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是金子,就要让它发光

类别:文学名著 作者:刘文辉 本章:第十章 是金子,就要让它发光

    在人才战略上,华为一直坚持高工资、强激励,即一定要让金子发光。

    华为希望通过这种“高投入”的方式,获得“高回报”。

    让人震惊的还是华为极高的工资待遇,“领了分红买宝马”,是华为高工资的最佳注脚。

    人才是第一资本

    很多企业越来越注重员工培训,尤其是大企业,员工培训已经成了人力资源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无论是新员工还是老员工,随时都可能被纳入一个不知名的培训计划。需要注意的是,培训数量的提升并不意味着培训质量的提升。与盲目的培训相比,华为的员工培训要科学和系统得多。

    华为对人才的重视是有目共睹的,当年一次性招入5000名员工,创造了人才招聘史上的佳话。但华为并不像有的企业那样,只招聘那些“来之能战”的有经验的员工,他们对应届大学生也很感兴趣。因为华为愿意为新人提供培训,不会担心这方面的投入打了水漂。据说,华为虽然签有相关离职协议,但如果新员工在培训期间或培训后提出离职,通常不会加以刁难。

    华为的培训力度之大在业界是有口皆碑的,曾有同行表示,只要是华为培训过的,无论什么样的人都要。华为的员工培训也并不是走走过场,新员工经过培训后,会发生脱胎换骨的改变。

    因为培训系统的强大,华为很少从外部引进“空降兵”。通常来说,除非是新进入一个领域,需要招聘专业人才外,华为大都通过内部培训选拔人才。

    华为的内部培训主要分三种类型,即岗前培训、在岗培训和换岗培训。

    (1)岗前培训

    对新员工来说,最主要的就是岗前培训。实际上,岗前培训也是各类培训中最规范、最系统的培训。董延明在《我在华为的日子》里提到的百草园,就是华为大学的所在地,也是岗前培训最重要的阵地。

    岗前培训分为军训、文化培训、技术培训和市场培训。这些培训针对所有人,无论你在研发岗位还是市场岗位,都要接受这些培训。

    军训的目的很简单,就是为了改造新员工的精神面貌,强化大家的团队观念。就像董延明所说的,为了培养集体精神和团队观念,教官会让学员结成三角关系,相互监督、相互制约,因同惩同罚而被迫融成一个集体。

    文化培训主要是宣讲华为的价值观,推动新员工接受华为的核心价值观和经营理念。作为高科技企业,技术培训是必不可少的环节。让很多员工感到痛苦的是,华为的技术培训非常严厉,而且一视同仁。对于那些非通信专业的学员来说,这是一项极大的考验。在这个环节,学员还要到车间实习,进行具体的实际操作体验。

    营销培训包括营销理论学习和实战演习。在理论学习结束后,教官会给新员工安排一次实战演习,让员工亲自到大街上叫卖生活用品。

    岗前培训历时半年之久,对新员工来说是一次严峻的考验。因此,有人甚至认为经过培训就相当于“再生”了一次。这是对华为培训的一种肯定。

    任正非对经过岗前培训的员工充满期待,他在《致新员工书》中说:“实践改造了人,也造就了一代华为人。您想做专家吗?一律从工人做起,已经在公司深入人心。进入公司一周以后,博士、硕士、学士,以及以前已取得的地位均消失,一切凭实际才干定位,已为公司绝大多数人接受。希望您接受命运的挑战,不屈不挠地前进,不惜碰得头破血流。不经磨难,何以成才!”

    (2)在岗培训

    随着企业的不断发展,员工的素质如果没有同步提升的话,就可能会影响企业的发展速度。因此,华为会为每一位员工制定职业生涯规划,并为其提供适当的培训。

    当然,这种培训也是考虑到员工个人的成长。员工不会脱岗,而是一边工作一边参加培训。

    还有一种情况是,当企业引入新的流程体系,或实施组织变革等项目时,也需要对员工进行在岗培训。与岗前培训的系统化相比,在岗培训比较随机。

    目前,华为的员工培训日益依赖网络,尤其是对国外市场人员的培训,大部分都是通过网络系统实现的。

    (3)换岗培训或轮岗培训

    华为颇为人性化,即使是没有通过考核的员工,也很少被公司开除。相对比较严重的处理,就是让员工更换岗位。针对这样的员工,华为会提供必要的培训,让员工掌握新岗位的技能。

    对于正常轮岗的员工,为了让他们适应新的岗位,华为也会提供培训。比如海外市场人员,通常都有比较固定的工作时限,一旦达到约定的工作年限,就会调回国内,或者调整到其他市场。对于这类人员的培训一定不能忽视。

    为了帮助新员工尽快了解公司和部门工作、适应岗位,华为专门制定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导师制度。按照规定,每位新员工到岗后,所在部门都会安排一位资深的员工作为其导师,在工作、生活等各方面给予指导和帮助。

    为了保证导师制的有效性,华为规定,导师要对新员工的绩效负责,导师的业绩与其指导的新员工的绩效挂钩。当然,导师并不是纯义务性的,而是有报酬的。

    对于刚刚走上社会的毕业生来说,这种导师制的作用是巨大的。它不仅能让新员工尽快了解公司、掌握岗位技能,而且能让新员工尽快稳定下来,更快地进入新角色。

    高工资:让员工买得起车,也买得起房

    任正非说,“华为努力探索内部动力机制,使创造财富与分配财富合理化,以产生共同的更大的动力。我们决不让‘雷锋’吃亏,奉献者定当得到合理的回报”。

    一直以来,华为坚持认为高工资是第一推动力。早期的华为,工资收入主要分为三个部分,即工资、奖金和内部股票的分红。让人惊讶的是,这三部分的收入一度在数量上非常接近,因此被大家称为“1+1+1”。这就意味着,华为员工的正式收入其实是工资的3倍。

    华为一直执行高工资。一方面,高工资能激发员工全力以赴地工作。华为人在垫子上开发出hJD48和CC08,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高工资的激励作用。另一方面,高工资吸引了大量的高级人才。刘平辞去上海交大教师的职位,到办公条件很差的华为当一名普通的工程师,如果说不是因为高工资,几乎没什么人相信。

    前文讲过,华为1996年的时候以40万元年薪聘请了一位从海外归来的芯片工程师,很快其年薪涨到了50万元。原来,华为觉得此人物超所值,因此主动为其提高了年薪。

    需要强调的是,无论是刘平还是这位海归人士,都是作为普通工程师加入华为的,最初并没有什么行政职务。

    按照公开的数据,2000年的时候,通信产业研发人员的平均工资大约为每月3000元,而华为的工资已经在每月8000元以上了。

    按相对值来衡量的话,华为后期的工资还不如以前高。但相比于其他行业和其他企业的员工,华为人的工资还是很高的。

    据前华为人汤圣平所说,2003年前后,华为本科毕业生年薪起点在10万元以上。工作一两年后,年薪很轻松地就能达到20万元。华为内部配股都有工作年限的限制,只要能在华为坚持几年下来,年薪通常都会出现翻几番的情况。

    华为高级副总裁、人力资源管理部总裁吕克介绍过华为的激励机制和薪酬体系。据他所说,华为实行的是以岗定级、以级定薪、人岗匹配、易岗易薪、能上能下的工资制度。由于易岗易薪的原则,员工在变换工作时,工资就有可能会下降。

    网上曾流传一份2006年加入华为的一位员工的工资单。2006年的时候,该员工的年收入只不过是3万多元,2007年的年收入就接近10万元了,之后两年的年收入分别为14万元和17万元。当时,还未到2010年年底,因此没有2010年的收入数据,但据估计将达到惊人的26万元左右。

    华为员工的年收入增长幅度为什么会这么大?主要原因不在于工资的上涨,而是因为股票分红的增加。

    在现代激励体系中,最常用也最有效的激励措施就是配股。为了激励职业经理人,大部分企业都会给工资加股份的待遇,希望通过配股增强职业经理人的忠诚度,以便为企业带来更多的利益。

    华为不是上市公司,无法赠送员工流通股,但面对当时的资金困境,任正非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想到了内部配股。

    华为的内部配股出现在1993年,当时公司刚遭遇了JK1000的研发失误,资金链几乎断裂。由于资金紧张,员工只能领到一半的工资,另外一半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领到。在前景不明的状况下,公司内部人心惶惶,每天都有人离开公司。

    为了稳定人心,任正非为员工开了白条,并煽情地说:“我们现在就像红军长征,爬雪山过草地,拿了老百姓的粮食没钱给,只有留下一张白条,等革命胜利后再偿还。”

    此后不久,华为将白条转成内部股票,成为员工持有公司股票的凭证。其实,华为这种做法可谓一举两得。当时,华为虽然渡过了危机,但公司资金依然不充足,如果补足员工工资的话,企业就无法扩大生产规模。通过白条向股票的转换,一方面留住了资金,另一方面也制约了员工的自由流动,稳定了员工队伍。

    前华为人张利华曾谈到这一问题,她举了一个例子:“比如说,一位员工在1998年拿到去年的奖金4万元,但分到股票8万元。那么,此人不仅拿不到现金奖励,而且还要再给华为4万元用来买股票。当然,公司不会真让员工掏腰包,员工可以向公司借款买股票。这样一来,这位员工就会欠公司4万元。到了下一年,8万元的分红达60%,分红同样不能留下,而是要还公司的贷款。而在分到上年的奖金8万元时,又分得股票18万元,因此还要交给公司10万元!”

    这就意味着,只要此人不离开华为,欠华为的钱就会越来越多。

    当然,华为员工在这个过程中并不吃亏,毕竟华为的分红比例是非常高的。如果员工辞职的话,最终这些钱还是能拿到手的。最初,分红的比例高达100%。如此高的分红比例显然是不现实的,因为华为本身也不可能维持如此高的发展速度。随着公司规模的扩大,虽然利润的绝对值增加很快,但从比例上来说,显然不可能达到100%的程度。随后,华为开始下调分红比例。但是,员工的分红依然惊人。

    2010年春节前夕,华为公布了2009年的分红比例。当时,华为股价超过了5元,增值1.35元,而每股分红为1.6元,分红比例超过了30%。与2009年相比,2010年的分红比例更是惊人。据说,2010年虚拟受限股每股分红2 98元,分红比例超过50%。当时很多华为员工表示,“领了分红买宝马”。

    可以说,华为正是通过这种内部配股的方式,将所有华为人捆绑在公司高速发展的战车上,与华为共进退。

    需要强调的是,这种内部配股的负面影响也是存在的。华为曾试图上市,但因为内部股权的错综复杂,错失了上市的机会。按照现代企业的发展规律,华为上市应该是迟早的事情,如何理清内部股权,将成为决定华为上市的关键因素。

    奖金在华为员工收入中的比例同样不小,前文提到的那位于2006年加入华为的员工,2006年的年收入是33000元,年终奖是11000元;2007年的年收入是99800元,年终奖是40000元;2008年的年收入是140350元,年终奖是55000元;2009年的年收入是170650元,年终奖是64000元。粗略估算,仅年终奖一项,在年收入中所占比重就达到了30%~40%。

    华为员工的奖金主要根据绩效考核的结果来确定,内容涉及员工个人季度工作所负的责任、工作业绩及主要完成项目的情况。

    为了保证公司薪酬体系的竞争性和公平性,华为专门聘请了两家国际顾问公司——hayGroup和Mercer,协助公司人力资源部门定期对员工的工资数据进行调查,并根据公司业绩和调查结果对员工薪酬进行调整。

    强激励:从员工到高工

    在华为历史上,最为任正非看好的人物有两个,一个是郑宝用,一个是李一男。任正非评价郑宝用是“千年一遇的人物”、“一个人能顶一万个”。与郑宝用相比,李一男的天才气质更为浓郁。这位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走出来的技术天才,是华为发展史上升职最快的人。

    对这些特殊的人才,金钱并不是第一位的,重用才是最佳的激励。

    任正非在人才管理上存在缺憾,比如曾经对下属又打又骂。但我们不得不承认,他在驾驭人才上颇有一套。

    与大部分企业家不同,任正非的确是一位非常低调的人。虽然华为因为产品性质的特殊性,不需要在媒体上抛头露面,但华为能做到如此程度,应该和他的个性有关。

    任正非在一次讲话中说过,他个人可以低调,但其他华为员工没有必要如此。任正非说这样的话是有背景的,那就是华为开始涉足终端市场,终端市场属于消费品领域,必须和普通的老百姓打交道。在这个市场,必须通过大量的广而告之才能获得消费者的青睐。

    多年来,任正非一直置身幕后,很多曝光率极高的场合,他都让给了其他人。华为成名后,很多国家领导人、省部级领导人到华为参观,任正非通常都不出面,而是将机会给了李一男等人。

    有一个案例就能说明科研人员对见到领导人的态度和看法。《华为人》曾刊登了刘平一篇题为《华为,梦想实现的地方》的文章。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代表公司参加全国科技表彰大会,当我在庄严的人民大会堂接受江泽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时,当我代表公司在崇高的领奖台上从国家领导人手上接过奖状时,心中无限感慨:华为,梦想实现的地方!

    华为曾挂着不少“华为公司技术人员向某某中央领导汇报”的照片,照片中大部分都是李一男的身影,任正非反而置身事外。

    在某种程度上,这样的机会就相当于精神激励。对任正非来说,陪领导人考察公司只是个虚名,但对其他人来说则是荣誉。任正非很清楚事情的本质,他宁愿放弃虚名,让更多的人才走到前台,为公司作出贡献。

    无论是哪个行业的专家,即便是出于对事业发展的需要,也会对权力有所期待。作为联想创始人之一的倪光南,刚加入联想的时候曾提出三个条件,其中之一是不做官。

    然而,当他无法把握自己的研发方向后,还是倾向于索要权力,希望通过权力来保证自己热爱的事业。

    李一男当年和郑宝用发生冲突时,主要原因就是在公司的研发方向上出现了分歧。当这种分歧出现又无法调解的时候,权力的作用就会凸显出来。可见,即便是李一男这样的技术天才,权力和地位也是最好的褒奖和鼓励。由于任正非的信任和看重,李一男在华为的职位升迁如光速一样迅猛。

    让我们梳理一下李一男的职位变动轨迹:

    加入华为第二天,成为工程师;

    七天后,成为高级工程师;

    半年后,成为中研部副总经理;

    一年后,升任中研部总经理;

    26岁,成为华为副总裁。

    如果以时间为单位,李一男升迁幅度最大的一次应该是成为高级工程师,从员工到高工,23岁的李一男只用了短短的七天时间。

    那时候,华为还没有专门的人力资源部门,也不存在绩效考核的说法。李一男之所以能获得如此快的升迁,最主要的原因当然在于他自身的技术实力,而幕后的推手就是任正非。

    作为华为的创始人,任正非从来不吝啬于权力和地位,对于那些真正富有能力、干出实绩的人,他会痛快地将其提拔到更高的岗位上去。

    毛生江曾因为绩效考核不过关,被迫离开市场部代总裁的位置。然而,当他在山东办事处干出实绩后,公司很快就将他调回总部,并且晋升为公司副总裁。

    一位刚加入华为不久的员工,因为写了一篇《千里奔华为》的文章,深受任正非赏识,被提拔为部门副部长。

    从这些案例可以看出,华为在人力资源上的激励强度非常大,有时甚至超出了人们的预期。但需要强调的是,像最后一件案例中提到的升职事件,有点操之过急,有失公允和科学。

    其实,对大企业来说,太过看重某个人或某些人的作用,很容易给企业带来风险。

    当年,任正非对郑宝用和李一男言听计从,尤其是在研发方面,此二人一言九鼎,其他研发人员只有执行的份。后来,郑李爆发矛盾,李一男申请内部创业,北上创立了港湾;郑宝用身体不佳,也退出了管理一线。

    之后,华为研发部门因为缺乏领袖,很长一段时间内都理不出头绪。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此前对郑宝用和李一男太过依赖,导致具有大局观、懂研发管理的人才极为匮乏。

    于是,在任正非的推动下,华为开始实施人力资源变革,希望走上集体管理之路。

    强激励当然不只是正面激励,同样也包括负面激励,比如末位淘汰制。为了保持员工的创业激情,加强企业的执行力,华为一直坚持在绩效考核的基础上实施末位淘汰制。

    (1)绩效考核

    绩效考核是实施末位淘汰制的前提条件。如果不能对每一位员工作出科学合理的评价,就无法进行必要的排位。为此,华为曾引入任职资格考评,推行五级干部考核制度。按照这种考核制度,所有管理人员被强行划分为五个等级,只有三级以上的管理人员才有任职资格。

    据说,人力资源部门在考评到第三级时就考评不下去了,最后不得不向任正非妥协,希望能停止这项制度的执行。

    然而,任正非不仅没有答应,而且强调说,给他们三年时间,一定要评到五级。在任正非的推动下,华为的绩效考核逐渐走上了正轨。现在,不仅考核指标已经量化了,就连考核步骤也被量化了。

    在现有规则下,实施强制分级原则,所有人员必须按照一定比例分为A、B、C、D四个等级。按照规定,属于D级的人数不得少于员工总数的5%。如果属于D级,晋升与薪酬都会受到极大的影响。

    (2)末位淘汰

    在绩效考核开展顺利的情况下,末位淘汰似乎是水到渠成的事情。在实际操作中,末位淘汰制被灵活执行了。

    通常,在绩效考核中排名靠后的员工,会暂时离开原有岗位,参加公司组织的再就业培训。有时候会安排内部创业,其实也就是在内部换一个岗位而已。这从侧面体现了华为的人性化。

    1996年,是华为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执行末位淘汰制。当时,市场部全体人员大辞职,然后再通过竞争上岗。2002年,受It危机的影响,华为再次执行末位淘汰制,然而离开原岗位的人数依然不到5%。汤圣平在谈到那个时期的裁员时说,其实不能叫裁员,而应该叫轮训。

    即便如此,华为仍不敢理直气壮地告诉媒体,反而因担心员工队伍的稳定,任正非亲自出面解释:“我们贯彻末位淘汰制,只裁掉落后的人,裁掉那些不努力工作的员工或不胜任工作的员工。我们没有大的结构性裁员的计划,我们的财务状况也没到这一步。”

    其实,淘汰只是一种说法,并不是说被淘汰的员工就必须离开华为。被淘汰的员工通常有三种归宿:一是调离原工作岗位,到其他岗位工作;二是如汤圣平所说的轮训,轮训完后回原岗位或者换一个岗位工作;三是内部创业,也就是代理华为的商品或者为华为提供普通消费品和日常服务。李一男当初离开华为时,打的也是内部创业的旗号。

    多年来,华为凭借高工资和强激励,延揽了大批技术精英,让华为在短短二十多年间发展成为国际通信巨头。对其他企业来说,既要看到华为人才战略的优点,又要注意其时代局限,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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