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一九六三年三月十一日，早上六点四十分。天很冷，特别是当一个人即将被行刑队枪决之时，更显得寒气逼人。
在福尔·迪夫里堡的庭院中，一根行刑柱插在冰冷的砾石地里。法国空军中校让－马里耶·巴斯蒂安－蒂里站在柱子前，双手被绑在柱子后面。他凝视着二十米开外面对着他的那队士兵，眼中的疑惑慢慢消退。
黑布蒙上了他的眼睛，截断了这最后时刻的阳光。他用一只脚蹭了蹭脚下的砾石，略微舒缓了一下紧张的情绪。士兵们将子弹推入枪膛，拉上枪栓。在二十支来复枪拉开枪栓的咔哒声中，牧师的祷文显得十分虚弱无力。
院墙外，一辆贝利埃特大卡车正鸣着喇叭，想要穿过前面交叉路上一堆驶向市中心的小型车辆。喇叭声刚好盖住了行刑队长官的“瞄准”口令。枪声响起，这座正在苏醒的城市却连一点涟漪都没被激起，甚至还不如空中鸽子拍翅膀的声音维持得长久。喇叭声慢慢消散了，那致命一枪的声音也渐渐消弭在院墙外逐渐喧腾的交通噪音里。
这个军官是“秘密军组织”杀手组的负责人，他一直在寻找机会刺杀法国总统。他的死亡原本被认为是一种终结——随着他的死亡，谋刺总统的活动也应该就此结束了。然而，命运就是喜欢嘲弄人，实际上，它却恰恰标志了一个新的开始。要解释这一点，必须首先回头看看，为什么在这个三月的早晨，在巴黎城外军事监狱的院子里，吊起了一具被打成筛子的尸体。
这一天是一九六二年八月二十二日。在一年中最热的日子里，即使已经是晚上七点，气温仍然有二十三度。整个城市都热得冒汗，巴黎人把抱怨个没完的老婆和哇哇叫的孩子塞进车里，去乡间度周末了。
太阳终于沉落到巴黎宫墙的后面，长长的影子穿过院落，带来了令人舒适的凉爽。此时，有那么几个人正等在巴黎城外。他们决定，有一个人必须死，他就是法国总统夏尔·戴高乐将军。
市民们正准备逃离炎热，去海滩和河边消暑纳凉；而在巴黎富丽堂皇的爱丽舍宫里，内阁会议却仍在进行中。十六辆黑色雪铁龙DS型豪华轿车正停在背阴处。它们首尾相连，形成一个圆圈，占据了茶色砾石铺就的前庭四分之三的空地，靠西侧的墙边是阴影最先盖住的地方。司机们躲在这里阴影的最深处，相互开着无伤大雅的玩笑，等待主人的到来。
今天的内阁会议比平时长，所以抱怨也比往常要多些。直到七点三十分，一个身披链饰、挂满勋章的礼宾官才出现在六级台阶顶端的平板玻璃宫门后面，朝卫兵招手。司机们把手里抽了一半的高卢牌香烟扔在地上，踩进砾石地里。大门两边的安全人员和岗亭里的士兵站得笔直。巨大的铁栅栏门开了。
第一批部长出现在玻璃门后的时候，司机们已经发动了汽车。礼宾官拉开门，内阁成员纷纷走下台阶，互相道着周末好好休息的祝福。汽车按照先后顺序排在台阶下，礼宾官弯腰拉开车的后门，部长们爬进各自的汽车，经过向他们敬礼的共和国卫队士兵，驶出大门，驶向新区的奥雷诺街。
不到十分钟，他们都走了。两辆加长的黑色雪铁龙DS19型轿车还在院子里，慢慢驶向台阶。第一辆车插着标志着法兰西共和国总统的三角旗，开车的是弗朗西斯·马罗克斯，他是一名警察，来自沙托里国家宪警总队培训总部。他生性沉默冷静，从不参与司机之间的玩笑；他开车既快又安全，一直是戴高乐的私人司机。除了马罗克斯，车里没有其他人。紧随其后的第二辆DS19也由一名来自沙托里的宪警驾驶。
七点四十五分，又有一批人出现在玻璃门后面，砾石地上的警卫再一次立正站直。夏尔·戴高乐身着惯常的深灰色双排扣套装，系着黑色领带，出现在玻璃门后。按照老式的礼节，他为伊冯娜·戴高乐夫人拉开门，让她先出去，然后挽着她的手，领着她走下台阶，走向等候着的雪铁龙。他们在车边分开，总统夫人钻进前面那辆车的后座左边，总统从右边上车，坐在她的身旁。
他们的女婿阿兰·德布瓦西厄上校，时任法国陆军装甲和机动部队的总参谋长，检查确认了车的两个后门都锁好后，坐在了前排马罗克斯的旁边。
其他两名陪同总统夫妇走下台阶的官员坐进第二辆车。身材魁梧的亨利·德茹代尔是今天的当值保镖，他是卡比尔人，来自阿尔及利亚。他坐到前排司机的边上，松了松腰际的大左轮枪，重重地靠在了椅背上。从这一刻起，他的眼睛就开始不停地转动。他不是在看前面的那辆汽车，而是在汽车快速行驶中注视着两旁人行道上和汽车转弯时街上的一切动态。第二个人向留下来的当值警卫说了句话，然后钻入车的后排。他就是让·迪克雷，总统的警卫队长。
西侧墙的旁边，有两个戴白色头盔的摩托车手。他们发动引擎，缓缓驶出阴影，朝大门驶去。他们彼此相距十英尺，并排在出口处停下来向后望。马罗克斯将第一辆车驶离台阶，转向大门，开至摩托车警卫的后面，第二辆车也紧随其后。这时是晚上七点五十分。
大铁栅栏门再次打开，这支微型车队经过站得笔直的卫兵，驶入奥雷诺大街，行至大街尽头后，便进入了马里尼街。栗子树下有个年轻人，戴着白色的摩托车专用头盔，站在一辆小型摩托车旁。一看到车队经过，他便从路边骑出，与小车队拉开一段距离后跟踪前进。八月的周末，路上的交通一切如常，总统出行也没有事先通知。只有前导摩托车的警笛声向执勤交警通报着车队的到来。交警们疯狂地吹着哨子，挥着手，及时拦住其他车辆，让车队通过。
车队在林荫道上加快了速度，飞速冲进了克莱蒙梭广场的阳光中。车队笔直地穿过广场，向亚历山大三世桥开去。那辆小型摩托车车手一直跟在官方车队的后面，没遇到任何麻烦。过了桥，马罗克斯跟着领骑的摩托车驶入加列尼将军大道，然后是宽阔的荣军院大道。跟踪的摩托车车手现在知道他要的答案了。他在荣军院大道和德瓦雷纳大街的十字路口处放松了尖叫着的油门，驶向街角的一个咖啡馆。他走进咖啡馆，从口袋里拿出一枚硬币，大步走向咖啡馆后面的电话机，打了一通本地电话。
中校让－马里耶·巴斯蒂安－蒂里等在默东郊区的一个咖啡馆里。他三十五岁，已婚，有三个孩子，在空军部工作。他有着正常的职业和家庭生活，但内心却对夏尔·戴高乐充满深深的仇恨。他认为戴高乐把阿尔及利亚交给阿尔及利亚人是对法国的背叛，是对那些让他在一九五八年重新上台的人民的背叛。
失去阿尔及利亚并没有让巴斯蒂安－蒂里个人损失什么。他这样做并不是出于个人的考虑。在他看来，他是一个爱国者。他坚信，一定要杀死这个他认为背叛了法国的人，以此来表达他对祖国的忠诚和热爱。那个时候，成千上万的人有着和他一样的想法，但很少有人和他一样成为疯狂的“秘密军组织”的成员。这个组织发誓要杀死戴高乐并推翻他的政府。巴斯蒂安－蒂里就是这样一个人。
电话来的时候，他正呷着一杯啤酒。酒吧侍者把电话递给他后，就去酒吧的另一头调电视去了。巴斯蒂安－蒂里听了一会儿，小声地对着话筒说：“很好，谢谢你。”然后便挂断了电话。酒钱已付，他慢步踱出酒吧，来到人行道上，拿出夹在腋下的一卷报纸，小心地打开两次。
街对面的一个年轻女子放下一楼房间窗户上的蕾丝窗帘，转过身对着屋里来回走动的十二个男人说：“是第二条路。”五个年轻人立刻停止绞动自己的手指，跳了起来。他们都不是老练的刺客。
另外七个人年纪要大一些，相比之下没那么紧张。这群人的首脑是这次暗杀行动负责人巴斯蒂安－蒂里的副手——中校阿兰·布格勒内·迪拉·托库奈伊，一个右翼分子，出身于一个拥有土地的士绅家庭。他也三十五岁，已婚，有两个孩子。
屋子里最危险的人物是乔治·瓦坦，三十九岁，宽肩膀，方下巴，是一名“秘密军组织”的狂热分子，以前是一名阿尔及利亚的农业工程师。两年后他再出现的时候，已经是“秘密军组织”最危险的刺客之一了。他腿上受过伤，所以大家都叫他“瘸子”。
年轻女子宣布了消息之后，这十二个人从楼后鱼贯而出，来到房子侧面的路上，那里停放着六辆偷来或租来的汽车。这时是七点五十五分。
巴斯蒂安－蒂里花了好几天亲自研究这次暗杀的地点，测算射击的角度，汽车行驶时的速度和距离以及拦截车队的必要火力强度。他选的地点是解放大街，这条马路很长，笔直地通向小克拉马尔区的主要交叉路。暗杀计划是这样的：第一组由狙击手和协作成员组成，计划在总统的专车到达交叉路两百码前开火。他们将躲在停靠在路边的雷诺小货车后面，这个位置的射击距离和角度极佳，命中率很高。
根据巴斯蒂安－蒂里的计算，当和货车并排的时候，头车会被一百五十发子弹射穿。总统专车停下来后，“秘密军组织”的第二组就从支路上冲出来，近距离扫射，干掉警卫的车辆。两组人一起再花上几秒钟就能处理掉总统等人，然后就冲向停在另一条支路上的三辆车撤离。
作为行动组的第十三个人，巴斯蒂安－蒂里亲自望风。八点零五分，组员均已各就各位。巴斯蒂安－蒂里则悠闲地拿着报纸，站在一百码外的埋伏地点——靠近巴黎方向的一个汽车站旁。第一突击小组的组长塞奇·贝尼耶届时会站在雷诺小货车边，看到挥动的报纸就会向四肢伸开趴在他脚边草丛里的狙击手下达命令。布格勒内·迪拉·托库奈伊会开车拦截警卫，“瘸子”瓦坦则举起冲锋枪扫射。
当小克拉马尔路边的枪机保险打开的时候，戴高乐的车队刚刚冲出拥堵的巴黎市中心，到达郊区宽阔的马路上，这时车队的速度差不多提到了每小时六十英里。
道路豁然开朗的时候，弗朗西斯·马罗克斯看了一眼手表，觉出身后那位老将军有些焦躁不耐，于是开得更快了些。两辆摩托前导车已落到车队后面。戴高乐一向不喜欢这种鸣锣开道的排场，他很乐于一有机会就让他们离开。车队就这样进入了小克拉马尔的勒克莱尔大街。这时是八点十七分。
此时，一英里外的巴斯蒂安－蒂里对他所犯的一个巨大错误毫不知情。个中原委直到几个月后他坐在死囚牢里，才从警察那里得知。在研究刺杀时间表的时候，他查过日历，得知八月二十二日的日落时间是晚上八点三十五分。表面上看起来，即使戴高乐的日程安排比通常的晚，刺杀计划的实施时间也依然充裕。而且实际上，戴高乐的行程的确比预定的时间要晚。但是，这位空军中校查看的日历是一九六一年的。一九六二年八月二十二日的日落时间是八点十分。就是这二十五分钟改变了法国历史。八点十八分，巴斯蒂安－蒂里发现车队飞驰进入解放大街，朝他开来，时速为每小时七十英里。他疯狂地挥动报纸。
一百码外，马路对面的贝尼耶生气地努力透过朦胧的夜色盯着汽车站边那个模糊的身影。“中校挥报纸了吗？”他自言自语道。话刚出口就看见总统专车的“鲨鱼鼻”车头闪过车站，进入视野。“开火！”他冲脚边的狙击手尖叫。枪手开火的时候，车队已经和他们并排了。他们以九十度角射击一个时速七十英里的移动目标。
由于刺客们的射击技术还不赖，车子还是中了十二枪。大多数子弹都从后方打中了雪铁龙，两个轮胎被击中。虽然是自补胎，但突然消失的气压还是让高速行驶的车子东倒西歪，靠两个前轮滑行。这时，弗朗西斯·马罗克斯救了戴高乐的命。
当王牌狙击手，前外籍军团的瓦尔加射中轮胎的时候，其他的枪手正对着逐渐消失在夜色中的汽车后车窗倾泻弹夹里全部的子弹。有些子弹射穿了车身，有一颗击碎了后车窗，贴着总统鼻尖几英寸的地方飞了过去。前座的上校德布瓦西厄转过身，冲着他的岳父大喊一声：“趴下！”将军夫人立刻低下头，趴在丈夫的腿上。将军则冷冷地说：“啊，怎么又来了？”然后扭头向后车窗外看去。
马罗克斯控制着颤抖前进的车轮，缓缓进入滑行状态，同时轻柔地踩下油门。短暂失去动力的雪铁龙重又冲向与布瓦街的交叉口，“秘密军组织”的第二行动组正等在这条支路上。马罗克斯后面的警卫车辆紧跟着，毫发无损。
布格勒内·迪拉·托库奈伊等在布瓦街上，开着引擎。向他冲来的汽车速度留给他的选择很清楚：要么自杀式地拦截汽车，让猛冲过来的金属物体把他碾成碎片；要么合上离合器，半秒钟都别迟疑。他选择了后者。他掉头开出小路，驶上和总统车队并行的车道。和他并行的不是戴高乐的专车，而是神枪手保镖德茹代尔和迪克雷队长乘坐的车。
瓦坦从右车窗探出半个身子，向着前面的DS车后部用冲锋枪扫射。透过破碎的玻璃，他甚至可以看见戴高乐傲慢的身影。
“那些白痴为什么还不还击？”戴高乐生气地问。德茹代尔正试图射击十英尺外那辆车上的杀手，但却被宪警司机挡住了视线。迪克雷冲司机大喊，让他跟上总统。眨眼间，“秘密军组织”的车被甩到了后面。两个前导摩托车手中的一个差点被从小路突然冲出的托库奈伊弄得跌下车来。两辆车稍事调整，都跟了上来。整个车队冲入环形路口，直穿过去，继续向郊外驶去。
那几个埋伏在伏击地点的“秘密军组织”的人来不及互相埋怨，便匆匆扔下行动中使用的三辆汽车，跳上预先准备好用来撤退的车子，消失在逐渐降临的夜幕中。
警卫队长杜克勒通过无线对讲电话，把刚才发生的情况通知了前面的机场。十分钟后，车队到达机场，戴高乐将军坚持直接开到直升机等候的停机坪。车一停，军官和官员一下围拢上来，拉开车门，把浑身颤抖的戴高乐夫人扶下车。戴高乐将军从另一边下来，抖了抖腿上的玻璃碎片，没有理会周围官员慌乱的慰问，绕过汽车，扶住妻子的胳膊。
“来，亲爱的，咱们回家。”他扶着夫人进入直升机，坐在她旁边。最后还对那些空军人员给出了他对“秘密军组织”的评价：“他们枪法太差。”然后便起飞度周末去了，同行的还有德茹代尔。
弗朗西斯·马罗克斯还坐在方向盘后面，脸色灰白，心有余悸地动弹不得。右侧的两个轮胎被打掉了，车子是靠轮圈行驶的。迪克雷低声赞许了他几句，就去收拾残局了。
全世界的记者都在打听这桩刺杀行动。但苦于缺乏素材，他们只能靠自己的猜测来撰写报道。与此同时，法国警方则以国家安全局为首，在特情人员和宪兵总队的支持下，发起了法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侦察和搜捕行动。这次搜捕行动的规模仅次于后来追捕另一个刺客的行动。这个刺客的情况至今不明，档案里用的名字仍然是他的代号——“豺狼”。
九月三日，警方得到了第一个线索。和通常的情形一样，这次的线索也是在一次例行检查中获得的。在里昂市以南的小城瓦朗斯的郊区，从巴黎到马赛的主干道上，警方的路障拦住了一辆私人汽车。车上有四个人。当天，警察拦了数以百计的车，检查身份证件。这次，车上的其中一个人没有带。他说弄丢了。他和其他三个人被带到瓦朗斯进行例行讯问。
在瓦朗斯发现，其他三个人和第四个人没关系，只是答应让他搭便车。那三个人便被释放了。警察将第四个人的指纹发到巴黎，只是想看看他提供的身份是否属实。十二个小时后，信息反馈回来：那些指纹是属于一个二十二岁的外籍军团逃兵的，依军法被判有罪。他提供的名字倒是对的——皮埃尔－德尼·马加德。
马加德被带到里昂司法警察部的地区事务总部。在接待室等候审讯的时候，一个看守他的警察开玩笑地问他：“嘿，你说小克拉马尔是怎么回事？”
马加德无奈地耸耸肩：“好吧，你想知道什么？”
于是，马加德滔滔不绝地说了八个小时。警察都听得目瞪口呆，速记员的笔记用完了一本又一本。他最后说出了参与小克拉马尔行动的每一个人的名字，以及另外九个在谋划阶段承担次要任务或者准备装备的人。一共是二十二个人。追捕行动开始了。这下，警察知道该抓谁了。
最后只有一人逃脱，至今也没被捕获——乔治·瓦坦逃掉了，估计和大多数其他“秘密军组织”的首脑在一起，生活在西班牙，混迹于阿尔及利亚的移民中。
对巴斯蒂安－蒂里和布格勒内·迪拉·托库奈伊以及其他该阴谋的领导人的审讯和起诉的准备工作在十二月完成了。一九六三年一月对他们进行了审判。审判进行的过程中，“秘密军组织”对戴高乐政府进行了另一次全面进攻，法国特情人员也以牙还牙，全力反击。就这样，在愉快的巴黎生活方式背后，在所谓有文化、有教养的外表掩饰下，一场现代史上最激烈、最残酷的地下战争打响了。
法国安全局的全称是“国外情报及反间谍总局”，简称SDECE。它的职责包括国外的间谍工作及国内的反间谍工作，有时候二者互有重叠。第一分局是纯粹的情报工作，下设若干分处，以法文“情报”一词的首字母R命名，分别是：R1，情报分析处；R2，东欧处；R3，西欧处；R4，非洲处；R5，中东处；R6，远东处；R7，美国及西半球处。第二分局主管反间谍工作。第三、第四分局共同组成共产党部，他们在同一间办公室办公。第六分局主管财务，第七分局负责行政。
第五分局的名称只有一个词：“行动”。这个办公室是这场反击“秘密军组织”战争的核心。行动分局总部位于巴黎的东北郊区，坐落在靠近利拉大门的莫尔捷街上一栋毫不起眼的楼房里。数以百计的高手从这里出发，投入到这场战争中去。他们大多是科西嘉人，是现实生活中与小说里的“狠角色”最接近的一群人。他们的体格被训练到最佳状态后，就被送往沙托里训练营。在那里，他们与世隔绝，接受各种严酷的技能培训。他们在那里成为格斗专家，擅长使用小型武器或是徒手格斗，精通空手道、柔道，学习过无线电通讯、爆破、破坏、审讯、刑讯、绑架、纵火和暗杀。
他们有的只会说法语，有的则可以熟练使用好几种语言，在世界各国的首都都能行动自如。他们有权在执行任务时杀人，并且常常使用这种权利。
随着“秘密军组织”的活动日益猖獗残暴，国外情报及反间谍总局局长欧仁·吉布将军最后取消了对这些高手的限制，让他们放手去对付“秘密军组织”。他们当中一些人加入该组织，并且打入了它的最高层。这些人只提供情报，而由其他人负责行动。许多在法国或者其他地方执行任务的“秘密军组织”成员，由于这些卧底提供了消息，很快就被警方逮捕了。有些时候，警察要抓的人无法被诱入法国，他们就在国外被无情地干掉了。许多“秘密军组织”的人无端失踪，他们的亲属认定，他们一定是被行动分局的人杀死了。
对于“秘密军组织”的成员来说，教训是惨痛的。他们咬牙切齿地痛恨这批行动分局的人，称他们为“巴布斯”或是“大胡子”，甚至比痛恨警察还要痛恨这些卧底。在“秘密军组织”与阿尔及利亚的戴高乐当局争夺权力的最后日子里，“秘密军组织”活捉了七名“巴布斯”。后来，这些人的尸体被发现吊在阳台或是灯柱上，耳朵和鼻子都被割掉了。这场地下战争就以这样的方式进行着。至于谁，在哪个地窖里，在谁的手上死于酷刑，这一切，永远都无从知晓。
留在“秘密军组织”外部的“巴布斯”仍然听候安全局的调遣。他们有的在被安全局征召之前是黑社会的职业杀手，都保持着他们的老关系。他们不止一次请他们过去的黑道朋友为政府做点“脏”活儿。这些事让法国开始传言有关“影子警察”（非官方的警察）的说法。这些“影子警察”据推测是由戴高乐总统的得力干将雅克·福卡尔先生直接指挥的。事实上，并不存在“影子警察”。那些事都是由分局的高手，或是临时征召的黑社会头头们干的。
在巴黎和马赛的黑社会里，科西嘉人占绝对优势，在行动分局里也是这样。他们对这种仇杀也略知一二。在那七个“巴布斯”在阿尔及尔被杀之后，一场针对“秘密军组织”的报复行动开始了。正如一九四四年，科西嘉人帮助盟军在法国南部登陆一样。作为回报，他们后来垄断了科特达祖尔的大多数非法生意。后来，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早期，科西嘉人为了法国政府，在这场仇杀中向“秘密军组织”开战。很多“秘密军组织”成员都是在阿尔及利亚出生的法国人，和科西嘉人血脉相近。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场战争几乎就是手足相残。
当对巴斯蒂安－蒂里和他的同伙的审判逐渐成为过去的时候，“秘密军组织”的战争也转入了地下。他们的领袖是安托万·阿尔古上校，曾参与幕后策划小克拉马尔那次刺杀计划。阿尔古毕业于法国一所著名的大学——工业大学，他思维敏捷，精力旺盛。在自由法国时期，他曾是戴高乐麾下的一名少尉，为解放法国与纳粹作战。后来，他在阿尔及尔指挥一个骑兵团。他个子不高，身材瘦削，是一名战绩辉煌的冷血战士。一九六二年，他成为“秘密军组织”海外行动的首脑。
精通心理战的他深知，这场反对戴高乐政权的战斗必须从各个层面进行，比如恐怖活动、外交和公共关系数管齐下。作为战争的一部分，他安排了“秘密军组织”的政治盟友，法国抵抗运动委员会领导人，前法国外交部长乔治·比多与整个西欧的报纸和电视等媒体的一系列见面会，用能“引发尊敬”的措辞向他们解释“秘密军组织”反对戴高乐政权的原因。
阿尔古现在正在运用他的高智商。这个智商曾经使他成为法国陆军最年轻的上校，而现在，则让他成为“秘密军组织”中最危险的人物。他为比多安排了一连串与主要电视台和报纸记者的见面。在这些见面会上，这个老道的政客可以为“秘密军组织”那些不那么冠冕堂皇的暗杀行动披上正义的外衣。
阿尔古的宣传活动被比多执行得非常成功。法国政府对它的震惊程度不亚于对那些恐怖活动以及遍布法国全国电影院和咖啡馆的塑料炸弹爆炸案。正在那个时候，二月十四日，另一起刺杀戴高乐的阴谋被发现了。戴高乐原定于次日在军事学院的战神广场发表讲话。刺杀计划是：戴高乐一进入大厅，躲在附近房子屋檐下的刺客就朝他背后开枪。
有三个人在这次事件后被捕：让·比雄、炮兵上尉罗贝尔·普安纳德和一名军事学院的英语教员波勒·鲁斯莱·德利菲雅克夫人。枪手按计划应该是乔治·瓦坦，但这个“瘸子”又一次逃脱了。在普安纳德的房间发现一支有红外瞄准镜的步枪。三个人都被捕了。据他们在后来的审讯中供述，为了把瓦坦和他的枪偷运入学院，他们找过准尉马里于斯·托，后者直接报告了警察。十五日，戴高乐按照预定的时间，准时参加了军事典礼。不过令他有些不悦的是，他不得不乘坐一辆装甲汽车抵达。
这次的阴谋刺杀行动业余得超乎想象，但仍然让戴高乐很生气。第二天他把内政部长弗赖叫来，拍着桌子训斥部长要对国家安全负责，“暗杀勾当实在是太猖狂了！”
弗赖决定在“秘密军组织”的最高层里来个杀一儆百。他对最高军事法庭正在进行的对巴斯蒂安－蒂里的审判结局十分放心，因为蒂里已在被告席上竭力解释，为什么他认为夏尔·戴高乐应该死。这一点就足够判他死刑了。但是这种杀鸡儆猴的事情还应该再多一些。
二月二十二日，一份安全局第二分局（反间谍和国内安全局）局长写给内政部长的备忘录副本被送到了行动分局局长的办公桌上。全文摘要如下：
我们已成功破获此次颠覆活动并获知一名主要头目的下落，此人为前法国陆军上校安托万·阿尔古，现已逃往德国。现据当地情报，他要在那里逗留数日……
目前情况下，对阿尔古采取行动并将其逮捕是可能的。鉴于我方反间谍局对德国相关安全负责机构提出的官方请求已被拒绝（该机构目前期望我们的特工只能跟踪阿尔古和其他“秘密军组织”领导人），因此，本次针对阿尔古的行动必须以最快速度进行，并许其便宜行事。
这个任务交给了行动分局。
二月二十五日下午，阿尔古在罗马和其他“秘密军组织”领导人会面后回到慕尼黑。他没有直接回乌纳特尔街的公寓，而是搭乘出租车去了伊登·伍尔夫酒店。之前他在那里订了间房，显然是准备开个会。不过他再也出席不了这个会议了。在酒店的大堂里，两个操纯正德语的人上来搭讪。他开始以为他们是德国警察，就伸手到胸前口袋里掏护照。
忽然，他的双臂就像被老虎钳子夹住一样，被紧紧箍住，双脚离地，被迅速架到外面停着的一辆洗衣店的面包车里。他两脚乱踢，招来一连串法语的咒骂，一只粗硬的手猛击他的鼻子，另一只则重重地打在了他的腹部。有根手指点中他耳后的神经节，他就像被关了开关的灯，眼前一黑，顿时就晕了过去。
二十四小时后，位于巴黎凯德索菲弗街三十六号的法国司法警察部，一部电话响了起来。一个沙哑的声音对接电话的值班警官声称他代表“秘密军组织”，并说：“安托万·阿尔古在CID大楼后面的一辆面包车里，已经捆结实了。”几分钟后，面包车门被打开，阿尔古跌跌撞撞地走出来，围拢过来的警官都惊呆了。
他的眼睛被蒙了二十四小时，眼前模糊一片，要有人扶着才能站得住。他的脸上满是鼻血干后的血痂，嘴里的东西被警察扯出后嘴巴仍然很疼。有人问他：“你是安托万·阿尔古上校吗？”他嘟囔道：“是的。”行动分局的人在昨天夜里成功地将他偷运出德国国境。至于用匿名电话通知警务人员，“包裹”就在警局自己的停车场里，则只是他们在工作中的幽默。他一直被关押到一九六八年才释放。
但有件事行动分局的人没想到，逮捕阿尔古虽然使“秘密军组织”士气大为低落，但却为他的影子副手马克·罗丹中校领导刺杀戴高乐的行动铺平了道路。这个人虽然籍籍无名，但却同样精明强干。从很多方面来讲，这个买卖都不划算。
三月四日，最高军事法庭对让－马里耶·巴斯蒂安－蒂里进行宣判。他和其他两个人被判处死刑，同时被判处死刑的还有仍逍遥法外的“瘸子”瓦坦。
三月八日，被告律师提出减刑请求，戴高乐将军一声不吭地听了三个小时，然后将其中两人改判为终身监禁，而巴斯蒂安－蒂里则维持原判。
当晚，律师把最后的判决告诉了这个空军中校。
“定在十一日。”律师告诉他的委托人。后者不相信，继续报以微笑。律师脱口而出：“你将被枪决。”
巴斯蒂安－蒂里摇摇头，依然保持微笑。
“你不会明白的，”他告诉律师，“没有哪支法国士兵的队伍会将枪口对准我。”
他错了。第二天早上八点，法国第一欧洲广播电台播报了枪决的消息。在西欧大部分的地方，只要愿意收听的人都能听到这条消息。在奥地利一家小旅馆的房间里，这则消息触发了一系列计划和行动，使戴高乐将军比他毕生事业中的任何时候都更接近死亡。住在这间房间里的人就是马克·罗丹中校，“秘密军组织”的新行动首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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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