，那么他就可能采取不正当手段给古长书的政治前途造成障碍。所以，古长书尽管在外面干得风风火火，但回到县政府机关，就得谨小慎微地做人，千万不能让周县长觉得他很猖狂，很得意。

    不久县委开常委扩大会，会上听取了城建局长李兵汇报县城违章建筑的问题。事情是由李兵向人大常委会述职引起的，人大认为李兵的述职报告在违章建筑问题上含糊其词，接着，县人大对县城建设进行了视察，发现违章建筑存在不少问题。人大请示县委，认为违章建筑问题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于是就召开常委扩大会，让李兵做专题汇报。

    14.临阵脱逃

    大明县城刁民多，这些人都有一些大大小小的关系，一些不自觉的人利用他们有后台，在建房时总想多占一点地方，违章建筑就慢慢地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了。大明县城是座山城，整个县城随着山势顺坡而建，房屋高高低低，错落无序，人口在不断膨胀，地皮就很紧张了。从外面打工回来的人，手上捏着大把钞票，首先就在县城买个房子，以从形式上确定自己城里人的身份，然后再设法弄个城镇户口，就成为真正的城里人了。地皮一紧张，那些本来有房屋的人就要设法推倒旧房建新房。他们一旦重新建造，就要想方设法扩大一点面积，于是许多临街的房子都充满了扩张主义和霸权主义。马路上的人行道成了唐僧肉，通常是它们啃咬的目标，因此街道被越挤得象猪大肠，时宽时窄，时粗时细，给城内交通带来了许多不便，由此也酿成了多起交通事故。十多年前，当这股风抬头时，县政府曾下过决心进行违章建筑治理，对它们实施强行拆除，也产生过一些作用。可是后来，一个外号叫“天不怕”的人在建房时，在主街道上占用了一米宽的地方，形成了一个更可怕的交通瓶颈。“天不怕”的叔叔当时是公安局副局长，一方面是靠这个面子撑腰，另一方面此人胆大包天，蛮横无理，任何人去跟他做工作，他都置若罔闻。非但不予拆除，还扬言“如果再来，老子就要打断他的腿。”他的房子里随时都放着斧头，砍刀之类的凶器。

    天不怕的嚣张是具有代表性的，出了这种猫怕老鼠的事，说到底还是政府办事不力。最初，县城建设这一块由城建局和城关镇政府联合管理，可乱搭乱建屡禁不止，城关镇镇长唐山提到这事就头痛。贺建军和古长书都听到过一个笑话，说，现任的大明县政府的周县长在城关镇当镇长时，城关镇政府不许商贩在政府门前摆摊售货，工作人员出门都没路可走了，因此便下了禁令，严禁在政府门前摆摊售货。有个商贩就找到了“天不怕”，天不怕冲进周县长的办公室，威风凛凛地往他面前一站，一声巨吼：“周长治，你今天要给我说清楚！为什么不许在政府门前摆摊设点！”周长治吓得脸都青了，打着哆嗦说：“那不是我的主意，不是我的主意。”旁边的人看见，周长治说着，尿都吓出来了。因为是夏天，穿着短裤，尿就顺着大腿往下淌。后来，城关镇是坚决不管城建这项工作了，硬是把它推给了县城建局，说是一家独管方便开展工作。为“天不怕”的违章建筑一事，当时的城建局局长罗庆和法院的工作人员都先后雄心勃勃地去过，无一例外都被他举刀吓走了。天都不怕，还怕什么呢？每回去做工作，天不怕举刀一喝，他们就不敢前进一步。于是便没人再去了，不敢去了。房子可以不拆，但生命是不能丢掉的。

    后来罗庆当了副县长，自然是分管城建这块。面对这个恶人，当时县政府的领导曾召开会议，决定拿他开刀，下决心要把这个毒瘤割掉。书记和县长都异口同声地说，要排除一切阻力和干扰，采取果断措施，强行拆除“天不怕”的违章建筑。具体工作由县城建局，县法院，县公安局三家联合负责。可事情一定下来，不出三天，就有人出面说情。说情者是虽说回去了，干扰就可以排除了，可执行具体任务的法院和公安局的干警们却感到为难了。人家“天不怕”的叔叔是公安局副局长，尽管他也支持拆除，可真拆除了，咱们面子上也过不去，往后脸往哪儿搁？再说，“天不怕”在县城亲戚朋友多，开了几家商店，家里又有钱，在县城算是有些势力的人，爷爷那辈人里还有人在台湾，那年台胞探亲回来时，县政府领导专门接见过柱着拐棍的老先生，老先生在县里也有几十万的投资，也算是对家乡这个“根”的贡献。恶人，台属，地方势力，种种原因综合起来，如果拆除了“天不怕”的房子，得罪的可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那将伤害一片人的感情，僧面佛面一锅煮了。县直机关的工作人员，大都是县城本地的人，人口密，地方小，沾亲带故的多，低头不见抬头见，以后怎么做人？怎么见人？这些都是要考虑的。拆除违章建筑又是由多家组成联合执法队，在几家单位里，如果有一家单位当缩头乌龟，其他单位就左顾右盼了，谁也不愿意当开路先锋。尽管说得声势浩大，最后还是一再拖，不了了之。“天不怕”的四层小洋楼便成了违章建筑的世纪典范，依然屹立在那里岿然不动，一楼门面的生意也越来越红火。与其说它是违章建筑的标本，不如说它是政府无能的见证。

    因为“天不怕”的违章建筑没有拆除，善良百姓都跟着他比照。本来要遏制下去的违章建筑又重新抬头了。他们不跟别人比，只跟“天不怕”比。人家说了，人不能太善良，以前那些胆小怕事的老百姓有了违章建筑，说政府让拆除就自动拆除了。可遇到“天不怕”这种人，有势力，有关系，还有不要命的硬功夫，你政府就奈何不了他？几年下来，类似的违章建筑就越来越多，越来越乱。他们在建造的时候就把话说在前头了：谁有胆量拆除“天不怕”的房子，哪怕只动他一块砖瓦，我们就跟着自动拆除。这也就说明政府还有点能耐。

    现在，上任两年的城建局局长李兵想做点事情，把清理违章建筑的事提到议事日程上了。李兵是前任常务副县长罗庆一手提拔起来的。罗庆在城建局当局长时，李兵是股长。罗庆当副县长时，李兵就提拔为副局长了。罗庆当常务，李兵就当了局长。古长书没跟他打过交道，只晓得他比较温吞。清理违章建筑，本来属于政府系列的事，可事情非同小可，涉及面大，就只好拿到县委常委会上来研究。必须要确定一个基本方案，定下一个基本调子，还要成立一个班子，协调动作，统一指挥。讨论到中途，贺建军突然说，周县长昨天已经向我请假了，他的胆结石又犯了，老是疼痛，这次要把它切除，准备下周到省城去做手术。可是，他不能因为有病就打退堂鼓，他还要带病坚持工作，还得在这事上冲锋陷阵才行。所以，成立违章建筑拆除专项治理领导小组，周长治同志还得当这个组长，副组长就让古长书同志担任。周县长不在家时，就由古长书负责全权指挥。古长书没想到要把这个艰巨任务压在他肩上。当初在小范围讨论这事时，贺建军就隐约说过，周县长身体不适，但总指挥还得当下去，古长书就感觉到不对劲。古长书暗暗猜想，周县长可能在这事上耍滑头了，直接向贺建军请假了。他的胆结石的确有好多年了，一直是保守治疗，痛起来就非常难受。他肚子又大，身上肉厚，用手捂着都找不到感觉。可为什么早不做手术，迟不做手术，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去做手术？当然，他请假也有充分的理由。可眼下主帅离岗，又挂着主帅的名义，表面上是勇挑重担，实际上是临阵脱逃，把具体工作推给了古长书。

    15.还是你想得周到

    古长书心里憋了一股气。他觉得周县长的如意算盘打得真不错，这事的后果是明摆着的。如果这事得罪了人，搞得不可收拾，古长书就是直接责任人。如果这事有了功劳，便是周县长的荣耀。这也太耍滑头了。古长书才不会吃他这一套。他看了一眼周长治本人，对常委们说：“周县长身体不好，我晓得的，那病也不能再拖了。可是，”古长书说：“搞违章建筑是个大事，也是个难啃的骨头。如果他住院，我们在工作中时刻要请示他，那也很不方便，也影响他的治疗效果。所以我建议，能否把这事推迟进行？等周县长病好了再说？”

    周县长说：“病不能拖，违章建筑也不能再拖了。以前没搞好，就是因为拖的原因。问题都是拖出来的。这次非要有个结果才行。我可以带病工作嘛！”

    古长书笑着对周县长说：“可是你不在，我担心能不能搞好呀。我是希望你病好之后亲自坐镇指挥，把这场硬仗打下来。”

    贺建军明白，现在的焦点就集中在古长书和周长治之间。贺建军看看周长治，又看看古长书，说：“还有一个方案，大家看怎么样。周县长安心去治病，古县长来担任总指挥。整个拆除违章建筑的工作由古长书全权负责。”

    古长书要的就是这个结果。他宁可接受严峻的考验，也不愿让周长治只挂虚名，不能让他占着茅坑不拉屎。要么就全权负责，要么就纯粹不沾边。想耍滑头没那么容易。别看周长治平时说得字正腔圆，那都是嘴上功夫。从某种意义上讲，县城的违章建筑早在十年前周长治当城关镇镇长时就抬头了，问题就是从那时日积月累起来的。你早干什么去了？想到这些古长书就有些生气。不过，他还是很谦逊地说：“我来担任这个总指挥，是不是有些名不正言不顺？”

    周县长马上发出声音了：“我非常赞同贺书记的意见。由古长书同志任总指挥。”

    贺建军说：“古县长，那你就别推辞了吧。”

    古长书不好再说什么了。周县长的妙算已经给他戳穿了，古长书也想绝了，他来当个总指挥也行，功过是非他一人独揽了。即使出了天大的问题，也由他一人扛着。

    接下来就研究领导小组的组成人员了，照例是城建局和公检法多家的头头联合组成一个领导小组。然后是研究必须履行的法律程序，包括行政诉讼，法院判决等等。这些程序，早在前几年都履行过了，现在也只是重复以前的工作。公检法三家的领导都在场，各自表明态度，回去照办就行了。还要经费，财政局长表示：“你们拿个预算出来，需要多少给多少。”这些事务性的工作没什么复杂的，真正复杂的是具体执行上的困难。

    会议结束的时候，贺建军讲了几句慷慨激昂的话：“各位，这次拆除违章建筑，我们要把它当成一场硬仗一场恶仗来打，不许任何人拖后腿，不许任何人说情，不许任何人当旁观者。如果领导中有营私舞弊、优亲厚友的行为，我就要对他就地免职——大家听好了，这可不是说着玩的。在这件事情上，不免几个干部是不行的。我说句话大家可能不爱听，经济腐败是个人腐败，政治腐败是集团腐败，政府软弱无能是最大的腐败！我相信，只要拔掉钉子户，后面那些就好办了。所以，既要讲政策，也要讲策略，更要讲智慧。既不能违法，也不能软弱。出了任何问题，都有县委县政府顶着。具体怎么操作，古县长，你们下去研究，拿出一个比较科学的方案来。”

    古长书披着一身细汗散会了。出门的时候，周县长拍拍他的肩膀说：“长书，我过几天就到省城了，有什么问题及时向我通报。这次你就辛苦了。你要准备吃苦头。”

    古长书说：“你就安心治病吧。有什么问题我会向你汇报的。”古长书又问：“你需要不需要办公室派人？派两个人侍候吧，一个人很不方便的。”

    周县长说：“我看就一个人算了。单位预算本来就紧张，人去多了，开支就大了。”

    古长书管着政府办公室，权责都是清楚的。他怕周县长本人不好意思开口带上随同人员，便说：“你治病要紧。该节省的要节省，该开支的必须要开支。一个县长要做手术，连医疗费都要节省，算什么事？”

    周县长的大肚子抽了抽，满意地说：“还是你想得周到。”

    16.领头羊

    这时候的古长书就显得特别细腻了，几十分钟前刚刚戳穿了周县长的某些伎俩，现在又在治病的事情上如此关照他，古长书要让他真正感到被人关怀的温暖。随后，古长书就到了政府办公室，对主任说，周县长要去治病，你准备足够的手术费用，派两个办事细心的后勤人员随同服务。主任一脸不解地说，他提前怎么没说这事？古长书说，我也是今天才知道的。他一人出去住院，躺在病床上想喝水都没人端，那怎么行？主任噢噢答应着，说是一定会安排好的。

    古长书明白，总指挥的担子压在他身上，这对他来说，是一次智慧的考验，也是对他能力的一次考验。所以大家都拭目以待。其实，清理违章建筑这类棘手的事，早在古长书在当团委书记时心里就有谱了。在他看来这并不是一件难事。他心里有的是高招，只是从来没有对别人讲过。想从政的人大抵都这样的，没轮到自己出力的时候，即使装了满肚子金点子，也要秘不示人，权当自己是个傻瓜。如果说，在商界金点子就是金钱的话，那么在政界，金点子就是前途和命运。说得好了，金点子就是金点子；说得不好了，金点子就是馊主意。这关乎前途和命运的秘诀就得守口如瓶了。所以，古长书的金点子一直沉睡到现在才从智慧库里苏醒过来，派上用场。

    古长书不失时机地召开了清理违章建筑领导小组会议。他布置了三项任务：第一，尽快履行拆除违章建筑的法律程序，确定和公布强制执行的名单，张贴出去，并送达当事人手中，给他们晓之以理，也算是发出了第一个信号。第二项任务是，通过广播电视和宣传车等多种形式，进行广泛宣传，造成声势。每天高音喇叭连续播送县人大常委会制定的《关于依法拆除违章建筑的决议》，这是一个根据国家相关法规制定的地方性法规，也是这次的执法依据。还确定要起草一个宣传材料，口气要硬，手段要硬，决不姑息迁就。古长书就是要通过宣传攻势给当事人造成心理压力。第三是从外地组建一支专门拆除建筑的队伍，大约四十人左右，最好是民工，要能够吃苦耐劳，连续作战。

    还有什么高招？其他领导成员都等待着。检察长，公安局长，法院院长，司法局长和城建局长都比古长书年纪大，他们就是要看看这位声名显赫的年轻副县长如何带领他们攻下这座顽固的堡垒，历届政府积攒下来的问题能够在他手上得到根治吗？公检法司这些人，他们都是善于从自身利益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的，如果说付出巨大的代价来完成拆除任务，那也是不值得的。可以预想：大家的三亲六戚都在一个县城住着，一场违章建筑拆除之后，都面临着八面树敌的尴尬局面。轻者，你将永远面对一双双仇恨的目光。你既然可以六亲不认，往后就是六亲不认你了。重者，你将受到个人和家庭生命财产的严重威胁，那些不法之徒什么坏事都能做出来的。可是，县委书记贺建军讲得很严厉，要当成一场硬仗和恶仗来打，如果消极应付，那就有撤职罢官的可能。所以他们也只能表现出一副积极的态度，硬着头皮往前冲。

    几项任务布置下去，各自分头落实去了。

    这天晚上，贺建军专门把古长书叫到他家，让赵琴烧了几个下酒菜，两人边吃边聊。喝酒不是目的，聊天也不是目的，贺建军是要听听古长书心里的所思所想。既然要让他谈，古长书当然就有自己的想法。古长书说：“从城建的遗留问题，可以看出我们干部身上存在的许多问题。首先，我们的干部的软骨病，怕硬的，压不住歪风邪气，导致了恶势力的上升。所以使违章建筑愈演愈烈。其次，我们的干部有精神贫血症，缺乏真正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也缺乏对革命事业的坚定信念。如果我们真正思想统一，意志顽强的话，这些违章建筑都是不存在的。即使存在，也不会有现在这么严重。”

    贺建军说：“你说得对。对待问题，干部们睁只眼闭只眼的太多了。他们宁可在问题前面装糊涂，装傻瓜，也不愿意把问题暴露出来，切实解决。”

    古长书说：“可这也要一步一步来，不能急的。干部作风是要引导的，民风也是要引导的。”

    两人聊得快活，赵琴也过来了，举起杯子说：“长书，我也陪你喝几杯。”

    古长书又跟赵琴喝了几杯，和贺建军一直聊到十一点多，古长书才回家休息。临走时，古长书对贺建军说，明天回家看老婆孩子去了，可能需要几天时间才能回来。工作上的事，你放心好了。贺建军说：“不放心的话，就不会让你当领头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